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朱元璋的纠结</h3>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老四朱棣走路时左脚微微内倾，步子一大一小，和自己如出一辙；而一脸忠厚之相底下游动着的缕缕狡黠与豪霸，则完全是得了自己的神韵。“形神毕肖”，望着老四的背影，朱元璋的脑子里跳出了这四个字。

皇帝这个职业一直使朱元璋感觉有点别扭：譬如穿了别人的衣服，有的地方长，有的地方短。如果按自己的直觉，他会毫不犹豫地立老四为太子。

但是，“皇帝职业守则”说，必须传位于嫡长子。据说，天理注定如此，又说，这是无数代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这些说法的来头之大让他不得不否定自己的想法，可现实却一再让他犹豫。

本来，有许多事是只能做不能说的，一说就留了形迹。朱元璋自成年后，几乎从未和人说过心里话。可惜太子朱标悟性太差。就在他一次次下手屠戮功臣时，太子却傻乎乎地一再要求他慈悲为怀，逼得他只好破戒。他屏退众人，拿了一根荆条扔在地上，叫太子去捡。太子面有难色，然而仍然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只好挑明道：“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刺摘了给你，岂不是好？我杀的都是奸恶之人，杀了他们，你才能当这个家！”

没想到太子直通通地回答：“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因他残暴，才把大家都想象坏了。气得朱元璋当时就抄了把椅子，向太子头上砸去。算是太子命大，没有砸中，抱头逃走。朱元璋却气得犯了失眠之症，一连半个月没睡好觉。

辗转难眠时，他越来越觉得，在二十六个儿子当中，老四最像自己。

他相信不用废话半句，老四就会全明白他的意思。只有老四有做大事业的悟性、能力和欲望，老大和他一比，简直就是木头一块。可是圣人规定，皇位只能传给老大。真他妈的狗屁圣人！

<h3>朱棣的悟性</h3>

做大事业者的禀赋之一是敢于说谎，并且敢于一千遍地重复下去，以使之成为真理。从少年时代起，朱棣就不断对外宣称，自己是马皇后的嫡子。

宫闱禁事，外人知道的很少。其实马皇后终生不育，从来就没有过所谓嫡子。只不过马皇后特别喜欢小孩子，视朱棣兄弟如己出却是真的。这个谎言意味深长，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血缘是最有力的理由，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在几十年之后，他起兵篡位时，这个谎言使他理直气壮。在起兵宣言中，他自称：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帝国至亲……在攻入应天（南京）之后，他发布的诏书中甚至把朱元璋都省略了：

朕为高皇后嫡子。

这种强调生母的做法实在少见。当然，在说谎的同时并不妨碍他把实惠送给自己的真正生母。在登基之后，朱棣为了证明自己的嫡子地位，报答高皇后的生养之恩，耗巨资修建了大报恩寺，但是，寺内正殿中供奉的却是他的生母贡妃。只是此殿经常封闭，外人难得一见。这种撒起谎来毫无挂碍两不耽误的风度，正是豪杰之人的特征。从这一点看，朱棣就不愧是朱元璋的儿子。

虽然出生在帝王之家，朱棣却没有丝毫纨绔气。出生之时，朱元璋正忙着和陈友谅打仗，战争是他的胎教。从出生到九岁，他是在遍地烽烟中，随着父亲的军队东西奔波，从小就嗅着战火、鲜血、背叛和阴谋的味道长大。

朱元璋称帝之后，不愿儿子们居深宫之中，成为不明世事之人。他打发几个儿子回到老家凤阳，住了三年。这三年正是一个人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民间生活给了朱棣极大的教益，“民间细事，无不究知”。

经历可以相似，悟性却难相同。在诸兄弟中，只有他最后脱颖而出，不能不归结为天分。农田里浑身泥巴的水牛和农民、身边官员们脸上的谄笑和背后的阴谋、兄弟间的争斗和拉拢、从应天传来的政治新闻……这一切，让他参悟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真实。多年苦读的经典和这些真实，这样近，又那样远。忠诚和背叛、真实与谎言、欲望和禁忌、道德和利益，这一切是那样纠结不清千头万绪，然而细心领悟，又分明可以理得一目了然。

从很小时候起，朱棣就明白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一定要用最美的品德来装饰自己，用最坏的打算来揣测别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父皇因为一个并不完整的借口开始制造“胡惟庸案”，株连三万余人，诸多功臣被杀。消息传来，兄弟们大多不明所以，私下里偷偷议论父皇是不是糊涂了。朱棣在心中暗笑：真是余子皆碌碌，天下英雄，唯父皇与我也！

历史上哪个雄才大略的君主不是斩草除根，仁柔只能导致失败。你看，南唐后主李煜投降大宋之后，已经完全成了一条死狗，处处小心谨慎，宋太宗也甘冒留下千秋骂名的危险，毅然毒杀了他。而古来第一明君唐太宗做得更加彻底，这个无时不以仁义自命的皇帝在玄武门之变后，毫不手软地杀掉了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十个儿子。千古以来，谁又敢多加指责！历史一再证明，只有不对别人寄予希望的人最终才能成功。

只不过，父皇做得形迹太露了。如果是他，相信能处理得更巧妙一些。

<h3>谁是最合适的接班人</h3>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三月，朱棣率着护卫五千七百七十人浩浩荡荡离开京师，前往北平（今北京）就藩。这一年，他二十一岁。

江南三月，正是一年中最水气最柔媚的季节，而越过淮河，越往北走，大地越荒凉。寒风如刀，让骑兵们一再苦起嘴脸。然而，朱棣却越走越心潮澎湃。他喜欢这苍凉的北地，喜欢北地的坦荡大气。这片土地的气质恰如他的气质。更何况，燕山背后，就是强大的蒙古骑兵狼一样的眼睛，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一阵阵兴奋。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的尚武血液，燃烧得他心脏不得安宁。

知子莫如父。还是孩童之时，朱元璋就已经开始注意这个老四。在分封之时，他把老四分到分量最重的燕地；在娶亲之时，他命老四娶了开国第一功臣徐达的长女。朱元璋从来没有在语言上表示过对老四的器重，然而，朱棣却时时感觉到了父亲对自己特殊的欣赏。然而正是这份欣赏，让朱棣更加谨慎。做伟人的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太懦弱了不被器重，太强悍了则遭疑忌。特殊的关注也就意味着格外的风险。一事不谨，就有可能失去父亲的信任，而失去父亲的信任，则意味着灾难的降临。

事实证明，朱元璋的器重是有理由的。朱元璋儿子虽然众多，争气的寥寥无几。也许是遗传的原因吧，他们大多流氓气重，举止荒唐，在封国之内沉溺酒色，残害百姓，羞辱官员，破坏法度，不一而足。而“燕王在国，抚众安静不扰，得军民心。众咸谓其有人君之度”。他严格遵守父皇的规定，权力范围之外的事绝不插手，而分内的事做得井井有条。

数年之间，有几件事让朱元璋印象非常深刻。朱元璋六十八岁生日那年，诸王为庆贺万寿，绞尽脑汁，搜罗天下宝物孝敬皇帝。独朱棣的寿礼非同寻常，送来几株嘉禾。所谓嘉禾，乃庄稼结穗之异常大者，古来以为祥瑞。以此为礼，既符合朱元璋讨厌奢华的个性，又迎合他重农悯民的一贯主张。果然进上之后，“太祖大喜，为诗一章赐之”。朱棣准确地搔到了皇帝的痒处。

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名将蓝玉征蒙古纳哈出部回师，为了巴结燕王，将俘获的一匹名马送进了王府。万没想到，燕王不但没有收下这匹马，反而将他训斥了一顿：“将军俘得名马，理当先送朝廷。送到我这里，非尊重君父之礼。”弄得蓝玉当时一个大红脸，几乎下不来台。蓝玉那时权势显赫，位列武臣之首，诸王都畏他三分，而燕王却独敢当面训斥，不能不说朱棣胆识过人。别看这些功臣现在风光无限，其实父皇对他们是时刻提防，与他们结交只会使父皇产生疑忌。他知道这件事传到应天，一定会在父亲那里为自己加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棣年及而立。朱元璋觉得可以让他独当一面了，遂下令命他和晋王朱棡联手出师，征讨蒙古丞相咬住（人名）和平章乃儿不花（平章，官名；乃儿不花，人名）。朱棣飞速行军，冒大雪，深入不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围住了蒙军，然后恩威并施，派人劝降已插翅难逃的乃儿不花，兵不血刃，俘获“乃儿不花及其名王酋长男女数万口，羊马无算，橐驼数千”。而此时，晋王还没有找到敌人的踪影。

消息传来，朱元璋喜出望外，老四的军事才能让他深为震惊。他不能不再一次考虑自己的江山将来传给谁。

<h3>擦肩而过的皇位</h3>

中国人是最有命运感的民族。他们万事听从权威，而权威的产生，则采取听天由命的方式。在家里呢，做父亲的就是天然的权威。“天无二日，家无二主。父是一家之尊，尊中至极。”一个帝国呢，则皇帝是天然的权威，皇帝死了，是他的嫡长子，不管这个嫡长子是否缺心眼或者缺德。

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概率，这种听天由命撞大运的方法无疑非常弱智。然而，这种弱智的方法自有其源。盖因专制社会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人民的主动性和活力。嫡长子制即为抑制皇族内部的活力而设。所以，许多人的命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确定。

比如朱棣，虽然他的智商、素质和能力远超过其他兄弟，然而，由于出生顺序的决定，他的雄心注定今生只能被囚禁在北平一府方圆数百里的范围之内。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帝肯定会对诸王严加限制，到那时，他恐怕只能在数万平方米的燕王府中发号施令，管理管理几百名仆人，打理打理王府的花园了。

命运曾经向他露出过笑脸。那是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太子朱标未及接班就撒手人寰，此时朱棣三十三岁。朱元璋曾经提出过立燕王，然而，立刻被那些熟读经史的儒臣们一口否决。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下，朱元璋最终选择了太子的长子，十六岁的朱允。

朱元璋犹豫不决的这几十天，也是朱棣有生以来最难熬的几十天，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朱棣发现了自己对皇位其实是那样的渴望。醇酒、妇人根本牢笼不住他的精力，世界万物中，只有权力才让他心醉神迷。让他安安静静做一个藩王，真如同把一匹千里马一辈子囚禁在马厩里。可是，机会却终于与他擦肩而过。

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后，老皇帝就开始了雷厉风行的行动。他举起屠刀，寻找借口，加快屠杀功臣的步伐，把有能力的“元功宿将”基本上都清扫一空。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老皇帝机关算尽，还是忽略了自己的儿子们。他对诸王没有丝毫防范，反而希望他们成为巩固皇孙权力的屏障。

老皇帝最终还是失败在违背了自己的信条，对他人寄予了希望，虽然这“他人”是他的亲骨肉。既然有了空子，朱棣就要利用。从这时起，他加紧步伐，招揽人才，同时对自己的部下迭加厚恩，以备关键时候能为其所用。

<h3>中国式政治规律</h3>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十日凌晨三时，帝国人民多年等待着的那个时刻终于到来了：朱元璋崩殂。朱允登基。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朱允都是帝国最理想的接班人：从外表看，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从天赋看，聪明伶俐，智力过人；从学识看，勤奋好学，熟读经典；再论最重要的品质——品德，朱允更是出类拔萃。朱元璋在遗诏中称朱允“仁明孝友”，殆非虚夸。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太子身上长了个疖子，痛得睡不着觉。

太孙侍候在旁，含泪抚摩，昼夜不离。朱元璋看到这些，感动地说：“有子孙如此，朕复何忧？”太子去世后，太孙悲痛至极，居丧期间，事事遵古礼，形销骨立。朱元璋非常心疼，劝他道：“毁不失性，礼也。尔诚纯孝，独不念朕乎？”太孙这才吃了一点粥。而在此前，他已经五天没吃没喝了。

朱元璋临终前，太孙日夜侍候在侧，衣不解带，唾壶、溺器都亲手提献。这些事传出去，满朝大臣无不感叹。

至于说到能力，也没有可挑剔之处。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就命令太孙跟在身边，练习政务，日常奏章由他处理，太孙少年老成，处理结果一般都比较周到。特别是朱元璋处事苛刻，而太孙常济以宽大，群臣无不暗暗高兴，期盼太孙早点接班。

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虽然是大丧，表面上一片悲痛，实际上满朝文武内心都松了一口气。老皇帝的残暴终于成为历史，新皇帝圣明仁孝，真是天下之幸。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乐观。有那么几个人，在满朝太平气象中嗅到了危机的味道。在专制体制中，新帝登基，头等大事是巩固自己的权威，消灭一切现实和潜在的挑战。现在，开国武臣已经被皇祖杀光，能够对帝位构成威胁的就是那些手握重兵的诸叔父亲王。

中国政治史的背景颜色是相互猜忌。诸王和皇帝之间彼此心怀疑虑，只能用最大的恶意去估量对方。这是由中国式的政治规律所决定的必然。皇帝怀疑诸王垂涎帝位，而诸王则担心皇帝消灭自己。麻秆打狼，两头害怕。本来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意图，然而，却形成持刀相向的形势。

新君是一个书生，二十二史熟读之后，对历史上的权谋智略多有领会。

登基之后，整个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消除诸王的威胁。不约而同，新君的心腹谋臣也都想到了这一点。建文帝即位伊始，两位文臣齐泰和黄子澄就秘密上书，建议皇帝削藩。而诸藩之中，最为危险的，显然就是燕王朱棣。

<h3>建文帝削藩收权</h3>

六百年后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建文帝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他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自以为懂厚黑之学，通王霸之道，一上台就开始雷厉风行地削藩，其实正说明他没有读懂历史。他即位时，政局稳定，天下太平，没有哪个亲王有能力和理由主动向他发起挑战。

因此，他完全有时间和空间，用更隐蔽更高明的手段，把他和诸王之间的紧张状态化解于无形之中。比如，他可以借鉴汉武帝的“推恩令”[1]，让诸王的权力越分越小。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找借口逐步收回诸王的军事指挥权，只给他们一个空头帽子。

现在，他迫不及待地主动下手，既迅速激化了矛盾，又明显违背了朱元璋的遗嘱，在道义上处于被动。

而更致命的错误尚不在此。即使主动削藩不够高明，如果他厚黑到底，也有能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诸王一个措手不及，从而一举消灭潜在的危险。而他却又爱惜面子，拖泥带水，举动错乱，从而铸下不可挽回的大错。因为他想做一个符合儒家教条的完美君主，一举一动要讲究名分，要削藩，就要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

在诸王中，最大的威胁是燕王。然而燕王平时举动谨慎，没有道德上可指责的地方，拿他开刀名不正言不顺。其他诸王，则平时作恶多端，名声很坏。建文君臣商议多次，决定先拿其他诸王开刀，并且把这个策略命名为

“先除枝叶，再除根本”。

因此，从即位后第三个月起到第二年六月，建文帝利用诸王平日里的诸多劣迹，先后削了周、湘、齐、代、岷五王，废去爵位，贬为庶人。并且每削一人，就公布他们的罪状，以安天下。

一年之内，就连废了五个亲王，建文帝看上去还真有些魄力。小皇帝又以边防紧张为名，把燕王护卫中的精锐调到塞外驻守。又派了两名亲信，管理北平地方的行政事务。看起来小皇帝的考虑不可谓不周到，布置不可谓不严密。然而，张牙舞爪，气势汹汹了半天，却没有触动燕王的根本，反而把自己的意图完全暴露在燕王的面前。

朱棣静观小皇帝的种种表演。百般举动，虽然眼花缭乱，却越发显示出优柔寡断和底气不足。小皇帝越是搞小动作，朱棣就越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以静制动，让小皇帝越来越尴尬。建文帝的两大谋臣齐泰和黄子澄都是儒生出身，齐泰是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进士，应天府乡试第一，黄子澄则是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的探花。君臣三人经纶满腹，遂自认为通阴阳之道，怀管葛之术，有定国安邦之才略。

然而，他们毕竟是一群书生。真正的英雄人物，做大事并不需要认真的借口，有借口要做，没有借口制造借口也要做。做成之后，自有人来擦屁股。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说：“一位机敏的君主从来不乏正当理由使他的背信弃义显得冠冕堂皇。”像他们这样面不够厚心不够黑，绝不是成大器的气象。

<h3>朱棣建立人脉的手段</h3>

这一年，朱棣四十岁，正是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巅峰时段。脑力和经验结合得恰到好处，时刻等待着什么大事去宣泄蓄满身躯的力量。燕王和小皇帝在气质上截然相反。朱棣身材高大，体格魁梧，说话一副高腔大嗓，快人快语，雷厉风行。说上三句话，就打一个哈哈，经常说个粗口，讲个笑话，更让人感觉毫无架子。

他十分注意维护部下或者朋友的利益。燕兵的军饷水平在帝国最高。部下有事求到他，不管事情大小，只要不太违反原则，他都会痛痛快快地给办了。想要升官的，他积极帮着找路子；没法用官位报答的，他赏赐起财物来手笔很大。体恤小民更是有口皆碑。

燕王喜欢微服私访。有一次，一个小税务衙门的衙役在市场上强行要“借”小贩的羊肉，小贩不肯，衙役把小贩打得满头是血。恰好燕王微服路过，见此情形，一时火起，一剑把衙役劈了。平时在路上遇到乞丐，燕王一定要停下脚来，让身边人扔下几个钱。还有一次，燕王遇到一对从山东逃难来的父女，老父病在路边，没钱看病，女儿在一边哀哭。燕王当时眼圈就红了，当即叫人把父女俩送进王府，命王府太医亲自调治，后来又发给盘缠送父女俩回了山东。

在北平府，关于燕王疾恶如仇、为民除害、惜老怜贫的逸事不一而足，流传很广。燕王在自己的统辖地面，深得人心。凡是在北平待过的地方官和军将，大部分都被燕王收入羽翼之下。

所以，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初五凌晨，当朱棣率领他的八百名亲兵起来对抗建文帝的时候，他底气十足。从表面上看，那一刻的形势确实千钧一发，惊险万状。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北平四周的要塞都已经由朝廷委任的亲信重兵把守，军队加起来达十余万之多。而朱棣所能支配的，只有府内八百名亲兵。然而，朱棣却不这样看。十多万人之中，他真正的敌人不过建文帝派来的那么几个人而已。只要把建文帝那几个亲信除掉，他相信他的老部下们还会云集到他的麾下。

人情大于法，这是万古不易的真理。他多年豢养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要比朝廷的一纸诏书有力得多。果然，在他用计除掉建文帝派来的几位大臣之后，他的旧部很快就纷纷倒戈，北平城内的朝廷命官纷纷投降，建文帝费尽心机调遣布置成了一场空。

<h3>造反是一门技术活</h3>

一旦跨上马背，朱棣立刻感觉到一股莫名的战栗从身体最深处升起。他是一个天生的军人，一踏上战场，就好像优秀的演员走上舞台，马上会进入一种忘我的状态，万虑皆消，满脑子只剩下了对于种种军事信息的分析、判断、计算、运筹。这是一种令人感到极大愉快的智力活动。只有在战争中，在巨大的危险笼罩下，在瞬息万变的形势的刺激中，他的智力、判断力、勇气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战争是他最大的享受。

八月十二，满朝唯一一个逃过朱元璋大屠杀的老将耿炳文，率领三十万大军北上平叛。作为硕果仅存的百战元勋，耿炳文已经六十五岁，经验丰富，老谋深算。而燕王所部不过十万人，胜负之势似乎不难判明。然而，朱棣却底气十足，率兵南下迎敌，并且趁南军立足未稳，打了一场闪电战，消灭了南军先头部队一万人。紧接着，燕军以少击多，在河北真定城外与南军展开大战，一举斩首三万余级，吓得耿炳文把剩下的部队撤回真定城内，坚守不敢出。虽然身经百战，耿炳文还没有见过战斗力这样强的军队。

燕军的战斗力来源于三个方面：一个是燕军都是北人，且与蒙古铁骑周旋多年，习于战争。而南军多年没有经过战争，初上战场，自然心虚气弱。

二是燕王对思想政治工作非常重视，多次发布公告，反复阐述自己起兵的正义性。这一点是他和一般武人最大的不同之处。朱棣绝对不承认自己的目的是篡逆。

在中国，做事一定要在真实的意图外包上一层光明正大的道德外衣。所以，朱棣把自己的行为定义为“奉天靖难”，即帮着皇帝讨伐奸臣。其实这已经是汉朝人玩过的老把戏了，所谓“清君侧”是也。然而，朱棣拿过来用时脸不红心不跳。占领舆论高地，这道手续是绝对不可以省略的。这不但是给自己找遮羞布，也是为自己的部下和将来准备投奔自己的人制造理由。起兵之后，他召集将士，举行誓师大会，他激昂慷慨地宣布：

我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嫡子，国家至亲。受封以来，唯知循分守法。今幼主即位，信任奸宄，横起大祸，屠戮我家。我父皇母后创业艰难，封建诸子，藩屏天下，传续无穷。一旦残灭，皇天后土，实所共鉴。祖训云：“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必训兵讨之，以清君侧之恶。”

今祸迫予躬，实欲求生，不得已也。义与奸恶不共戴天，必奉行天讨，以安社稷。天地神明，昭鉴予心。

紧接着，他又给建文帝上了一道表文，宣布齐泰、黄子澄包藏祸心，离间皇帝和诸王，意在颠覆政府，谋取大明天下，所以他不得已起兵讨之，望皇帝批准。起兵不久，他再一次发布长篇文告，详细列举建文君臣的错误和自己的正当，计有如下种种：一、老皇帝去世时病因不明，入殓仓促，让人生疑。二、新皇帝即位不久就修改皇宫布局，“拆毁宫殿，掘地五尺”，此为“拆毁祖业”，明显有违“三年无改”之义。三、奸臣齐泰等，“不遵祖法，恣行奸宄，操威福予夺之权，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知有朝廷也”，并且此人曾“指斥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当何如哉……”

在不断发布的文告里，他把自己打扮成坚决维护太祖高皇帝的大忠大义之人，把敌人丑化得罪恶滔天。而正义的事业是一定能成功的，反反复复地灌输，使燕军非但没有叛逆之军的负罪感，反而理直气壮，把自己当成了维护天下道统的正义之师。

燕军善战的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朱棣平素以“义气王爷”自居，特别重感情，深得部下爱戴。关于燕王关心普通小兵的事不胜枚举，每个士兵都能说上一两件。在这次“靖难”战争中，就有许多让人难忘的事迹。一次，燕王见到一个病卒在路边呻吟，遂把自己的马让给病卒骑。随从们说：殿下是万金之躯，怎么可以让一个小兵随便骑自己的马呢？燕王动情地说道：

人命与马，孰轻重？人病不能行，不载之，是弃之矣。吾岂贵马而贱人哉！且彼从吾，尽力而病，吾乃不恤之，岂为人父母之道！

消息传出，大家无不感动，纷纷表示要为燕王血战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