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巴克利湾到丹曼岛的短程摆渡路途上，朱丽叶从她的汽车里钻出来，站在了摆渡船前端的夏日微风之中。站在那里的一个妇女认出了她，两人便聊了起来。这也算不得什么稀罕事儿了，人们多看朱丽叶一眼，便会琢磨以前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有时候也真的会记起来。她经常出现在省电视频道上，采访有杰出事迹的人物，或是熟练地主持专题讨论，那个栏目的名称是“今日话题”。她的头发现在剪短了，尽可能地短，染成了很深的红褐色，以便与她眼镜框的颜色相配。她经常穿黑色长裤和一件象牙白的丝衬衫，今天也是这样，有时候再加上一件黑夹克。她现在都成了她母亲会称之为“非常抢眼”的一位女士了。

“真的得请你原谅。你一准是经常受到打扰的吧。”

“没关系的，”朱丽叶说，“除非是我刚好看了牙医出来或是有其他这一类的事儿。”

那个女的年龄跟朱丽叶大致相仿。长长的黑发中间杂着一绺绺灰丝，没有化妆，穿着长长的牛仔裙。她的家就在丹曼岛，因此朱丽叶跟她打听有没有听说过“精神平衡中心”。

“因为我的女儿正在那里，”朱丽叶说，“她去那里‘静修’一阵子或者是上一个什么课程，我不知道那是怎么称呼的。期限是六个月。六个月当中，这是我第一次决定必须去看看她了。”

“这类地方有好几处呢，”那位妇女回答说，“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行踪不定的。我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可疑之处。只是他们一般总是到森林里去搞活动，你明白吧，与外界社会没有什么接触。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有接触，那还叫什么隐退呢？”

她说朱丽叶必定是很想重新见到她的女儿了，朱丽叶说是啊，的确是很想的。

“我是个被宠坏了的母亲，”她说，“她都二十了，我这个女儿，事实上，到这个月就是二十一了，可是我们一直都是黏在一起，没怎么分开过呢。”

那位女士说她有个二十岁的儿子，还有两个女儿，一个十八，另一个十五，有时候她真愿意付他们点儿钱，让他们去隐退，去一个也成，三个全走更是再好不过。

朱丽叶笑了起来，“还好，我就这么一个。自然，我是不会保证不想把她装在船上带回家去的，哪怕就回去几星期也好。”

这就是她发现自己很容易就陷入的那种溺爱却佯装生气的母亲们的谈话（朱丽叶真的已经是个善于做出使人愉悦的反应的专家了呢），不过，佩内洛普真就是几乎从未给过她可以埋怨的理由，如果让她说实话，那么此刻她想说的便是，一天没跟女儿多少有点接触都会使她觉得难以忍受，更不用说六个月了。佩内洛普曾在班夫① 当过暑期女服务生，也曾乘坐大巴去墨西哥游览，还曾一路搭便车远行到纽芬兰。不过她一直都是和朱丽叶一起过的，分开六个月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

她带给了我欢乐，朱丽叶是完全可以这么说的。倒不是因为她是那种能歌善舞，给人带来阳光与喜悦，凡事都乐乐和和的女孩。我希望我培养的女儿比这样的人要更优秀。她气质优雅，有同情心，明智得像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八十年的阅历。她天性就是深思熟虑的，不像我这般反复无常。是有些内向，这一点像她父亲。她还天仙似的美丽，和我母亲一样，也像我母亲一样有着那样的金头发和白皮肤，只是没有外婆那么纤弱。她既强壮又高雅。挺拔丰满，我得说，像一尊女像柱。一般人都以为我会妒忌她，可是这样的心思我一点点都没有。在没有她在的这长长一段时间里——从她那里连一个字都没有呀，因为“精神平衡”不允许通信与电话联系——这整段时间里我真是有如身在沙漠，当她的信息传来时我简直像是龟裂的土地痛饮到了一场甘霖。

希望星期天下午能见到你。是时候了。佩内洛普的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是回家的时候了，朱丽叶希望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不过当然，得由佩内洛普来表明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佩内洛普还画了一张简单的地图，很快，朱丽叶就发现自己的车子停在一座老教堂的前面——或者说，一座有七十五年或八十年历史的教会建筑的门前，那上面涂抹的是灰泥，不像朱丽叶长大的那个地区的教堂那样，通常都很古老，多少具有一种震撼力量。教堂后面是一幢较新的建筑，有斜屋顶，正面全是窗子，楼前还有一个简单的舞台和一些供人坐的板凳，以及一片像是排球场的地方，场上挂着一面松垂的网。一切都显得挺简陋寒酸的，一块以前清理出来的地皮如今正由刺柏和白杨在重新收复失地。

舞台上，有几个人在做木匠活——看不清是男人还是女人，还有一些人分成一个个小组坐在板凳上。他们都穿日常的普通衣服，不是黄袈裟或是这一类的服装。有几分钟，没有人理睬朱丽叶的汽车。这以后，才有一个人从板凳上站起身不慌不忙地朝她走来。是个戴眼镜、矮墩墩的中年人。

她走出车子，跟他打招呼，说是要找佩内洛普。他没有说话——也许他们是有规定不跟陌生人说话的——而是点点头转过身朝教堂里走去。很快，从那里面走出来一个人，不是佩内洛普，而是个动作迟缓、身体沉重的白发女人，穿的是牛仔裤和松松垮垮的套头运动衫。

“见到你真荣幸，”她说，“快请进。我已经让唐尼给我们准备茶了。”

她有一张宽阔开朗的脸，笑容既调皮又温和，一双眼睛朱丽叶寻思必定是人们称为闪闪发亮的那种。“我的名字是琼安。”她说。朱丽叶原以为会遇到一个像“静安”这一类的法名或是什么带东方色彩的法号的，而不会是像琼安这么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当然，后来她想起了若安教皇② 。

“地方我找对了，是吗？在丹曼这地方，我是两眼一抹黑呀，”她有意让气氛显得轻松一些，“你知道的，我是来看佩内洛普的。”

“当然。找佩内洛普。”琼安把人名拖长了，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像是带点儿庆典的口气。

教堂内部，高高的窗子上都挂有紫色布帘，因此显得黑幽幽的。一排排座椅和别的教堂设备都给清走了，却挂起了最普通不过的白布幔，像医院病房似的隔出了一个个私密的小间。朱丽叶被带进去的小隔间里没有床，只有一张小桌和几把塑料椅子，还有几只架子，上面乱七八糟地堆了些散乱的纸张。

“很抱歉，我们这儿一切都还乱得很呢，”琼安说，“是朱丽叶吧。

我可以叫你朱丽叶吗？”

“当然可以。”

“我很不习惯跟名人打交道。”琼安就像做祷告一样，把双手合十放在下巴底下，“我不知道谈话应该正规一些呢还是随便一些。”

“我还算不上是名人呢。”

“哦，你是的。你千万别这么谦虚。我只是不由自主地想告诉你，我是多么地钦佩你做出的成绩。那是黑暗中的一道光芒呀。而且是唯一值得看看的电视节目。”

“谢谢你，”朱丽叶说，“我接到佩内洛普的一张字条——”

“我知道的。不过我不得不抱歉地告诉你，朱丽叶，我真的非常抱歉，我也不想让你觉得太失望——佩内洛普不在这儿。”

那个女人说那几个字——佩内洛普不在这儿——的时候，声音尽量放轻。你会以为“佩内洛普不在”不过是一个有趣的臆想，甚至是两个人逗着玩时说的一句玩笑话。

朱丽叶不得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时之间为之语塞。恐惧向她袭来，浸透了她的全身。果然不出所料呀。接下去她强打起精神来设法尽量处理好这件事情。她伸手在她的手提包里摸索。

“她说了她希望——”

“我知道，我知道，”琼安说，“她本来是想留在这儿等你的，可是事实是，她不能够——”

“她在哪儿？她上哪儿去了？”

“这我可没法告诉你。”

“你的意思是你说不出还是你不想说？”

“我没法说。我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好让你放心。不论她去了哪里，不管她决定做什么事，对她来说，那都是正确的。对于她的性灵以及她的成长，那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朱丽叶决定先不跟她计较这一点。性灵这两个字让她作呕，什么东西像是都能往这个筐里装，从祈祷之轮一直到大弥撒，她从未想到智力水平那么高的佩内洛普居然也会卷到这种事情里去。

“我倒认为我是应该知道的，”她说，“说不定她需要我给她送去什么她的东西呢。”

“她的衣服用品？”琼安似乎都抑制不住想要笑出声来，虽然她立刻就将之淡化为一种温和的表情，“佩内洛普眼下对她的衣服用品并不十分关心呢。”

有时候，在访谈的过程中，朱丽叶会觉得面前的这个谈话对象心底怀着很大的仇恨，而在摄像机开动之前这一点是不明显的。朱丽叶原来不怎么重视的一个人，被她认为是相当愚蠢的一个人，却往往会有这种力量。表面上嘻嘻哈哈，实际上却对你恨之入骨。你需要做的是绝对不要显示出你大吃一惊，也绝对不要表现出任何想要报复的敌意。

“我所说的成长，自然是指我们内心的成长。”琼安说。

“我明白的。”朱丽叶说，直直地盯着对方的眼睛。

“佩内洛普在她的一生中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遇到很有意思的人——天哪，照说她并不需要去会见有意思的人物啊，她是随同一位有意思的人物一起成长的，你是她的母亲嘛，不过有的时候在某些领域还是会有所缺失的，孩子们长大后会觉得他们在某件事上有些缺失——”

“哦，是的，”朱丽叶说，“我知道孩子长大后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抱怨的。”

琼安决心把那张大牌打出来了。

“精神领域，我必须提到这一点了，是不是在佩内洛普的生活中极端缺乏呢？我猜想她并不是成长在信仰坚定的家庭里吧。”

“宗教并非不许谈论的话题。我们是可以自由讨论的。”

“不过也许是用你谈到它时的那种方式吧。你们知识分子的方式？你当然是懂我的意思的。你是那么聪明。”她还大度地加上一句。

“随你怎么说吧。”

朱丽叶明白，自己对这次谈话，还有对自己的控制力，正在一点点地失去，很可能会完全丧失。

“这不是我说的，朱丽叶。是佩内洛普这么说的。佩内洛普是一个可爱的好女孩，不过她是在极端饥渴的状态中来到我们这儿的。她所饥渴的正是在自己家中得不到的东西。你又是那样，过的是忙碌与成功的辉煌日子。可是朱丽叶，我必须告诉你，你的女儿一直觉得孤独。她体会到了不幸福。”

“大多数人不都是这样吗，在这段时间或是那段时间里？既孤独又不幸福？”

“这个问题不该由我来回答。哦，朱丽叶。你是一位看得很透的女士。我常在电视上见到你，我总是想，她怎么能一方面把事情的本质看得这么透，同时又能对人这么和蔼而彬彬有礼呢？我从未想到我会坐着面对面地跟你谈话。不仅如此，还处在可以给予你帮助的地位上——”

“我想这一点你恐怕是弄错了。”

“你觉得受到伤害了。你觉得受到伤害，这是很自然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啊，是的。也许她会跟你联系的。不管怎么说。”

佩内洛普的确和朱丽叶联系过，那是在两个星期之后。朱丽叶收到了一张生日卡，是在她自己——佩内洛普自己——生日的那天，六月十九日。她的二十一岁生日。那是你猜不出对方的趣味时你寄送的那种卡片。不是一张粗俗的逗乐式的卡片，也不是一张真正富于机智或是感伤味很浓的卡片。正面印着一小束三色堇，上面系着一根紫色的细丝带，尾巴上拼出了生日快乐这几个字。内页里重复了这几个字，只不过在四个字上端用金色加上了“祝你”与“非常”这几个字。

没有签名。朱丽叶最初以为这是什么人寄给佩内洛普的，忘了签名了，是她拆错信了。是某个在自己的档案上存有佩内洛普名字与生日的人。没准是她的牙医，或是驾驶学校的老师。可是在她检查了信封上的字之后，她知道没有错——写的确实是她自己的名字，是佩内洛普亲笔写的。

从邮戳上也找不出什么线索。那上面盖的全是加拿大邮政这几个字。朱丽叶有点印象应该是能分辨出信是从哪个省发出的，不过这就得去问邮局，拿着这封信上邮局人家很可能要你说明为何要这样做，你又有什么权利知道这些信息。而且肯定是会有人认出她来的。

她去找她的老朋友克里斯塔，她住在鲸鱼湾时克里斯塔也在那里，当时佩内洛普还未出生呢。克里斯塔目前住在基兹西兰诺的一所疗养院里。她多处患有血管硬化症。她的房间在底层，有一个独用的小阳台，朱丽叶就在那里和她一起坐下，俯瞰着一小片阳光照晒着的草坪——沿着篱笆，紫藤开得正盛，把好几个垃圾桶都遮盖住了。

朱丽叶把丹曼岛之行的整个过程都跟克里斯塔说了。她没有告诉过别的人，也希望无须再跟其他人提这件事。她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都在寻思佩内洛普没准会在公寓里等她。或者至少会收到一封信。可是等来的却是——那张不友好的卡片——她撕开信封时双手都在颤抖呢。

“那还是能说明些问题的，”克里斯塔说，“它让你知道她没事儿。别的消息会接着来的。一定会的。你要有耐心。”

朱丽叶狠毒地谈了谈“大吨位教母”③ 的事儿。她先是挖苦地称她为“教皇若安”，但是不太满意，最后才决定这么叫她。玩弄的是多么卑鄙的手段呀，她说。在甜腻腻、不入流的宗教幌子的背后，隐藏的又是何等样的邪恶与污秽呀。佩内洛普竟会真的被她迷惑住了，这简直让人难以相信。

克里斯塔提出，会不会是佩内洛普想在这种题目上采写点什么，所以才去的。是一种新闻调查之类的工作。那叫实地采访吧。那种从个人角度出发——啰里啰唆、突出个人色彩的新闻报道，眼下不是挺时髦的吗？

调查六个月？朱丽叶说。佩内洛普要不了十分钟就能把“大吨位教母”看得透透的了。

“是有点怪怪的。”克里斯塔也承认。

“除了透露给你的那点儿之外，你并不知道更多吧，是不是？”朱丽叶说，“连问了那一点点都让我觉得恶心呢。这不就跟在海上漂流一样吗。我觉得自己傻傻的。那个女的就是想让我显得呆头呆脑，这是明摆着的。就跟某出戏里一个角色脱口说到某件事情，大家全都扭过头去避开话头一样，因为这事别人全都心里透亮，唯独她一个人不清楚——”

“现如今再没有人演出这种戏啰，”克里斯塔说，“现在演的是，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全都是两眼一抹黑。不——就跟佩内洛普现在不跟你说心里话一样，她也早就不信任我了。她干吗信任？她知道我迟早会告诉你的。”

朱丽叶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她愠怒地嘟哝道：“有些事情你可没有告诉我。”

“哦，老天在上，”克里斯塔说，不过没带什么怨气，“别再提那件事了。”

“不提了，”朱丽叶同意，“总而言之，我现在情绪坏透了。”

“再忍一忍吧。当父母的总得经受这样的折磨。总的来说，她给你的苦头还不算多呢。要不了一年，这些事都会成为古代历史的。”

朱丽叶并没有告诉她，最后自己竟未能维持着尊严从“精神平衡中心”走出去。当时她别转身子，哀求而狂怒地哭出声来。

“她当时跟你说了什么啦？”

大吨位教母站在那里瞅着她，像是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似的。这肥婆把头摇了摇，一种油腻腻、怜悯的笑容使她闭紧的嘴唇拉扯得更直也更长了。

第二年，朱丽叶偶尔会接到电话，是从过去跟佩内洛普熟识的人那里打来的。对他们的询问她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佩内洛普决定休学一年。她外出旅行了。她的游程事先完全未加确定，朱丽叶无法与她联系，也提供不了她的地址。

但是她却没有从佩内洛普任何一个最要好的朋友那里接到过电话。这很可能意味着这些知心老友是清楚佩内洛普在哪里的。要不就是她们全都到外国去了，或者在外省找到工作了，进入了新的生活轨道，眼下太忙或是风险太大，顾不上关心老朋友了。

（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所谓老朋友，指的就是有半年你们未曾相见的那些人。）

朱丽叶现在回到家中，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自己的电话录音机是不是在闪亮——而在过去，这正是她最烦的一件事，指不定又有什么人要抓她差，让她去干什么公众事务了。她还试验了多种多样愚蠢的小把戏，例如几步走到电话机旁呀，以什么姿势捡起电话筒呀，怎样呼吸吐气呀。千千万万让打来电话的就是她呀。

可是怎么样的小动作都不起作用。再过一阵，整个世界都像是变空了，佩内洛普认识的人全都消失了，让她甩掉的男孩和把她甩掉的男孩，跟她嘁嘁喳喳扯闲篇说不定还和她推心置腹的女孩，一个个全都不见了。她以前上的是一家私立女子寄宿学校托伦斯学院，而不是什么公立高中，这就意味着跟她交往时间长久一些的朋友，甚至大学时期仍然跟她有联系的朋友，大多不是本地人。有的来自阿拉斯加或是乔治王子城甚至是秘鲁。

圣诞节没有消息。可是在六月，倒又来了一张贺卡，形式与那第一张几乎一模一样，里面连一个字都没写。朱丽叶在拆信之前还先喝了一杯酒，可是打开后立刻就把它往边上一扔。她爆发出了一阵又一阵的啜泣，还时不时会全身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但是她很快就摆脱了这些，转而怒火中烧，在屋子里一圈圈地走着，还把一只手捏成拳头朝另外一只的掌心打去。这怒火是冲着大吨位教母发的，可是这女人的形象逐渐变淡，最后朱丽叶只得承认，其实这个女人也只是出于方便而找出来的一个替罪羊。

佩内洛普所有的照片都给堆塞到她卧室里去了，连同一摞摞她们离开鲸鱼湾前她用铅笔和蜡笔所作的画、她的书，以及她用暑期在麦当劳打工挣的第一笔钱给朱丽叶买的礼物——那是只欧式的一次仅能泡一杯的咖啡壶，上面还带着个橡胶吸盘呢。另外还有一些为这套公寓购置的古里古怪的小礼品，例如一枚贴在冰箱上的塑料扇子、一台用发条启动的小拖拉机、一面挂在洗澡间窗前用玻璃珠子串成的帘子。这个房间的门总是关着的，这样，时间一长，经过这扇门时心中就可以不再受到骚扰了。

朱丽叶常常想要不要从这套公寓搬走，这样做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新的环境。可是她对克里斯塔说她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是佩内洛普知道的地址，邮件转递只负责三个月，在那以后她的女儿就不知道上哪儿去找她了。

“她总归是可以到你上班的地方去找你的。”克里斯塔说。

“谁知道我会在那里干多久呢？”朱丽叶说，“她也许是参加了一个什么公社，那里是不允许跟外界联系的。也许是追随着一位什么大法师，他睡遍了全体女信徒，还派她们上街去托钵化缘。如果我当初让她上主日学校，教会她怎样念祷告，这事也许就不会发生了。我真是应该那样做的。那等于是打了防疫针呀。我忽略了她的性灵。大吨位教母就是这样说的。”

佩内洛普还不到十三岁的时候，就随同托伦斯学校的一个同学还有那同学一家，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库特内山去野营旅行了。朱丽叶是很赞成她去的。佩内洛普进托伦斯学校才不过一年（母亲在那儿教过书所以她进去在收费上是受到优惠的），朱丽叶很高兴她已经交上了这么铁的朋友，而且这么快就能为朋友家庭接受。她能够去野营，这一点也让朱丽叶觉得高兴——这是像样些的人家的孩子才能去的，朱丽叶自己小时候就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倒不是她自己对这类事情特别感兴趣——她那时就已经迷上了看书——而是她喜欢见到佩内洛普有迹象成为一个比自己更加正常的女孩。

埃里克对整件事情却有点忧心忡忡。他认为佩内洛普还太年轻。他不喜欢她跟随一伙他了解得这么少的人外出度假。她上的是寄宿学校，他们见面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又何必把共聚的时间再进一步削减呢？

朱丽叶却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她就是有意在暑期头两个星期里不让佩内洛普待在身边的，因为她与埃里克之间气氛不大正常。她想把事情作个了断，但现在却乱成一团。她不想看在孩子的分上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似的。

埃里克却正好相反，他最愿意的就是看到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大家对之视而不见。按照埃里克的思路，客客气气总能恢复好感的吧，假装那就是爱情了，好歹也能蒙混下去，撑到爱情真的复苏的那一天，要是始终都复苏不了呢，那也只能这样了，埃里克反正是能这样凑合着过的。

是啊，他的确是能凑合的，朱丽叶沮丧地想。

有佩内洛普在家里，就有了一个行为举止都得规规矩矩的理由——让朱丽叶可以规规矩矩，因为在他看来，朱丽叶正是惹起这整场深仇大恨的那个人——若是能这样，对于埃里克来说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朱丽叶直截了当地揭穿了他的如意算盘，这就又引起了一场新的怨仇与相互指摘，因为他对佩内洛普也正是想念得不行呢。

他们这场争吵的原因是个既古老又平凡的故事，没有一点新鲜之处。春天那阵子，通过一些小事情的暴露——多半是因为艾罗口没遮拦，更可能是出于她的蓄意挑拨，艾罗是他们的老邻居，对埃里克已故的前妻至今仍然很有感情，对朱丽叶则是百般看不惯——朱丽叶发现埃里克跟克里斯塔睡过觉。克里斯塔长期以来就是她的亲密朋友，但是，在这之前，她也曾是埃里克的女朋友，或者说，他的情妇（虽然现在再没人这么称呼了）。埃里克求朱丽叶和自己同居时便跟克里斯塔分了手。朱丽叶对克里斯塔的事是完全清楚的，她没有正当的理由去计较埃里克跟自己同居以前的那些事。她也没这样做。她反对的是——她声称这可伤透她的心了——那以后发生的事。（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呀，埃里克说。）这事发生在佩内洛普一岁的时候，当时朱丽叶带她回安大略省去。朱丽叶回老家去探望父母亲。是去看——她现在总是这样指出——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母亲呀。她不在时，就在她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在思念埃里克的时候（她现在深信的确是如此的），他却干脆跟别人重续旧欢了。

起先，他只承认发生过一次（那是酒后失德），可是在进一步追问具体细节，在跟他较真了之后，他又说没准不止一次。

也许？记不得了？次数太多所以才记不得的吧？

他记性好着呢。

克里斯塔来找朱丽叶，要让她相信真的没出什么要紧的事儿。（连调子都唱得跟埃里克一模一样。）朱丽叶让她滚，以后也不要再来。克里斯塔寻思，那她只好利用这段时间去看望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兄弟了。

朱丽叶冲克里斯塔发火其实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她很清楚，与一个旧女友在干草堆里打了几个滚（这是埃里克拙劣之至的描述，他还以为这么说就可以缩小事态了呢），这跟和一个女的刚认识不久便缠在了一起，严重性到底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她对埃里克的怒火是如此炽烈，如此无法压抑，哪里还有余力来对付任何其他人呢。

她的看法是他不爱她，从来都没有爱过她。他是背着她跟克里斯塔一起嘲弄她。他是在别人跟前把她当作笑柄，比方说，在艾罗的面前（这个女人一贯地恨她）。他眼里一直都在藐视她，蔑视她对他（或是曾经对他有过）的爱，他和她一起的生活自始至终都是一场骗局。性的问题，对他来说也根本不是值得认真看待的事，至少不像是对她（或是曾经对她）来说那么重要，谁恰好近在身边，他就跟谁玩儿。

这些论点里，唯有那最后的一点勉强算是接触到了真相的轮廓，在稍稍平静下来的时候她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可是即使这一点点的认识也足以让她周围的一切全都坍塌了。它不应该起这么大的作用，可就是起了。埃里克弄不懂——老实说他真的是弄不懂——为什么情况会变成这样。如果她反对，吵闹，甚至是哭泣（虽然像克里斯塔那样的女人压根儿不会这么做），他是不会感到奇怪的。但是她竟真的受到了伤害，她竟认为自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一切——为了十二年前发生的某件事情——这就是他不能理解的了。

有时候他相信她是在装腔作势，是想尽量利用好这次机会，可是在别的时候他又深深而且真诚地感到忧伤，因为自己使她受到了伤害。

忧伤刺激了他们，使得他们的做爱变得十分完美。每一次做完之后他都以为事情总算过去了，不幸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可是每一次他都错了。

在床上，朱丽叶开心地笑着，告诉他佩皮斯④ 和佩皮斯太太的事——他们被类似的境况撩拨得春心荡漾。（在放弃了对古典文学的研习后她扩大了阅读范围，眼下她阅读的一切似乎都与偷情通奸有关。）从来未曾如此频繁也从来未曾如此炽热过，佩皮斯这样写道，虽然他也记录了他的妻子曾起念要在他睡着时把他杀死。朱丽叶为此事大笑不止，可是半个小时之后，当埃里克要驾驶小船出去检查他捕大虾的网有没有问题，前来与她吻别时，她却把脸板得跟石头一样，敷衍了事地把他打发走，仿佛他在多雨的天空下进海湾是去跟一个女人幽会似的。

遇到的却不仅仅是雨。埃里克出去的时候海上几乎没有风浪，可是下午稍晚时突然起了风，是从东南方向刮来的，把荒凉海峡和马拉斯皮纳海峡里的海水都撕扯得乱七八糟。那是六月这最后一个星期里的事儿，险恶的天气一直持续到天几乎全黑下来了——一直到夜里十一时左右才真正地平静下来。到此时，从坎贝尔里弗来的一艘小帆船失踪了，上面有三个成年人和两个儿童。另外还不见了两条打鱼船——一条上面有两个人，另一条上只有一个——那就是埃里克。

第二天早上风平浪静，阳光灿烂——山岭、海水、岸边，一切都干干净净，闪闪发光。

自然，有可能所有这些人全都平平安安，躲进了这一带众多的小港湾里的一个，在那里过了夜。这样的情况更可能发生在几个渔人的身上，小帆船上的那家人就很难说了，他们不是本地人，而是从西雅图来的旅游者。立刻就派了船艇出去，到大陆海边、海岛和海面上去搜救。

最先发现的是那几个溺亡的孩子，他们是穿着救生衣的，白天将结束时他们父母的遗体也找到了。跟他们一起的那位祖父是第二天才找到的。共同捕鱼的那两个人的尸体一直都没有见到，虽然他们小船的残存部分一直冲到了难民湾的附近。

埃里克的遗体是第三天才找到的。没有让朱丽叶去看。据说，遗体冲上岸后又遭到某种东西（意思是指某种动物）的袭击。

也许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再辨认是不是他已经没有意义了，连装殓师也无须请了——埃里克的老朋友们和打鱼的伙伴们都想到，不如就在海滩上把埃里克火化了吧。对此朱丽叶并没有反对。死亡证明书是必须要开的，因此朋友们往一星期来鲸鱼湾一回的医生在鲍威尔里弗的办公室打去电话，医生授权给艾罗——她一星期一回给他当下手——和一位执证护士，代表自己来做这件事。

漂木附近一带多得是，浸透了盐分的树皮好烧得很。几个小时之内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消息传播了开去——即使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妇女们都设法带上了食物陆续来到。负责指挥这场半异教仪式的就是艾罗——她的斯堪的纳维亚血统、挺得笔直的腰板、那头在风中飘飞的白发，似乎使她天生就能担当“海之寡妇”这样的角色。孩子们在原木之间跑来跑去，不断从愈来愈高的柴火堆和用布缠绕、小得让人感到奇怪的包包跟前被轰赶开去——这个小包包也就是埃里克了。附近某所教堂的一个妇女为这场半异教的仪式备好了一大壶咖啡，而一箱箱的啤酒和一瓶瓶各种饮料暂时还都堆放在汽车的后备厢和卡车的驾驶室里。

此时产生了一个问题，该由谁来讲话，点火的又该是谁。他们问朱丽叶愿不愿意做？而朱丽叶当时正在紧张忙碌地分发一个个盛了咖啡的缸子——她说他们找错人了，作为寡妇，她该做的是自己纵身往火堆里跳去。她说这话时还真的笑了，把几个邀请她的人惊得直往后退缩，担心她马上要发歇斯底里。老跟埃里克搭伙出海的那人愿意当点火者，不过说发表演说自己可不是这个料。此时有人忽然想起那人的老婆是福音派新教徒，让他演说，没准他会觉得有责任要讲一些话，而倘若埃里克还能听见肯定会不愉快。这时候艾罗的丈夫挺身而出了——一个小个子，多年前在一次小船着火事件中被烧得变了形。他是个气鼓鼓的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说着说着就跑了题，那里几乎都没了埃里克的踪影，除了声称死者跟自己是同一营垒中肩并肩的战友。他说开了头，话就长得没个完了，事后有人分析说，这是他在艾罗专制统治下长期受压抑的心态的反弹。在他洋洋洒洒的哀悼演说还没结束时，人群没准有些骚动不安，有人觉得这个仪式怎么举行得不像预先设想的那么光辉，那么庄严，那么动人心弦。可是一等火堆燃起，这样的心情便一扫而空了，特别是在孩子们中间，更是出现了一种心思过于热衷的精神状态。这时人们才觉得不对头，于是有一个男人出来大喊了一声：“把小鬼们都从这儿轰走。”那已经是火焰开始舔噬遗体的时候，目的开始要真的实现的时候，这一喊未免也来得太迟了一些。脂肪、心脏、肾和肝的焚化很可能会产生爆炸声或是咝咝声，听着是会让人感到坐立不安的，因此大多数孩子都被自己的母亲拖走了——有的正巴不得走，有的却老大不情愿。于是火葬最后的一幕便基本上成了男人的仪式，也稍稍有些不成体统，虽然并非不合法——这回的火化在这一方面倒是没有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