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军虽然拥有后勤资源的优势，却也受到后勤的严重制约。后勤组织和运输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自然没有“抢”来得迅速。明朝曾任过兵部尚书的张凤翼，在总结与农民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时说：“贼兵所至，因粮于我，人皆宿饱。而我兵所至，则需要等待粮草，动则呼窘。”通过流动作战，农民军把后勤的劣势变为了速度上的优势。
除了后勤因素外，在人数对比、武器装备、技术素养等方面，起义军也常常处于官军的下风。他们通常无力与官军展开大规模的阵地战，因此，游击战就成了他们与官军对峙时的必然选择。面对强大的官军，农民军取胜的法宝是分合不定，出没无常。他们的作战方针，无非是“敌来我走，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追”。
从这个角度来说，流动作战是农民军不得已的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作战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抵挡的魅力。流动作战痛快淋漓，令人上瘾。长期和张献忠并肩作战的罗汝才有句名言：“吾等横行天下为快耳，何（必）专土（专门占据一块领土）为？”
毛泽东对“流寇思想”有过准确的分析。他说：
“这种思想表现在：一，不愿意做艰苦工作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群众的政权，并由此去扩大政治影响，而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去扩大政治影响。二，扩大红军，不走由扩大地方赤卫队、地方红军到扩大主力红军的路线，而要走‘招兵买马’、‘招降纳叛’的路线。三，不耐烦和群众一起艰苦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
张献忠部正是这样。在起义的前十多年里，张献忠似乎从来没有过建立根据地的打算。他们迷恋上了这种冒险与流浪。
张献忠部每攻下一处城池，首先做的事就是大搜掠。搜掠的重点目标当然是豪门大户，但普通百姓人家也并不放过。就像前面所引《张献忠陷庐州纪》记述的那样，他们主要的搜掠目标是骡马，因为这是在游击战争中保持速度优势的需要。第二搜掠的是金银。不过张部实行金银交公的严厉政策，所以军人们对金银的兴趣并不非常强烈。第三搜掠的则是布匹、粮食等后勤物资。
在张献忠漫长的起义生涯中，我们只找到了一次赈济灾民的记录，那是攻下武昌之后，发楚王府金银给饥民。除此之外，历史上记载更多的是他的烧杀抢掠。
他和李自成的区别，史书这样对比：“老百姓对李自成往往开门欢迎，对张献忠则只有惧怕。”阅读历史记载，我们只能得出这样一个感觉：张献忠部的这些绿林豪杰们似乎视被攻下的城市为自己囊中的财产，视城中的百姓为自己猎获的猎物。如何处置，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定。
一般来讲，搜集完物资之后，他们会纵火，把一座繁华的城市变成一片瓦砾——他们不想把死命攻下的城池完好地留给明军。
余瑞紫记载张军攻下庐州府舒城后，“进舒城掠人，予随行，见房屋烧尽，骸骨遍地，伤心惨目，潸然泪下。想吾乡亦如是也”。烧了城市之后，还掠走大批人口，充实自己的军队。
他记载，张献忠充实军队的办法是，“后回营，次日将前后所掳男女，各营唤出若干。八‘贼’在大门外亲点。先点男，分上中下三等，各处站立，各插一旗。女亦如之。随即配合上等男配上等女，中、下亦然。问有愿去家者，另立一边。少刻，一齐杀之”。
大抢大杀大破坏，这是张献忠部的一贯做法，也是他们恶名远扬的原因。在这次进四川前由湖广撤退时，他不甘心第一次占领了如此广大的地盘，无所收获。入蜀的队伍中，不仅满载着从湘赣两省收获的物资和财宝，还行走着十数万被强征入伍的湖广百姓。
《巴东县志》载：“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月，张献忠尽驱荆州民入蜀，男女扶携，鱼贯而进，越数月始毕。”
张献忠军逆江而上，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山路崎岖险恶，队伍拉得很长。且所经地区，人烟稀少，“打粮”困难，队伍供应困难，一路不断有人饿死，当然，饿死的多数是被新驱入伍的“楚民”。
《巫山县志》记载了当时的惨状：
崇祯甲申春，“贼”张献忠尽驱楚民大举入川，所掳楚中男妇尽食麦苗草根，死者相枕借，大江舟络绎不绝，两月始尽。尸横遍野，江水皆臭，居民所遗无几。
<h3>底层文化缺什么</h3>
底层文化中的第一个缺失，就是人道精神的缺失。在正统文化中，“人命”起码从理论上，在表面上，是天地间最贵重的事物。“天地之间人为贵”“人命至重”“仁者爱人”等字眼，充斥儒家经典。
专制法律虽然残暴，但对人命还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比如，每年帝国所判的死刑，都要呈报给皇帝，由皇帝亲自校核审批，才能行刑。然而，在底层思维中，人命却是不甚值钱的东西。不但他人的生命不值得尊重，自己的生命似乎也不太值得珍惜。“头掉了，碗大个疤”，“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那些专一杀人害命的人渣，如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居然成了底层人民的英雄。他人的性命，在张献忠眼里，只分有用和无用两种。年轻身壮的，可以为自己冲锋陷阵或者当挑工、“人夫”，所以是有用的，可以留下。年老体弱的，对自己无用，所以一律杀掉。
当然，不杀也可以，因为杀人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活儿。不过张献忠却乐此不疲，经常杀了一通后不过瘾，觉得杀得不够多，要“补杀”。《张献忠陷庐州纪》载，张献忠进庐州后，起先并未大杀。第二天在城楼上发现许多火药，“随报，八贼即动气，大嚷曰：‘这蛮子养不家（即养不熟），我厚待你，这火药就该说，并无一人提起。’遂令搬火药来营中，放火烧楼，又传令进城补放火、杀人、捉人，一人不许放走”。
虽然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但是在某些绿林英雄的性情深处，暴力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更是一种娱乐。
底层社会的英雄，那个为广大劳动人们衷心喜爱的李逵，他“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充当狱卒，“为他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及会拳棍”，常常在社会上耍蛮使横，强抢强要，其行径颇有类于当今的流氓。
《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李逵和戴宗在店里吃饭，李逵不小心把一个老人的面条打翻，老人揪住他说理，李逵伸手就打，幸好被戴宗劝住，否则，说不定会闹出人命。及至第六十七回，李逵路经一店，吃了饭不给钱，被店主揪住，李逵索性将他一斧砍了。
这些行径，在街头巷尾的听书人那里，引来的只是轻轻一笑，似乎他们喜欢的英雄像顽皮的孩子失手打了个碗碟，益发显出这个孩子的活泼可爱。
甚至《水浒转》第四十回这些血腥场景，也是被说书人当成“豪杰行径”绘声绘色地说，被数百年间的底层听众当成英雄人物的英雄壮举，如醉如痴地听：
李逵为救宋江，在江州劫法场时，“只见他第一个出力，杀人最多”。
本来已经救出宋江，无须再使用暴力，可是李逵却杀性大起，“当下去十字街口，不问官军百姓，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推倒倾翻的，不计其数”。后来，晁盖阻止李逵别滥杀百姓，可是，“那汉（即李逵）哪里来听叫唤，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
平心而论，此时的李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变态嗜血的狂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渣败类。然而，同时他却是几百年间民众喜欢和崇拜的对象。仅此一例，我们就会判明底层文化的人道精神，对生命的尊重意识，淡漠到了何等程度。由此，我们也多少会理解那些秉承水浒精神揭竿而起的农民武装，为什么留下了那么多血腥和残忍的记录。
<h3>为何喜欢杀美女</h3>
底层文化中的另一个严重缺失是缺乏对妇女的尊重，张献忠部在这方面表现一样鲜明。
正如学者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分析的那样，正统文化本身虽强调男女不平等，所谓“夫为妻纲”即为明证，但是正统文化还是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正妻的家庭地位，欣赏在“夫为妻纲”基础上夫妻间的“举案齐眉”，相互尊重。然而，底层文化对妇女，却是赤裸裸的贱视甚至敌视。
正像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的黑帮老大所说：“兄弟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女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而每个中国底层社会男人几乎都知道：“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在绿林世界里，女人除了供男人消遣，别无用处。《民国时期的土匪》提道，一个匪首在行军中仅仅因为妻子小脚走得慢，就毫不犹豫地一枪把她打死。
明末农民军的首领们，把这种野蛮演绎到了极致。李自成困在巴西鱼腹诸山走投无路时，算了一卦，结果是大吉。卜者谓，李自成有帝王之分。于是，身边人纷纷坚定了奋斗下去的决心。大将刘宗敏立刻“杀其二妻，谓自成曰：‘吾死从君矣！’军中壮士闻之，亦多杀妻以从者”。
至于张献忠对待妇女，那就更让人无法接受了。
也许是受过女人的歧视或者伤害，张献忠对漂亮女人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报复心理，他经常说，“天下事皆妇人所坏”。征战途中，不时有部下向他进献美女，他通常留宿几次就借故杀掉。
攻占黄州后，他集中全城的妇女，然后挑那些年老或者貌丑的放走，留下那些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去拆城墙。这些女人平时哪干过这样的重活，许多人手指被磨得鲜血淋漓，昏厥在城下。城墙拆掉后，张献忠又命令士兵把这些人全部杀死在城下。
在攻打滁州战役中，因久攻不下，张献忠听信了一个阴阳先生的话，到周围乡村掠来妇女数百人，“尽断其头”，倒埋在城下，露出阴部对着城上，想以此来压住城上的大炮。这个办法当然不好用，那次战役，张军一败涂地。
<h3>实用主义</h3>
底层社会里物资极度贫乏，饥饿是每天必须解决的功课。在这个环境中生存，不需要太多迂阔的大道理，不需要什么“终极理想”、“人道关怀”之类的思想奢侈品，更无法谈什么“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每个人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第二天的早饭在哪里。底层生存更需要的是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
实用主义被张献忠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绿林英雄们无一不崇尚权谋诈术。不择手段，心狠手辣，往往能最后成功。张献忠“为人最狡”，在他的起义生涯中三次受抚，又三次复叛。他心狠手辣，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毫无信义可言，最后退出四川时，居然使用欺骗手段对队伍中的四川籍士兵进行清洗。
底层文化毫不掩饰物质欲望。《中国土匪》记载，清末土匪们流传的人生信条是“活着做强盗，做鬼也不冤”、“年轻不刁（欺负）人，到老后悔迟”。《水浒传》里英雄们劫了生辰纲之后，并没见分给穷苦百姓的记载。
《说唐》中贾润甫等劫掠官家财物，更是单纯为了自己享受。
在《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二在赞美王伦治下的梁山时说：“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缎，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在上山之前，他们想到更多的也许并不是“济贫”，而是“劫富”。
张献忠部在大抢大掠之时，似乎也并不以贪财好物为耻。与其他部队不同的是，张献忠命令他的部下搜掠金银充公。撤离四川前，他把历年抢掠来的金银沉于江底，有数十船之多。
底层文化是被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所困的文化，它缺乏基本的形而上的东西，不可能给中国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资源。相比之下，倒是正统文化里，包含了一些超越性的因素，比如“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理想。
<h3>陷入恐慌的成都人</h3>
经过十多年的流动宣传，张献忠部的威名已经传遍半个大明王朝。可惜，“八大王”这三个字是作为恐怖的代名词被广为传播的。在许多省份，吓唬小孩子的最好办法是告诉他，再不听话，“八大王”就会从窗子外面伸进手来，把他抓走。
所以，完全可以想象到张献忠部入蜀给四川人带来的震动。秀才傅迪吉亲身经历了张献忠据蜀，后来他在年谱《五马先生纪年》记载了他所见的张部所作所为。
傅迪吉是四川简州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张献忠入蜀前，他还在州城里读书，日与诸友唱和往来，周围一片太平景象。及至崇祯十七年（公元年）五月初三，张献忠进入四川的消息传到简阳，平静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
虽然张献忠部短期内不可能到达，简阳人还是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六月，州城妇女逃尽”，“七月，破重庆镇，远兵逃回，尽剁右手”。这似乎更加印证了人们的判断。简阳城里有的人家干脆举家远迁，到四川边缘地带，甚至云南、贵州等地，去投亲靠友。
和传说中广大人民面对起义军总是欢欣鼓舞不同，简阳人在等待张献忠部到来的这几个月时间里，受尽恐怖的折磨。越是乱世，谣言越多，三天两头有消息传过来，说张军马上就要到了，于是百姓们扶老携幼，匆匆逃到山里。然而等了两日，却没有动静，这才发觉是一场虚惊。
百里之外的省府成都更是乱成一团。在重庆与成都两城陷落之间的一个多月，成都居民们日夜被恐怖所煎熬。
史书记载，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成都城内都处于歇斯底里状态之中，三更半夜时分，经常有人因为听到风吹草动，杯弓蛇影，起而大呼。“呼曰：‘闯至矣！’明日，又呼曰：‘献至矣！’”于是一城骚动，人们哭爹喊娘，四处躲藏，折腾大半夜，才发现是谣传。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于八月初九干脆利落地攻破成都，对成都人来说，几乎是一种解脱。
简阳当然也很快尝到了张献忠兵锋的滋味。那些早早逃入山中的人被证明具有远见，因为那些迟迟不愿出逃的人中，果然有些人遇到了血光之灾。
据《五马先生纪年》载，成都破后，九月十二，张献忠部四出扫荡附近州县，一支部队奔向简阳。五马桥村附近千余人闻讯仓皇出逃，奔到附近山上，然而他们的速度无法与张军的马队相比。张军很快追了上来，他们不得不徒手与义军“相抗”，被义军马兵“尽杀于黑痣湾喜儿潭，水中岸上，无一隙地，此初见杀人之惨也”。
看来，传说中的大劫，终于要到来了。
<h3>“打招安”</h3>
然而，等待中的雷霆并没有马上落下。
成都城破之后，局部的杀戮当然在所难免。按照惯例，成都城内的王公贵族们大都难逃一死，大小官员被杀的也很多，史书忠实地记载下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却找不到普通百姓们被集体屠杀的记载。
据清人沈荀蔚《蜀难叙略》记载，城破之后的第三天，张献忠曾经“尽驱城内军民男女于（城外的）中园，将尽屠之。俄尔天上出现一片云彩，如同龙尾下垂之状，张献忠以为祥瑞，遂免死”。
这个记载听起来有点离奇。不过，张献忠并没有大量屠杀成都居民，是可以确定的。
在四川各地，也没有出现人们传说的张献忠据有一地后必然出现的大抢大掠大屠杀现象。《五马先生纪年》载，十月初四，张献忠又一次发兵，“谓之打招安”，即命令附近居民归顺张献忠部。“随后即派伪‘都司’姓吴者、伪吏目姓田者下到吾乡‘招安’。每人给以印信‘西国顺民’四字，载在背上，兵不敢乱。”
“吾州有伪水军左都督、伪水军右都督俱姓王，伪总镇率领兵船千百艘，驻扎于渭水坝。乡绅百姓们在伪官的带领下到军前投降，上述三位军官十分高兴，于是就大发慈悲，将昨日掳回男妇尽剁手（而不是杀掉），（被剁之人）号呼之声胜如雷吼。三位军官命伪知州安抚百姓，自此以后即不杀人，兵不甚扰民，民亦入营贸易。”
<h3>“大西王”</h3>
原来，“流贼”张献忠改弦易辙，打算由“流贼”变为“开国者”了。
挥师入川之前的十四年里，张献忠从一个普通叛兵成长为明末两大著名起义军领袖之一，由一个文盲变为中国战争史上留下不朽声名的卓越军事家。在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以前，他的军力和声威一直在李自成之上，朝廷也一直以他为最大敌人。
十年之间，崇祯帝屡检朝廷重臣，以举国之力，大兵重围。而张献忠部却越战越强，并且在谷城复起后到入川作战前，几年间一度横扫数省，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张献忠”这个名字成了明帝国里最恐怖的三个字，朝廷重臣们在与他的交锋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或者是丢官落职，或者死于战场，或者是被震怒的崇祯帝所杀。
十四年间，他三次投降官军，又三次复叛，官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在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的征战中，他多次潜伏深山，身处重围，自以为命绝于此，也曾纵横安徽、湖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据地称王。
飘蓬如旋风般不停息的流荡生涯，让喜动荡好冒险的张献忠，也难免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战斗和奔走，渐渐耗去了“八大王”的青春，转眼，他已接近四十岁，没有太多青春豪气可供任意挥洒。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
更让他受到强烈刺激的是东边的李自成已经开国建府，据地称王，兵锋直指北京，帝王大业已见雏形。李自成原本是和自己一样的“流贼”长期以来一直甘拜他的下风。“初，自成无大志，所至屠戮，百姓保坞壁，不肯从。”
然而，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经历一次大的挫败之后，李自成痛定思痛，策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提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的鲜明口号，不再骚扰平民百姓，专门以劫掠大户来充粮饷，凡是带不走的粮食，就用来开仓赈济百姓。并且，不再打下一个地方抢了就跑，而是派官设府，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根据地，踏踏实实地向外发展。
仅仅四年，李自成就从一个不起眼的流寇，成了新“天子”最有优势的候选人，成为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人物。现在，张献忠畏于李自成的兵势，也不得不开始奉“大顺”正朔。
凭什么是李自成而不是他张献忠做“人民之主”？难道他张献忠有哪点不如李自成吗？
有充分的史料证明张献忠天姿非凡。他作战非常勇敢，“战辄先登”，每次战斗都身冒矢石，亲临前线指挥。除此之外，他的领导才能也十分突出。他颇能吃苦耐劳，“夜尝不寐，裹甲微行，携刀巡视”。当时在大西军的外国传教士这样描写：“张献忠人甚聪明，与士卒同甘苦，自由谈话，表现坦白，温情大量，慷慨态度，且尝与属下饮食。”
官方史书说：“阴贼多智。”据曾与张朝夕相处的法传教士古洛东回忆，张为人“智识宏深，决断过人”，令两位传教士“亦暗暗称奇”。
（《圣教入川记》记载）论智力、胆气、武勇，他张献忠绝不比李自成差，差只差在胸无大志上。检讨自己十多年的起义生涯，张献忠再一次深刻体认到自己最大的缺点是缺乏耐心，没有长性。性格急躁刚烈，作风简单粗暴，只图眼前痛快，缺乏长远打算。当年在学堂里坐不住，现在已经是威风八面的“八大王”，还是没有多大长进。
不能再这样成天沉溺于打打杀杀了。等李自成做了皇帝，他张献忠只有俯首称臣。虽然没有读过什么史书，他也知道，李自成不会仁慈地对待他这个前竞争者。“亡羊补牢，时犹未晚。”在挥师入川前，他已经下定了“炼炼坐性”而耐心建立根据地的决心。
进入四川之后，张献忠深深感觉到选择入川是对了。川兵柔脆，这一路破重庆，据成都，派兵横扫各府、州、县和土司。大都望风而下，“州、县争封府库应伪命”。短短一年之内，除了遵义（时属四川）和几个边远土司以外，全川已归张献忠所有。
十几年来头一次，稳稳当当据有一个大省，前无劲敌，后无追兵。真是爽啊！“咱老子”也该尝尝“抚驭万民”的滋味了。“咱老子”这回学学李自成，稳扎稳打，数年之后，未必天下不姓“张”！想当初，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不就是一个要饭花子出身吗？现在，自己这个前“捕快”、“边兵”也要开创朝代，在史书中再加他个“大西史”！
恰在这时，李自成被清军击败，退出北京。消息传来，张献忠大喜过望。现在，头上这座大山没了，天下重新陷入纷乱，原本张李两家争斗的局面变成了李、清、南明、张四家，自己机会大增，如何不喜！
自从李自成开了大顺朝以来，张献忠不得不遵用永昌年号，两家一直保持着表面的和和气气。现在，张献忠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听说李自成部的马科进入川北，他毫不客气，亲率大军，把马科打了个大败，赶回陕西。这是起兵以来，张李二军第一次公开火拼。张献忠对这次胜利非常得意，宣布把战斗发生地绵州改名为“得胜州”。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冬十一月十六，张献忠正式开朝于成都，国号大西。因为过去一直奉大顺军名义，一时不好回圜，遂以“大顺”为纪年，改元大顺，张献忠称“大西王”。
<h3>过把皇帝瘾</h3>
成都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以作新朝的王宫。
府中正殿为承天殿，府门外廊为朝房。雕龙绘凤，整饰一新。任命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xiān）罗、东京、西贡、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起义者的想象力有时惊人的雷同，数百年后，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同样宣布，东王的任务是管制东方各国，西王的任务是管制西方各国，以此类推。）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张献忠掀髯大笑：
“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像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人，当太监。接着，又学历朝皇帝，命人们“恭避御讳”，不准人们使用“献”“忠”二字，犯者杀头。在全四川认真检查石碑，碑文上的“献”“忠”字样一律铲掉，弄得一块完整的石碑都见不到。
史料记载：
近日人家庙宇律扁对石碑牌坊上，有犯“张献忠”名字者，亦皆铲去。
献忠恶人犯其名字，自剑客栈道抵成都，前人碑版皆凿之，虽嫌名亦讳，并刊去前代年号，故蜀无完碑。
仪式举行完了，后妃、太监、名讳这些他们所知道的做皇帝必须要有的把戏都弄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大家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官府成了自己的官府，百姓成了自己的百姓，自己不再是叛逆者而成了治理者。那么，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保存至今的《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记录了张献忠部发布的军纪，碑文说：
务期兵民守分相安……不许未奉府部明文，擅自招兵。扰害地方者，许彼地士民，解锁军前正法。如容隐不举，一体连坐……不许假情天兵名色扰害地方，该管地方官查实申报以凭枭首……不许守土文武官员擅取本土妇女为妻妾，如违参究。大顺贰年叁月X日。
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朝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所做的第二件事是开科取士。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张献忠喜欢自称武夫，举止粗豪，称王之后，发布诏书仍然用白话文。但是，张献忠对读书人却非常重视。《五马先生纪年》载：“献‘贼’开科取士，变八股为策论。吾州入学若干，中举若干，进士若干。未几，‘贼’又以为不得真材（才），仍复设科，是一年而两科举也。一时举人、进士固多，而状元、榜眼同出一州，此诚所谓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遗臭万年也。”
一年两次科举，已经不太严肃了，考试题也出得千奇百怪。有一次考试，张献忠曾自己作了一道白话文的万言策，评论历朝帝王，而以西楚霸王为第一。作完之后颇为得意，命令广为颁布，让广大读书人学习。一学之下，秀才们对考试更没了兴趣。而且考试把关不严，许多四六不分、漏洞百出的卷子居然得了高分，平时被人们称为“不通先生”的不学无术之辈，纷纷中了举人、进士，无怪乎人们对此不以为然。
然而，几乎四川省内所有的读书人都来参加考试了。并不是他们积极踊跃，而是后面有刀枪跟着。原来，张献忠命令，所有的读书人都得参考，如果逃避，本人正法，邻里也连坐。
<h3>“咱是斯文一气”</h3>
由于读过几年书，张献忠有时以读书人自居，对这些广义的同学有时颇表现出好感。《宝丰县志》记载，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五月十三，张献忠克河南宝丰，劫集诸生于城外龙王庙，各问姓名，令勿惊怕，操土音云：“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语良久，遣各入城，遂拔营去。
昔日“学而未成”，今日却成了掌握一方人民命运的“大王”，所以张献忠起义以来，对开科取士一直兴趣浓烈。每攻占一座大城，有了休息时间时，他就要举行开科取士，强迫所有的读书人参加。亲自出题阅卷，品评高下，决定名次。不过考取了，通常只是赏几两银子，给个虚职，并不真正任用，似乎快乐只在于考试别人的过程。
张献忠对读书人的态度一直十分矛盾：既想利用，又十分防范。
如前所述，张献忠其人非常聪明，而且深沉狡诈，人莫测其端。《张献忠陷庐州纪》载，余瑞紫与张献忠相处数日，“日与八‘贼’（张献忠）多人共饮食，终日闲谈。至于用兵之事，全不言及。凡一切撒探摆驳，并踏看扎营地方，总在夜间发行，人不得而知，即众‘贼’亦不知也”。
张献忠行军打仗，非常善于用计，这一点他比李自成要强许多。他打出过中国战史上许多经典战役，史称“张献忠用兵最狡”。如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乘元宵节期，以三百人为内应巧取凤阳。崇祯十四年（公元年），假扮明军旗号赚取泌阳。次年，扮装主考学使和赴考诸生而轻取当时明军吹嘘的“铁庐州”等。
张献忠也像朱元璋以及后来的太平天国英雄洪秀全一样，非常善于装神弄鬼。朱元璋自称会观天象，洪秀全自称能和上帝直接交流，而据记载：
（张）即位之初即妖言惑众，谓亲见天上，见有弓、箭、刀、矛等物。并谓奉上天之命，不特为中国之皇，且将为普世之帝。随令百官仰视天空，百官等一无所见。献忠谓今日天不清朗，故尔等未能见之，且其中亦有天意存焉。天显奇异只今天子独见，以便将来代天行之。
但是，不论如何狡猾，张的智慧毕竟都是些鸡鸣狗盗的智慧，是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权谋文化。史称，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一个雄才大略之人，终生未能突破好勇斗狠的绿林藩篱。他的眼光、胸襟与刘邦、李自成等人相差太远，缺乏基本的治国策略、用人能力、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明王朝的这个掘墓人，和明王朝的创始者朱元璋在出身、经历、喜好，特别是残暴、野蛮、自私等方面惊人相似。然而在学习、用人、战略眼光上，二人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朱元璋也是文盲出身，然而在行军打仗的间隙，能够不间断地自学，后来不但熟读经史，甚至可以做出相当漂亮的文章。而张献忠以文盲始，以文盲终，一直到死，也没认住几个大字。
朱元璋起兵之初，就怀抱天下之志，每到一地，必先延揽人才，把一大批有识见的士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大大提升了自己这个团队的知识素质和策略水平。而张献忠在读书人面前，却总是感觉不太自在。他的团队中唯一的一个举人汪兆龄却是一个流氓化的士人，唯以捉摸张的心思为务，后期唯知投张所好，不断劝说张献忠大开杀戒，最终失尽人心。
张献忠在刀枪面前，从来没有眨过眼睛，可却永远弄不明白读书人脑袋里那些深奥的东西。在他们面前，他一直克服不了自卑心理。这使他对读书人的态度非常矛盾。他取中了状元张大受。此人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赐赏，又赐宴，欢聚一日。大臣们也在旁边交口称赞张献忠取中了人才，将来必然会“辅佐圣明，此国运昌明，万年丕休之象”。张献忠十分高兴，“复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
第二天，张大受入朝谢恩，报名人报上名来，张献忠听了，忽然皱眉道：“这驴养的，老子爱得他紧，但一见他，心上就爱得过不的。老子有些怕看见他，你们快些与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来见老子。”大臣领命，到宫门口把张大受捆起杀了。
他和这些文质彬彬的人怎么也亲近不起来。他知道，他手中的刀是读书人最怕的。可他们也仅仅是因此而怕他。这些恪守“三纲五常”的读书人对他这样的“叛贼”不但反感，而且痛恨。一有可能，他们会带头起来造他的反。所以，在大西国里，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书生。
在四川科举取士，对他来讲，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读书人控制起来，防止他们在地方上“造乱”。所以，考过之后，绝大多数人都不予任用，只令在八大王身边侍候，写写公文。而且考完之后，不管中与不中，都不许回家。《五马先生纪年》载：
此番较前不同，前番考六等准除名，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家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虽父子、夫妇私居不敢轻出一言。
这样一来，许多读书人都烧了书本，脱了儒服，不敢再以书生自居。
《五马先生纪年》作者傅迪吉的父亲一看读书容易惹是生非，遂命迪吉弃书从商。“家大人有鉴于此，恐冒读书之名，贻不测之祸，遂命废业贸易，以免人口实事也。”
<h3>治安问题</h3>
素质问题，是历朝农民起义军领袖的软肋。
毋庸讳言，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们大都在无“余粟”、“余力”、“余智”的条件下长大，没有条件接受教育，发展智力。因此，大部分农民领袖都习惯于浅层思维，缺乏系统思维和抽象思维能力。
他们目光短浅，见解狭隘，缺乏想象力，只恃一时之勇，缺乏一个大政治家所必需的知识储备、人格素养和智力基础。他们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这也就是为什么数千年间千百次农民起义里，只有刘邦和朱元璋两个人最终从社会最底层直接走上了皇位。其他99%出身社会底层的英雄豪杰，结局不过四种：
一是大事未成之前默默无闻地死于枪林之中，这是绝大多数起义首领的结局，比如明末起义那百数十名外号各异的首领。
二是虽一时据地称王，掀翻了旧王朝，而战斗成果终于被贵族们夺去；比如王莽末期，赤眉绿林首义，豪杰纷起，结果却是把宗室刘秀送上了皇位；而隋末瓦岗寨程咬金们虽一时做了皇帝，最终还是被谙于统治术的前贵族唐王李氏收服。
三是距一统天下只差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于酒色，最终亡国，比如洪秀全，也可以算上李自成。
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动，一旦坐了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比如黄巢。
张献忠也遇到了黄巢的问题：缺乏策略。
开朝之初，大西政权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治安问题。
由于缺乏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张献忠虽号称平定全川，但是在四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和过去一样打着“猴子掰包谷”式的“陷不留守”的战斗，他只是在每个州县任命一两名军人做地方官。
由于信不过读书人，那些被他取中的士子并没有到各地去充当吏员，因此在这些地方他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就连一些仅有的军政措施也未能得到贯彻。只有成都附近，才算是控制比较稳固的地区。史书记载：“献忠当时窃据者，川西锦城一区耳。”“献忠拥兵数十万……而其威令所慑服者，不过成都前后十余县耳。”这些，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没有基层政权建设和大规模的宣传攻势，大部分百姓还是把张献忠当作“流贼”，只是慑于张献忠的威势，而不是真正心悦诚服。所以，张献忠的统治极不稳固，面临的反对势力非常强大，在他实际控制地区之外，有无数自发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与他为敌。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朝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个是警察管制，一个是暴力镇压，一个是特务统治。
张献忠平生唯一崇拜和信奉的就是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在他控制的地区严厉实行保甲制度。如在广元，“城中不论男女老幼，一律入籍，不能遗漏一名”。
为了保证首都成都城内的安全，张献忠做了更为严苛的规定：首都成都的四城门，不许擅自出入。凡城里人要出城的，先得到兵马司递申请，申请里得写明某人到某处，左右邻居是谁，由某人担保，某日回城。如果到期未回，先拘左右邻居及保人斩杀，再不回，则取这家人口，不拘老幼，尽行斩杀。城外入城办事者，要在左脸部盖上一个印章。出城时，如果印章被汗水冲掉或者不小心擦掉，看不清楚，则立刻斩首。
与此同时，张献忠还大行特务统治。他派出大量士兵，装成老百姓，游串大街小巷，侦听人们的思想动态，发现有“讪讽新朝”的人，立刻绑走治罪，以致“虽至亲遇于道，不敢相问慰，遥望即各低头去”（[清]欧阳直撰《蜀警录》）。
一天夜里，一个男人在家里和老婆絮絮叨叨讲邻里的琐事，女人说他：
“天这么晚了早点睡吧，净说些张家长李家短有什么用！”第二天，这个男子就被捕了。张献忠听了汇报之后，掀髯大笑，说：“这是说我（张）家长，李自成家短。没事，是良民，放了吧！”
不得不说，与地主阶级斗争十分坚决的革命者张献忠，统治劳动人民手段的野蛮下作实在大大过于历朝反动统治者，甚至包括最野蛮的皇帝朱元璋。和朱元璋一样，暴力对张献忠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张献忠有时策略性地拒绝理性，因为他深知对非理性的恐惧深植于人性之中。当一个人有足够的实力蛮不讲理时，他最容易得到无条件的顺从。
<h3>“打粮”</h3>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积穑，地生之利，未间屯种”。
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开朝，然而，张献忠在帝国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
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帝国”之内强抢。“献贼每五日十日一发人采粮，如一人不回营，领人管队小剥皮[1]，同伴俱斩。”
所打之粮，首要的目标当然是地主大户，可是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人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阶级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烧烤，逼他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正如一本企图为张献忠“翻案”的传记指出的那样：“张献忠在四川的两年多时期中……据我所见到的材料，张献忠没有采取过一项直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过去流动作战，靠在各地‘打粮’，如今一住两年，地主和官仓的粮食很快吃光，几十万军队不能空着肚子，这就必然要从广大农民身上取得粮食。”
另一本肯定明末农民战争的书，说得更清楚一些：“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成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撰著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抢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做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
许多大人物一再说：“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世界上最好统治的老百姓”。老实厚道的农民们什么都可以忍受，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活活饿死。
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在这样的统治下，“最好的老百姓”不拥护这个政权也情有可原。
<h3>农民起义的三大功用</h3>
农民起义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
与其说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历史车轮前进的主要动力，沉重打击了专制统治，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如说农民起义与专制统治是维持“中国独特性”的互补两翼，是同一文化源头结出的孪生兄弟，它们互为补充，相互促进，同葆中国文化数千年一系，继继绳绳。
农民起义带给中国的，无非是以下功用：
一是消灭人口，减轻了这片土地上的人口压力，为新一轮人口增长提供空间。
中国的大型农民起义短则一二年，长则延续到一二十年。少则波及数省，多则席卷帝国。一处揭竿，举国蜂起。秦末、汉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农民起义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起义军人数都在百万直至数百万以上。每一次起义，都使官兵义军双方军队所过之处，残破殆尽，赤地千里，血流成河。大的农民起义之后，帝国人口往往下降一半。
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重要战区的户口数大都减少了以上，冯翊（陕西大荔县）、西河、上郡（陕西延安县）、北地（甘肃环县）、朔方、定襄五郡的户口数则减少了90%以上。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和其后的军阀混战，使泱泱中华只剩下五百万人，比今天的上海市还要少一半以上。
隋末农民大起义和改朝换代的混战持续了十八年。十八年间，三分之二的人民死于非命，人口从四千六百万锐减到一千六百万。在混战激烈的地区如中原、关中一带，人民幸存的不到十分之一。
太平天国起义只波及长江中下游和湘、桂、豫、冀的部分地区，但使大清减少了整整一亿人口。
由于繁殖力强，人口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致命问题。每个王朝建立不久，人口就会迅速增长，并于王朝中晚期达到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土地承载力的极限。消灭人口，是农民起义的首要功能，而历朝大型农民起义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从而使汉民族这个繁殖力最强的民族不致因人口压力而毁灭。
每次大规模反抗之后，巨大的牺牲多少换来了一些发展自己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有利条件，但由于他们根本没有西欧农民那种“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付出重大牺牲换来的成果，一般总是在几十年之内即丧失殆尽，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起点。
二是文明的毁灭和劣化。关于农民起义对社会财富的破坏，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就够了。刘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选不出四匹纯一色的马来拉御车，宰相只能坐牛车上朝。而中国史书有二十四史之多，每代王朝都竭帝国之力，建造辉煌富丽的皇宫，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只有北京故宫一座，其原因是清朝并不是灭亡于农民起义。
帝王将相遭遇如此，幸存下来的普通百姓的苦难由此可以想见一斑。贵族文化在大动荡中一次次受到毁灭性打击，随着刘邦、朱温、朱元璋之类的底层人物一次次由社会最底层上升至社会最高层，以实用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底层文化不断扩散。
三是专制思维越来越强化，促进专制统治更加周密严谨，制度监狱更加牢不可破。中国的正统文化当然包含了全部专制制度的意图和基因，然而它与底层文化的区别在于，它以王道和大同为面目，包装得比较得体，而底层文化却是对专制赤裸裸的欢呼和肯定。
其实，农民从来不是专制统治的异己因素。他们比其他阶层的人更具皇权意识，更崇拜权威。他们甚至比上层社会的成员更认同于专制体制。或者说，农民们的专制性格往往比统治者还要鲜明和强烈。他们最豪迈的宣言不过是“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们的家长制作风、权威主义倾向，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比统治阶级更甚，而他们的统治技术，更为粗犷。这就决定了，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对阶级兄弟往往更为残忍，他们的统治手法往往更为暴虐残酷，他们的政权自私性更强。
洪秀全建立的政权，其等级制度之森严为中国历朝之冠。更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国这个农民自己的政权中，对官员和军人的惩罚措施居然有一条是“罚做农民”。
而由底层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专制程度最深的一个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带有明显的目光短浅、实用主义、愚昧落后的农民特征。
那些为历朝历史研究者所乐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义要求，以及摧富益贫的口号，最初都是由儒家创始人提出来的，不是造反农民的发明。
所有的农民起义口号，都没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范畴。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并没有带来基本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没有为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
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
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进一步退化。从汉到清，这一规律至为明显。
<h3>“贼之失势在止”</h3>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
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朝，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
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chuō）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时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张军拥有强大的骑兵，史称：“献（忠）之行兵，其来也，如风雨之骤至，其去，如鬼蜮（yù）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逐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击虚’之法。将帅坠其术中而不觉耳。”
速度带来主动，而主动是取胜的关键。张献忠部惯于“以走致敌”。张献忠一生不打防御战，在进入四川之前，他的战略原则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避免死守一隅，高速度地流动作战。他们没有固定不变的据点和进攻目标，从不死攻一城，他们所进攻的地区，正是明军防守薄弱的空虚地带。故能避实就虚，节节取胜。
相比之下，明军则要笨重得多。他们处于明处，每个据点都要驻兵，永远处于守势，战线拉得很长。“我（指明军）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他们被庞大的后勤所制约，被起义军拖着走，要围则困不住，要追则追不上，经常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正如张献忠农民军所唱的：“前有邵巡抚，常来团传（转）舞；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