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燕军在野外露营，严寒让人们无法入睡。随从们好不容易找来几个废弃的马鞍子，点起一堆火，让燕王取暖。远处的士兵看到火光，纷纷跑来取暖，及至看到是燕王才停下脚步。卫士们上前厉声赶大家走，燕王却大声说：“这些都是壮士，勿止之！我身穿两件皮衣还冷呢，何况他们！我恨不能让所有的士兵都来我身边取暖啊！”士兵们听了，许多人当场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由于以上诸种因素，燕军每次往往血战到底，战斗力非常强大，少有降者。而对于投降过来的敌军，燕王严令不虐待，更严禁杀俘，往往是进行宣传教育之后，愿意留的留下，愿意走的给路费。燕王仁慈之声，不久就遍闻遐迩。

<h3>脑筋急转弯</h3>

回顾整个“靖难之役”，朱棣成功的迅速让人有些难以理解。毕竟建文帝是名正言顺的天子，而朱棣是叛逆之师，以八百人起兵，以一隅对抗整个帝国。然而，短短三年时间，天翻地覆，拥有正义、名分、帝国财力和军事资源的建文帝败给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乱臣贼子，这真让人大惑不解。其实，这却是理之必然。

从表面上看，朱棣发动叛乱，大逆不道至极，人人得而诛之。然而，天下大义的道义力量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利益作后盾，任何道德戒律都只能是空洞的口号。朱棣和建文帝之间的争夺，既不是民族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也不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只是统治集团顶层的内部争斗。谁胜谁败，并不影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大臣们都明白得很，反正天下是老朱家的，只要主子姓朱就行。至于普通老百姓，连你姓不姓朱他们都不关心，谁有实力他们就做谁的顺民，只要有碗饭吃就会称呼你万岁。

所以，从一开始，没有多少南军将领肯为老朱家的内争拼命。特别是燕王连续打了几个大胜仗之后，更没有多少人认真抵抗，更多的人最注意的是观察风向，随时准备倒向更有力的一方。燕王进攻彰德，守将赵清起初不肯投降，但他对燕王说，你进入京师后，只要给我个二指长的小纸条，我就会乖乖地赶过去，对你唯命是从，只是现在还不敢降。这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

明眼人很快就看出，燕王的胜算更大一些。对比一下燕王和建文帝的谋士集团，是件很有意思的事。燕王不太喜欢士人，而注意招揽一些奇人异士，所以身边的谋臣多是些和尚术士，看上去不伦不类，实际上这些人集中了民间的智慧，比起建文帝那些高居庙堂的书生谋臣来，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小皇帝及其谋臣，虽然都是满腹经纶，其实多端寡要，多谋寡断。建文帝把削藩大事交给齐泰、黄子澄去办，自己全部精力都投入复古改制中来，成天废寝忘食地与方孝孺商量，如何按《周官》改定官制，减轻刑罚，以仁义治国，还津津有味地讨论如何实行井田。这些书呆子真是愚蠢得可爱。战争之初，朱棣还摆出一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架势。他的想法是由北到南，一步步地征服天下。然而，在山东他遇到了建文帝手下最有能力的两员大将铁铉和盛庸的顽强抵抗，厮杀数月，损失惨重，不能前进一步。

此时，朱棣突然产生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式的想法：为什么非要在山东一地和南军周旋？如果绕过山东，直取应天，坐上皇帝的宝座之后，天下不就传檄而定了吗？这个想法一现，朱棣立刻从失败中重新兴奋起来。他重整大军，取道山东与河南的交界处南下，连破东阿、汶上，一路势如破竹。

过徐州，经临淮，燕军的策略是绝不打攻坚之战，能攻则攻，攻不下则绕着走。很快，兵临应天城下。

<h3>消失的建文帝</h3>

这一年是建文帝登基的第四年。他原以为自己做了明帝国这艘超级巨舰的船长，可以把这艘船开到他想去的地方。没想到，这广袤的大海竟然与圣人们留下的航海手册上描写的完全不同，云谲波诡，暗流滚滚，不久就把他卷入漩涡中间，天旋地转，手忙脚乱。等回过神来，船已到鬼门关外。他实在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本来一开始是那样美好。

即位四年来，他勤劳不懈，一举一动都遵循圣人之言，诸项措施，都本着先贤美意。他减轻天下赋税，取消严刑峻法而代之以宽大。他重用儒臣，试行井田制，全面建设儒家的理想社会。没想到四年努力换来的是穷途末路。他弄不懂他的臣民。君臣大义是人伦之首，为什么那么多武将毫不犹豫地背叛他去投靠燕王？为什么他被困京城，天下郡县竟无一人前来勤王？

就在一片胡思乱想之中，应天城一片混乱，杀声四起，燕兵已经包围了皇宫。燕王入城，立刻派人去保护关在牢中的周、齐二王。周王一见燕王，扑上前，抱头痛哭：“奸恶屠戮我兄弟，赖大兄救我，今日相见，真再生也。”燕王的回答，显示了兄弟俩境界上的不同：“此非我之力，乃皇父皇母在天之灵保佑的结果！”听了这样高明的回答，谁还能怀疑燕王不是天生的帝王之才？

朱棣并没有急着赶到皇宫，而是派人前去围困。他希望在他到来前，皇宫里能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结果，既让人满意又有些遗憾。士兵们在皇宫中没有找到建文帝，只是在灰烬中找到了一具尸体，不过面目全非，看上去更像女尸。不管怎么样，朱棣当机立断，“决定”这具尸体就是建文帝。他长叹一口气，沉痛地说道：“小子无知，果然如此糊涂耶？我来此是为了辅佐你向善，你怎么做出这样愚蠢的选择！”

<h3>从容登顶</h3>

虽然是初登大宝，朱棣却从容不迫。他像一位高明的驭手，坐在高高的驭座上，熟练地操纵着手里的缰绳和鞭子。缰绳是利益，鞭子则是暴力。燕王的有恩必报、有功必赏是闻名已久的。而成了永乐皇帝后，这个传统更加发扬光大。

朱棣赏赐起功臣来，手笔之大，令人瞠目。那些原本是王府中的亲兵首领，地位卑微的小军官们，现在都成了帝国的新贵，封公封侯，蹿升到贵族阶层中的顶层。原来的护卫千户朱能封为成国公，小小的指挥佥事张玉被追封为荣国公，两人俱“三世赠王”，这是一个大臣所能得到的最高封赏。封侯封伯者各有十余人，这些人的子孙也享有特权。

朝廷原规定，功臣子孙袭职，必须经过考试武艺。皇帝发布了一个饱含感情的告谕说：“朕见到参加考试的功臣子弟，不觉怆然。举义之初，他们的父兄忍饥冒寒，艰苦百战，不幸为国捐躯。今观其子弟皆稚弱，未必熟悉武艺。如果因此而绝其俸禄，何以自存！可令其先袭职，长成后再考试。”

这类很有人情味的做法，有力地加深了他与他扶植起来的新贵的感情。朱棣知道，这是他统治的重要基础。

朱棣的有恩必报并不限于那些用得着的人。卑微之辈，他也铭记不忘。

他专门下旨，表扬那些在战争中出过力的普通百姓。在北平、保定等地协助燕军守城的妇女，有的运砖运石，有的运水浇城，在守城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朱棣分级给予赏赐。例如，“保定运砖石妇女，每名赏钞一百贯，绢一匹，棉花三斤”。连一个小小的船工，朱棣也念念不忘。渡江之时，为他开船的船工是周小二，仅仅为他服务了不到一个时辰，然而他特命“擢上海县民周小二为巡检，赐彩帛二表里，钞百锭，蠲其徭赋三年”。

朱棣深知，他这些带有戏剧性的做法有宣传效果。它们将借助趣闻逸事的形式，迅速传遍帝国的每一个街巷，树立皇帝“滴水之恩，必将涌泉相报”的义气形象。必须让广大人民知道，效忠于皇帝必然得到好处，这是一条绝不能动摇的原则，它关系到一个君主统治的稳定性。

对于那些投降他的建文遗臣，他也表现出极为宽宏的气度，一律既往不咎。朱棣很清楚“食其禄，任其事”的道理。为了安抚降臣，他命令把建文帝宫中收藏的千余封奏章一把火烧掉，以表示绝不追究他们反对自己的责任。此举让人大为感动。大部分建文遗臣很快转变立场，成了永乐帝的鼎力之臣。

皇帝利用一切手段，传达“只要站在我这一边，必然前途光明”的重要信息。政治家判断一个人的标准不在于道德素质，而在于立场。对那些坚决站在他这一边的人，他如太阳般温暖；而对那些坚决反对他的人，他则比野兽还要凶残。

<h3>露出了本来面目</h3>

当朱棣手持武器走向皇位的时候，整个明帝国的人民都被推入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

按照这个社会竭尽全力弘扬的理念，每个人的生活都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原则之上。据说，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是因为人能判断正义与邪恶，有羞恶廉耻之心。“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现在，一个篡位者上台了，心甘情愿做篡位者的顺民，无疑是一种屈辱，甚至是一种不可饶恕的错误。

对于普通老百姓，摆脱这种尴尬很容易，只需要骂一句娘就足够了。说实在的，礼义廉耻更多的是大人先生们的奢侈品，平民百姓更需要的只是生存。

然而对于士人，这个问题则生死攸关。对于他们来讲，存在的意义，就是贯彻纲常。为一个篡位者服务，无疑是精神生命的自杀。因此，朱棣的上台，当然要引起全帝国读书人“利义交战于心中”。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不断这样野蛮地开着士人的玩笑，他们维护纲常，说到底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统治者们却一次次地无视纲常，制造阴谋、政变、篡位，不断地把士人放置两难境地。数千年来，大部分士人也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修炼得进退自如。“交战”的结果，是大部分人抛弃了万古长存的道义，选择了瞬息而逝的利益。当然，永远会有那么一部分人，选择了保持价值观的完整。黄子澄是削藩的始作俑者，是朱棣起兵时宣称要消灭的第一个“奸臣”。由于没有任何退路，他走向死亡的姿态相当洒脱。在朝廷之上，他对永乐口称“殿下”而不是“陛下”，嬉笑怒骂，无所不至：

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贵，不知殿下即此位……况富贵瞬息，何足重轻！殿下向来悖谬，不可为训，恐子孙有效尤而起无足怪者！

盛怒之下，平素一副笑面的朱棣露出了不为人知的狰狞一面。他命人把黄子澄所有的亲戚一律逮捕，把黄家一姓老小六十五口，妻族外亲三百八十人都押到黄子澄面前，“哀号震天”。维持自己价值观的代价，将是这四百多人的性命。

黄子澄望着自己的老父老母，泪眼婆娑，心如刀绞，然而，儒学原则让他不能后退半步。他咬咬牙，仍不改口。朱棣命人砍掉他的双手，黄子澄仍不屈服，遂又命斩去双脚，接着把黄子澄砍成肉泥。黄氏一家六十五人不分老小，一律斩首，三百八十名亲戚全部发配边疆。

曾在山东抵抗朱棣使其不能南下一步的铁铉，被送到朱棣面前时，反背坐于廷上，谩骂不止。朱棣命人将铁铉耳朵、鼻子割下来，“碎分其体”。

建文的礼部尚书陈迪在朱棣面前与之辩论君臣大义，骂不绝口。朱棣命人把陈迪的几个儿子都抓来，并且割下他儿子的耳朵、鼻子，让他吃，并问味道如何。陈迪答道：“忠臣孝子的肉，香美无比。”父子六人，同被凌迟……这就是那个讲义气、重感情、面常带笑的朱棣吗？这就是那个因为乞丐的惨状而流泪，因为弱者受欺而义愤的燕王吗？这就是那个起兵时慷慨陈词，义形于色的正义化身吗？是的，这个正义的代表，仁慈的主人，人情味十足的大人物所作所为还远不止此。

他和方孝孺在殿上对骂，恨其嘴硬，命人将方孝孺的嘴割破，直割到两耳。他发明“诛十族”，与方孝孺有关系的八百七十三人被磔杀于市。朱棣发明“瓜蔓抄”，为了泄一时之愤，从一个仇人开始，转相攀染，广加株连，滥杀无辜，动辄让数百人死于非命。

很侥幸地，历史留下了朱棣未及销毁的流氓嘴脸的特写：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正月十一，教坊司的官员在皇宫右顺门口禀奏：齐泰的一个姐姐，两个外甥媳妇，加上黄子澄的妹妹，四个妇人，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依由之，说道：“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美丽的面具被揭开，后面露出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这个流氓的卑劣、下流、凶残，比之他的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与他父亲的唯一区别，他不过是一个精通经典的流氓。这个道貌岸然的人，原来心底对人的生命并没有丝毫尊重，在他那冷酷的心灵中不生长同情、怜悯、爱这些高贵的品质。

在他的眼里，世人只分为可利用的和不可利用的两种，事物只分为有利于自己和不利于自己的两类。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在他心中还不如草芥。

从道德水平上讲，他并不比大明帝国范围内任何一个地痞流氓更高一点点。不幸的是，这样的人在中国式残酷竞争中常常是胜者。这些人一面愚弄天下，一面又野蛮践踏诚实的人所珍视的价值。他们标榜的是王道正义，实际上遵循的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后世士人谈起成祖时代，最为痛惜的是天下正气又一番被摧挫。

明亡之后，许多士人把明朝之亡归于，人心在永乐之时即已倾颓。明末大儒顾炎武认为“洪武、永乐之间”为“世道升降之会”，是中国人性格发生扭曲的时代，的确是有识之见。明亡之日，殉国者尚不及“靖难”时殉建文者。后人李清在《南渡录》中说：“靖难以正气渐削，故酿为今日（明亡之日）狯猾之徒屈膝拜伪。”

<h3>鞭子底下出顺民</h3>

朱棣制造的骇人听闻的残酷，并非完全是盛怒之下丧失理智的结果。就像流氓们残害他人并非仅仅是为了取乐，流氓们行凶，往往是炫示自己有加害于人的能力，从而获得别人的惧怕。在能够利用道德面具的时候，朱棣绝不会露出他的犬齿。然而，在雄辩和谎言遮挡不住的部位，他只剩了暴力这一种选择。极致的残酷能削减抵抗力，美国人对广岛和长崎的核屠杀引起了日本当局迅速的投降。一个更为人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的屠城使更多的城市不战而降。

不论怎么解释，怎么宣传，他篡位者的面目都无法遮掩，所以与那些认死理的儒臣们辩论，他注定是输家。在道义上被剥光了衣服的朱棣，最后的手段只能是屠杀。毫无节制的屠杀，有效地瓦解了反对者的势力，使更多的观望矜持乃至不满者迅速抛弃了犹豫、廉耻和义愤，无条件地站到了他的旗帜之下。事实上，除了被他杀掉的那些人，剩下的建文遗臣们为他卖起命来都是诚惶诚恐，竭尽全力。暴力能有效地巩固君主的统治。

如果朱棣读到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他一定会抚掌大笑，感叹英雄所见略同。马氏一针见血地指出：“君主进行斗争必须既像人又像兽”，“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理由是“令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更安全”。

朱棣和建文帝的命运对比有力地证明了马氏结论的正确性，虽然马氏在写这本书时并不了解神秘的东方历史。建文帝确实宽厚仁慈。对大臣们，建文帝从来都是礼貌有加，温文尔雅。对百姓们，他不断减轻赋税，甚至还要实行井田，以平均田地，造福于民。结果在燕王大军节节南下的时候，各省居然没有一个官员率兵勤王！对败军之将李景隆，他不但不杀，反而委以重任，命他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北），结果李景隆第一个开门迎降。

人民宁肯辜负一个自己爱戴的人，也不会违背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这是人的本性。确实，正是恐惧巩固了朱棣的权力，特别是当权力没有足够的道义基础时，当利益这根缰绳不能把人们引上为他所用的方向时，朱棣就会毫不犹豫地举起暴力的鞭子。他发现，鞭子往往比缰绳还管用。翻检明成祖那些血淋淋的记录会发现，他在制造这些暴行时肆无忌惮，丝毫不担心因此而激起反抗。他深知，中国百姓几千年来已经习惯了在暴力面前驯服。

<h3>政治就是表演</h3>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朱元璋毕竟出身草野，头一次当皇帝，政治手腕有诸多不够老到之处，许多招法用得过辣过猛，杀人过多，成为政治败笔。

而作为朱氏家族的第二代皇帝，朱棣继承了老皇帝的政治智慧，文化水平更高，性格更阴鸷，手法更老到更圆熟。比老皇帝更高明的一点就是适可而止，对残暴用之有度。目的达到之后，他就适时收手，着手修补自己的形象，而老皇帝的残酷，在很多时候是为了满足心中的变态欲望，已超出了政治需要之外。

权力的奥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君主必须学会用权而不仁，但要明白何时当仁，何时不仁。”“如有必要，君主应随时抛弃传统道德。然而，只要有可能，他还是应当恪守正道。”他已经向天下人展示过自己狮子般的可怖面孔，然而这种展示应该偶一为之，绝不能让它成为天下人心中恒定的形象。不节制的暴君往往没有好下场。道德这个工具，在君主的工具箱中应该放置在日常应用的位置上。

现在，天下人都已规规矩矩，安安分分，正是需要朱棣展示他的仁慈、仁义的时候了。这正是朱棣所擅长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过：“政治就是演戏。”而朱棣就是个天生的演员，喜欢也善于制造一些传奇性的故事，以达到需要的政治效果。

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五月二十，朱棣在南京灵谷寺进香。经过一株槐树下面的时候，一条小虫子落到了皇帝的袖子上。皇帝轻轻把虫子抖落地下，随从们上来就要踩死，皇帝很不高兴地瞪了他们一眼，命他们把这条虫子再放回树上，并且教训道：“此虽微物，皆有生理，勿轻伤之！”和尚们忙念起阿弥陀佛，连连称赞皇帝真是菩萨心肠，猜测皇帝可能是哪一位菩萨转世。当然，仅仅是这些小伎俩并不能起太大作用。

朱棣还有大手笔。他知道，天下真正对他心怀不满的是那些读书人。虽然在大屠杀之后噤若寒蝉，然而心里对他并没有好感。所以，大屠杀之后，他对依附于自己的文人学士特别宽宏，多方优容。他即位不久，就安排实行科举考试，扩大录取名额，拓宽了读书人晋身的道路。对在朱元璋时受到委屈的一些文人，他积极平反昭雪，挽回了不少人心。

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他就开始以他独有的宏大气魄，组织编修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类书（古代的“数据库”）《永乐大典》，以此表示自己对文化的重视。此举赢得了士人的极大好感。一打一拉，天真的士人立刻掉入彀（gòu，圈套）中。文人学士们忘掉了朱棣的凶残，开始满腔热情地歌颂永乐皇帝的丰功伟绩，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新流派——台阁派。

他们作品的中心内容，就是歌颂朱棣的功德和祥瑞，歌颂国势的强盛太平，平正典雅，词气安闲，雍容晓畅，一时制造出一派歌舞升平的文化繁荣景象。

对比朱元璋、朱棣父子，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老皇帝起身平民，所以对同样出身流氓的汉高祖感觉十分亲切，每每自比汉高祖，为人行政上自觉不自觉地以刘邦为榜样。而朱棣篡得皇位，所以对同样用血腥手段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极有好感。

唐太宗不但篡位成功，并且还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皇帝。每当提到唐太宗，朱棣敬慕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他为人行政，也处处踪迹唐太宗。

平时说话，必以仁政为辞，反复强调儒学教条，把老百姓的饱暖时时刻刻挂在嘴上。经常号召大臣们进谏，而且确实也多次诚恳接受别人的意见，勇于改过。

他一改老皇帝的政策，提出“用法当以宽不以猛”的原则。他一再表示反对老皇帝的严刑峻法，修改了许多过于苛刻的法律条款，并且特别规定，凡是判死刑，都要“五复奏”，即要反复审查五遍。一转眼，那个以人命为草芥，无理株连肆意“瓜蔓抄”的暴君面孔慈祥得让人不得不感动。

然而，再有自制能力的人也不免有失控的时候。在晚年，一次偶然的失控，使他的野兽本性又一次暴露。在后宫的一次争宠斗争中，一个妃子的侍女被屈打成招，供认曾想谋害皇帝。暴怒之下，他大开杀戒，竟然辗转株连，一举杀掉了二千八百人。只有在这种时候，人们才吃惊地发现，原来魔鬼并没有变成天使。

<h3>“此上命也，奈何杀臣！”</h3>

形象需要建设，然而威慑的鞭子还得时时高悬，让人民不要得意忘形。

有人说过，当领袖的首要条件是做一个好屠夫。如果自己做不了好屠夫，身边就需要有成为好屠夫的人。朱棣是个杰出的屠夫，然而却绝不轻易亲自下手。所以，他有意识地任用了一大批生性残酷的酷吏，作为自己的鹰犬，替自己杀人。“君主应该自己施恩，让别人代为受过”，马基雅维里的这句名言被朱棣运用得出神入化。

永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酷吏横行的时代，纪纲、陈瑛、郑赐，都成为二十四史中酷吏的典型。朱棣用他们除掉一些潜在的政敌和自己看不惯的大臣，却不落痕迹。每当这名酷吏树敌太多作恶太甚之时，他再毫不犹豫地除之，也算是“为民除害”。上述最为朱棣卖命的酷吏，除郑赐是忧惧而死外，另两人都是被朱棣杀掉的。

梅殷是明太祖的驸马，朱棣的妹夫。朱元璋死时，梅殷是托孤大臣之一。虽然勉强投降了朱棣，然而他内心却并不服气，时时口出怨言。朱棣对此一直嫉恨于心。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十月的一天，梅殷早晨上朝时，居然出了“交通事故”，被人挤到金水桥下溺死了。妹妹宁国公主抓住朱棣的衣服袖子大哭大闹，朱棣命人严查，遂把故意挤撞驸马的两名锦衣卫军官抓起来要处死。两名军官没想到，为朱棣卖命最后竟然落了这样一个结果，大吵大闹，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朱棣立命金瓜武士击碎二人牙齿，推出去斩了，然后以隆重的礼节厚葬梅殷，亲自志哀。满朝大臣和朱棣默契于心，然而大家均行礼如仪，表情沉痛，共同上演中国政治史上的又一出经典小品。

为了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朱棣发扬朱元璋的余烈，创立东厂，恢复锦衣卫，大搞特务统治。特务遍布京城内外，上至太子亲王、公主驸马，下至普通官吏、平民百姓，都处于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就连特务们，也都在其他特务的监督之中。朱棣还鼓励人民告密，不少人靠揭发他人得到好处，帝国上下各个阶层，处于恐怖气氛之中，人人相互提防，不敢乱说乱动。

朱棣的天下，由此如磐石之安。

<h3>大奸亦大雄</h3>

篡位者往往是大有作为的君主。他们通常比那些名正言顺的帝王更勤劳、更努力、更自我节制，竭尽全力建功立业，以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皇位。唐太宗、明成祖、雍正帝都是如此。“篡位者”的名声像一杆鞭子，鞭策他们成为千古明君。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朱棣创立引人注目的功业，一半是由于他豪雄阔大的天性，一半是由于显示自己能力的需要。他数兴大工，建造北京城，修建大报恩寺，铸永乐大钟，每一桩都规划宏大，远迈前古。他看不惯父亲的小家子气，即位不久，即打破父亲留下的海禁政策，派郑和船队七下西洋，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他不断向外扩张，在东面，把边疆延伸到库页岛；在西面，绿洲上的诸穆斯林与他建立朝贡关系；在北面，他使蒙古始终处于被动；在南面，他把南沙群岛划入中国版图。他派八十万大军攻打安南（越南），一度把安南并入中国。

永乐的行动相当一部分仅仅是为了满足他的虚荣心，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他热衷于制造天朝强盛万国来朝的热闹氛围。耗巨资下西洋，用商业利益招徕七个东南亚国王来中国朝觐。他五次远征蒙古，其中的几次并没有必要。而出兵安南更是得不偿失，在勉强维持二十二年后，明帝国不得不再次恢复了安南的独立。

然而，除了对荣誉的渴求，朱棣的种种铺张举动还有另一层动机。又一次与朱棣不谋而合。他在“君主应如何作为以赢得崇敬”一章中开宗名义地说道：“能使君主赢得高度评价的莫过于伟大事业和非凡举动。”正如朱棣派人七下西洋那样前无古人的壮举让人永志不忘。“惊人之举出声望”，伟大的君主“总是这样，干完一件大事便又筹划另一件大事，让臣民应接不暇，不知所终，每当看到结果则又目瞪口呆。这些行动一个接着一个，此一行动和下一行动之间不留一点空隙，人民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用来反对他”。

事实正是这样，连续不断的行动凸显了朱棣的强者形象。这是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手段。父皇数十年的经营为他的一次次大手笔打下了基础，而他的才华又足以使他把一次次表演进行得有声有色。当然，除了制造阴谋和战争，他的智力、精力、毅力使他治理起帝国来也得心应手。他每天四鼓即起，常常工作到深夜，根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除了五次出征蒙古，他还常年巡行在外，以致没有几次能在京城正式庆祝自己的生日。

事实证明，帝位正是为朱棣这样的人打造的。他的那些萎靡不振的孙子们和他比起来，简直就是一群蛆虫。明朝最耀人眼目的大事几乎都是他做下的，在他的统治下，大明国力强盛，人民富庶，政治安定，文化繁荣。永乐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充满活力和开拓精神的时代。只有像朱棣这样，把东方社会，把东方人心理，把权力的奥秘捉摸得通透的人，才能在这片土地上取得成功，并且姿态潇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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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恩令：汉武帝时期推行的一个旨在减少诸侯的封地、削弱诸侯王势力范围的一项重要法令。主要是将过去由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传给嫡长子的情况，变更为允许诸侯王把封地分为几部分传给几个儿子，以达到分化、削弱大诸侯国势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