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执政期间，联邦政府以及全美大约一半的州政府开始减少监狱中被单独监禁的囚犯的数量——但是，这其中并不包括维斯特兰州。

按照维斯特兰州法律规定，重刑犯和死刑犯“在被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应当”被单独监禁，而狱警也乐于把经常挑战监狱规则的违法乱纪者、刺头和罪大恶极的杀人狂送进单独牢房，以便使管理更加方便。

所以毫无疑问，赫斯塔尔·阿玛莱特，这个被判一级谋杀未遂成立，刑期被称之为有期、但是考虑到他的年龄最好根本当终身监禁理解的新晋犯人，被带往位于维斯特兰市北部的新塔克尔联邦监狱的时候，理所当然地被安排进了单人牢房。

所谓的“新塔克尔”在语义上是与“旧塔克尔”相对应的，“塔克尔”曾是维斯特兰的一间疯人院。塔克尔疯人院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之间曾收治过无数精神病患者，这里的医生很有效率地切除了他们的脑叶白质，至少从表面上，这种疗法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塔克尔联邦监狱依托着已经废弃的医院的旧建筑物建立了起来，并在新世纪来临前规模扩大了数倍。但是直到今日，新塔克尔联邦监狱的死刑犯和重刑犯们仍住在差不多有两百年历史的旧建筑物中，这些有着厚实的石头墙面的老房子天然地潮湿、阴凉、采光不佳，狱警之间流传着死了一个世纪的精神病人晚上在走廊里游荡的传闻。

赫斯塔尔的单人牢房不过一个停车场大小，只有一张硬邦邦的单人床、布满水锈的小洗手池和一个肮脏的马桶，实际上这些玩意能挤在一个空间里已经十分叫人叹为观止了。单独监禁的囚犯们一天差不多有二十三个小时是在这个空间里度过的，每天一小时的放风时间和普通囚犯完全分开，收信和与人见面的次数也遭到严格限制。

赫斯塔尔当律师时就听过那样的传闻：有些死刑犯宁可死刑时间提前也不愿意长久地单独监禁，这并不奇怪，长久的死寂、黑暗和孤独令人发疯。

他在判决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做好了面对这样的生活的准备，但是没想到在刑期开始之后的第二天就迎来了第一个客人——狱警拉开铁门的时候面无表情，令人望而生畏。

“出来，阿玛莱特。”狱警说道，声音冰冷，公事公办，“有人要见你。”

——奥尔加说：“我觉得这不行。”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用叉子戳着盘子里的炒鸡蛋：安妮·布鲁克不但是个优秀的医院护工，而且做饭水平也相当出色——而且奥尔加出乎意料地能容忍她那些“未曾看穿真相的”提问，对于明显认为世界上只分为“蠢货，我能容忍的蠢货，我”这三大类人的奥尔加来说，这相当不容易；按奥尔加自己的说法，这是因为“有的人会在不懂的同时老老实实听你说话，但是有人在不懂的时候还要发表过多的意见”，亨特认为这话可能针对她在FBI的时候所有无法好好相处的同事。

总之，她们两个的相处模式可以说是相当的和睦，亨特怀疑奥尔加已经打算长期雇佣她了。

现在，当亨特和米达伦——又逃课了的米达伦，今天才刚刚周四——在奥尔加的桌子边上谈论起他们的奇遇的时候，这位安妮·布鲁克小姐也慷慨地为他们提供了早餐。

“为什么不行？不能把我们发现礼拜日园丁出没地点的事情告诉哈代吗？”亨特迷惑不解地问道，“我们亲眼看见他杀了一个人——甚至有可能是两个人。”

奥尔加往嘴里塞了一口炒蛋，含混地开始解释：“你们两个完全没意识到昨天晚上你们惹到了谁，对吧？”

——坐在她对面的两个人用一模一样无辜表情看着她。

奥尔加长长地、夸张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认命似的说：“她跟你们说她叫什么名字？”

“加布里埃尔·摩根斯特恩，我记得很清楚。”米达伦迅速回答道，“这是个外国名字，对吧？她的口音不像是美国人……她是德国人吗？”

奥尔加摇摇头，用如同向小学生提问的老师那样循循善诱的语气问道：“你听说过霍克斯顿王国吗？”

“呃……一个东欧的国家？”米达伦和每一个地理没学好的人一样不太确定地回答道。

“北欧，霍克斯顿在德国的北方，对吧？”亨特倒是说，他寻求确认一般地看了奥尔加一眼，“就是前几年出了个挺有名的恐怖袭击事件的那个国家？”

霍克斯顿王国在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上都很容易被人忽略，就跟大部分地图上永远没有新西兰一样；它的地理面积很小，本地没有什么特别出名的名胜古迹，也不曾诞生什么震惊世界的科技成果和文学大家；实际上，要不是这个国家在多次普丹战争的拉锯战中出乎意料地选择独立，它现在八成应该是德国的一部分。

人们一般只可能从三个途径听说这个国家的名字：

第一，人人都喜欢看王室八卦，如同任何一个保留了君主制的欧洲国家一样，霍克斯顿的王室也难逃频频被登上八卦报纸的命运。

第二，很多警察和相关研究人员会知道：这个国家虽然没有什么出名的特产，但是凭一己之力垄断了近半个欧洲的军火交易市场，各国的黑手党手上都拿过从维斯特兰走私而来的非法枪械，怪不得有人管这个国家叫“欧洲墨西哥”。

第三，这个国家在2015年左右发生过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案件，自911之后，很久没有恐怖分子把袭击搞成那么大仗阵了。

亨特就是通过第三种途径知道霍克斯顿这个国家的，直到现在他还依旧记得当年报纸和网络上狂欢一般的报道：一个名叫伊莱贾·霍夫曼的极端原旨主义邪教分子炸毁了两座教堂，绑架了一个红衣主教，并且在试图炸毁第三个教堂的过程中被击毙。这件事让霍克斯顿政府和梵蒂冈一起颜面扫地，而梵蒂冈主要颜面扫地在，他们事后把此案中涉及到的另外一个邪教分子给封为真福者了。

奥瑞恩·亨特对霍克斯顿的了解只限于这些小八卦，而奥尔加要说的显然不是这个。她说：“我听说的名叫加布里埃尔·摩根斯特恩的人只有一个，这个人实际控制着一个以霍克斯顿为中心的黑手党集团‘施威格家族’，那也是欧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

她说完这句话，安妮恰好端着自己的早餐走进餐厅来，她显然没想到为什么烤个吐司的工夫，餐厅里的话题就从米达伦的夜店之旅变成黑手党故事了，于是发出了一个疑惑的声音：“……啊？”

而米达伦则非常跑题地问道：“为什么一个姓摩根斯特恩的人控制的黑手党叫‘施威格家族’？”

……这个问题乍一听确实非常有道理，但是亨特只感觉槽多无口。他依然记得前一天见到的那个女人：异常美艳，而且看上去十分年轻，仿佛只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当然，也有可能是化妆品的功劳。总之，虽然他和对方一见面就意识到对方的背景并不简单，但是说她是个跨国犯罪组织的老大，还是有点过于魔幻了。

亨特想了想，然后艰难地说：“……如果她真的是个国际罪犯，怎么没在一入境的时候就被抓？”

“这个嘛，讲起来挺复杂的，我可以跟米达伦那个问题一起回答。”奥尔加愉快地说，津津有味到好像一天之后就把自己的朋友被判一级谋杀然后被扔进监狱这件事抛之脑后了，“前几年我去参加某个国际刑警组织的会议的时候，听他们讲过摩根斯特恩的故事。”

“什么故事？”完全错过了对话的前半段的安妮一边吃牛奶麦片一边问，“有浪漫元素吗？”

“恐怕没有，”奥尔加想了想，回答，“不过应该有美人努力工作最终走上人生巅峰的情节，就像《律政俏佳人》一样。”

赫斯塔尔被狱警直接带到了典狱长办公室，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典狱长：一个长着发黑的巨大眼袋的微胖男人，这位光看长相就不讨喜的家伙坐在办公桌后面，向着赫斯塔尔露出一个笑容。

这个人应该尽可能地想要做出一个和善的表情，但是光这样看就显得他不怀好意。赫斯塔尔听说过这样一个传闻：斯特莱德和这位典狱长私交不错，因此在审判前在监狱里度过的那段时间日子过得还不错，将这个穿越和现状联系在一起，事情就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了起来：假设这位典狱长真的和斯特莱德关系不错，赫斯塔尔不认为对方会对他有多好的态度。

而办公室里还站着另外两个人，是没穿制服的陌生面孔，这两个人可能才是今天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关键。

“阿玛莱特先生，您好。”为首的那个女人率先说道，因为赫斯塔尔手腕上戴着手铐，所以她那个向前倾身的动作因为不能握手而显得有点别扭；但是她显然不在意，很快站直了，“我是维斯特兰州立大学生物与医药实验室的研究员，珍妮·格里芬；这位是我的同事，杜登·科奥斯。”

赫斯塔尔谨慎地看着这两个看上去绝对不会出现在监狱这种环境里的实验室研究员：“您好。”

珍妮·格里芬是个个子高挑的女士，皮肤白皙，长着一头深金色的长发，五官棱角瘦而长，让她的面部看上去有些奇怪。而杜登·科奥斯则是一副完全符合刻板印象的研究员长相：乱蓬蓬的、纠结的黑发，厚重的黑框眼镜，因为内心或者怯懦而微微向内缩的肩膀。

“——是这样。”

珍妮·格里芬完全没有客套，直接单刀直入地开口了，完全没有争取到说一句话的机会的典狱长在他们身后尴尬地微笑。

“我和杜登负责一个研究人体内的各种激素水平与人的情绪、性格尤其是暴力倾向等心理问题之间的关系的课题——用比较简单地语言描述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们通过集中药物调节人体内的激素水平，进行对照试验，然后现在正处于……”

这位女士谨慎地停顿了一下，而赫斯塔尔就在这个时候明白了。

“你们需要志愿者？”赫斯塔尔皱着眉头问道。

这种情况有些罕见。当然，是有些人会自愿成为药物临床实验的志愿者——他们往往能从这些实验中拿到一大笔钱——但是，这些研究员怎么会找到联邦监狱来。

珍妮·格里芬露出了一个有些局促的笑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吧。”

与此同时典狱长终于找到了插话的机会：“新塔克尔联邦监狱和维斯特兰州立大学生物与医药实验室在去年为一项长期合作签订了协议，检察官办公室也参与了这项协议各种条目的制定……简单地说，这所实验室中的各项试验在被证明完全安全的情况下可能会需要志愿者，你应该知道，如果他们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可能需要付出大笔酬金；但是如果向联邦监狱的犯人发布招募令则不然，我们会把现金换成各种服刑人员更需要的奖励：就比如说适当减刑、更换牢房、亲属探视的机会等等。”

在说这段话的过程中，典狱长一直观察着赫斯塔尔的面部表情，他吞咽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当然正如我说，这一切都是完全自愿的。这次格里芬女士的临床实验需要招募志愿者，我们打算从重刑犯里筛选志愿者，如果你对这个机会没兴趣的话，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联系别人。”

“主要是因为这次实验的药物虽然安全，但是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一系列不适，”珍妮·格里芬适当地解释道，“实际上，我们三个月前在联邦监狱的一些志愿者中间进行过一次实验，这次已经是调整各种药物成分的第二次实验。”

赫斯塔尔沉默了一下，他没有马上拒绝，也没有答应，只是说：“我需要看一下你们提供的文件。”

——事实证明，加布里埃尔·摩根斯特恩的故事一点也不《律政俏佳人》。

加布里埃尔的父亲名叫奥古斯特·施威格，是霍克斯顿赫赫有名的黑手党老大，就是人们的想象中类似于《教父》电影里会出场的那种角色。这位先生年轻的时候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一手把施威格家族缔造成全霍克斯顿最大的黑手党，不过他的诸多优点之中绝不包括忠贞不二：这位施威格先生前后娶了四任妻子，还有一大票情人。

加布里埃尔的母亲则是一个高级妓女，施威格先生流水般的情人之一。时至今日，她母亲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只能肯定她肯定姓摩根斯特恩——虽然这个姓氏也不见得是真的。

加布里埃尔是在这个绝望的女人试图留下逐渐玩腻她的金主的过程中出生的，如同大部分高级妓女一样，她的母亲显然认为安安心心做一个黑手党老大的情人前途要光明很多。这是这个可怜的女人在孩子出生之前就被施威格先生抛弃了，出于某种不为人知的考虑（有人认为实际上是这位女士想用刚出生的婴儿向老施威格要一笔赡养费），她生下了这个孩子。

后来很多年之内的事情无人知晓，没人知道这个小女孩如何长大、接受了怎样的教育，考虑到她的家庭环境，她很可能就在她母亲工作的沙龙中长大，而那里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适合小孩成长的环境。

施威格家族的黑手党成员们知道的情况是：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老施威格从未去看望过这个孩子，也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过这个孩子。实际上按照这位先生以往的德行，他到底知不知道有这么个孩子存在都很成问题。

而加布里埃尔的母亲则在这些年中去世，死因就算是对一个高级妓女来说也过于俗气——她被她的一个酩酊大醉的客人捅了一刀，刀尖恰好刺破动脉——那位嫖客还是市政厅的一位议员，这件事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在这场不幸的事件之后不久，加布里埃尔的母亲工作的沙龙因为经营不善而关闭，不久之后，沙龙的地皮、建筑物和大部分工作人员就被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者买了下来，一家新的沙龙在旧建筑物里重新开张，名字叫做“索多玛”。

霍克斯顿王国在法律上是个卖淫合法的国家，这样的店面比比皆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而另一边，奥古斯特·施威格先生确实越来越老了，他的年龄一过六十岁，就开始给自己物色接班人——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黑手党家族，他没有想在那些得力副手中提拔一个接班人，而是想培养自己的一个儿子或女儿。

实际上他的选择范围十分广泛，因为施威格光是被当时的警方记录在案的儿子就至少有六个，私生子说不定更多，从中间挑一个可以接手他的庞大黑暗帝国的人或许并不太难。

事情是如何进行的并不清楚，但是可以想象，这些孩子像封建君主的继承人争夺王位一样争夺这个位置，内部势力可能比分裂的罗马帝国更加错综复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加布里埃尔·摩根斯特恩再次登场了。

没人能说清老施威格是怎么忽然想起了自己还有这样一个孩子、或者这个孩子是怎么找到他的，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之后再也没有人提起。

有些人信誓旦旦地发誓加布里埃尔回到施威格家族的时候还不超过十八岁、甚至还没有到上大学的年纪，而老施威格则毫不在乎地把他的合法生意不重要的一小部分交给这个小姑娘处理，就好像随便扔给女儿一笔钱让她去炒股玩儿的不合格爸爸。

而加布里埃尔也确实没有把老施威格的钱亏到血本无归：实际上，她做得相当不错，如果世界上有一种天才天生就适合做生意，那加布里埃尔·摩根斯特恩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在之后的一些年里她越来越锋芒毕露，从老施威格的手里接手了更多东西。在这个阶段，黑暗深处流传的消息是老施威格打算把这个孩子培养成他最看好的那个儿子的副手。

“她和老施威格的关系并不好，”有些人说，“她甚至不愿意使用家族的姓氏，要是谁管她叫‘施威格小姐’，她准要生气。”

与加布里埃尔在施威格家族内部的地位逐渐上升同时发生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在霍克斯顿，一个新兴的情报组织在缓慢地发展，这个组织扎根在一些列名为“索多玛”的店铺里——这些店铺通常是妓院、沙龙、酒吧、夜店、脱衣舞俱乐部——这个神秘的情报组织的情报网在几年之内迅速铺展，很快就像蛀空大厦的白蚁一般无处不在。

最后变故发生是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下午，奥古斯特·施威格像很多即将步入七十岁的老人一样被一次突如其来的中风送进了医院，道上流传的小道消息称，这次中风跟加布里埃尔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虽然没人知道她是如何策划一个老人的中风的。

之后短时间之内，老施威格看好的几个孩子和副手纷纷被捕、被暗杀、莫名失踪，一年之内，老施威格构建的地下王国就被加布里埃尔·摩根斯特恩收入囊中，彼时她依然年轻得可怕。

——以上这些是故事传闻中的部分，而现实中的部分是：霍克斯顿的警方和其他安全部门不是没有想过找这位女士的麻烦，但是明面上属于加布里埃尔的也只有施威格家族明面上的几个合法企业，也就是她刚刚回到家族的时候接手的那几个。那甚至只是这个家族所拥有的合法产业的一部分，她“慷慨”地把其他产业交给还活着的那些老施威格的后代和副手打理，有可能只是为了看着这些人战战兢兢地臣服在她的脚下。

而在调查中，当地的警方还发现另外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虽然他们找不到加布里埃尔是施威格家族的幕后老大的实质性证据，但是他们发现，这个人掌握着另外一个颇为庞大的产业链——

她拥有“索多玛”。

珍妮·格里芬此人确实能提供手续齐全的文件，向监狱招募药物临床试验志愿者这事竟然真的向州政府上报过提案，而这个有点异想天开的提案竟然还通过了。

倒不是说事情在操作上有什么行不通的。只是因为要从监狱里招募服刑犯做志愿者，虽然事情完全是自愿，但说出去总有点视罪犯的性命为草芥的感觉，如果不通过也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而珍妮·格里芬是这个项目的牵头人，这可以说明她不光在本学科的研究上出类拔萃，口才估计也相当不错。

而通过这些文件，赫斯塔尔基本上弄清楚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珍妮·格里芬和她的实验团队想选择监狱重刑犯作为实验对象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的研究方向应该称之为“通过药物降低人的暴力和犯罪倾向”：而重刑犯中有一大堆情绪失控、因为人格的偏执搞出一级谋杀的血案的家伙，这简直是个内容丰厚的志愿者巢穴，也无怪乎她想从联邦监狱入手。

（然而药物作用真的能使这些手染鲜血的人变得与常人无异吗？赫斯塔尔实际上很怀疑）

不如说，珍妮·格里芬看上去就好像是文学作品里那种经典的疯狂科学家，而她却能跟政府和联邦监狱一拍即合：大部分重刑犯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走出这间监狱，他们不介意找另一种途径让这些已经走进穷途末路的人发光发热。

而关于这次的实验……

“志愿者需要持续口服药物，每周三次检查观察他们的身体状况，其他状况会由监狱方面向我们报告……毕竟这个实验涉及到对暴力倾向的研究，所以志愿者在监狱内部的人际活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个名为杜登·科奥斯的研究员结结巴巴地向赫斯塔尔介绍道，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浓重的异国口音，应该不是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