“有手提箱卖吗？”
“噢，有一些，估计不超过两百个吧。一直往后走，往右看。”
“我要是买一个的话，能不能在这儿放几个小时，先去买点儿东西？”
“我五点钟关门，”他说，转过脸看看太阳。
“之后你得自己看管了。”
<h3>4</h3>
我花了阿尔的两张老美钞买了个皮质手提箱，放在垮掉的一代的柜台里，然后朝美茵大街走去，公文包不停蹭着膝侧。我朝绿色前线里面瞥了一眼，看见店员坐在收银机旁读报纸。没有看到穿着黑色外套的家伙。
购物区只有一个街区长，想迷路都难。我来到距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三四个店面的鲍默理发店。
一个红白相间的理发店招牌在玻璃橱窗里转动。
边上是一张政治海报，上面是埃德蒙·马斯基[39]。
我记得他是个疲惫不堪、肩膀倾斜的老人，但这个版本的他看上去年轻得像是还没到选举年龄，更不要说当选了。海报上说，“把埃德蒙·马斯基送进参议院！投民主党！”有人用明亮的白色带子在底下缠了一圈。上面用手工打印着“有人说缅因州做不到，但我们做到了！下一步：汉弗莱[40]，1960！”
里面，两个老头靠墙坐着，理发师正在给另一个年纪与他们相仿的老头剃光头。两位等待的人都像火车头一样喷着烟。理发师也是（我想是鲍默），一边理发一边眯着一只眼睛，躲开升腾的烟雾。四个人都用我很习惯的方式打量着我：不甚怀疑、又带着评价的表情，克里斯蒂曾经称之为美国佬的怒视。发现很多东西没有改变的感觉很棒。
“我不是镇上的，但是个朋友，”我对他们说。
“一辈子都投民主党。”我举起手，做了个“帮帮我吧上帝”的手势。
鲍默开心地哼了一声。烟灰从烟头上跌下来。
他把烟灰从工作服上掸到地上。地上几根被踩碎的烟头夹杂在碎发中。“哈罗德是个共和党。你得小心他咬你。”
“他没戴假牙，”另外一个人说，他们都笑了。
“打哪儿来的，先生？”共和党哈罗德问道。
“威斯康星。”我先发制人，拿起一份《男性的冒险》杂志，以防对话继续进行下去。封面上，一位近于人类的亚洲绅士一只手戴着手套，拿着鞭子，正在靠近一位优美地绑在柱子上的金发美女。与之对应的故事叫“日本太平洋上的性奴隶”。
理发店里，爽身粉、润发油的气味和烟味完美融合。
等到鲍默示意我坐到椅子上时，我已经深深扎进了性奴隶的故事里。故事没有封面上那么激动人心。
“来旅游吗，威斯康星先生？”他一边问，一边把一块白色人造纤维布铺到我胸前，又在我脖子上围了个纸垫圈。
“对，”我诚实地回答。
“那么，你真是来到了上帝的国度。想留多短？”
“短到我看起来不会像个”——嬉皮士，我差点说出口，但鲍默肯定听不懂那是什么——“像个垮掉的一代。”
“让它有点儿过界，我猜。”他开始修剪。“再修长一点儿你看起来就跟经营快乐白象的那个娘娘腔一样了。”
“我不想那样，”我说。
“不，先生，他的头发很难看，那个人。”
那个家伙。
鲍默完事后，用粉擦了下我脖子后面，问我要不要维坦丽思、布莱尔克里姆或者野根发乳，要价四十美分。
我付了账。
<h3>5</h3>
我在故乡信托存了一千美元，没有招来大惊小怪的目光。可能新理的头发帮了忙，但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这是在使用现金购物、信用卡还处在萌芽状态的社会……我可能被认为是节俭的北方佬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出纳员，头发扎成卷，脖子上戴着贝雕，数了我的钱，把数目登上账，把副经理叫过来。经理又数了一遍，看了一眼账目，然后写了一张收据，上面有存款金额和活期账户上的总额。
“您要是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随身携带的支票数额太大了，安伯森先生。您想开个储蓄账户吗？我们现在的利息是百分之三，按季度计算复利。”他睁大眼睛，向我展示这有多划算。他看起来像以前的古巴乐队指挥泽维尔·库加特[41]。
“谢谢，但是我有好几笔生意要交易。”我压低声音，“地产交易。或者我希望能交易。”
“祝您好运，”他说，也把声音降到保密的声调。“洛兰会帮您准备好支票。五十面额的可以吧？”
“五十的可以。”
“稍后，我们可以在支票上印上您的姓名和住址。”他扬起眉毛，变成了商榷的口气。
“我会在德里。保持联系。”
“好的，我会在德雷克塞尔，8-4777。”
直到他从窗口里丢出一张名片，我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上面印着格雷戈里·杜森，副经理，还有“德雷克塞尔，84777”。
洛兰准备好我的支票和一本人造鳄鱼皮支票簿。我谢过她，把东西放进公文包。几位出纳员正在用加法机工作，但其他的交易都是靠笔和体力完成。我突然想，除了个别情况外，查尔斯·狄更斯肯定很习惯这儿的生活。我还想，生活在过去就像生活在水下，通过一根管子呼吸。
<h3>6</h3>
我在梅森男装店买了阿尔推荐的衣服，店员告诉我说，他们非常乐意接受支票，只要能在当地银行支取。感谢洛兰，我能在这方面施惠。
我回到快乐白象家具店，把三袋东西装进新手提箱，垮掉的一代默默地看着我。我关上手提箱的时候，他终于给了意见。“有趣的购物方式啊。”
“我猜也是，”我说。“但这是个有趣的旧世界，不是吗？”
他咧嘴笑了。“我想，是个大赌注。来划我的手，杰克逊！”他伸出手，掌心朝上。
一时间，就像猜测德雷克塞尔后面加几位数字是什么意思一样，我突然想起了《列车女》，明白了垮掉的一代是在做五十年代版本的碰拳头。
我用手从他手上拉过，感觉到他的体温和汗，心想：<i>这是真实的，这正在发生</i>。
“皮肤，”我说。
<h3>7</h3>
我穿过马路，回到泰特斯雪佛龙，一只手提着新装满的手提箱，另一只手拎着公文包。我上午才从2011年的世界来到这里，却已疲惫不堪。
加油站和邻近的停车场之间有间电话亭。我走进去，关上门，阅读老式公用电话上手工打印的标牌：“注意，电话现在承惠一角钱”。
我查看当地电话簿的黄页，找到了里斯本出租车公司的电话。公司的广告是一辆卡通出租车，前灯变成了眼睛，进风栅上有个大笑脸。广告承诺“快捷而文明的服务”。我觉得听起来不错。
我翻找零钱，找到的第一样东西却是本不该带到这儿来的东西：诺基亚手机。按照我出发的年代的标准来判断，手机很古老了——我已经打算换个iPhone——但在这儿根本无用武之地。要是有人看见的话，可能会问上百个我回答不上来的问题。我把手机装进公文包里。目前放在里面是没问题的，我想，但我最终肯定得把它处理掉。带着它无异于带着未引爆的炸弹到处走。
我找到一角钱，塞进投币槽，硬币直接从返回槽里掉了下来。我把它取出，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跟我的诺基亚手机一样，它来自未来。
这是铜合金，实际上根本不超过一美分。我拿出所有的硬币，翻找出一枚1953年的一角硬币。很可能是我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买根汁汽水时的找零。我把它投进去。突然，一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
要是我的2002年硬币卡在电话机里没有掉出来怎么办？要是维护里斯本公用电话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工作人员发现了怎么办？
<i>他可能会以为这是个玩笑，仅此而已。只是个精心设计的闹剧。</i>
我有点儿怀疑——硬币太完美了。他可能会给大家看；最终可能会成为新闻见诸报端。我这次真的是幸运，但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我得小心。我又想到了手机，更加不安。然后我把1953年的一角硬币投进币槽，电话出现了拨号音。
我缓慢小心地操作，回想自己是否用过旋转拨号盘。我想没有。每次我松开手指，拨号盘转回去时电话就发出奇怪的咯咯的声音。
“里斯本出租车，”一个女人应答道，“一切为您舒心。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h3>8</h3>
等出租车的时候，我在泰特斯的停车场里浏览了一番。我被一辆1954年的福特敞篷汽车吸引了——驾驶座一侧的镀铬前灯下面写着“森利纳”。
这辆车配有白边轮胎，实实在在的帆布顶棚，《列车女》里的酷女郎肯定会把它称作敞篷汽车。
“这款车不错，先生，”比尔·泰特斯从我身后说道。“跑起来像着火的房子，这一点我可以亲自证明。”
我转过身。他正用一块红布擦手，布跟他的手看起来一样油。
“门槛板上生锈了，”我说。
“是的，嗯，这种天气。”他耸了耸肩，意思是“你有什么办法”。“关键是，发动机极好，轮胎也几乎是全新的。”
“V-8发动机？”
“Y型，”他说，我点点头，装做很懂的样子。
“从达拉姆的阿琳·哈德利那儿买的，在她丈夫死了之后。要是比尔·哈德利只晓得做一件事的话，那就是怎么养车……不过你不认识他们，你不是这儿的，对吧？”
“不是，威斯康星的。乔治·安伯森。”我伸出手。
他摇摇头，笑了。“很高兴见到您，安伯森先生。但我不想把您的手沾上油。就当握过了吧。
您是要买还是看看？”
“我还不知道，”我说，但这么说很不真诚。
我想，森利纳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酷的车。我张嘴想问他跑了多少里程，很快发现这个问题，在一个两美元就能加满油箱的世界里几乎毫无意义。
我改问他这是不是标准车型。
“噢，是的。要是开二档的话，您得小心警察。
这家伙跑起来飞快。想开出去遛遛吗？”
“不用了，”我说。“我刚叫了辆出租。”
“那可不是旅行的好办法，”泰特斯说。“您要是买下这辆车的话，您就能时髦地回威斯康星，再也不用担心火车了。”
“要多少钱？这辆车的挡风玻璃上没有标价。”
“没有，前天才买来的。还没来得及。”他掏出烟。“我想卖350，但实话实说，可以还价。”
我咬紧牙关，防止下巴掉下来。我告诉他我会考虑的。要是考虑合适的话，我说，我明天会回来。
“最好来早点儿，安伯森先生。这辆车不会停在这里很久的。”
我又感到安心了。我有公用电话没法识别的硬币，这儿的银行服务主要是手工进行，我拨号的时候电话会发出奇怪的咯咯声音，但有些事情没有变。
<h3>9</h3>
出租车司机是个胖子，戴着扁帽，帽子上写着“注册出租”。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好运牌香烟，收音机被调到WJAB电台。我们听了麦圭尔姐妹[42]的《甜蜜时光》，艾佛利兄弟[43]的《猎狗》，和一个叫做谢布·伍利[44]的家伙的《紫色食人兽》。那首我本来可以不听的。每放两首歌，一个跑调的女人三重唱就会唱：“1440，WJAB……大杰博电台！”我知道了罗曼劳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夏季季末大甩卖，F.W.伍尔沃思刚得到一笔新的呼啦圈订单，价格是1.39美元。
“鬼东西，只会教孩子们扭腰，”司机说。
他把烟塞出车窗，让风吹走烟灰。从泰特斯雪佛龙到塔马拉克汽车旅馆，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我摇下玻璃，逃离烟雾，看着一个不同的世界从眼前驶过。里斯本福尔斯镇和路易斯顿市界之间没有杂乱无章的城市边缘建筑。除了一些加油站，高帽子免下车餐馆和露天影院（屋顶上的招牌是双片连映，《迷魂记》和《夏日春情》——都是立体声宽银幕彩色电影）之外，剩下的是纯粹的缅因乡村。我看到的牛比人多。
汽车旅馆坐落在公路边上，被高大雄伟的榆树荫庇着，看起来并不像一群恐龙，却相差不大。
我呆呆地看着，注册出租先生又点了一支烟。“需要帮忙拿包吗，先生？”
“不用了，我能行。”计费表上的车费不像榆树那么壮观，但足以让人恍然大悟。我给了司机两美元，让他找我五十美分。他看上去很满意，小费足够他买一包好运牌香烟了。
<h3>10</h3>
我登了记（在这一点上没有问题；把现金放在柜台上，不需要身份证），在房间里好好睡了一觉。房间的空调只是台装在窗台上的风扇。我醒来感到很精神（好），之后却发现晚上睡不着了（不好）。太阳落山以后，路上的车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安静得令人不安。电视机是真力时牌台式机，重量肯定不止一百磅。顶上放着一对室内天线。靠在天线上的标牌上写着：“用手调节天线，请勿使用锡箔纸，管理员致谢！”
电视有三个台。全国广播公司旗下的电视台上面有太多雪花，不管我怎么摆弄天线还是没法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台的图像不停跳动，调节垂直静止也没用；美国广播公司台十分清晰，正在播放《怀亚特·厄普的传奇人生》，由休·欧布莱思[45]主演。他杀了几个逃犯，然后总督香烟的广告就出现在屏幕上。史提夫·麦昆[46]说，总督烟有思想者的过滤嘴和吸烟者的品位。他点烟的时候，我起床关掉电视。
剩下的只有蟋蟀的声音了。
我脱得只剩短裤，躺下，努力睡着。我想起了爸爸妈妈。爸爸现在六岁，住在缅因州欧克莱尔；妈妈只有五岁，住在爱荷华州的农舍里，三四年后，农舍被大火夷为平地。她的家人会搬到威斯康星，离最终产生我的人生交叉路口更近了一步。
<i>我疯了，</i>我想，<i>在某个地方的精神病医院里，疯了，产生严重的幻觉。或许医生会把我写进精神病杂志。不是《错把妻子当帽子》</i><b><i>[47]</i></b><i>，而是《错以为自己身处1958</i><i>年的人》。</i>
我用手抚摸拷花布床单，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想起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但奥斯瓦尔德仍然属于未来，在这博物馆一般的汽车旅馆房间里，让我烦恼的并不是他。
我坐在床沿上，打开公文包，拿出手机。这个穿越时空的物件在这儿毫无用武之地。尽管如此，我仍不由自主地翻开手机，按下电源键。“没有服务”的字样在屏幕上弹出来，当然——我期待什么呢？五格信号吗？一个悲哀的声音说道，<i>回家吧，杰克，在你造成无法复原的损害之前回家吧。</i>愚蠢、迷信的想法！即便我造成损害，我也能复原，因为每次拜访都是一次重置。你可以说，时空穿越有个内置的保险开关。
这令我相当鼓舞。但是，在彩色电视机是消费电子领域内最先进突破的世界里持有这样一款手机却丝毫不令人鼓舞。要是被人发现，我不会被视为巫师而处以绞刑，但很可能被当地警察逮捕，关进大牢，直到约翰·埃德加·胡佛[48]的爪牙来到华盛顿讯问我。
我把它放在床上，然后从右前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零钱。我把硬币分作两堆。将1958年以前的硬币放回口袋，之后的硬币装进我从桌屉里找出的信封里（一起放进去的还有吉迪恩圣经和高帽子餐馆外卖菜单）。我穿上衣服，拿起钥匙，离开房间。
外面蟋蟀的叫声更加响亮。一轮残月悬在空中。月辉之外，群星从未这么亮这么近。196号公路上一辆卡车嗡嗡驶过，其后公路又恢复宁静。
这就是乡村，沉睡中的乡村。远处，货运火车的呼啸撕裂了夜空。
院子里停了两辆车，周围黑漆漆的。办公室也是黑漆漆的。我像个罪犯似的走进汽车旅馆后面的田野里。修长的野草扫着我的牛仔裤脚，发出嘶嘶的声音。明天我就会换上新买的班纶丝宽腿裤。
光滑的铁丝栅栏围着塔马拉克汽车旅馆的边缘。外面是个小水池，农村人称之为水塘。水塘附近，五六头牛在温暖的夜里酣睡。当我从栅栏底下穿过朝水塘走去时，其中一头抬起头看着我。
但它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又把头低下去。当我把诺基亚手机扔进水塘时，它没有抬头。接着，我把装有硬币的信封封起来，也扔掉了。然后我原路返回，在汽车旅馆后面停了一下，以确认院子里没人。确实没人。
我走进屋子，脱下衣服，立刻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