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9月初，我来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参加入学活动，那天我心情激动得无以复加，至今仍记得当时的每个细节：在Chipotle墨西哥卷饼速食店吃午餐，那是琳赛第一次在那种地方吃饭；听完新生报告会后走去我在南校区的宿舍，那里即将成为我在哥伦布的家；那天风和日丽。在辅导员的指导下，我规划了第一年的课程，每周只上4天课，而且都是早上九点半以后的。之前在海军陆战队每天凌晨五点半就得起床，所以现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幸运不用早起。

俄亥俄州立大学哥伦布分校离米德尔敦约100英里，近到周末就可以回家看看。这么些年来，米德尔敦头一次成了我想去就去的地方。哈夫洛克（Havelock）（离海军陆战队基地最近的北卡罗来纳城市）与米德尔敦相差无几，而哥伦布则像是一座天堂般的城市。哥伦布过去是（现在仍是）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其发展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那座繁华的、如今成了我住处的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OSU）毕业生创起了业，历史建筑被改造为崭新的餐厅和酒吧，连最破败的社区也焕然一新。我搬到哥伦布后不久，一个好朋友刚当上当地一家广播站的宣传主管，所以我总是能了解当地时事，并对城里的盛大活动消息灵通，比如什么时候有节日庆典啦，如何坐VIP席观看年度烟火表演啦，等等。

大学生活的许多方面都让我倍感亲切。我交了很多新朋友，但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俄亥俄西南部。我的6个室友中有5个毕业于米德尔敦高中，一个毕业于附近的特伦顿（Trenton）的埃奇伍德高中（Edgewood High School）。他们年纪比我小一些（因为在海军陆战队服过役，所以我的年龄比一般新生要大），但大多数人是我以前在家就知道的。

当时我最好的朋友都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但大部分毕业后选择留在哥伦布。无意中我正在见证一种现象，社会学家称之为“人才流失”——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几年以后，我回顾自己那场有六个伴郎的婚礼，意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学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个小镇上长大。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乡。

到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海军陆战队教给我的“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信念已经深深植根在我心中。我去上课、做作业、在图书馆学习，回去正好和哥们儿饮酒到后半夜，然后第二天早起去跑步。我把每天排得满满当当，不过那曾让18岁的我害怕的大学独立生活现在已经是小菜一碟。几年前我还在和阿嬷纠结如何填写那些困难生救济申请表，跟她争到底“父母/监护人”一栏是填她的名字还是母亲的名字。

我们也担心，如果我没能要到鲍勃·哈梅尔（我法律意义上的父亲）的财务状况信息并提交，我就会犯诈骗罪。整个填表过程让我们俩都痛苦地意识到外面的世界对于我们是多么陌生。我高中差点毕不了业，因为我的英语1（English I）只得了D和F。而现在我自己为自己的学费买单，而且在这所全州最好的大学里门门课都得A。我感觉自己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完全掌控了命运。

我知道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要么拿出行动，要么闭嘴别发牢骚。海军陆战队不仅教会我有志者事竟成，还培养了我规划未来的能力。我想去读法学院，并知道要想去最好的法学院必须成绩优秀，并在那出了名难考的法学院入学考试（LSAT）中表现优异。当然我也还有很多不知道的。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想去读法学院，只知道米德尔敦的“富孩子”都在医生或律师家庭长大，而且我不想步家人的后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要了解的，但这一点点信息至少给我指引了方向，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痛恨欠债，痛恨那种被债务束缚住的感觉。虽然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我能报销一大笔学费，而且俄亥俄州立大学向州内学生收的钱相对少些，但我仍然需要自己承担约两万美元的开销。我在俄亥俄州议会大厦找了份工作，为一位来自辛辛那提的名叫鲍勃·舒勒（Bob Schuler）的议员工作，他人超级好。他非常善良，我也喜欢他的政见，所以当选民打电话来投诉时，我会设法解释清楚他的立场。在那儿，我看到说客来来去去，并无意中听到舒勒议员和手下在讨论一个议案会对选民有好处还是对州政府有好处，或者对双方都有利。身处体制内部近距离观察能让我对政治决策过程有全新的理解，这是看电视新闻所远不能及的。阿嬷曾经认为所有政客都是骗子，但是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不适用于俄亥俄州议会的政客的，无论他们的政策如何。

在俄亥俄州参议院待了几个月后，我已经债台高筑了，在如何改善入不敷出的状况方面我也智穷力竭（我了解到每人每周只能献两次血），于是我决定再找一份工作。一个非营利组织发布了招聘兼职工的广告，每小时给10美元。于是我穿着卡其裤、难看的浅黄绿色衬衫、海军陆战队作战靴（当时除了运动鞋就只有这双鞋了）去参加面试，看到面试官的反应时，我才知道大事不妙，自己肯定没戏，所以一周后对方发来拒信我也没想太多。后来当地一家为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服务的非营利机构也招人，也是每小时给10美元。这次我先去塔吉特百货（Target）买了一件好看点的衬衫和一双黑皮鞋，这次成功了，我得到“顾问”一职。我对这家机构的工作非常感兴趣，那里的人也都很好，于是我马上开始工作。

当时我有两份兼职，还得上全日制的学，日程更加紧张了，但我不在乎。我没觉得我所承担的有什么不寻常之处，直到一位教授发邮件让我下课去找他讨论一个写作作业。我把我的日程安排给他看，他大吃一惊，严肃地告诉我要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不要让兼职工作分了心。我笑笑，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谢谢。我不需要他的建议。

我喜欢晚上熬夜做作业，第二天早起，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我自豪我能应付这一切。这么多年我一直非常害怕自己的未来，担心最终会像我的邻居或家人一样吸毒、酗酒、坐牢、有了孩子却没能力或不愿照顾，一想到这些我就有十足的动力。我知道那些统计概率，小时候我在社工办公室里的小册子上读到过，我也熟悉穷人牙科诊所里医生那充满同情的目光。我属于那些本不该成功的人，但我如今自力更生想要改变，并且做得不错。

我是不是太过拼命了？当然。我缺乏睡眠，饮酒过量，顿顿都吃塔可钟快餐。一次我病了一周，我以为只是重感冒而已，但医生说我得了单核细胞增多症。我没听他的，继续那样拼命，把感冒药当作治百病的神药。一周后，我的尿呈现恶心的棕色，我的体温达到了43℃。我想也许应该照顾一下自己了，于是我吞了一些退烧药，喝了几瓶啤酒，睡了过去。

母亲听说这事后立即开车到哥伦布，把我带到急诊室。她并不是个完美的母亲，也不是执业护士，但她很自豪她能全程指导我们与医疗系统的每一次交锋。她很会问问题，受不了医生说话绕弯子，并确保我得到所需的照顾。整整两天我都在医院，医生用了五袋生理盐水来给我补充水分，发现我除了单核细胞增多症外还感染了葡萄球菌，所以我才病得如此严重。后来医生告诉母亲我可以出院了，于是她用轮椅推着我出去，带我回家休养。

我的病又持续了几周，幸好这正值大学春夏学期之间的休假。我待在米德尔敦，交替地住在莉姨和母亲家，她们俩都尽心尽力照顾我。那段时间在米德尔敦，我第一次在阿嬷去世后真正经历矛盾的情感需求。我不想伤害母亲的感受，但过去已经在我俩之间划下永远不会消失的裂痕。我从没直面过这些需要，也从没告诉母亲无论她多好多会照顾人，无论她在我生病时多么尽责，我在她身边都会不自在。

住在她那儿，免不了跟她的第五任丈夫说话，他是个好人但却对我来说是个永远都不会有任何重要性的陌生人，我只当他是母亲家的家庭主夫，今后也会变成她的前任；免不了看到她的那些家具，想起她和鲍勃父亲吵架的时候我躲在家具后面的日子；也免不了纠结于她怎么会如此反复无常——这个在医院安静地坐在我的病床边好几天的女人竟是个瘾君子，一个月后还会对家人撒谎骗钱。

我知道自己与莉姨日渐亲密伤害了母亲的感情。她总是说起这事。“你妈是我，又不是她。”她翻来覆去地说。时至今日，我时常想如果我小时候也有现在长大后这样的勇气，那么母亲可能会变好。吸毒成瘾者在经历情感挣扎时最脆弱，而且我知道我至少能让她少消沉几次。但我现在再也不能这么做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变了，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也许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假装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了。

病了几周痊愈后，我感觉良好，可以回哥伦布上学了。我瘦了一大圈——4周内减了20磅，除此之外都感觉很好。由于欠下一堆医药费账单，我找了第三份工作（在普林斯顿评论做SAT导师），一小时可以赚18美元，真棒。做三份工作我吃不消，所以我放弃了我最喜欢的那份——在俄亥俄州参议院的工作——因为挣得最少。我需要的是钱以及钱所提供的经济自由，而不是值得去做的工作。至于后者，我告诉自己以后会得到的。

我离开俄亥俄州参议院前不久，那里正在辩论一项会极大控制发薪日贷款的措施。我那个议员反对这个议案（他是为数不多的反对者之一），虽然他从没解释过为什么反对，我倾向于认为他和我有某些共同点。那些支持的议员和其他政客没有认识到发薪日贷款商在像我一样的人参与的地下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他们来说，发薪日贷款商是掠食的鲨鱼，他们放高利贷，收取巨额支票兑现费，这种人越快消灭掉越好。

但对我而言，发薪日贷款商可以解决重要的财务问题。我的信用很糟，因为一系列糟糕的财政决定（一些不是我的错，但大部分都是），所以办信用卡是不可能的了。如果我想带一个女孩出去吃饭或需要买一本书来学习却在银行没有现钱，那么留给我的选择很少。（我可以问叔叔阿姨要，但我急切渴望自力更生。）

一个周五的早上，我交了一张房租支票，我知道如果我再拖一天，就要交50美元的滞纳金。我的存款不够，但那天会发工资，这样我就可以下班后把工资存到银行里用来兑现了。然而，在参议院忙了一天后，我走之前却忘了拿工资。我到家才意识到犯了错，而议会大厦的员工也早已离开度周末去了。那天，幸亏一个利息几美元的三天的发薪日贷款，我才得以逃过高额滞纳金。那些质疑发薪日贷款的益处的立法官员并没有考虑类似这样的情况。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那就是，有权人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帮助像我一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需求。

大学第二年开学那天跟第一年很像，天气也是风和日丽，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因为有了新工作，我更忙了，但我并不在意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我真正在意的是我以24岁的大龄还只刚读大二，这令我十分苦恼。但是四年海军陆战队的经历带给我的不仅是和其他同学的年龄差距，在其他很多方面也有不同。在一次关于外交政策的学术研讨上，我听着一个留着难看胡子的19岁同学对伊拉克战争大放厥词。他说那些当兵打仗的都是比那些上大学的（比如他）笨的人，这一点体现在士兵任意屠杀侮辱伊拉克平民上。

客观地说，这真是可怕的观点——我那些海军陆战队的朋友虽然在政治立场上有所不同，但对于战争的看法都合情合理，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喜欢我们的总司令乔治·布什，而且觉得我们牺牲太多换来的收获却太少。没有一个人如此口吐狂言过。

这个同学还在没完没了地说着，我想起我们当时一直在进行尊重伊拉克文化的培训——永远不要露出脚底，跟穿着穆斯林传统服饰的女性交谈前必须先跟其男性亲属说话。我想起我们给伊拉克投票站员工提供安保服务，并孜孜不倦地向他们解释其任务有多么重要，却从来没有把我们的政见强加给他们。我想起听一个伊拉克年轻人（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准确无误地说唱出美国歌手50美分（50 Cent）的歌曲<i>In Da Club</i>中的每一个字，我们和他还有他朋友们开怀大笑。我想起我的朋友浑身重度烧伤，“侥幸”挺过了加伊姆（Al-Qaim）地区的简易爆炸装置袭击。现在，竟然有个留着参差不齐的胡子的蠢蛋告诉全班我们这些士兵以杀人为乐。

我一股热血涌上心头，只希望越早毕业越好。我遇到了一个辅导员，向他说明了我想要提前离开的计划——我暑假也要上课，而且有几个学期的全日制课时量还要翻倍。即使以我的高标准来看，接下来也是非常紧张的一年。在一个异常艰难的二月，我坐下来看着日历，数着我能睡4小时以上的天数是39天。

我继续这样下去，到2009年8月，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待了1年11个月后，我以最优异的成绩获双学位毕业。我想跳过毕业典礼，但家人不让。所以我在一个不舒服的座位上坐了3小时，然后走向讲台去拿我的文凭。那时的大学校长戈登·吉（Gordon Gee）和排在我前面的女孩拍照时间超乎寻常地长，于是我把手伸向他的助理，没有开口但意思是要我的证书。她给了我，于是我走到吉博士身后，直接走下了讲台。我可能是唯一没和他握手的毕业生。让下一个握去好了，我想。

我知道明年我会去法学院（由于我是8月才毕业，所以当年就入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为了攒钱而搬了家。当时莉姨已经接替了阿嬷家庭女主人的地位，她排忧解难，主办家庭聚会，把家人凝聚在一起。阿嬷过世后，她一直都欢迎我去她家住，但住10个月也太强人所难了，因为我不想打扰她家的日常生活。但是她坚持：“J.D.，这现在就是你的家，你唯一能住的地方。”

在米德尔敦的最后几个月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我终于大学毕业，也知道自己很快会实现另一个梦想——读法学院。我打零工攒钱，也和阿姨的两个女儿越来越亲近。每天我在尘土飞扬中挥洒汗水，回家后便坐在餐桌旁听我那两个小妹妹讲述当天学校里的事情，聊她们怎么和朋友相处的。有时我会辅导她们的功课。大斋节的星期五，我在当地一家天主教堂帮忙做炸鱼薯条。我觉得自己挺过了十几年混乱不堪、痛苦心碎的生活，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这是我读大学时的感受，现在愈发深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