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快六点钟的时候，乔治、罗贝塔、安杰拉和伊娃四个人从乔治的皮卡车（搬到乡下后，他就把小汽车换成了皮卡车）上下来，穿过瓦莱丽家的前院，向门厅走去。院子里有两棵孤零零的、茂盛的榆树，树荫遮蔽了整个前院。为这两棵树，瓦莱丽可花了不少钱，说是够去欧洲玩一趟的了。树下的草坪整个夏天都是绿色的，草坪四周种着火红色的大丽花。房子是由浅红色的砖砌成的，门窗四周镶有一圈颜色更浅的砖——那些砖原本是白色的。这种风格的房子在格雷县随处可见，或许这是早期建筑的一个特色吧。

乔治提着几把草坪折叠椅，是瓦莱丽让他们带过来的；罗贝塔端着一份半球形的覆盆子冰激凌甜点，覆盆子是夏天时在他们自己的农场摘的——确切地说是乔治的农场。虽然罗贝塔在甜点下面放了冰块，上面盖了擦碟干毛巾，她还是想赶紧把这东西放进冰柜里。安杰拉和伊娃是罗贝塔的女儿，安杰拉今年十七岁，伊娃十二岁，她们手里拿着几瓶葡萄酒。罗贝塔和前夫商量好了，两个女儿暑假跟她和乔治一块儿过，上学时跟爸爸在哈利法克斯一起生活。罗贝塔的前夫是一名海军。

单看这四个人的穿着，别人还以为他们要去参加不同的聚餐呢。乔治身材敦实，皮肤黝黑，胸肌发达，看起来专业、自信，又给人急躁、不好接近的感觉。（他当过老师。）他穿着一件干净的体恤衫和一条毫无特色的裤子。罗贝塔穿着一条褪了色的棕黄色棉布裤子和一件宽松的泥砖色生丝上衣——在她状态好的时候，这种泥砖色衬着她那乌黑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还是很好看的，但是今天她的状态却不怎么好。在浴室化妆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皮肤就像被紧紧地揉成一团再展开的蜡纸。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自己身材纤细，想穿件紧身的银色三角背心——跟大家开个有魅力的玩笑——但最后一刻还是改变了主意。她戴了一副墨镜，因为最近经常突然间就泪如泉涌，不是在最艰难的时候，而是在平常，眼泪像喷嚏一样说来就来，止也止不住。

安杰拉和伊娃则穿着用旧窗帘改成的衣服，旧窗帘是在乔治家楼上的一个盒子里找到的。她们的衣服看起来很夸张。安杰拉披着一块翠绿色的缎面窗帘，上面是长长的、被太阳晒褪了色的条纹，窗帘斜披在身上，露出一侧香肩。她把这块布上的葡萄叶剪下来，贴在纸板上做头饰。安杰拉身材高挑，一头浅色的头发，刚刚出落成美丽的大姑娘，但这却让她感到很难为情。她要是炫耀自己的美貌，就会很不好意思，就像现在这样。如果有人夸她像女神一样，她就会脸红、皱眉，仿佛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伊娃披着几块发黄的蕾丝窗帘，窗帘布薄薄的，用别针、缎带和野福禄考花束打成褶，连缀在一起，那些花已经发蔫甚至凋落了。其中一块窗帘布绕过她的额头向后垂下，像二十年代的新娘头纱。她在里面穿了短裤，以防别人透过披纱看到她的内裤。伊娃既保守又大胆——她变化无常，喜欢滑稽地模仿别人，是个乐天派，还时不时捣乱。她抹着绿色的眼影、深色的唇膏，还有胭脂和睫毛膏，在头纱下显得淫荡而妖娆。在这些浓烈色彩的衬托下，她脸上更添了几分稚气的鲁莽和大胆。

安杰拉和伊娃是坐在车厢里的草坪椅上过来的。虽然从乔治家到瓦莱丽家只有三英里，罗贝塔还是觉得这样不安全——希望她们下来直接坐在车厢里。让罗贝塔吃惊的是，乔治竟然替孩子们说话，说让她们身着盛装挤在车厢里确实有些不像话。他说他会慢点开车，避开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罗贝塔本来是有些紧张的，看到乔治对孩子们夸张的自我表现和炫耀如此理解、包容，她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起初还以为他会生气呢。罗贝塔自己已经不穿长裙和宽松长袍了，因为乔治说讨厌女人拖着这样的衣服。他觉得这样的女人不仅吊儿郎当，而且意在招蜂引蝶。对这种轻浮的女人他很反感，成年后一直持排斥的态度。

乔治和孩子们说话的时候好声好气的，还扶她们上车。罗贝塔以为他上车后也会跟自己说几句话，甚至拉拉她的手，那样她就彻底放心了。但是没有，他关上车门，在干热的砾石路上缓慢地开着车，慢得就像开灵车一样。车里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沉默，罗贝塔游离在这沉默的边缘，觉得自己像得了黄疸病的树叶一样卷缩着。她知道这种想法很疯狂。还有一个疯狂的念头，那就是歇斯底里地大叫，然后打开车门，躺在马路上。她应该克制自己，不要这么夸张。但是乔治一直一言不发地向她喷出的致命气体一定是憎恨——一定是憎恨，不然还能有什么？罗贝塔试着打破沉默，她一边拉紧盖在甜点上的毛巾，一边发出啧啧声表示担心，还叹了口气——她本来想让叹气声听起来既疲惫又惬意，不料却成了有意制造的噪声。他们在高高的玉米林间行驶，罗贝塔觉得那些玉米真难看——千篇一律，叶子粗糙，像一支愚蠢的军队。他们俩这样多久了？是从昨天早上开始的：起床前她就感觉到了。为了缓和气氛，昨天晚上他们还一起出去喝了酒，但是喝酒带来的轻松并没有维持多久。

来瓦莱丽家前，罗贝塔在卧室里系三角背心的时候，乔治进来了。他说：“你要穿这件吗？”

“对，穿这件。还行吗？”

“你的腋窝太松弛了。”

“是吗？那就穿件有袖子的吧。”

此刻，坐在车里，罗贝塔知道乔治不打算和好，她也不想说什么。乔治的声音里有种残酷的满足——那是心中的厌恶得以发泄后的畅快淋漓。他厌恶她变老的身体，这本来就是可以预见的。罗贝塔开始哼出声，享受着那份因受到伤害、冷冷的挑战和无情的侮辱而独有的轻松、自由和巨大的战略优势。

可是如果他根本不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可原谅呢？如果在他看来罗贝塔才是那个不可原谅的人呢？她好像一直都是，每天的生活都充满灾难。曾经她一发现衰老的迹象就努力补救，而现在补救只会带来更多问题。她疯狂地往有皱纹的地方涂抹面霜，结果脸上突然长了许多粉刺，像十几岁的孩子一样。为了让腰身纤细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她坚持节食，结果脸上和颈部的皮肤变得枯槁不堪。腋窝松弛——腋窝怎么锻炼？还能做些什么？现在报应来了。自己做那些为了什么？虚荣，甚至不是虚荣，只为拥有一次光洁的容颜，以此来证明自己的魅力；只为做一次头发，做一次肩部、胸部护理，让自己再一次光彩照人。你无法阻止时光的流逝，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只能任人羞辱。罗贝塔带着自怜——她所认为的自怜——这样想。这自怜就像苦涩的胆汁，泼洒在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她要逃离，一个人生活，穿有袖子的衣服。

瓦莱丽从葡萄藤下一个昏暗的窗口探出头来朝他们喊道：“来，快来，我正在穿连裤袜呢。”

“不要穿连裤袜！”乔治和罗贝塔异口同声地喊道。听这喊声，别人还以为他们来的时候一路上都在温柔、欢快地聊天呢。

“不要穿连裤袜！”安杰拉和伊娃也带着哭腔喊道。

“唉，好吧，既然大家对连裤袜都这么有偏见，”瓦莱丽在窗户后说，“我连裙子也不穿了，就这样出去。”

“不要！”乔治喊的时候不小心打了个趔趄，把草坪椅举到了脸前。

可是瓦莱丽出现在门口时，却打扮得非常漂亮。她穿着一件绿、金、蓝三色的宽松长裙。她不用担心乔治对长裙的看法，反正没有人会指责她，说她想招蜂引蝶。瓦莱丽是个高个子的平胸女人，相貌平平，长长的脸上透着聪明、幽默、善解人意和对别人的欣赏。她的头发是灰黑色的，又厚又卷，夏天的时候草率地剪短了，结果成了卷卷的平头，露出她那长长的、筋络分明的脖子、脸颊边的皱纹和又大又扁的耳朵。

“我觉得这头发弄得我像一头山羊，”她说，“不过我喜欢山羊，喜欢山羊的眼睛，瞳孔是横着的。要是有那样的眼睛该多好啊，奇怪吧！”

她的孩子们说，她已经够奇怪的了。

乔治、罗贝塔、安杰拉和伊娃拥进门厅的时候，瓦莱丽的孩子们也过来了。罗贝塔说冰块化了，一直在滴水，必须把手里那团矫情的东西放进冰柜。露丝先过来了，她今年二十五岁，身高将近一米八，长得和母亲很像。她刚刚放弃了当演员的念头，正在学习如何教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露丝抱着秋麒麟草、野胡萝卜花和大丽花——鲜花和野草混杂在一起——来到门厅，像演戏一样把花扔到地板上，接过甜点抱在怀里。

“甜点，”她饱含深情地说，“噢，真是太幸福了！安杰拉，你漂亮极了！伊娃，你也是。我知道伊娃是谁，是拉美莫尔的新娘[16] ！”

安杰拉容许，甚至可以说喜欢露丝的当众赞美，因为露丝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人——也可能是唯一一个让她敬佩的人。

“谁的新娘？”伊娃高兴地问道，“你说是谁的新娘？”

瓦莱丽二十一岁的儿子戴维在大学读历史系，这会儿他站在客厅门口，面带包容、温柔的微笑看着这兴奋的场面。戴维和母亲、姐姐一样，也是瘦瘦高高的，黑头发，肤色很深，但是他性格沉稳，说话声音不高，从不急躁。很显然，在这个有着很多微妙制衡关系的家庭里，活泼、坦率的女人们对戴维有种仪式般的尊重，像是要寻求他的保护，尽管她们很可能并不需要这种东西。

大家彼此问候过之后，戴维说：“这是金伯莉。”然后把大家逐一介绍给站在他臂弯下的那个年轻女人。金伯莉看上去干净整齐；她穿着一条白裙子和一件粉色的短袖衬衫；戴着眼镜，没有化妆；头发短短的、直直的，非常整洁，是一种看起来很舒服的浅棕色。金伯莉和大家一一握手，握手时透过眼镜看着对方的眼睛。虽然她非常礼貌，甚至可以说毕恭毕敬，却有点像一位官员会见一支粗野、古怪的代表团。

瓦莱丽和乔治、罗贝塔两个人都认识很多年了，比他们俩彼此认识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她和乔治曾是多伦多一所高中的同事，乔治是艺术教研室主任，她是学校的辅导员。她也认识乔治以前的妻子——一个紧张兮兮的女人，打扮得很漂亮，后来死于佛罗里达州的一次空难。在那之前乔治和妻子就已经分开了。

当然，瓦莱丽认识罗贝塔是因为罗贝塔的前夫安德鲁，也就是瓦莱丽的表弟。瓦莱丽和安德鲁一向不怎么看得上对方，都曾经在罗贝塔面前说对方是根木头。安德鲁说瓦莱丽看起来像根奇怪的木头，完全没有什么性别特征。后来罗贝塔告诉瓦莱丽自己要离开安德鲁时，瓦莱丽说：“哦，好啊，他就是根木头。”罗贝塔很高兴能得到这样的同情，也很庆幸不用翻出不愉快的往事来做解释。很显然，在瓦莱丽看来，安德鲁像根木头这一点本身就已经是很充分的理由了。与此同时，罗贝塔竟然有种想为丈夫辩护的愿望。她想问问瓦莱丽，怎么就能判定他是根木头。她真的很想替丈夫辩护；觉得他娶了自己，运气真是不好。

罗贝塔从家里搬出来以后就离开了哈利法克斯，来多伦多和瓦莱丽一起住。在那里她遇见了乔治，乔治带她去看他的农场。现在瓦莱丽常说，他们能成是她的功劳，是她无意中牵的红线。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爱情之花在眼前绽放，”瓦莱丽说，“就像看着一枝孤挺花，真是太神奇了。”

但是罗贝塔觉得，虽然瓦莱丽喜欢她和乔治，也希望他们俩好，对瓦莱丽来说，其实没有人提醒她有爱情这回事会更好。跟瓦莱丽在一起，你有时候会想：爱情算什么？瓦莱丽会这么想（她的生活和她的存在比她的任何观点都更能提醒你）：爱情一点也不仁慈，不诚实，根本不能给你带来可靠的幸福。

瓦莱丽向罗贝塔提到乔治时（那时她还不知道罗贝塔已经爱上乔治了）说：“他是个神秘的男人，真的。我觉得他非常理想主义，尽管他肯定不喜欢我这么说。比如他买的这个农场，这种在乡下远离尘嚣、自己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活……”接着她说起乔治在蒂明斯的成长经历：一个匈牙利鞋匠的儿子，六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唯一一个读完高中的，读大学这种事就更别提了。“他是那种知道如何在街上打架却不会游泳的人；他把脾气暴躁的驼背老父亲带到多伦多，一直照顾到他去世；对女人嘛，我感觉他应该挺无情的。”

罗贝塔是带着极大的兴趣和不屑听瓦莱丽讲这些的，因为其他人知道乔治些什么对她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她又是惊慌又是高兴，从未想过自己会陷入爱情。曾经她最羡慕瓦莱丽那样的生活。罗贝塔给几本童书画过插图，她想可以再接些活儿，可以在多伦多东部的海滩附近租个房间，把墙刷成白色，坐垫子而不是椅子，并学会自律和放纵——她觉得这是独居的人必备的两种品质。

瓦莱丽和罗贝塔拿着一瓶冰镇葡萄酒和两只高脚杯穿过房子，那两只杯子是瓦莱丽的祖母留下来的。在罗贝塔看来，瓦莱丽的房子就是人们理想中的“乡村住宅”，具体说来是“老式砖砌农舍”：有看起来暖洋洋的、浅红色的砖墙，浅色砖做的门窗贴脸；有葡萄藤和榆树、用砂纸打磨的地板、用钩针编织的小地毯和白色的墙壁；一面模糊的镜子前放着一只厚重的五斗橱，橱上摆着一套有缺口的洗壶。当然，瓦莱丽是花了十五年才把这里布置成这样的。当初她和丈夫买下这处房子，是想做夏天避暑的居所。后来她丈夫去世了，她就卖掉城里的别墅，搬进一套公寓，把钱和精力都花在了这里。再后来她把乡下这个地方介绍给乔治，乔治便在两年前买下了这儿的房子和农场。十四个月前，乔治辞掉教书的工作，搬到这里来长住。在那之后不久，他便认识了罗贝塔。去年十二月，罗贝塔搬过来和乔治一起生活。罗贝塔本来以为，大概一年后他们就可以把房子和农场修好，乔治就可以重新开始他的雕刻工作了。乔治真正想成为的是一名雕刻家，这就是他放弃教书、选择乡下低成本生活的原因——他打算自己种菜、养鸡，不过现在还没开始养鸡。

罗贝塔本来想继续做些插画的工作，后来却没有。为什么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房间、光线、桌子，一概没有；没有自己能够完全自由支配的时间，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控制了她。

到现在为止，他们（主要是乔治，罗贝塔负责清扫和做饭）完成的工作有：换了新房顶，装了铝框窗户，往墙后面倒了一袋又一袋土灰色的卵石状隔热材料，把一片片黄色的、毛衣样的玻璃棉贴到了阁楼顶上，清扫、更换了火炉烟道，用砖修好了烟囱，换了坏掉的屋檐。然而做完这些重要而繁重的修缮工作后，房子看起来仍然很不美观：深红色的仿砖覆盖着外墙，中间已经凹陷的前廊上堆满了正在晾干的新木材和可能还用得上的旧木材、多余的玻璃棉，以及其他有用的杂物。房子里面光线昏暗，还有一股酸酸的味道。罗贝塔真想把油地毡撕个粉碎，扯下那些叫人觉得压抑的墙纸；但一切还得一步一步来，而且乔治也已经安排好工作的顺序了；在铺好电线、做好隔热并重新搭好房子的框架之前，撕掉油地毡和墙纸没有什么用。最近乔治经常说，要先好好弄弄谷仓，然后再开始屋里的工作或往外墙加壁板，还说如果不支撑、加固屋梁，冬天暴风雪来的时候，整座房子都可能坍塌。

他们还有个小园子，里面的苹果树和樱桃树都已经修剪好了，覆盆子灌木也清理掉了，草坪也重新撒上了种子。这片草坪有的地方原本长着高高的野草，有的地方原本是裸露的地面和碎石，还有几棵长得乱蓬蓬的松树。一开始，罗贝塔对整个园子的事都很有数，知道做了些什么，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现在她不再全盘考虑问题了，而是待在厨房里，看到什么活儿就干什么。她忙着应付园子里收获的蔬菜和水果——做辣椒番茄酱、樱桃酱、番茄汁，把西红柿、辣椒、豆子和玉米处理好存进冰柜——这些事就花去她很多时间。有时候她看着冰柜里的东西想：这么多东西，谁来吃？除了乔治还有谁？她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对时间的掌控。

桌子放在房后装有隔板的长廊里，瓦莱丽和罗贝塔从长廊那头的门出去，走下几级矮矮的台阶，来到一个墙壁和地面都由砖砌成的小地方，这是瓦莱丽夏天刚刚建好的。瓦莱丽不想管它叫露台。她说农舍里怎么会有露台。那叫什么呢？她还没想好。除此之外，她也没想好要买沉重但好看的木质草坪椅还是轻巧舒适的金属塑料椅，就是她让乔治和罗贝塔带过来的那种椅子。

瓦莱丽和罗贝塔把葡萄酒倒进高脚杯，举杯饮用。她们喜欢用这几只有些年头的大杯子喝酒。露丝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欢笑声。露丝对伊娃和安杰拉说，她们必须帮她也打扮起来，她会想出比她俩还漂亮的装扮。与此同时，乔治嗖嗖的割草声也传进瓦莱丽和罗贝塔的耳朵里。瓦莱丽有个石头砌成的小牛奶房，乔治带了镰刀来帮她割牛奶房周围那些高高的野草和牛蒡。

“牛奶房可以做一个很不错的工作室，”瓦莱丽说，“我应该把它租给一个艺术家。租给乔治？还是租给你？租给你们的话，割草的活儿加上一个覆盆子蛋糕就行了，不要租金。不过乔治准备把谷仓改成工作室，是吗？”

“嗯，最后会的。”罗贝塔说。现在乔治的作品都放在前面那间旧客厅里，一些半成品和基本完成的作品用床单盖着，床单上落满了灰尘。还有一些木块（乔治只刻木雕）：一大块风干的橡木、几块窑干的灰胡桃木和樱桃木；他的纵切锯、凿子和半圆凿也都放在那儿；还有亚麻籽油、松节油、黄蜡和树脂，盖子都拧得紧紧的，上面满是灰尘。伊娃和安杰拉曾去过那儿。她们踩在碎石和杂草上，踮起脚尖，从前窗盯着那些盖起来的东西使劲看。

“哎呀，看起来好恐怖啊，”伊娃对乔治说，“那里面是什么？”

“木头雕刻的炸面圈，”乔治说，“流行的雕刻作品。”

“真的吗？”

“一个土豆和一个双头婴儿。”

她们再去看的时候，发现窗外钉了一条床单。是一条浅灰色的床单，顶部破破烂烂的。开车经过这里的人看到这条破床单，肯定会觉得房子更加荒凉、破败。

“你知道我一直都有烟吗？”瓦莱丽说，“有半盒，藏在我房间的柜子里。”

她说没有烟了，叫戴维和金伯莉进城帮她去买。她不能不抽烟，虽然在吃维生素片，也不吃任何添加了红色食用色素的东西。“我想不出来还能说什么东西用完了，又必须让他们离开一会儿。现在我一根也不敢抽，不然他们回来一闻就知道我撒谎了。真想来一根。”

“那就喝酒吧。”罗贝塔说。刚到瓦莱丽家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无法和别人交谈，打算说头疼，问能不能去躺一会儿。但和往常一样，瓦莱丽让她的情绪稳定了下来，瓦莱丽总是能把难以忍受的事情变得饶有趣味。

“你怎么样？”瓦莱丽问。

“唉……”罗贝塔说。

“如果没有人，生活应该很美妙，”瓦莱丽神情忧郁地说道，“这句话听起来像名言，但应该是我自己编的。现在的问题是，金伯莉她是个基督徒。当然，这也没什么，我们家巴不得有一两个基督徒呢。从这一点上说，我不是一个非基督徒。但她一看就是个基督徒，是不是？她让我觉得自己非常卑鄙，这让我很惊讶。”

乔治正在享受割草的乐趣。首先，他喜欢干活的时候没人看着。近来他每次在家干活，都觉得有一群女观众盯着他。哪怕她们不在视野范围内，他仍然觉得她们看着他，带着神秘、好笑的表情悠然地看着他忙活。他承认，仔细想想，罗贝塔还是做了一些事的，虽然好像没做什么挣钱的事。她没有联系出版社，也没有按照原先的设想工作。她放任女儿终日无所事事，整整一夏天都是如此。昨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乔治感到疲惫、沮丧——睡下时满脑子都是谷仓那边要做的事，结果梦里都不得安宁，梦见的全是倒塌、误算或结构问题。起来后他往厨房外边的露台走去，想在那儿吃几只煮鸡蛋，顺便盘算一下当天要做的事。这个露台是他目前唯一建好的东西，是他给这座房子带来的唯一变化。由于罗贝塔经常抱怨房子光线暗，通风不好，春天时他就建了这个露台。他对罗贝塔说，当时建这些房子的人基本上都在户外劳动，所以压根儿没想过在屋里坐着。

乔治端着盘子和马克杯来到露台上，发现另外三个人已经在那儿了。安杰拉穿着宝蓝色的紧身连衣裤，在栏杆边上练习芭蕾舞动作。伊娃背靠墙坐着，正用勺子从汤碗里舀麦麸片吃。她舀得起劲，很多都掉在了地板上。罗贝塔坐在椅子上，双手握着那个千年不变的咖啡杯。她弓着背，抬着一只膝盖，戴着墨镜，看上去紧张而悲伤。乔治知道，她经常躲在墨镜后流眼泪。在他看来，罗贝塔的元气叫孩子们给吸光了。她每天忙着安抚两个女儿，跟在她们后面收拾东西，还得求着她们整理自己的床铺和房间。他还听到她恳求孩子们收拾一下自己的脏碗碟，好让她来洗——这也可能只是他的感觉。难道中产阶级就是这样培养孩子的吗？此刻，罗贝塔正羡慕地看着安杰拉，谦卑地羡慕着自己的女儿——那抬起来的、光溜溜的美腿，那傲人的姿态。乔治心想，如果他哪个姐姐敢摆出这副姿态，他母亲一定会拿皮带抽她。

安杰拉把腿放下来，对他说：“早上好啊，大师！”

“我没看到你把头顶在地上倒立哦。”乔治说。不管心里怎么想，他还是会经常跟两个孩子开开玩笑。他习惯跟人开粗俗的玩笑，这在课堂上也很有效果，他的课堂因此保持了一种略微夸张、偶尔粗暴却始终有趣的风格。他也把这招儿用在其他老师身上，嬉笑怒骂中夹杂着对他们的鄙视，不过别人都不相信他说的其实都是真话。

伊娃总是乐于接受这一类建议，她全身伸直，然后把头重重地磕在木板上，倒立起来。

“你这样会得脑震荡的。”罗贝塔说。

“不会，只会给自己来个脑白质切除术。”

“乔治，你有没有意识到短短四天后我们就要走了？”安杰拉说，“你不觉得心碎吗？”

“都碎成两半了。”

“可是我们走后你会让妈妈照顾戴安娜吗？”伊娃问。这会儿她已经起来坐正了，正在摸头上有没有瘀伤。戴安娜是她在谷仓养的一只流浪猫。

“你说‘让’是什么意思？”罗贝塔问。就在罗贝塔说话的同时，乔治说：“当然不会。它要是想到谷仓那边去，我就把它拴在床柱上。”

这只猫是个敏感话题。如果说安杰拉把这个农场看作自己的舞台，或有时候看作孕育思想和诗歌的大自然——可以在其中忘记自我、漫游和做梦的地方；那么伊娃则把这里看作寻找动物的乐园，她把不少精力都留给了昆虫、米诺鱼、石头和鼻涕虫。当然，她们都把这儿看作度假地，一个让她们敞开怀抱尽情欢乐的地方，而对眼皮子底下要做的事视而不见。整个夏天，伊娃不是偷偷地跟踪土拨鼠和兔子，就是捕住青蛙后再放走，或用罐子抓米诺鱼，或试着弄清楚各种动物是如何在谷仓里共存的。乔治认定，伊娃就是把鹿引出灌木丛的罪魁祸首——她一直都很想这么做。因为这事，他不得不停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在园子周围竖起一圈八英尺高的铁丝网栅栏。戴安娜是伊娃在谷仓里唯一安置下来的小动物。这只猫瘦得像竹竿，长得很难看，是半野生的，那左右摇晃的奶头说明它在别处还藏着一窝小猫。伊娃花了很多时间寻找这些小猫的下落。

在乔治看来，这只猫是个白吃白喝的不速之客，是他财产的侵略者，潜在的大麻烦。伊娃喂它，怂恿它，由此走上一条背叛自己的道路。这背叛虽然说不上严重，但也不可小觑，而罗贝塔还暗中支持她。乔治知道，自己对这件事的反应过激了，甚至有些可笑，但还是控制不住自己。他从不想成为一个小丑般的父亲，一直努力不让自己沦为大声呵斥孩子的愚蠢之徒。只是比起伊娃的行为来，罗贝塔的态度更让人冒火。她对孩子的错误教育在这件事上显露无遗。乔治仿佛能听到她在聚会上对别人说：“伊娃养了一只讨厌的猫，脏兮兮的流浪猫——这就是她一个暑假的成绩；而安杰拉则整天都在练习芭蕾小跳或跟我们生闷气。”他并没有真的听她这么说过——他们没参加什么聚会，但他完全能想象出这样的场景。罗贝塔会让孩子们在朋友面前表演，把她们当成某些好玩的角色。乔治觉得这样做不仅愚蠢，而且无情。罗贝塔虽然很纵容孩子，每天都担心孩子们认为她不够爱她们、关心她们、理解她们，但实际上却剥夺了她们很多权利。她对她们的态度一点都不严肃，根本就不是在培养孩子。可是面对这些，乔治又能做什么呢？毕竟不是他的孩子。他之前没要孩子，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能不能随时随地、毫无保留地付出。作为老师，他知道如何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对接下来要做什么也心中有数，但是如果在家里也要这样就太累了。而且他学会对付的主要是男生，男生才会威胁课堂秩序。至于女生，他从来都不怎么管，除了偶尔小心地试探一下性感漂亮的那几个。当然，这么做放在这里就不像话了。

虽然如此，乔治还是常常禁不住喜欢安杰拉和伊娃，她们在他眼里是那么懵懂而迷人。而安杰拉和伊娃则觉得乔治很有趣，这有时候会让他很生气，有时候又会让他觉得美滋滋的。他对人要么十分矜持，要么十分风趣。他还是更喜欢做矜持的自己，所以当有人欣赏他的幽默风趣时，他就很高兴。

不过当他吃完早餐，拿起两只容量六夸脱的篮子去园子里摘西红柿时，没有一个人动动身子来帮他。罗贝塔依旧喝着咖啡，沉浸在伤感的思绪中。安杰拉做完芭蕾舞练习，正在笔记本上写日记。伊娃已经匆匆离开，到谷仓那边去了。

瓦莱丽家的客厅里，安杰拉在钢琴前坐下来。乔治家没有钢琴，所以安杰拉很怀念有钢琴的日子。母亲难道不怀念吗？她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要的人了。

“我眼看着她变了，”安杰拉在日记中写道，“从一个我十分敬重的人变成了精神濒临崩溃的人。如果这就是爱情的话，那么我一点都不想碰它。他想把她和我们都变成他的奴隶。她小心翼翼地走在钢丝上，生怕惹他生气。她的生活一点乐趣都没有，如果让她选，她最希望做的应该是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拿块布蒙住眼睛，谁也不见，什么也不做。这个聪明的女人曾经是多么向往自由啊。”

安杰拉弹起《土耳其进行曲》，随之回想起五岁时父母卖掉的那处房子。在那房子的餐厅里，靠近天花板的地方有个小架子，母亲把甜点盘子摆在架子上做装饰。院子里有一棵树，或者是灌木，长着盘子那么大、颜色像生菜的叶子。

她在日记中还写道：“我知道，怀旧是一种无谓的感情。有时候我真想把日记里对一些人和事过于苛刻的评价撕掉，但最终还是决定保留下来，因为我想记录下当时真实的感受。我希望自己的一生能有个真实的记录。在我看来，如何保持诚实是每个人面对的主要问题。”

暑假里，安杰拉很多时候都在读书。她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性》《新月庄的艾蜜莉》《诺顿诗歌选集》《叶芝自传》《快乐的妓女》《创造性行为》，以及《哥特派故事七篇》。准确地说，有些书她并没有从头读到尾。她的母亲以前也是整天都在读书，无论她中午回家还是下午放学回家，都能看到母亲在读书，读墨西哥被征服的历史，读《源氏物语》。她惊奇地发现，母亲那个时候看起来是多么安心啊。

安杰拉还记得伊娃出生前的一幕。他们三个人——安杰拉、母亲和父亲——在海滩上玩，父亲用铲子在沙滩上挖了一个大洞。父亲是堆沙堡的能手，堆出的城堡连道路和排水系统都有，所以不管父亲做什么，安杰拉都饶有兴致地看着。但这个洞和沙堡没有一点关系，洞挖好后，母亲咯咯笑着翻过身，把肚子放进洞里。当时母亲肚子里怀的就是伊娃，那个洞就像个盛蛋的勺子。那片海滩很宽，白色的沙滩绵延数英里才缓缓地沉入碧蓝的海水中。那儿不是岩石耸立的湖畔，也不是小家子气的海湾，而是一个阳光灿烂、广阔无垠的地方。能是哪里呢？

一曲《土耳其进行曲》结束，安杰拉开始试着弹奏《G大调弦乐小夜曲》。罗贝塔一边听着琴声，一边听瓦莱丽幽默而绝望地讲述对金伯莉的害怕、对入侵者的厌恶，以及明知不对却不愿意放手的无奈。罗贝塔同时在想：不，那没有错。这是什么意思？是说她离开丈夫没有错。无论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件事都没有错。必须那样做，否则到现在她也不知道那是对的。

“你这段时间也不容易，”瓦莱丽看得很清楚，“压力特别大。”

“我对自己也是这么说的，”罗贝塔说，“但有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压力的问题。不是房子，不是孩子，只是心里的黑暗。”

“哦，生活中到处都有黑暗。”瓦莱丽咕哝着说。

“我想起了安德鲁。当时我是怎么对他的？总给他出难题，找碴儿，不停地指责他，然后又害怕，开始想办法弥补。渐渐地，摆脱他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但我总觉得是他的错，心想他只要这么做或那么做，我就会爱他。真可怕，他变成了——还记得你是怎么说他的吗？——一根木头。”

“他本来就是根木头，”瓦莱丽说，“一直都那样，不怪你。”

“我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在想，乔治现在是不是也在这样对我。他想摆脱我，然后又不想了，然后又想，最后连他自己都不承认有这种想法了，于是便开始给我出难题，找碴儿。现在我知道安德鲁当时的感受了，不是说我想回到他身边，那永远都不可能，只是现在明白了。”

“我不太相信有一报还一报这种东西。”

“我也不信，真的。我不觉得一个人会以这么简单的方式受到惩罚。但是，人——至少我是这样——竟会被这种想法所吸引，你不觉得很有趣吗？我是说，这种认为存在某种平衡的想法，而不是那种经历，很有吸引力，那种经历还是避而远之的好。”

“人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反过来痛苦也一样，就像生孩子。”

乔治割完草，正在清洗镰刀。他能听到窗子里传来的钢琴声，还能感受到河边断断续续飘来的清甜、凉爽的气流。他现在感觉舒服多了，可能因为做了一会儿简单的运动，也可能因为没有人盯着而觉得身心自在，或者是只要逃离家里各种繁重如山的工作就会感到如释重负。他在想：弹琴的是不是罗贝塔？那琴声完美地随着他的工作切换：刚才割草的时候是《土耳其进行曲》，平常而令人愉悦；现在他站着洗镰刀，传来的则是《G大调弦乐小夜曲》，伴着草香隐约地向他表示祝贺，虽然这祝贺并不是很清晰。和往常一样，当他心情好的时候，或破晓的时候，他就想去找罗贝塔，抱着她，告诉她，也告诉自己：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问题。昨天晚上去喝酒的时候他就想这么做，但是做不到，仍然有什么东西牵制着他。

他想起罗贝塔第一次来他家时的情景。那是去年八月底或九月初的一天，距离现在差不多一年了。他们搞了一次不太像样的野餐，做了很多丰盛的美食，放了唱片，还把一张床垫拖到了院子里。在那些清朗的夜晚，罗贝塔指给他看连成星座的星星那些难以想象的路径。每一天都是那么美好。她要他马上给她一个明确的说法：她已经四十三岁了，比他整整大六岁；她离开了丈夫，因为他们之间一切都显得那么虚假；但她讨厌这么说，因为这可能只是借口，她自己也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意思；更重要的是，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那时她看起来是多么勇敢、真诚，没有一丝虚荣。现在她的敏感、眼泪和疲惫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简直要让人崩溃。

但初见总是值得尊重的，他想。

伊娃和露丝在长廊里装饰餐桌。露丝穿着弟弟的白衬衣和条纹睡裤，头上包着黑色的头巾，高高地耸立着，让她看起来像一个高傲但善良的锡克教教徒。

“我觉得桌子上应该多放点东西，”露丝说，“那种淡雅的感觉已经过时了，伊娃。”

她们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放些橙色和金色的大丽花、小胡瓜、黄葫芦、印第安玉米和橡实形南瓜，橡实形南瓜上有着好看的条纹。

在琴声的掩盖下，伊娃说：“安杰拉住在这儿遇到的问题比我还多，她觉得他们每次吵架都是因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