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班

一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乾隆皇帝的身体是有史以来中国帝王中最好的，然而，自然规律毕竟不可违抗。《乾隆皇帝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岁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个小时前的子时，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在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二

从乾隆中期开始，接班人问题就成了全大清帝国关心的焦点。

虽然有清一代，严禁皇子与大臣交接，然而通过皇子师傅这一渠道，朝野上下对四位皇子也并非毫无了解。几位皇子都各具才华，却大多缺陷明显：八阿哥喜爱酒色，十一阿哥出名的吝啬，十七阿哥则轻佻浮躁，胸无大志。只有年仅十三岁的皇十五子，声名最好。当时出使天朝的朝鲜使臣回国后，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见闻时多次说：“第十五子嘉亲王颙琰，聪明力学，颇有人望。”“皇子见存四人，八王、十一王、十七王俱无令名，唯十五王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

岁月不待人，年过花甲的乾隆必须做出决定。他在传位密诏中小心翼翼地写下了颙琰的名字，不过放下笔后，他一直不能驱走心中的忐忑。毕竟，十三岁这个年龄对于一个继承人来说，是太小了，这棵看起来不错的幼苗能否长成参天大树，谁也不能确定。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六十三岁的老皇帝到天坛祭天，跪在圜丘中心，默默地向苍天祷告：

“我已经秘密立颙琰为皇储，然而此子年仅十三，性情未定。如果颙琰有能力继承国家宏业，则祀求上天保佑他诸事有成。如果他并非贤能之人，愿上天让他短命而死，使他不能继承大统。我并非不爱自己的儿子，只是为祖宗江山计，不得不如此。”

虽然感情丰富，然而在这个政治超人心中，儿女之情与帝王的责任感比起来，恰如鸿毛之于泰山。

好在上天似乎对颙琰也比较满意，从乾隆三十八年到六十年（1773—1795），颙琰一直身体健康，他的表现也越来越得到乾隆的肯定。到了举行禅位大典的这一刻，乾隆心中为这个接班人打了八十分。

让乾隆满意的有四点：

第一，从性格上看，皇十五子少年老成，他性格中最大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起居有常，举止有度，学习勤奋，办事认真，从不逾规矩一步。这是最让乾隆欣赏的。

第二，此人品质“端淳”，生活俭朴，为人谦逊，特别是富于同情心，待人十分真挚，善于为他人着想。

第三，从学业上看，经历了二十多年严格、系统、高质量的帝王教育，颙琰对儒家心性之学颇有心得。他的修养是建立在学养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根基牢固。另外，此子武功骑射成绩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和曾祖父，但在兄弟当中也是首屈一指。

第四，从外表看，颙琰是清朝历代皇帝中长得最端正、最上相的一位。他中等身材，皮肤白皙，五官端正，一副雍容华贵的相貌。脸形介于方圆之间，显示出他性格的平衡和理智。经过从小就开始的仪表训练，他在出席大的场合时，总是举止高贵，镇定自如，讲话不慌不忙，富有条理。

另外，这一年，嘉庆三十六岁。这个年龄，既精力充沛又富有经验。生命由青春期的青涩、青年期的热烈，转为中年前期的稳健有力，正是主掌一个庞大帝国的最佳年龄。

让乾隆担心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这个孩子性格过于老实端方，似乎就缺了那么一点机智圆滑，或者说缺了一点就通的那么一点“灵犀”。比如，在当上了“皇帝”之后，是否知道如何处理与他这个“太上皇”的关系，乾隆就不是十分有把握。不过，凡事不能求全，在成功地统治了六十年之后，能够找到这样一个能让他基本满意的接班人，乾隆认为自己这一生已经称得上完美了。

配合乾隆的好心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的这个盛大典礼仪式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连天气都是如此晴朗灿烂。上午九点整，头戴玄狐暖帽，身穿黄色龙袍衮服、外罩紫貂端罩的乾隆，坐上了太和殿宝座。殿前广场上，翎顶辉煌、朝服斑斓的上千名王公大臣在庄重的“中和韶乐”中，如潮水一般拜兴起跪。九时三十二分，随着坐在宝座上的乾隆把手中那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皇帝之宝”微笑着递到跪在他面前的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纪录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顺利完成。千百年来，权力授受之际，曾发生过多少腥风血雨、骨肉相残，甚至天下动荡、民不聊生。只有乾隆帝独出心裁，想出这招“生前传位”。历代王朝权力交接之际的血腥、紧张、能量自我冲突都被乾隆巧妙化解。这确实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举，堪称中国专制政治史上一个辉煌、伟大的瞬间。

三

直到真正禅让了皇位之后，乾隆才发现他选的这个接班人其实是应该打一百分的。

虽然为传位准备了很多年，但是当禅让大典的日期越来越近时，乾隆心中还是不免浮出丝丝紧张。毕竟，自古及今，还没有一个太上皇是幸福的：

唐高祖李渊还没当够皇帝，就被儿子李世民用刀逼下了皇位，当了九年寂寞的太上皇之后，悄无声息地死去。唐玄宗成了太上皇后，日日在儿子的猜忌中胆战心惊地生活，身边的大臣和朋友一个个被流放，最终自己被儿子软禁，郁郁而终。中国历史上的另几个太上皇，比如宋徽宗、宋高宗、明英宗，也无一不是悲剧人物，下场都十分悲惨。

因此，在举行禅让大典的同时，乾隆皇帝已经为了保证自己不落入囚徒境地，做了无数准备：

在退位之前，他就明确宣布，自己只将那些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工作交给皇帝，至于“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岂能置之不问，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听我训导，将来知所遵循，不致错误，岂非天下之福哉”。

在退位之后，接待朝鲜使臣的时候，他又明确向各国宣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他规定，退位之后，他仍称朕，他的旨意称“敕旨”，文武大臣进京陛见及高级官员赴任前都要请示他的恩训……

虽然在退位前花费巨资修建了宁寿宫，可是真正退位之后，他并没有从象征着皇权的养心殿搬出来，用他的话说：“予即位以来，居养心殿六十余载，最为安吉。今既训政如常，自当仍居养心殿，诸事咸宜也。”

一句话，虽然退了位，他还是处处昭示自己仍然是一国之主。

握了一辈子权柄的老皇帝对权力爱如自己的眼睛，防卫过度，眷恋到了近乎失态的程度。

事实证明，老皇帝过虑了。正当盛年、血气方刚的嗣皇帝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乖巧，十分清楚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十分恭谨地做着大清国的皇帝，每天早睡早起，认真出席每一个他应该出席的活动，却从来不做任何决定，不发任何命令，不判断任何事情。他十分得体地把自己定位为老皇帝的贴身秘书，所有的事情，他都是一个原则：听皇爷处分。

朝鲜使臣的记述，把嘉庆韬光养晦的状貌描绘得跃然纸上：“（嘉庆帝）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赐宴之时，嘉庆“侍坐上皇之侧，只视上皇之动静，而一不转瞩”。《清史稿·仁宗本纪》也记道：“初逢训政，恭谨无违。”

人们常说，老年意味着智慧和练达，但人到老年其实更意味着身体和精神上的不可逆转的退化。不论多么英明伟大的人，都不能避免老化给自己的智力和人格带来的伤害。乾隆皇帝一生刚毅精明，到了晚年，却像任何一个平庸的老人一样，分外怕死。或者说，他比一般的老人更怕死。他畏惧与死亡有关的字眼、器物和消息，认为这些会带来晦气和不吉祥。嘉庆二年（1797年）二月，嘉庆的结发妻子、皇后喜塔腊氏病故。嘉庆帝十分悲伤，然而他十分清楚太上皇的心理。继位后，他第一次单独做了一个决定：他命令礼部，皇后的葬礼按最简单迅速的方式处理，虽处大丧，但皇帝只辍朝五天，素服七日。皇帝还特别命令大臣们，因为“朕日侍圣慈（我日夜侍奉在太上皇身边）”，“朝夕承次，诸取吉祥（凡事都尽量营造吉祥氛围）”，凡在大丧的七日之内来见太上皇的大臣，不可着丧服，只要穿普通的素服就可以了。

时人记载说，国丧的七天之内，嘉庆皇上从不走乾清宫一路，以防把丧事的晦气带到太上皇日常经过的地方。皇帝去皇后灵堂时，俱出入苍震门，不走花园门。去奠酒时，他一直走到永思殿才换上素服，一回宫立即换回常服，随从太监也穿着天清褂子，不带一点儿丧气。“且皇上其能以义制情，并不过于伤感，御容一如平常。”

太上皇有意无意间，会把和珅叫过来，问问他皇帝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因为妻子去世而耽误国事。听过和珅的汇报，太上皇闭上眼睛，微微地点点头。

儿子如此“懂事”，乾隆的心很快放了下来。他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他六十年的秉政生涯，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变化。整个大清朝也很快明白，所谓“嘉庆元年”，不过就是“乾隆六十一年”。

初显身手

一

嘉庆三年（1798年）腊月底，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得了轻微的感冒。新年将至，朝野上下，谁也没有在意。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一，皇帝和诸王贝勒及二品以上大臣依惯例来给太上皇拜年，太上皇还能如常御座受礼。不料，正月初二，病情转剧，太上皇的身体各器官出现衰竭征兆，陷入昏迷。初三早晨七时，太上皇停止了呼吸。

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道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正月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民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意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四下午，皇帝又下了一道意味深长的谕旨，谈到太上皇帝晚年，白莲教起义之所以迟迟不能荡平，是因为有奸臣当道，做贪腐官员的总后台。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书，举报和珅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珅，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珅自尽。

如同一幕情节紧张、环环相扣的电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之快，让人目不暇接。一场重大的政变，在新皇帝的谈笑之间就完成了。康熙爷当初诛鳌拜，尚且准备了七七四十九天，嘉庆帝诛和珅，却只动了动小指头。古往今来，完成得这样干脆、迅速、漂亮的权力战役，并不多见。

举国上下，对这个影子一样悄无声息的皇帝，刮目相看。可以说，诛和珅是新皇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二

其实，嘉庆皇帝对这场战役，已经准备了太长时间。

嘉庆和和珅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如一些史书所言，是因为和珅聪明反被聪明误，送给嘉庆的那柄如意，也不仅仅是嫉妒和珅手中拥有的朝珠比皇帝还多。

嘉庆对和珅的痛恨，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甚的一个标志。

确实，乾隆皇帝在统治前期，勤于政事，能谋有断，在康熙、雍正两朝余烈的基础上，把大清王朝推向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极盛时期。然而，中期以后，乾隆皇帝志得意满，放松了警惕。特别是到了晚年，他生活越来越豪奢，吏治越来越宽纵，为腐败的滋长提供了巨大空间。与此同时，乾隆年间，大清经济的高速成长也为腐败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度、湿度和酸碱度，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

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扬扬地举办禅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当太上皇这三年，乾隆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然而，太上皇虽然“犹日孜孜”，一日不停地调兵遣将，起义的烈火却越烧越旺。原来，上自军机大臣和珅，下至小小吏员，厕身这场战争的每一个人，都把战争当成了捞钱的机会。特别是和珅，精力充沛、欲望无限的他，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张着鼻孔，嗅着从权力缝隙中传过来的任何一丝利益的味道。他利用太上皇的宠信，不停地弄权舞弊，大肆聚敛钱财。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大大加重了官场贪风。

虽然取消了嘴巴的功能，但是嘉庆的眼睛和大脑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工作。乾隆皇帝后期的昏聩之举，他看得一清二楚。然而，由于身份特殊，他只能眼看着和珅等人大肆贪污，眼看着政局一点点腐烂，眼看着大清王朝这驾马车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越来越快地奔驰，却不能发一言，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焦虑之火，三年之中，几乎把他的五脏六腑烤成了炭灰。父亲刚刚咽气，他就十万火急地冲向驾驶室，拉动了刹车手柄。

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着。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嘉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三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的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却又价值高昂。名义上是官员贡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民何以堪？”。从今而后，谁再贡献，不但不收，反而还要严惩。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下发了一道让全国人民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但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是动真格的了。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皇帝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轰动效应。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拨乱反正了。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实质性的举动还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在皇帝的鼓励之下，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指陈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让他对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珅的根本目标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

借诛和珅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在“求直言”运动中，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崙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惩腐败，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纳入私囊。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饷，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皇帝整顿军事，首先从治理贪污开始。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据人举报，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听戏。皇帝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贪污不法的亲信也被从重治罪。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朝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太上皇的指挥下，官兵的作战方法是一味追击，往往陷于被动。皇帝则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还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只惩首义者，其他人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何去何从

一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1802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这里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绕。

在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胜利之后，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拜祭祖陵，一路之上，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曾祖父康熙皇帝。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和这位曾祖父有很多相似之处：康熙擒了鳌拜，而他闪电般地诛了和珅；圣祖平三藩，而他也平定了白莲教。回顾历史，在平定三藩后，圣祖励精图治，把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江山经营得井井有条，开启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在镇压白莲教取得关键胜利之后，歌功颂德的奏折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对这些奏折，他只是淡淡一笑，就放在一边，因为他知道，还远不到歌功颂德的时候。消灭白莲教不过是嘉庆皇帝政治目标中的第一个环节。等什么时候自己带领大清全面走出乾隆晚年的颓势，重新焕发了青春，那个时候，再享受歌颂，他才心安理得。

从懂事开始，大清那些功业不凡的先祖就是皇帝心中最伟大的英雄，向他们学习，是他最主要的精神动力来源。从继位那天起，皇帝在每一个政务细节中都注意继承先祖的传统。他相信，只有把爱新觉罗家族与众不同的雄武、强毅特点保持下去，大清王朝才能摆脱汉族王朝帝王“一蟹不如一蟹”的规律。因此，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夙愿以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照父皇行围的路线，中规中矩地带领一万骑兵，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几只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计、百计，猎物每天都要装满十多辆大车。可是他辛辛苦苦寻找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獐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口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地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第二天，皇帝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让皇帝惊讶的无数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皇帝由圆明园启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恭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二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嘉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这一细看，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百十来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将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白银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他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地装入私囊。近十年间，他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听戏，一桌酒席，居然花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面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缴，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三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清以前的历史上，中国人口一直在一亿以下徘徊。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全国共有人口一亿四千万。由于经济繁荣，农业发展，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人口增至二亿九千万，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人口达到了三亿五千万。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数以百万级的无业流民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这些人的存在正是导致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三分之二。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一个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但是各地政府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负比正税要多出数倍，甚至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四

责任心极强的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十年（1802—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痼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到了嘉庆时期，官员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方针已定

一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但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两百万两。镇压白莲教，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两白银，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家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并且不顾以言罪人之名，一连处分了好几个反对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号召全体文武大臣继承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皇帝在《御制盛京颂并序》中写道：

<blockquote>此次敬观弓钺，遍抚旧迹，心中感慨良多。缅维我祖宗昔日开创艰难，栉风沐雨，艰难祖业，永守毋忘……</blockquote>

皇帝在《守成论》中说，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皇帝说，这段时间，他常常想起父皇留下的“敬天、法祖”的遗训。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成就显赫。他们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事无巨细，都给出了如何处理的先例。这些智慧资源，足够他借鉴和利用。

大清政局现在之所以萎靡不振，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这些官僚沉溺于私欲，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