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末，莉迪娅乘船去了新不伦瑞克省南岸的一个小岛。几天后就要回安大略省了，她打算在那里住上一晚。莉迪娅是一名编辑，在多伦多一家出版社上班。此外，她还是一个诗人，但这重身份在不熟悉的人面前她是不会提起的。在过去的一年半里，她和一个男人在金斯顿一起生活。现在，在她看来，这段关系已经结束了。

在这次旅行中，莉迪娅发现了一个问题：人们对她好像不太感兴趣了。倒不是说她以前多么引人关注，只是有那种东西在，她就觉得有安全感。莉迪娅今年四十五岁，离婚九年了；两个孩子都已经独立生活，当然，遇到事情还会有退缩和困惑的时候，还会向她求助。和前几年相比，她既没变胖，也没变瘦，也没有衰老得太快，但还是从一种女人变成了另一种女人。这是她在这次旅行中的新发现，对此她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她正处在一种新的、奇怪的状态。她做过很多努力，比如把积木一块块垒起来，有时候能忙一整天，有时候则一点心思都没有，也有的时候，这种刻意而貌似随意的活动让她感到兴奋，生活本身让她感到兴奋。

她看到一家可以俯瞰码头的旅馆。码头上放着一堆堆捕龙虾的虾笼，几处零星的店铺和房屋就是这个村子的全部了。一个和她年龄相仿的女人正在做饭，这个女人带她来到楼上一个便宜的旧式房间。这会儿没有别的客人在，不过隔壁房间的门开着，看样子有人住，也许是个孩子，因为床边的地上有几本连环画。

旅馆后面有一条陡峭的小路，莉迪娅一边沿着小路往上走，一边辨认着路边的灌木和野草。秋麒麟草和野紫菀正在盛开，在安大略省很少见到的日本黄杨，在这里却好像很平常。这里的树木矮小，野草长着长长的叶子，叶面粗糙。这是莉迪娅第一次来到大西洋沿岸，不过这里的海景、弯弯的草叶以及光秃秃的房子都跟她想象中的一模一样。她开始想居住在这里会怎样。房子会保持低价吗？外面的人已经开始来这里买房了吗？在这次旅行中，她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还常想能不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谋生。她不想靠写诗来养活自己，不只是因为那样收入太低，而且她自己可能不会再写诗了。她这样想过很多次了。自己的厨艺不足以用来赚钱，不过做清洁倒是可以。岛上除了她入住的这家旅馆，至少还有一家。另外，她还看到过一家汽车旅馆的广告牌。如果这三家全部都由她来做清洁，能工作多少个小时？一小时又能赚多少钱？

餐厅里有四张小桌子，却只有一个人，正坐在那儿喝番茄汁。莉迪娅进来的时候，这个人没朝她这边看。一个男人从厨房里走出来，可能是之前那个女人的丈夫，他的胡子是灰黄色的，神情有些沮丧。他问莉迪娅叫什么名字，然后带她来到喝番茄汁的那个人跟前。那个人站起来，动作很僵硬，旅馆主人把莉迪娅介绍给他。他姓斯坦利，莉迪娅估计他有六十岁。斯坦利先生很礼貌地请莉迪娅坐下。

三个穿工作服的人走进餐厅，在另一张桌子旁坐下来。他们有些吵，但不是自大或无礼的那种，只是走进来坐在桌旁，带来一阵愉快的喧闹。就是说他们自己乐在其中，也希望别人能分享这份快乐。斯坦利先生朝他们鞠了一躬——真的是鞠躬，不只是点点头。他跟他们说晚上好，那几个人问他晚饭吃什么，他说应该是扇贝，餐后甜点是南瓜饼。

“这几位先生是新不伦瑞克电话公司的，”斯坦利先生对莉迪娅说，“附近有几个更小的岛屿，他们正在为其中的一个小岛铺设电缆，工作日就住在这儿。”

近看，斯坦利先生比莉迪娅原先想的要老一些。不是声音，他说话很清晰，是美国口音；也不是手的动作；而是牙齿，他的牙齿很小，是棕色的，牙缝很宽；还有眼睛，浅褐色的虹膜上有一块奶皮样的薄层。

旅馆主人把晚饭端来，和那几个工人说了几句话。他是个很能干的服务员，只是有些呆板、冷漠，像个梦游者，做事的时候像在梦里一样。菜盛在大碗里，客人们自取。莉迪娅很高兴，晚餐品种很丰富：有西兰花、芜菁泥、土豆和玉米。那个美国人每样取一点，小心翼翼地吃起来，好像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每一口都不是随意的，仿佛为什么先吃土豆再吃芜菁泥，为什么油炸扇贝本来就不大，还要整整齐齐地切成两半，都是有原因的。有几次他抬起头，好像有话要说，但并没有开口。那几个工人这会儿也安静下来，只顾埋头吃东西。

斯坦利先生终于开口了。他说：“你熟悉薇拉·凯瑟这个作家吗？”

“熟悉。”莉迪娅有些吃惊，因为在过去的两周里，她没见过一个人在读书，连书架都没见过。

“那你知道，她每年夏天都来这里吗？”

“这里？”

“对，就是这个小岛。她的避暑别墅在这里，离我们现在坐的地方不到一英里。她来了十八年，很多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从她写作的房间可以看到海，但现在那里的树长高了，挡住了视线。她和她那位伟大的朋友伊迪丝·刘易斯在一起。你读过《一个迷途的女人》吗？”

莉迪娅说读过。

“这是她所有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就是在这里写的，至少主要是在这里写的。”

莉迪娅意识到，那几个工人也在听，尽管他们没有抬头。她感到即使他们不看斯坦利先生，互相之间也没有眼神交流，仍然能够传达出一种带有宽容意味的鄙视。至于自己在不在这鄙视的范围之内，她并不在意。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关于薇拉·凯瑟，她没找到什么可说的，也没告诉斯坦利先生自己在出版社工作，更不用说自己也算是个作家了。也可能只是斯坦利先生没怎么给她说话的机会。

斯坦利先生说：“我崇拜她已经六十多年了。”说完顿了一下，两手拿着刀叉，停在盘子上方。“她的书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更加崇拜她，越来越崇拜。这里还有人记得她，今天晚上我就要去见一个女人，她认识薇拉，和她说过话。这个人八十八了，但人们说她还没忘。这里的人听说我对薇拉感兴趣，就想到了这样的人，并帮我取得了联系。”

“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严肃地说。

斯坦利先生一直在说。莉迪娅觉得这种说话风格有些似曾相识。她努力在记忆中搜索。虽然上大学时有一两个老师可能这样说话，但她想到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时期。那时有些人——为数不多的一些人——说话从来不管什么民主，从来不迎合别人。他们用语正式，字斟句酌，不无自得，尽管这种正式和学究气在这个国家只会引来别人的嘲笑。不，这不是事实的全部，嘲笑之外还有一份令人不舒服的羡慕。斯坦利先生让莉迪娅想起的，其实是很久以前存在于偏远城市里的旧式文化（当然她从未接触过，只是通过书本有所了解）：那种高尚与得体，音乐会上的绒面硬座，还有安静的图书馆。他之所以选择崇拜这个作家，也与此有关：这一喜好和他说话的风格一样过时。莉迪娅觉得他不可能是老师，老师不会这样崇拜哪个作家，对他那个年纪的人来说恐怕也是如此。

“您是教文学的老师吗？”

“不是。噢，不，我没有那份荣幸。不，我都没有学过文学，十六岁就工作了。在那个时候，你没有多少选择。我在报社工作。”

莉迪娅想起某些出奇谨慎、保守、行文古板的新英格兰报纸。

“哦，是哪家报社？”说完她马上意识到，对这样一个小心谨慎的人来说，这么问未免太不礼貌了。

“你肯定没听说过，只是一个工业城市的日报。还有另外几家早年的报纸，这就是我的一生。”

“那么现在，你是想写本关于薇拉·凯瑟的书吗？”这个问题对莉迪娅来说并不突兀，因为她每天都在和想出书的人打交道。

“不，”斯坦利先生严肃地说，“我眼睛不好，不能多看书、多写东西了。”

这就是他吃饭为什么那么小心的原因了。

“不，”他继续说道，“不是说我没想过写本关于薇拉的书。本来是可以写写她在这个小岛上的生活的。传记有人写过了，但这一段人们说得不多。不过我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现在做调查只是自娱自乐。我带着一把轻便折椅去那里，在她曾经写作和看海的窗子下坐着。那里从来都没有人。”

“没有人维护吗？没成立纪念馆什么的？”

“噢，真的没有，完全没有。你知道，薇拉虽然给这里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人甚至看出了她的天赋——我是说性格方面，他们不可能看到她写作上的天赋——但另外一些人也认为她待人不友好，所以不喜欢她。让他们不高兴的原因是薇拉不爱交际，可是为了写作她必须这样。”

“他们可以向政府提议，”莉迪娅说，“也许可以从加拿大政府和美国人那里拿到一笔钱。他们可以保存这栋房子。”

“嗯，不过这件事不应该由我来说，”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不应该，不。”

斯坦利先生不希望有其他崇拜者来打扰他在薇拉窗下的独坐，莉迪娅应该想到这一点。如果有别人介入，在薇拉的旧居旁竖起牌子，印制宣传单，如果这家叫“海景”的旅馆不得不改名为“岩石上的阴影”[7] ，那么他这份个人的朝圣还有什么价值？他宁愿让那栋房子坍塌，任上面荒草丛生，也不愿意看到那样的一幕。

莉迪娅最后一次试着给邓肯（在金斯顿和她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打过电话后，走在多伦多的大街上。她知道自己得去银行，得买吃的，坐地铁；得记住路线和办事顺序：打开支票本，排队，挑选自己要买的面包，投车票。这些仿佛是她做过的最难的事。为了回到自己住的公寓，她需要看地铁站的站名，在该下车的那一站下车。这对她来说有种难以名状的困难。她很清楚在哪一站下车，前一站是什么，也知道自己在哪里，可就是无法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所以诸如起身下车、沿台阶往上走、走在大街上这些平常的事情似乎都需要付出异乎寻常的努力。后来她想，自己是卡住了，就像机器卡住了一样。即便在当时，她心里也有一个自己的形象，有点像从后面挖空了的鸡蛋包装盒。

回到公寓后，她在门厅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大约坐了一个小时，然后去浴室脱掉衣服，换上睡衣，上床。躺在床上，她如释重负，有种胜利的感觉：终于克服了所有困难，来到了目的地，再也不用记着什么了。

她一点也没有要自杀的想法，不知道怎么使用工具或辅助物，甚至想不出来用什么工具。想到自己买了面包和奶酪，她不禁感到惊奇。现在，这些东西就放在门厅的地板上，可是挑选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要怎么咀嚼，怎么吞咽？

晚饭后，莉迪娅和做饭的那个女人在前廊上坐着。女人的丈夫负责清洁。

“噢，当然有洗碗机，”女人说，“我们有两台冰柜，一台超大型冰箱。投资是必需的，有工作队在这儿住着呢，你得让他们吃上饭。这个小店可耗钱呢，像海绵吸水一样。明年还要建个游泳池，你得有更多吸引人的东西，不进则退嘛。别人还以为我们过得多么轻松快活呢，哪有的事！”

这个女人五官轮廓分明，脸上有皱纹，留着长直发，穿着牛仔裤和宽松的绣花长衬衫，外边罩了件男式毛衣。

“十年前我在美国的一个群居村生活，现在在这儿，有时候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今天晚上还要把工作队的午饭打好包。我不停地忙着做饭、烤面包，其余的事约翰做。”

“你们雇了人做清洁吗？”

“我们雇不起，都是约翰做。洗衣服，还有别的活儿，他什么都做。不得已我们买了台轧液机[8] ，洗床单用，还装了台新炉子，从银行贷的款。说来好笑，我曾经嫁给一个银行经理，后来离开了他。”

“我现在也是一个人。”

“是吗？但是你不可能永远一个人。我遇到了约翰，那时他的情况和我差不多。”

“我曾经和一个人在金斯顿一起生活，在安大略省。”

“是吗？我和约翰非常幸福。他曾经是牧师，但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是个木匠。我们都有点逃离世俗。你和斯坦利先生聊过了吗？”

“聊过了。”

“你以前听说过薇拉·凯瑟吗？”

“听说过。”

“那他会很高兴的。我不怎么读书，所以这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我是个重视觉的人，但觉得他很了不起。斯坦利老先生是个真正的老派学者。”

“他来这里很久了吗？”

“不，没有很久，今年才第三年。他说一直都想来的，就是来不了，有个亲属需要照顾，得等这个人死了才能来。不是妻子，可能是兄弟，不管怎么说，反正得等。你看他有多大年纪了？”

“七十？七十五？”

“那个人八十一了。没想到吧？我真的很羡慕这种人，真的，羡慕坚持不懈的人。”

“有一次，和我在金斯顿一起生活——曾经一起生活——的那个人，”莉迪娅说，“正把几盒文件放进汽车后备箱。那是在乡下，一处旧的农舍外。忽然他感到有什么东西推了他一下，就低头看了一眼。那时大约是傍晚，天色已经很暗了，他觉得是一只友好的大狗，一只大黑狗拱了他一下，就没怎么在意，只说走吧，好啦，伙计，走开啦，听话。后来他把那几个盒子放好，转过身，才发现原来是一只熊，一只黑熊。”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莉迪娅在厨房里给大家讲这件事。

“然后他是怎么做的？”劳伦斯问。劳伦斯是电缆工作队的工头，正在和莉迪娅、尤金、文森特打牌。

莉迪娅笑了：“他说了声‘抱歉’。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盒子里只有文件？没有吃的？”

“他是个作家，写历史方面的书，那是他写书需要的一些材料。有时候他得去一些奇奇怪怪的人那里搜罗材料。那只熊其实是宠物，不是从灌木丛里跑出来的，是主人开玩笑，故意把链子解开的。那儿住着老哥俩，文件就是从他们那儿拿的。两个老人把熊放出来，只想吓唬他一下。”

“他就是做这个的？收集旧东西，然后写成书？”劳伦斯说，“应该挺有意思。”

莉迪娅立刻后悔了，觉得不应该讲这件事。是他们说到熊，她才讲起这一段的，但除非邓肯本人讲，否则没什么意思。邓肯身材高大，为人宽厚亲切，彬彬有礼，可以亲自向你演示他那声抱歉是多么礼貌，并惟妙惟肖地描述那两个躲在破烂窗帘后面笑的调皮老人。

“你得认识邓肯这个人……”她几乎要说出来。其实她讲起这件事，不就是想告诉别人自己认识邓肯吗？她想说自己并非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漫无目的地出来旅行；得让他们知道自己是有人爱的，不久前是有男人的，而且是个有趣、逗乐、有冒险精神的男人。错，一个从财迷和行为怪异的人那里收集旧文件，然后把一百年前发生的事写成书的人，他们是不太可能觉得有什么冒险精神的。甚至都不应该说自己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生活过。对他们来说，这只说明她和一个没有婚姻关系的男人睡过觉。

劳伦斯不到四十岁，但是很成功，他很愿意谈自己。他是独立的包工头，在圣斯蒂芬有两套别墅，还有两辆轿车、一辆卡车和一艘船；妻子在学校当老师。他有些发福了，有着卡车司机的大肚子，但看上去仍然机敏、有活力。不难看出，大多数时候他都很精明，当然也很冷酷。他可以穿得奢华，招眼，而某些地方、某些人又可以让他变得沮丧，没有把握，爱与人争论。

劳伦斯说那些东西不全是真的——关于滨海诸省人们写的那些东西。他说在这里你只要不怕出力，就有足够多的工作机会，男人、女人都一样。他不反对妇女解放运动，但事实上是有些工作男人干得更好，有些工作女人干得更好，永远都是这样。如果都能静下心来，认清这一点，那么大家都能过得更好。

他说自己的孩子们很没有礼貌。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什么也不缺——现在就是这样，你能怎么办？别的孩子也一样：衣服、自行车、好的教育条件、唱片，应有尽有。他的父母什么都没给他，他出来工作，开卡车，到过安大略省，甚至萨斯喀彻温省都去过。他上学只读到十年级，但没让这一点阻碍自己的发展，尽管有时候也想，当年多上几年学该多好。

尤金和文森特是劳伦斯雇用的工人。他们说自己只读到八年级，更高的年级乡村的学校也没有了。尤金二十五岁，文森特五十二岁。尤金是法裔加拿大人，来自新不伦瑞克省北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脸色红润，脸上毛茸茸的，神情恍惚——透着一股阴柔的男性美，性情温和，有些腼腆。现在的男人或男孩脸上很少有这种表情了，有时在旧照片上还能见到：比如年轻的新郎或篮球运动员，有着浓密的、沾上水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青春的脸庞和刚刚长成的身体。尤金不太聪明，也可能不太好胜，他打牌输了钱。男人们管这种打法叫斯开特。莉迪娅记得自己小时候也玩过，那时候叫三十一点。今天晚上他们玩的是一局二十五分。

文森特和劳伦斯拿尤金开玩笑，笑他输牌，笑他在圣约翰迷路，还笑他喜欢的女人、他的法裔身份。尤金由着他们说，也不反驳。劳伦斯的玩笑简直就是欺负人，他表面上做出一副和善的样子，但内心深处却似乎有种坚硬、沉重的东西——强烈的自尊心带给他的不是鼓舞，而是负担。文森特则没有这份额外的负担，尽管他开起玩笑来也毫不留情（他既打趣劳伦斯，也不放过尤金），却没有残酷或危险的感觉在里边。看得出来，他说话本来就是轻松随意的，一直不停地开玩笑。文森特聪明、狡猾，但并不坚持什么；他总是能说出最悲观的事，听上去却没有什么不幸。

文森特在圣斯蒂芬附近有一个农场，是家里留给他的，他就是在那个农场长大的。他说现在只靠种地不够养家了，去年种了一茬土豆，结果六月下霜，九月下雪，生长期太短了。你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碰上这种事，他说。而且市场也不自由，完全受控于那些大的竞争对手，大的利益集团。大家都自己想办法，没人指望农场的收入。他妻子现在也工作，之前报了个培训班，学习做头发。但他的儿子们却不像父母这样勤劳，只想飞快地开着车，到处兜风玩。儿子们结婚以后，媳妇们想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新炉子，几乎不用人动手就能把饭做好，并且把饭摆到餐桌上的炉子。

过去可不是这样。文森特平生第一次拥有自己的靴子——别人没穿过的新靴子——是参军的时候。他高兴极了，在泥地里倒着走，为的是看新靴子留下的脚印，新鲜、完整的脚印。战争结束后，他在自己家的农场工作了一段时间，把军服穿破了——这样就只剩下一条像样的裤子了。后来他去圣约翰找工作，在一家啤酒馆，一个人对他说：“想买条便宜的好裤子吗？”他说想，那人说：“跟我来。”文森特就跟着他去了。他们去哪儿了？去了殡葬承办人那里！事情是这样的：家属通常为死者准备一整套衣服，而死者躺在棺材里时只露出上半身，所以只要有上衣就够了，殡葬承办人就把死者的裤子给卖了。

就是这样，军队给了文斯[9] 第一双新靴子，一具尸体向他捐献了到那时为止他穿过的最好的裤子。

文森特的牙齿掉光了，这一点很明显，但并不难看，只是让他多了几分神秘和幽默。他的脸很长，下巴很短，目光不具挑战性，但也不会受别人的愚弄。他很瘦，有着结实的肌肉，黑色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过去很多年艰苦劳动的痕迹，也能预见同样的未来。这正是他的身体所能胜任的，直到最后他老了，胳膊像绳子一样瘦弱无力，人也变小了，依然没有怨言，靠几个笑话顽强地活着。

打牌的时候他们聊得兴高采烈，还不时被叫嚷、威胁和笑声打断。后来大家开始聊自己，气氛变得严肃些了。刚才他们喝的是当地产的一种啤酒，叫“驼鹿”。打完牌，劳伦斯出去，从卡车里拿来一些安大略啤酒，看样子比刚才那种好。他们管这种酒叫“进口货”。旅馆主人早就上床休息了，几个工人和莉迪娅却在厨房里喝啤酒、吃掌状红皮藻，好像他们中的哪个是主人似的。红皮藻是文森特从他房间里拿下来的。这是一种绿褐色的海藻，咸咸的，味道有点像鱼。文森特说他晚上吃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它，早上起来吃的第一样东西还是它——没有更好吃的东西了。现在人们发现这东西对身体这么好，就在商店里卖，包成极小的包，要的却是天价。

第二天是周五，工人们要离开小岛，返回大陆。他们说要争取赶上两点半的船。平时都是赶五点半的，但天气预报说明天有暴风雨，一股热带飓风的末梢将在天黑前袭击芬迪湾。

“如果暴风雨太大，渡船就不会开，对吗？”莉迪娅问，“有危险就不会开吧？”她想自己并不介意被耽搁在岛上，那样早上就不必继续旅行了，她不介意。

“唉，很多人等着周五晚上离开这儿呢。”文森特说。

“想回家找老婆呢，”劳伦斯用嘲讽的语调说道，“总有人在这儿工作，总有人不能回家。”然后他开始以不慌不忙但不容打断的语气谈起性，用他的话说就是：岛上的放荡。他说曾经有一段时间，由于性病的原因，当局要在整个岛上设四十天的隔离期。很多工作队来这儿，住在那家叫“海浪”的汽车旅馆，那儿每天晚上都有通宵达旦的聚会。大家开怀畅饮，年轻女孩们出卖肉体。那些女孩也就十四五岁——噢，有的只有十三岁。他说在这个岛上，人们觉得二十五岁的女人简直可以当奶奶了。这个地方很有名，那些女孩为了挣钱什么都肯干，有时候只为一瓶啤酒。

“有时候什么都不要。”劳伦斯说得津津有味。

这时他们听到前门开了。

“你的老男朋友。”劳伦斯对莉迪娅说。

莉迪娅愣了一下，她想到了邓肯。

“和你一起吃饭的那个老家伙。”文森特说。

斯坦利先生没到厨房来，他穿过客厅，上楼去了。

“嗨？去‘海浪’了？”劳伦斯轻声说，说话时抬起头，好像在透过天花板和斯坦利先生说话。“老家伙是不懂那种事的，”他说，“五十年前不懂，现在也一样。我是不允许自己的工人走近那个地方的，对吧，尤金？”

尤金脸红了，表情严肃起来，好像在学校里遭到老师的逼问一样。

“尤金嘛，他不需要去那种地方。”文森特说。

“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劳伦斯急切地问道，好像有人和他争辩似的，“是真的，对不对？”

他看了一眼文森特，文森特说：“是，是。”对于这个话题，他好像没有劳伦斯那么感兴趣。

“你会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很纯洁，”劳伦斯对莉迪娅说，“纯洁！嗬，好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