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人生中的那个阶段，我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结实的小孩子。我经常锻炼，而且虽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饮食，本来也不必在意。但是，那之后我的体重开始增加，到了五年级开始的时候已经算是个小胖子了。那时我经常感到身体不舒服，经常向学校的护士抱怨说自己的肚子特别疼。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家里的创伤显然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身体健康。

“小学生面临压力的迹象往往体现在身体的疼痛上，比如说肚子疼、头痛和其他地方疼。”一位关注遭受家庭创伤的孩子的学校管理人员如是说，“这些学生可能会发生行为上的变化，例如易怒、攻击性和爱生气。他们的行为可能反复无常。这种学生在学校的成绩可能会发生变化，上课时的注意力和专注度会受到影响，逃课的时间也会增加。”可是在当时的我看来，自己只是患上了便秘症，或是仅仅是非常讨厌自己所在的新地方。

母亲和鲍勃之间的争吵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那些我曾见识到的发生在别的家庭里的争吵和大呼小叫也是罄竹难书。我和邻居家的朋友在他们家后院玩耍时经常能听到他父母之间的吵闹，那时我们就会跑到巷子里去避避风头。阿公家的邻居喊叫的声音太大了，以至于我们在阿公家房子里都能听到。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所以阿公总是说：“该死的，他们又开始了。”有次我在当地一家中国自助餐馆看到，一对年轻夫妇之间的争执升级成了一场由脏话和辱骂组成的交响曲。阿嬷和我也经常打开她家一侧的窗户，以听清楚她邻居帕蒂和男友间激烈的争吵。看到人们互相侮辱，互相大喊大叫，甚至偶尔动手打架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过段时间，你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了。

我一直以为这就是成年人之间互相说话的方式。当洛莉姨妈嫁给丹之后，我总算是见识到了一个特例。阿嬷总是说丹和莉姨之间之所以从不互相大喊大叫，是因为丹这个人很特别。“他是个圣人。”阿嬷总是说。随着我们慢慢地了解丹的整个家庭，我意识到，这是因为他们家的人对待彼此更为友善。他们从不在公众场合对彼此大喊大叫。我也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在私下的场合也不会大喊大叫。我当时觉得他们都是骗子，可是莉姨的看法却不同：“我就是觉得他们一家人都特别奇怪。我知道他们都很真诚。我想他们大概是真诚的奇怪吧。”

母亲和鲍勃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简直是我的一场梦魇。哪怕到了现在，只要一想起他们的争吵我还会紧张，心跳开始加速，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了。当我尚年幼时，我一心想的就是逃离——从这样的争吵中隐身逃走，到阿嬷家去，或是直接消失。但是，我并不能隐身逃走，因为这样的争吵无处不在。

久而久之，我甚至喜欢上了这种戏剧性的场面。我不再躲避，而是跑到楼下或是耳朵贴着墙壁来更好地听到。我的心跳仍然会加速，但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态，就像是自己在篮球赛上将要得分一样。甚至在那次有点太过火的争吵时——就是我以为鲍勃要打我的那次——我也不像是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干涉的孩子，而更像是一个看热闹离得太近的观众。这种我所痛恨的东西已经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毒药。

有天，我从学校回来的时候看到阿嬷的汽车停在车道上。这肯定是个不祥之兆，因为她从来没有不打招呼就到我们普雷布尔县的家里来。她这天开了个特例，因为我母亲自杀未遂后被送到医院了。虽然那时的我已经目睹了身边世界发生的太多事情，我那11岁的眼睛还是漏过了太多。母亲在米德尔敦市医院的工作中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当地的消防员，并开始了一场持续多年的婚外情。那天早上，鲍勃向她对质这桩婚外情，并要求离婚。母亲开着她那崭新的小货车飙车，并故意撞在了一根电话线杆上。至少母亲是这样说的。阿嬷对此事有自己的理解：母亲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想分散大家对她偷情和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正如阿嬷所言：“谁会他妈的想开车把自己撞死呢？如果她真想自杀，我那里有那么多把枪呢。”

琳赛和我大致上听信了母亲的说法，而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松了一口气——母亲并没有让自己受多大的伤，而她这次自杀未遂也可以给我们在普雷布尔县的生活画上一个句号。母亲在医院就待了不多几天。不到一个月，我们就搬回了米德尔敦。与之前相比，我们离阿嬷家又近了一个街区，我们的生活中也少了一个男人。

虽然回到了熟悉的家庭，但是母亲的行为却变得越来越古怪。那时对于我们来说，母亲与其说是一个家长，倒不如说是一个室友。更有甚者，在我们三个当中——母亲、琳赛和我——母亲是最让人头疼的那个室友。每次我上床睡觉后，都会在差不多午夜的时候被吵醒一次，那是琳赛从外面回家了，青春期的孩子难免如此。等到了凌晨两三点，我还得被吵醒一次，那时母亲才回家。她交到了一帮新朋友，其中大多数年纪比她要小，而且没有孩子。

而母亲则周旋于一个个男友之间，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个伴侣。母亲的情况实在是太过头了，以至于我当时最好的朋友说她是“每个月换个口味”。我已经习惯了那种不确定的生活，而且每段不确定的生活总是有相似之处：免不了会有争吵和对争吵的回避；当事情变得糟糕之后，母亲还会对我们发脾气，甚至还会掌掴手拧。我不喜欢这种生活——谁会喜欢呢？——但母亲这种新的行为实在是太奇怪了。虽然母亲曾有过各种不同的生活，但她从不是一个热衷于派对的人。可是当我们搬回米德尔敦之后，这一点也改变了。

参加派对自然会饮酒，而饮酒则导致酗酒，甚至还让母亲做出了更加古怪的行为。在我差不多12岁那年的一天，我不记得母亲当时对我说了些什么，我只记得自己连鞋都没穿就从家里跑了出去，一直跑到阿嬷家。连续两天，我一直拒绝与我母亲通话或是见她。阿公对自己女儿和外孙之间关系的恶化感到担忧，于是恳求我见她一面。

于是我又听了一遍那早已听过无数次的道歉。母亲总是很擅长道歉。这或许是因为她不得不这样吧——如果她不说“对不起”，琳赛和我就再也不会跟她说话了。但我认为她每次都是真心的。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一定会对所发生的事感到内疚，她也很可能是真的相信——正如她嘴上承诺的那样——那些事“再也不会发生了”。可是，那种事总是还会发生。

这一次也没能例外。这次母亲道歉的态度格外真诚，因为她这次所犯的错是格外恶劣。她给出的补偿也格外吸引人：她答应带我到商场给我买橄榄球的球星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橄榄球球星卡就像是超人的氪星石一样，于是我答应跟她走。回头看来，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出的最糟糕的决定了。

我们上了高速公路，我不知说了什么让她发了脾气的话。然后她就把车加速到看起来得有100英里每小时，还告诉我她要把汽车撞烂，把我俩都撞死。我跳到了汽车的后座，觉得如果自己能同时绑上两条安全带的话，我从撞击中生还的概率能更大一些。此举无疑让她更为恼怒，所以她把车靠边停下，想狠狠地揍我一顿。可是当她停车时，我从车里跳了出来，开始逃命。我们当时是在俄亥俄州的一处乡村地区，我跑过了一大片草地，在我快速奔跑的时候草的叶子一直在划过我的脚踝。我跑到了一座带地面游泳池的小房子。房子的主人——一位年纪和我母亲差不多的肥胖女人——正仰面躺在泳池里，享受着6月的美好天气。

“你得打电话给我阿嬷！”我大喊道，“求求你救救我吧。我母亲想要杀死我。”那个女人从泳池爬出来的时候，我正在四处惊恐地张望，生怕母亲从哪里冒出来。我们进到了房子里面，然后我打电话给了阿嬷，告诉她这个女人家的地址。“请快一点吧，”我对阿嬷说，“母亲就要找到我了。”

母亲真的找到了我。她肯定是看到了我从高速公路上跑下来的位置。她用力地敲门，命令我出去。我乞求那家房子的主人不要开门，所以她就把门锁上了，并告诉我母亲如果她尝试进来的话，她家的两只狗——每只都还没中等家猫的个头那么大——肯定会咬她的。最终，母亲把那位女人家的门撞开了，把我拖了出去，而我则一边大声喊叫，一边抓住任何能抓住的东西——纱门、台阶上的栏杆和地上的草。那个女人就站在那里看着，我当时恨死了她，因为她什么都没做。不过事实上，那个女人做了某件事：当我打电话给阿嬷和母亲到来的几分钟里，她显然拨打了911。所以，当母亲正把我拉向她的车时，两辆警车停在了路边，警车里下来的警察把我母亲用手铐铐了起来。她并没有安静地离开，警察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她押到了一辆警车的后面。然后她就被带走了。

第二名警察把我放在他那辆警车的后座上，然后就在那里等着阿嬷的到来。我从未感到过如此的孤独。那时我看着那位警察询问那座房子的主人——仍然穿着那条湿透的泳衣，旁边站着两只小号的看门狗——而我却不能从里面打开警车的门，也不知道阿嬷什么时候才能来。当我已经开始做起白日梦的时候，警车的门被一把打开，琳赛爬进了警车，把我紧紧地揽在她的胸口，我甚至被抱得喘不过气来了。我们并没有哭泣，也没说只字片语。我就坐在那里，被要窒息一样地抱着，感觉这个世界简直是完美的。

当我和琳赛从警车里下来后，等待我的是阿嬷和阿公的拥抱，以及他们对我有没有怎样的关心。阿嬷把我转了一圈又一圈地进行检查。阿公则询问那名警察他的女儿被关在了哪里。琳赛一直不让我走出她的视线之外。那曾是我生命中最恐怖的一天，但是难过的那一部分已经过去了。

当我们回到家时，我们都不能开口说话。阿嬷脸上一副沉默而又吓人的怒意。我当时真希望她的怒气能在母亲从监狱出来之前平静下来。我当时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想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琳赛上楼去小憩一会儿。阿公则点了一份温蒂汉堡的外卖。当他走到前门去拿外卖的路上，他在沙发那儿停了下来，站在我的面前。当时阿嬷刚好离开了房间一会儿。阿公把他的手放在我的额头，然后就抽泣起来。我当时吓坏了，都不敢抬头看他的脸。我从未听过阿公的哭泣，没见过他落泪，以为他是那么的强硬，甚至在婴儿的时候可能都没哭过。他那个姿势保持了一会儿，直到我们两个都听到阿嬷向客厅走来。这时他镇定下来，擦掉眼里的泪水，然后就走了。我们两个从没再提起过那一刻。

母亲被从监狱保释了出来，被指控犯下了家庭暴力的轻罪。这个案子就完全在于我了。但是，在听证会上，当被问到母亲是否威胁过我时，我否定了。原因很简单：我的外祖父母花了一大笔钱请了城里最厉害的律师。他们虽然对我母亲感到非常愤怒，但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去坐牢。那名律师虽然从未直白地鼓励我说谎，但他却说得很明白：我说的话要么增加，要么减少母亲回到监狱的概率。

“你不想让自己的母亲蹲监狱，是吧？”他这么问我。于是我说谎了，因为我的理解是就算母亲获得了自由，我也能在自己想要的任何时候和我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母亲能保留对我的监护权，但从那之后，我是否和她住在一起则完全凭我个人的选择。阿嬷告诉我，如果母亲对这个安排感到不满的话，就让她见识见识阿嬷的枪口。这是属于乡下人的正义，而这种正义没让我失望。

我记得自己坐在那个拥挤的法庭上，身边是6个其他家庭的成员，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这几个家庭的成员看起来就像我们一样。父母们以及外祖父母们都没像律师和法官那样穿着正装。他们穿的是运动裤、弹性裤和T恤。他们的头发也是乱蓬蓬的。那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电视口音”——那种许多新闻主持人有的中性口音。那些社会工作者和法官及律师都有那种电视口音。而我们当中没一个人有。那些主持法庭的人们和我们不一样。而被法庭管理的人们则和我们是同类。

身份的认同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觉与那些陌生人如此亲近。几个月后，在我的第一次加利福尼亚之旅中，我开始明白了。吉米舅舅让琳赛和我乘飞机到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纳帕的家里去。知道自己将要去拜访吉米舅舅后，我逢人便说自己夏天要到加利福尼亚去，而且还是第一次乘飞机。人们最多的反应是不相信，他们不相信我的舅舅居然有足够的钱给两个人买到加利福尼亚的机票——而且两个人都还不是他自己的孩子。这无疑就证明了我年少时期的阶级意识，即我的朋友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坐飞机的机票钱。

就我个人而言，我简直是大喜过望，因为自己就要去西部旅行了，而且还是去拜访吉米舅舅，一个我像崇拜布兰顿家的男人们，也就是我的舅姥爷们一样崇拜着的人。虽然我们起飞的时间很早，在从辛辛那提到圣弗朗西斯科的6个小时航班中我的眼睛都没闭上过。每件东西都太令人激动了：在起飞时看着脚下的土地慢慢变小，从近处看窗外的云，天空的范围和广度，以及在同温层那样的高度看到下面山峰的样子。飞行乘务员注意到了我，因此等我们到达科罗拉多的时候，我已经能时不时地到驾驶舱去（这是在“9·11”事件之前），而驾驶员则简短地向我介绍如何驾驶一架飞机，并告诉我我们已经飞到了什么地方。

我的冒险才刚刚开始。我之前也曾到其他州去过：我曾跟外祖父母一起到南卡罗来纳州和得克萨斯州公路旅行，也会定期造访肯塔基州。在这些旅行中，我很少跟除了我的家庭成员之外的人说话，也从未注意到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可是，纳帕就像是另外一个国度。在加利福尼亚州，每天都是和我十几岁的表亲以及他们的朋友们的一场新冒险。

有一天，我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的卡斯楚街区，因为我的瑞秋表姐说我能在那里体会到，同性恋者并不会试图骚扰我。另一天，我们到了一家酿酒厂。还有一天，我们帮内特表哥进行高中足球训练。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激动。我见到的每个人都觉得我听口音像是从肯塔基州来的。当然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确实是来自肯塔基。我也喜欢那种被别人觉得自己口音奇怪的感觉。

综上所述，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加利福尼亚州真是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之前到过匹兹堡（Pittsburgh）、克利夫兰（Cleveland）、哥伦布（Columbus）和列克星敦（Lexington）。我也曾在南卡罗来纳（South Carolina）、肯塔基（Kentucky）、田纳西（Tennessee），甚至阿肯色（Arkansas）度过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为什么说只有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那么特别呢？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和那条把阿嬷和阿公从肯塔基州东部带到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乡下人公路一样。虽然美国南部和中西部工业带之间有着迥异的地形，各地的经济也不同，但是在我之前曾走过的地方，当地人的样貌和行为上都像我家人一样。我们吃着同样的食物，看着相同的体育赛事，信仰的宗教也一样。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对法庭上的那些人感到那么的亲近：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乡下人的移民，正如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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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源自1901～1906年间在美国的五旬节运动出现的基督新教教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