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他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他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的宫殿供他居住。

数千名最迷人的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他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他吃喝拉撒睡。

他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他的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由此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是怎样的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要把皇帝的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薏仁米、紫麦、玉麦，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兰州、西安的挂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够格入选的仅有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陆两路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44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样、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简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地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他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极为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那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崭新的大道，长达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了给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公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在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

比方说，浩大的紫禁城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其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它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种饭菜，只不过像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神清气爽。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场大的行为艺术表演。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在传统中国里，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教育并强制老鼠们各安其位，使厕所里的老鼠不敢动搬到仓里住的念头，这就是“三纲”的作用。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正像鲁迅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吗？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样，才能把社会牢牢捆缚在天生的血缘秩序上，限制人们的自由发展欲望，以确保天下的稳定。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时就明文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宅第主宅可以七间、九架；一品、二品，即现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现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普通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这种礼制的规定无所不包，甚至老百姓在生活细节上也必须遵守皇帝的明确规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皇帝规定：公侯、一品、二品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酒壶；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与此相配套的，是关于各阶层的人相互交往以及举行各种仪式的礼仪。《大明礼制》对不同品级之间官员见面时的礼仪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谁应穿戴什么样的服装在哪里下轿、双方行什么礼、几跪几叩、答不答礼、坐在哪里、座位朝向什么方位、何时上茶、何时饮茶……都规定得清清楚楚。那些关于祭祀、朝仪的典礼，规定得更是琐碎周密得无以复加。比如皇帝出门打个猎，在什么时辰出发、身边带多少护卫、身穿什么服装、乘坐什么样的车子、打什么样的旗子等，都有一整套历代相沿的规矩。因此，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当然也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似乎迂腐琐碎得可笑，但在当时这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治身容易治心难，中国帝王绝不满足于刀剑威胁下身体的屈服，他更要对全体臣民进行精神控制。这些礼仪规定，就是为了“治心”。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礼仪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野蛮、专横的等级专制，通过这些据说是根据自然原则制定的温文尔雅的礼仪，变得更有欺骗性，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终生生活在这些礼仪规条当中，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不平等的现实，每个人的身份意识都被强化，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只有这样，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因此，违反这些规定，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咸丰帝扳倒了和珅，宣布他的罪状时，郑重其事地把以下一条当成了大罪——所盖楠木房屋，奢华雄伟，超越了等级规定，房间里的隔断样式居然仿照皇帝居住的宁寿宫。明代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就任南直隶巡抚，消息传来，地方震动，“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本来用朱红油漆大门，听说海瑞巡抚来了，吓得把朱红色大门改漆成黑色。管织造的太监，一向坐八抬大轿，这时也吓得改乘二人小轿了。为什么？因为明代国家规定，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国家官员才可以用朱红色油漆大门，非法使用朱红色，在当时是一条重罪。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是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大，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等级越是靠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与皇帝相关的礼仪繁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际的可笑程度。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的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龙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每座宫殿的布置也大同小异：三明两暗，千篇一律的雕花槅子，一几二椅或者二几四椅。最夸张的是，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

三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

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抽象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被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皇帝一个人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皇帝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他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最伟大的汉族皇帝之一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想做自力更生、自由自在的隐士，而不愿做官。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全体中国人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他的财产，必须听从于他的绝对意志。他说的大意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的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情，皇帝就可以做到。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一个国都突然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边疆和海港今日开放与外人互市，明日全部封闭。在皇帝可否之间，有些经济部门或者被全力支持，或者被通盘禁断。庞大的军队进出于蒙古及越南，艨艟的舰队游弋到非洲东岸。这样的事情，好像以手揿动自来水龙头。在这水管上一揿则开，向反方向一扭则闭。”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在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四

毫无疑义，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

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要知道，欧洲最有权势的皇帝——法国的路易十四——令他的臣民羡慕的不过是他可以“毫无节制地吃青豌豆”。路易十四出行时，身边带着“瑞士百人警卫队”，就以为排场大到了极点，殊不知隋炀帝杨广每次出门，身边盛装的武士最少三万人。与中国大内的禁严相比，法兰西宫廷秩序简直是玩笑。“应当说，什么人都可以进凡尔赛宫，可以任意在各大套房之间游玩，只是不允许乞丐和僧侣进去。想观看国王用膳的过往平民百姓，只要佩带一把宝剑，臂弯里放一顶帽子就可以进宫，这些道具在王宫看守那里能够租到。”所以才闹出了一个厨师化装成贵族与法兰西公主在宫廷舞会上跳舞的笑话。

世界上其他统治者的权力都没有中国皇帝这样绝对、彻底、无所不及。与中国皇帝比起来，西方君主们的荣耀其实十分可疑。中国的皇帝头上只有一个虚幻的“天”，其他的一切都在他的脚下。而西方的君主头上顶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是教皇。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曾在十一世纪命令道：“所有的君主都必须亲吻教皇的脚。”欧洲的君主登基之时，要向教皇行效忠之礼，然后由后者为他戴上王冠。在中国，皇帝既是“万民之君”，又是“伟大导师”；既是凡人，又是“天子”；既管理政务，又垄断意识形态——拥有“教化”百姓的天然权力。而在欧洲，国王和皇帝只能掌握有限的世俗权力，却无权染指臣民的精神世界，意识形态和教育是教士们的领地。

第二座大山是法律。在中国，皇帝的话就是法律，而欧洲人明确宣布：“国王在万人之上而在上帝和法律之下。”“国家本身并不能创造或制定法律，当然也不能够废除法律或违反法律。”因为法律的保护，一个穷人可以得意扬扬地宣布，他不欢迎国王进入他的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第三座大山是贵族的约束。在中国，“君”与“臣”一个是天，一个是地，而英语里的“king”，除了“国王”之意外，还表示“大的”、“主要的”。事实上，英国的贵族一直认为国王是自己队伍中的一员、“贵族中的第一人”。国王本身不过是最大的贵族而已，从一定程度上来讲，他与其他贵族主要是朋友关系。他的那些哥们儿一不高兴，就可以联合起来，把他推下王位，所以他不得不处处讨好他们，尽量考虑他们的利益。

欧洲国王权力的深度和广度都远不如中国皇帝，因此他们自然也远不如中国皇帝那样威风。1199年，理查德一世听说他的一个贵族的城堡里挖出一批古代金器，财政紧张的国王要求获得这份宝藏。然而，在英国，国王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和这个贵族兵戎相见，不料命丧敌手。

英国贵族就是这样经常拒绝国王命令的。“无地王”约翰对欧洲大陆垂涎三尺，打算出征法国，然而英格兰骑士对大陆战争不感兴趣，拒绝从命，约翰也无计可施。

五

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有以下事实为证：

第一，在中国社会中，皇帝的平均寿命最短、健康状态最差。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历代皇帝有确切生卒年月可考者共有209人。这209人，平均寿命仅为39.2岁。

有人指出，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不过35岁，因此，皇帝的平均寿命并不低。可是，事实上，古代人均寿命之低主要是由于极高的初生儿死亡率造成的。如果去除这个因素，人口学家推算，中国古代人口的平均寿命可达57岁。众所周知，生下来就死掉的人不可能成为皇帝。因此，57减去39.2，中国皇帝的平均寿命比普通人要短近18岁。

除去非正常死亡因素，皇帝的健康水平低是造成皇帝整体寿命短的重要原因。宋明两代政治秩序较好，皇帝大都是善终而死，然而平均寿命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两宋18位皇帝，平均寿命44.6岁。明代16位皇帝，平均年龄42岁。在明代十六帝中，只有五个皇帝寿命高过均龄，其余十一帝皆低于均龄——从宣德帝到正德帝这祖孙五代人，竟然都在而立之年左右过世，其中的成化帝也仅仅是刚过了40岁。明光宗登上皇位仅一个月，只因为多幸了几个女人就撒手人寰，其身体的虚弱可想而知。

第二，皇帝群体中非正常死亡比率高。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有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有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

第三，皇帝这个群体的整体生命质量较差、生存压力巨大，因此出现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概率，较常人高许多。翻开“二十四史”的本纪部分，那些一开始使我们惊愕、恶心，后来使我们麻木、厌烦的发疯变态行为，实在是数不胜数。有近四分之一的帝王传记中，记录这些人有人格异常、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的表现：

南北朝时期，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前废帝刘子业，极为荒淫残暴。他讨厌功臣刘义恭，就“砍掉刘义恭肢体，剖开他的肚子，挑取他的眼睛，用蜜腌渍，谓之‘鬼目粽’”。他创办了独家的皇宫妓院，召集众多王妃、公主，令左右幸臣与她们当场开性派对。这些女子都是他的长辈或姐妹，稍有不从者，立即被杀掉，毫不手软。这个游戏玩腻了，他又叫宫女与猴、羊、马交配，他在一旁观察。他把叔父湘东王刘彧裸体养于坑中，要他从木槽取食，并称呼他为“猪王”。“尝以木槽盛饭，并杂食搅之，掘地为坑，实以泥水，裸彧内坑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以欢矣。”

前废帝如此，后废帝有过之而无不及。后废帝刘昱凶暴异常，外出游玩，遇到挡路者，无论是人是畜，都命侍从格杀勿论，这使得都城建康，白天户户大门紧闭，道路绝迹。他命令身边侍卫随时手执针、锤、凿、锯等刑具，臣下稍有忤逆，就施以击脑袋、捶阴囊、剖腹心等酷刑，每天受刑者常有几十人，他以此为乐，一天不见有人流血就闷闷不乐。

这些行为无疑不能用“纨绔”定义，这两个人所患的是精神分裂症。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患的是躁郁症：“或者数日不食，或者达旦不寐，追计平生成败得失，独语不止。疑群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记其旧恶，辄杀之；其余或颜色变动，或鼻息不调，或步趋失节，或言辞差缪，皆以为怀恶在心，发形于外，往往以手击杀之，死者皆陈天安殿前。”意思是：他或者数日不食，或者数夜不睡，精神忧闷不安，有时一晚上自言自语，好像对身旁别人看不见的鬼物说话。他上朝时喜怒无常，追思朝臣旧恶前怨，大加杀害。见到大臣脸色有异，或呼吸不调，或言辞失措，就大叫而起，亲自殴打，将之击死在大殿之上，尸体都一字排开摆放于天安殿前。

还有人食欲异常。前面提到的“猪王”刘彧，后来侥幸活了下来并当了皇帝，史称宋明帝。此人习惯用暴饮暴食来缓解精神紧张。《宋书》记载，他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两百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