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种地方，所有财富都集中在一个家庭，可不是一件好事，”卡尔顿先生说，“我的意思是，对像我女儿科莉这样的女孩而言。比如，我的意思是，像她，这不好。没有人在同一水准。”

科莉就坐在桌子对面，直视着客人的眼睛。她似乎在想这很有趣。

“她会和谁结婚？”她父亲接着说，“她二十五岁了。”

科莉扬起眉毛，做了个鬼脸。

“你少说了一岁，”她说，“是二十六岁。”

“接着说，”她父亲说，“随便笑。”

她大声笑了出来。说到底，她还能做什么呢？客人想。他叫霍华德·里奇，只比她大几岁，却已娶妻生子，正如她父亲很快就了解到的那样。

她的表情变化很快。她有一口光亮洁白的牙齿，一头接近黑色的鬈曲短发。高高的颧骨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不是一个线条柔和的女人。骨头上没多少肉，这是她父亲接下来也许会说的。霍华德·里奇把她想象成那种花很多时间打高尔夫和网球的女孩。尽管她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巴，他仍然预计她的思维方式是传统的。

他是个建筑师，事业刚刚起步。卡尔顿先生坚持称他为教堂建筑师，因为目前他正在修复镇上圣公会教堂的塔楼。塔楼已经摇摇欲坠，这时卡尔顿先生来拯救它了。卡尔顿先生并不是圣公会信徒，他已经好几次指出这一点。他的教派是卫理公会，他是一个地道的卫理公会信徒，这就是他家里没有藏酒的原因。但是像这样精美的圣公会教堂，不应该任由它破败。别指望那些圣公会教徒能做些什么，他们都是贫穷的爱尔兰新教徒，他们会把塔楼拆了，然后再盖起一个将成为镇上瑕疵的什么东西。当然，他们没有钱，而且也不会明白他们需要的是个建筑师，而不是木匠。教堂建筑师。

餐厅十分丑陋，至少在霍华德看来是如此。现在是五十年代中期，但每样东西看上去都似乎在上世纪末就放在那里了。饭菜不够好。坐在桌首的那个男人一直不停地说话。你以为那个女孩会为此而精疲力尽，但她似乎大多数时候都是快要笑出来的样子。吃完甜点之前，她点了一根烟。她也递给霍华德一根，用大家都听得见的声音说：“别管爸爸。”他接过烟，但对她的印象并不好。

被宠坏的富家小姐。粗鲁无礼。

她出其不意地问他，怎么看待萨斯喀彻温的省长汤米·道格拉斯。

他说他太太支持他。事实上，他太太认为道格拉斯还不够左，但他不会谈这个。

“爸爸喜欢他。爸爸是共产主义者。”

这句话让卡尔顿先生哼了一声，但她并没有因此闭嘴。

“至少，他说的笑话会让你发笑。”她对父亲说。

过后不久，她带霍华德出去看庭院。街对面就是那家生产男靴和工作鞋的工厂。然而，房子后面仍有宽阔的草坪，蜿蜒绕过半个镇子的小河也从房后流过。有一条被人踩出来的小路通向河岸。她在前面带路，他能看出之前不太确定的情形。她有一条腿是瘸的。

“回来时要爬的坡会不会有些陡？”他问。

“我不是残疾人。”

“我看到你有一艘划艇。”他说，算是道歉。

“我会带你去划船的，但不是现在。现在我们要去看日落。”她指着一把厨房里用的旧椅子，说那是看日落时坐的，然后请他坐在上面。她自己坐在草地上。他想问她站起来会不会有困难，但认为还是不问比较好。

“我得过脊髓灰质炎，”她说，“就是这样。妈妈也得了，她死了。”

“太糟糕了。”

“我想是的。我不记得她。下星期我要去埃及。我曾经非常想去，但现在似乎不那么在意了。你觉得会好玩吗？”

“我得工作挣钱。”

他对自己刚才说的话感到惊讶，当然这句话让她咯咯笑了起来。

“我刚才只是泛泛而论。”笑过之后她大度地说。

“我也是。”

某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专追富家女的猎艳者一定会抓住她，某个埃及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她似乎既大胆又孩子气。刚开始，男人可能会对她着迷，但接下来，她的鲁莽冒失，她的自鸣得意——如果那是自鸣得意的话——会令人厌倦。当然，她有钱，对有些男人来说钱永远不会令人厌倦。

“你绝对不要在我爸爸面前提到我的腿，否则他会勃然大怒的，”她说，“有一次他不仅解雇了一个取笑我的孩子，还解雇了他全家。我的意思是，甚至表亲。”

从埃及寄来了几张特别的明信片，是寄到他公司的，不是他家。好吧，当然，她怎么会知道他家的地址呢？

明信片上没有一座金字塔。也没有狮身人面像。

一张明信片上是直布罗陀巨岩，附上的说明称它为正在倒塌的金字塔。另一张是平坦的深棕色田野，谁知道那是什么地方，说明是：“忧郁之海。”还有一行小字：“放大镜有售请寄钱。”幸运的是，办公室里没人拿过这两张明信片。

他本来不想回复，但却回复了：“放大镜有问题请退款。”

他开车到她住的镇上去检查教堂塔楼，原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知道她一定从金字塔回来了，只是不知道她是在家里还是又去别处游览了。

她在家，而且要在家里待一段时间。她父亲中风了。

其实她没什么事可以做。每隔一天会有一个护士到家里来。还有一个叫莉莲·乌尔夫的女孩照看炉火，霍华德来的时候火总是生着。当然，她也做其他的家务。科莉自己没办法生好火或者做好饭；她不会打字，不会开车，甚至穿上垫高的鞋也不行。霍华德来的时候就把这些事接管过来。他照看炉火，料理家里的各种杂事，甚至被带去看望科莉的父亲，如果老人能见客的话。

他不确定在床上他会对那只脚有何反应。但在某种程度上那只脚似乎比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更加动人，更加独特。

她告诉过他她不是处女。但结果发现那是一个复杂的不完全事实，归因于她十五岁时一个钢琴老师做出的下流事。她配合那个钢琴老师的意愿，因为她为那些迫切渴望某些东西的人感到难过。

“不要把这当成侮辱。”她说。她解释说她不再为那样的人感到难过。

“但愿如此。”他说。

他也有关于自己的事情要告诉她。他拿出一只避孕套，这并不意味着他常常诱惑女人。事实上，她是第二个和他上床的女人，第一个是他妻子。他在一个极度虔诚的家庭长大，现在依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上帝。他的妻子不知道这件事，不然她会拿它开玩笑，因为她非常左倾。

科莉说她很高兴他们正在做的事——刚刚做的事——似乎并没有令他困扰，尽管他相信上帝。她说她本人从来没有时间去信仰上帝，因为她父亲已经够她应付的了。

这对他们并不困难。霍华德的工作常常需要他白天出门去做检查，或者去见客户。从基秦纳开车过来不需要很长时间。而且现在只有科莉一个人在家。她父亲去世了，那个以前为她工作的女孩到城里去找工作了。科莉同意了她的决定，甚至还给她钱去学习打字，让她可以得到提高。

“你很聪明，不应该靠做家务混日子，”她说，“记得告诉我你进展如何。”

她没能得知莉莲·乌尔夫是把那笔钱用来学习打字还是做别的事了，但这女孩确实在继续给人做家务。之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有一次霍华德和妻子跟其他人一起受邀到基秦纳的某个新贵家里做客。莉莲在桌边招待客人，与她在科莉家里见到的那个男人打了个照面。她进屋收走盘子或者打理炉火时曾见过这个男人搂着科莉。人们的交谈让事实一目了然，这个餐桌边以妻子身份出现的女人过去就是他的妻子，现在依然是。

霍华德说他没有马上告诉科莉晚宴的事，因为他希望这件事最后会变得不重要。那天晚上的男女主人不是他的密友，也不是他妻子的密友。当然不是他妻子的密友，晚宴后她还出自政治立场嘲弄了他们。那是一次商业社交活动。而且那不像那种女佣会和女主人说长道短的人家。

的确不是。莉莲说她根本就没有说长道短。她在一封信里写了这件事。女主人并不是她想要谈论这件事的对象，如果她要谈论的话。对象会是他的妻子。他妻子会有兴趣了解这个消息吗？她在信里这样写道。信寄到了他的办公室，她聪明地找到了这个地址。但她也同样知道他家的地址。她一直在暗中调查。她提到了这一点，还提到了他妻子那件有银狐领的大衣。他的妻子讨厌这件大衣，常常感到必须告诉别人大衣是她继承来的，不是自己买的。这是真的。但尽管如此，她仍然喜欢在某些场合穿着这件大衣，比如那次的晚宴，似乎是为了与那些她甚至憎恶的人比个高低。

“我不愿意让这样一位穿银狐领大衣的女士心碎。”莉莲写道。

“莉莲怎么可能知道银狐领呢？”科莉说，在他感到有必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她时，“你确定她是这么说的吗？”

“我确定。”

他当时立刻就把信烧了，他感觉被那封信玷污了。

“看来她学会了一些东西，”科莉说，“我一直都认为她很狡猾。我猜把她杀了不是一个可选项吧？”

他甚至没有笑，于是她非常严肃地说：“我是在开玩笑。”

现在是四月，但天气仍然很冷，让你想要生上火。吃晚饭时她一直在打算请他去生火，但他奇怪的严肃态度让她没有把话说出口。

他告诉她他妻子本来没想去参加晚宴。“这完全是运气太糟。”

“你应该采纳她的建议的。”她说。

“这是最糟糕的事，”他说，“这是所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

他们都盯着黑色的炉栅。他只碰了她一次，向她打招呼。

“哦，不是，”科莉说，“不是最糟糕的事。不是。”

“不是吗？”

“不是，”她说，“我们可以给她钱。不算多，真的。”

“我没有——”

“不是你。我可以给。”

“哦，不。”

“是的。”

她尽量用轻松的语气说话，但心里却变得冰凉。要是他拒绝怎么办？不，我不能让你这么做。不，这是一个征兆。我们必须停止的征兆。她确定他的声音里和他的脸上会透露出这样的意思。所有那些老套的原罪之类的东西。罪恶。

“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她说，“而且，即使你能轻松地拿出这笔钱，你也不能那么做。你会觉得你剥夺了家里的钱——你怎么能那么做呢？”

家。她绝不该说出那个字。永远不说出那个字。

但实际上他脸上的表情正雨过天青。他说，不，不，但他的声音犹疑不定。于是她知道这个方案可行。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很务实地说话，他想起了信里的另一件事。必须付现钞，他说。支票对她没有用。

他说话时没有抬头，仿佛在谈交易。付现钞对于科莉也是最好的选择。不会把她牵连其中。

“可以，”她说，“不管怎样，数额并不吓人。”

“但是她不应该知道我们这么认为。”他告诫说。

租一个邮政信箱，用莉莲的名字。把钞票放在信封里，写上她的地址，放在信箱里，每年两次。日期由她定。一天都不能晚。否则，用她的话说，她可能会开始担心。

他仍然没有碰科莉，只是感激地，几乎是正式地和她说了再见。这个问题必须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完全分开，他似乎在这么说。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会再次感觉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没有说出口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她自己半开玩笑的话没有逗笑他。

“我们已经对莉莲的教育做出了贡献——她以前可没这么聪明。”

“我们可不希望她变得更聪明。要得更多。”

“船到桥头自然直。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威胁她要报警。甚至现在。”

“但那样你和我就结束了。”他说。他已经说了再见，并转过了头。他们正站在有风的门廊上。

他说：“我不能忍受你和我就那样结束。”

“我很高兴听你这么说。”科莉说。

很快他们甚至不再谈论这件事。她把装了钱的信封递给他。刚开始他会轻轻地、厌恶地咕哝一声，但后来咕哝声变成了默认的叹息，仿佛有人提醒他要去做一件讨厌的工作。

“时间过得真快啊。”

“可不是吗？”

“莉莲的不当获利。”科莉可能会说，虽然一开始他不喜欢这个说法，但是后来他自己也习惯这么说了。刚开始，她会问他有没有再见过莉莲，有没有再参加过晚宴。

“他们不是那种朋友。”他提醒她。他几乎见不到他们，不知道莉莲是否还在为他们工作。

科莉也没有见过她。莉莲的亲戚都住在乡下，如果她来找他们，他们也不太可能在正急剧走下坡路的本镇购物。现在主街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家便利店，人们到那里去买彩票和用完的日用品，还有一家家具店，同样的桌子和沙发一成不变地摆在橱窗里，店门似乎从未开过——也许不会开了，直到店主死在了佛罗里达。

科莉的父亲去世后，鞋厂被一家大公司接管，那家公司承诺——她相信是这样——让工厂继续运转。然而，不到一年厂房就空了，必需的设备被运到了另一个镇子，什么也没留下，除了几件曾经和做鞋子有关的过时的工具。科莉想到成立一家展览奇特物品的博物馆，陈列这些东西。她可以自己把博物馆建起来，给游客做讲解，描述从前鞋子是怎么做出来的。令人惊讶的是，她的知识变得非常丰富。为她提供帮助的是一些照片，那是她父亲拍下来给一场演讲作图示的，主讲人也许就是他自己——字打得很不清楚——听众是女子学院的学生，她们在学习本地工业的情况。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科莉已经领了好几个人参观了博物馆。她确信明年等她在高速公路上竖一个标识牌，再为旅游手册写一段介绍之后，博物馆肯定会有起色。

早春的一天清晨，她从窗户望出去，看见几个陌生人正开始拆房子。原来，她以为她签订的合同是，只要支付一定数额的租金，就可以使用那座厂房，但其实合同并没有允许她展览或占用厂房里的东西，无论在多久之前这些东西就已经被认定毫无价值。这些古老的五金器件不可能属于她，事实上，公司——以前看上去多与人为善啊——在发现她所做的事之后没有把她告上法庭，她已经很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