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啊。不会吧？他犯了什么事啊？”

“他不一定需要犯任何事。”

“他见过律师吗？”

“在这里不可能。警察不会允许的。”

史密斯先生向我露出一副倔强的表情。“天下的警察都一个样。这种事情在美国南方也经常发生。”他说，“黑人被关进监狱，警察不准他们见律师。但以牙还牙是不可取的。”

“我已经去过大使馆了。他们觉得帮不上什么忙。”

“这可实在是不像话。”史密斯先生说。他是指大使馆的态度，而不是琼斯被捕这件事。

“小皮埃尔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是请你出面，也许要去见外交部长。”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琼斯先生。这中间显然有什么误会。但他为什么会觉得我有影响力呢？”

“你当过总统候选人。”我说，约瑟夫正好端来了酒杯。

“我会尽我所能。”史密斯先生重复道，他闷闷不乐地喝起了饮料，“我很喜欢琼斯先生。（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就是不想叫他上校——毕竟在军队里还是有些好人的。）在我眼里，他是最优秀的那一类英国人。肯定有什么地方发生了愚蠢的误会。”

“我不想让你跟当局有任何麻烦。”

“麻烦我可不怕，”史密斯先生说，“跟任何当局有麻烦我都不怕。”

三

外交部长的办公室位于距港口和哥伦布雕像不远的会展大厦里。我们经过了如今已不再启动的音乐喷泉，还有公园里那条波旁王朝式的宣言：“我是海地的旗帜，统一而不可分割。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最后，我们走进了那幢用水泥和玻璃打造的长方形现代建筑，踏上宽敞的楼梯，来到巨大的接待室，只见其中摆放着许多张舒适的扶手椅，墙上还挂着一排由海地艺术家创作的壁画。这栋建筑，与邮局广场上的乞丐和首都市中心的贫民区之间，几乎没有半点关联，就像克里斯多夫国王的无忧宫94和百姓无关一样，但等它化作废墟，其风貌会比后者逊色不少。

十几名中产阶级人士坐在接待室里，显得肥胖而富裕。女人们穿着自己最好的服饰，有铁蓝色的，有酸绿色的，她们快活地互相聊着天，仿佛在喝早间咖啡，一边抬起头用尖锐的目光打量着每个新来的访客。打字机缓慢的敲击声回荡在接待室中，在这种氛围下，就连求见者也能摆出一副自己举足轻重的架势。我们到达十分钟后，皮内达先生带着外交官特权阶级的自信，迈着沉重的脚步从我们面前走过。他抽着一支雪茄烟，什么人也不看，也不问一声行不行，直接推开一扇通往里面阳台的房门走了进去。

“外交部长的私人办公室。”我解释道，“南美洲国家的大使们现在依然是受欢迎的人95。尤其是皮内达。他的使馆里还没有政治难民。目前还没有。”

我们等了三刻钟，史密斯先生却没有显出丝毫的不耐烦。“这里好像管得很有条理嘛。”他有次开口说，因为我们看到求见者中有两人在和一名办事员简短交谈后就离开了，“部长必须受到保护。”

最后，皮内达终于走了出来，穿过接待室，嘴里仍然叼着雪茄烟——这支是新的。纸带还在上面：他从不撕掉他的纸带，因为上面印着他的姓氏首字母。这一回他朝我鞠躬打了个招呼，表示认出了我——一时间，我还以为他要停下来和我说话呢。这一举动肯定引起了送大使到楼梯口的那个年轻职员的注意，因为他随后又折返回来，彬彬有礼地问我们有什么事。

“会见外交部长。”我说。

“他正忙着接见外国大使。有很多事情要讨论。明天他就要离开这里，出席联合国会议。”

“那我想他应该立刻接见史密斯先生。”

“史密斯先生？”

“你没看今天的报纸吗？”

“我们今天一直都很忙。”

“史密斯先生昨天刚刚抵达。他是总统候选人。”

“总统候选人？”年轻人难以置信地说，“在海地？”

“他来海地有生意要做——但那是和贵总统商量的事情。现在他想在贵部长去纽约前和他会面。”

“请在此稍候。”他走进内厅的一间办公室，一分钟后又拿着一份报纸急匆匆地跑出来。他敲敲部长办公室的房门，然后走了进去。

“你要明白，布朗先生，我已经不再是总统候选人了。我们做出政治表态就那一次而已。”

“史密斯先生，你不用在这里解释这件事。毕竟你属于历史。”从他那双真诚的淡蓝色眼睛里，我能看出自己说得有点过头了。我补充道：“你以前做出的姿态就在那里，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也说不清到底在哪里——“它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

那个年轻人站在了我们身旁——他把报纸留在了部长那里。“请你们随我来……”

外交部长非常友好地向我们咧嘴微笑，一口白牙微微闪亮。我看见那份报纸躺在他书桌的角落。他向我们伸出的手掌显得巨大、方正，泛出粉红，汗津津的。他操着一口漂亮的英语告诉我们，得知史密斯先生来到海地的消息，他是多么地感兴趣，完全没想到能有幸与总统候选人会面，因为明天他就要出发前往纽约……他从美国大使馆处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不然他一定会事先安排时间……

既然美国总统认为召回大使乃合适之举，我说，史密斯先生也认为他对海地进行非正式访问更为恰当。

部长说他明白我的意思。他对史密斯先生补充说：“我了解到您想要觐见总统……”

“史密斯先生还没有请求总统接见。他希望首先与您会面——在您赶往纽约之前。”

“我要在联合国提出抗议。”部长骄傲地解释道，“您来一支雪茄吗，史密斯先生？”他拿出自己的真皮雪茄烟盒，史密斯先生从中抽了一支。我注意到，纸带上印着皮内达先生的姓氏首字母。

“抗议？”史密斯先生问。

“抗议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袭击。叛匪有美制军械的援助。我们手里有证据。”

“什么证据？”

“在两名俘虏身上发现了美国生产的左轮手枪。”

“恐怕您在全世界都能买到这种东西吧。”

“加纳共和国已经承诺会支持我们。我也希望其他亚非国家……”

“史密斯先生今天是为了另一件事情过来的，”我打断他们说，“与他同行的一个好朋友昨天被警方逮捕了。”

“是美国人吗？”

“是一个名叫琼斯的英国人。”

“英国大使馆提出过质询吗？这件事情其实应该归内政部长管。”

“但是，阁下，您的一句话可以……”

“我不能干预其他部门的政事。我很抱歉。史密斯先生会理解的。”

史密斯先生强行挤进了我们的对话，他的口气中带着一股在我意料之外的粗鲁味道。“您总可以查清楚罪名是什么，对吧？”

“罪名？”

“罪名。”

“哦——罪名。”

“正是，”史密斯先生说，“罪名。”

“不一定非要有什么罪名。您想到最坏的情况上去了。”

“那为什么还要把他关在牢里？”

“我对这个案子一无所知。我想警方是有什么事情需要调查。”

“那他就应该被带到法官面前办理保释。我愿意缴纳数目合理的保释金保他出狱。”

“保释金？”部长说，“保释金？”他转向我，用拿雪茄烟的手做了个手势，“保释金是什么？”

“是一种献给政府的礼金，如果犯人保释出来以后不用回去受审的话。它可以是一大笔钱。”我加了一句。

“我想，您应该听说过人身保护令96吧。”史密斯先生说。

“是的。没错。当然听说过。可是我的拉丁语已经忘记很多了。维吉尔，荷马，很遗憾我没有时间再读书学习。”

我对史密斯先生说：“这里的法律应该是根据《拿破仑法典》97制定的。”

“《拿破仑法典》？”

“某些地方和盎格鲁-撒克逊法98有区别。人身保护令便是其中之一。”

“关进牢里以前总得先有罪名吧。”

“是啊。最后当然有。”我用法语飞快地对部长说起话来。虽然史密斯太太已经学到了《雨果法语自学教程》的第四课，但史密斯先生还是只懂一点法语。我说：“我觉得您犯了一个政治错误。总统候选人和这位琼斯先生私交甚好。您不应该在即将访问纽约之前去疏远他。您也了解在民主国家里和反对派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除非案情真的十分重大，我想您还是应该让史密斯先生见见他的朋友。否则他无疑会相信自己受到了——也许——不友好的对待。”

“史密斯先生会说法语吗？”

“不会。”

“您要明白，警方或许逾越了上峰的指示，这种事情总有可能发生。我不希望让史密斯先生对我国警方的执法程序产生不良印象。”

“您就不能先派一名可靠的医生过去——收拾一下？”

“当然不会真的有什么丑闻需要遮掩啦。只是有时候犯人会有不当的举动。我相信哪怕在你自己的国家……”

“这么说，我们能拜托您向贵同僚美言几句咯？我想建议的是，史密斯先生应该留给您一点补偿——当然，是用美元，不是古德——来赔付琼斯先生可能给某位警察带来的伤害。”

“我会尽我所能。只要不牵涉到总统就行。要是那样的话，我们谁也帮不了你的忙。”

“没错。”

部长的头上悬挂着“爸爸医生”的肖像——星期六男爵的肖像。他身穿一袭来自墓地的厚重黑色燕尾服，透过一对厚厚的眼镜片，用那双呆滞无神的近视眼死死地盯着我们。据说他有时会亲自观看通顿·马库特分子将受害者慢慢折磨致死。那双眼睛丝毫不会改变。或许他对死亡的兴趣纯粹是出于医学角度。

“给我两百美元。”我对史密斯先生说。他从手提箱里取出两张百元大钞。在另外一个口袋里，我看见他放着一张照片，上面是裹着毛毯的史密斯太太。将钞票放在部长的书桌上时，我觉得他看它们时显得有点不屑一顾，但我又不相信琼斯先生会值更多的钱。走到门口时我转过身。“还有菲利波医生，”我问，“他现在在这里吗？我有些关于酒店的事情想找他商量——关于一项排水系统的方案。”

“我相信他去了南方，在沃凯市99视察一家新医院的工程项目。”海地是一个很适合兴办工程项目的伟大国度。对项目设计者而言，只要这些工程还没启动，它们就永远意味着滚滚钱财。

“那我们就等您的消息咯？”

“当然。当然。但我什么也不能保证。”部长现在变得有点粗鲁起来。我经常注意到，行贿（不过，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今天这事不算是行贿）会产生这种效果——它改变了双方的关系。人在行贿时会降低自己的一点身价；一旦贿赂被接受，他便处在了下风，如同一个花钱买春的男子那样。或许我犯了个错误。或许我应该继续保持让史密斯先生令人捉摸不透，成为一种莫名的威胁。敲诈者总是占据上风的。

四

无论如何，部长证明了自己还是个言而有信的人，不久我们便获准去探视囚犯。

翌日下午，警察局里最重要的人物是那名警官，远比陪同我们探监的部长秘书重要多了。秘书徒劳地想引起警官重视，后来却也不得不像其他求见者一样站在柜台前排队等候。我和史密斯先生坐在叛党尸首的快照下面，这么多个月过去了，它们仍然蔫不拉几地贴在墙上。史密斯先生看了它们一眼，随后匆匆地移开视线。在我们对面的小房间里，有一名身穿整洁便衣的高个子黑人，他把双脚跷在桌子上，透过墨镜死死地盯住我们。也许是我神经过敏，才会让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残忍气息。

“下次他会记得我们。”史密斯先生微笑着说。

那人知道我们说的是他。他摁响桌上的一个按铃，一名警察走了过去。他没有挪动腿脚，也没有移开视线，直接抛出个问题，那名警察朝我们瞥了一眼，回答了他，然后又是长久的注视。我把头转到一边，但过了一小会儿，我又不可避免地回头看向那两片黑色的圆形镜片。它们就像一副双筒望远镜，被他拿来观察两头卑贱畜生的习性。

“讨厌的家伙。”我不安地说。随后我注意到，史密斯先生正在回敬那人的目光。因为有墨镜遮挡，我们看不见那人的眼睛到底眨了多少下；他也可能只是轻松地合上双眼，闭目养神罢了，而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不过，在今天，史密斯先生的蓝眼睛里那道冷酷无情的凝视目光赢得了胜利。那人站起身，关上了办公室的房门。“干得好！”我说。

“我以后也会记住他。”史密斯先生说。

“他很可能得了酸性病。”

“非常有可能，布朗先生。”

在外交部长秘书得到任何关注之前，我们肯定在那里等了有半个多小时。在独裁政权下，部长像走马灯一样来了又去。在太子港，只有警察局长、通顿·马库特的头头和王宫护卫队队长的职位可以持久——只有他们能为下属提供安全保障。警官遣走了部长秘书，就像遣走一个跑完腿交完差的小孩，一名下士随后领着我们下楼，走进看守所内长长的走廊，这里的气味难闻得像在动物园一样。

琼斯坐在一只倒扣的便桶上，身边铺着一张草席。他的脸上横七竖八地贴着一道道膏药，右胳膊用绷带包扎好，吊在他的体侧。他已经被尽可能地收拾干净了，但他那只青肿的左眼还欠用生牛排敷一下。100他那件双排扣马甲上沾染了一小块铁锈色的血迹，让它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眼。“哎呀，哎呀，”他露出一脸快乐的微笑招呼我们，“看看这是谁来了呀。”

“你好像一直在拒捕反抗嘛。”我说。

“那是他们胡扯，”他爽朗地说，“你有烟吗？”

我递给他一支烟。

“没有过滤嘴？”

“没有。”

“啊，好吧，别挑剔了……我今天上午就觉得情况有好转。他们中午给了我一些豆子吃，还有个医生老兄过来照料了我一下。”

“他们指控你什么罪名啊？”史密斯先生问。

“罪名？”他对这个字眼好像感到很困惑，就像外交部长之前那样。

“他们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琼斯先生？”

“我还没有机会去做任何事呢。我连海关都还没出就被抓了。”

“肯定有什么原因吧？也许是弄错人了？”

“他们还没有跟我把事情解释清楚。”他小心地碰了碰那只左眼，“我想，我的样子有点惨不忍睹吧。”

“他们就给你这个东西当床睡？”史密斯先生愤怒地问。

“更糟糕的地方我也睡过。”

“在哪里？真让人难以想象……”

他的回答很含糊，叫人难以信服：“哦，在打仗的时候，你懂的。”他又补了一句：“我觉得问题出在我的介绍信上。我知道你曾警告过我，但当时我以为你是在危言耸听——就像那个事务长一样。”

“你从哪儿拿的介绍信？”我问。

“一个我在利奥波德维尔101认识的人。”102

“你在利奥波德维尔做什么？”

“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我这人经常外出旅行的。”他这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这间小牢房在他看来并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就像是漫长旅途中无数座机场里的一座罢了。

“我们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史密斯先生说，“布朗先生已经告知了你们的代办。我们俩也见过了外交部长。保释金我们也已经交了。”

“保释金？”他比史密斯先生更了解现实情况。他说：“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能帮我做什么。当然，我以后会把钱还给你们。待会儿你们出去的时候，拿二十美元给那位警官。”

“当然可以，”史密斯先生说，“要是你觉得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的话。”

“哦，会有好处的。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把介绍信的事情澄清一下。你们身上有纸和笔吗？”

史密斯先生把纸笔递给琼斯，他便开始写起来。“你们有没有信封？”

“恐怕没有。”

“那我最好把措词改一改。”他犹豫片刻，接着问我：“‘工厂’这个词用法语怎么说？”

“Usine？”

“我对语言向来不太在行，但我还是零星学过一点法语。”

“在利奥波德维尔学的？”

“请把它交给那位警官，让他代为转递上去。”

“他会识字？”

“我想会吧。”他站起身，把钢笔还给我们，然后用解散队伍似的礼貌口吻说道：“多谢你们俩过来看我。”

“你还有别的约会不成？”我挖苦地问他。

“说实话，是那些豆子在作怪了。我和便桶有个约会。如果你们能再多给我几张纸……”

我们俩从身上找出了三个旧信封，一张已经开出收据的账单，史密斯先生的记事簿上的一两页纸，还有寄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来自纽约的一名房地产经纪人，信上说他很遗憾，目前没有客户对购买太子港酒店的交易感兴趣。我还以为自己早就毁掉它了。

“他那股精神劲儿啊，”在牢房外的走廊里，史密斯先生大声叹道，“就是你们英国人能平安撑过闪击战的力量源泉。我一定要把他救出来，就算我得去求总统本人也在所不惜。”

我看了看手中那一张折好的纸页。我认出了写在上面的名字。那是通顿·马库特组织里的一名官员。我说：“不知这件事我们该不该再多牵扯进去。”

“我们已经牵扯进去了。”史密斯先生骄傲地说，我明白他正在想着一些我无法认同的冠冕词藻，比如人类、正义、对幸福的追求。他这位总统候选人可真不是白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