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许多人和我一样，对六七岁之前发生的事也能有一些印象。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我有次爬上我家小公寓的饭桌上，宣布自己就是“无敌浩克”，然后一头撞在墙上，为的是证明自己确实比任何建筑物都要强大。（结果我错了。）

我记得被偷偷带进医院去看望红树莓舅姥爷。我还记得在日出前坐在布兰顿阿嬷的膝盖上，听她大声朗读《圣经》里的故事。我也记得自己曾摸过布兰顿阿嬷下巴上的胡须，当时还想是不是上帝给了每个老太婆面部的毛发。我记得向小山坳里的海德恩太太（Ms.Hydorne）解释自己的名字是“J.D.，就是J点D点。”我还记得乔·蒙塔纳（Joe Montana）在对阵主场作战的猛虎队的那届超级碗中赢得比赛的那次达阵。我还记得那个9月初的一天，母亲和琳赛在把我从幼儿园接回去的时候告诉我，我以后再也见不到我父亲了。她们告诉我，他已经放弃了对我的抚养权。这是我最难过的一次。

我的父亲唐·鲍曼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他们在1983年结婚，差不多在我开始走路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在这次离婚的几年后又结婚了。父亲放弃对我的抚养权的时候我6岁。在此之后的6年里，他成了我脑海里的一个印象。和他一起的日子只剩下几段回忆。我知道他喜欢肯塔基，喜欢那里美丽的山和乡村里起起伏伏的绿色田野。他喜欢喝皇冠可乐，满口清晰的南方口音。他之前也饮酒，但自从加入五旬节会[1]后就戒酒了。每次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能感觉到他的爱意。因此当母亲和阿嬷告诉我他“再也不想要我了”的时候，我是多么地不敢相信。他娶了一个新的妻子，生了两个小孩子，而我则被替代了。

我的继父是鲍勃·哈梅尔（Bob Hamel），他后来成了我的法定养父。他是个好人，对我和琳赛都非常亲切。可是阿嬷却不大喜欢他，“他就是个没牙的傻瓜”，阿嬷如是跟母亲说。我觉得阿嬷这种态度有着阶级和文化上的原因：阿嬷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想过得比出生时所在的环境要好。虽然自己算不上富有，但她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教育、找份白领工作而且同衣冠楚楚的中层阶级人士结婚。换言之，这里的中层阶级人士指的就是与阿嬷和阿公完全不一样的人。然而，鲍勃也是一个典型的乡下人。他与自己的父亲关系疏远，而他的童年也映射到了自己的孩子们身上：他很少去看望自己的两个孩子，尽管他们就住在米德尔敦南边十英里外的汉密尔顿镇。他嘴里有一半的牙齿都烂掉了，另一半则是黑褐色的奇形怪状。这是由于他喝了一辈子的山露汽水，而且想必也错过了不少口腔检查。他高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当时以开卡车维生。

虽然我们慢慢地会发现，鲍勃身上值得讨厌的地方确实不少，但阿嬷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则是因为他身上最像她自己的那些地方。阿嬷当时明白的道理，我在20年后才学到：美国的社会阶级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阿嬷对自己的孩子们过得比自己好的心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找到的工作，还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不知道阿嬷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过，但是她肯定觉得像她自己这样的人，如果当自己孩子的伴侣和自己孙辈的父母的话，肯定是不够好。

当鲍勃成为我的法定养父之后，母亲把我的名字从詹姆斯·唐纳德·鲍曼（James Donald Bowman）改成了詹姆斯·大卫·哈梅尔（James David Hamel）。在那之前，我的中间名一直是我父亲的名字唐纳德，因此母亲此举就是想消除父亲存在的所有痕迹。改名之后，我的中间名的缩写仍然是D.，这是因为身边的人都早已习惯了称呼我的小名——J.D.。母亲告诉我，我现在的中间名是来自我的大卫舅姥爷，即阿嬷那个爱吸大麻的哥哥。这个解释在6岁的我看来也未免有些牵强。估计任何一个D开头的名字都可以，只要这个名字不是唐纳德。

我们的新生活从表面看起来有种家庭情景喜剧片的感觉。母亲和鲍勃之间的婚姻看起来挺幸福的。他们买下了一座离阿嬷家几个街区远的房子。（我们家和阿嬷家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每当我想上厕所但家里的厕所里有人时，或是想吃点儿好吃的时，我就会走到阿嬷家去。）母亲那时不久前拿到了自己的护士证，而且鲍勃的工资也很高，所以我们家那时还算有钱。那时的我，和每天带着枪抽着烟的阿嬷住在一条街上，又有了一个新的养父，这样的家庭虽然看起来奇怪，但却幸福。

我的生活步入了有规律的轨道：每天上学，然后回家吃饭。我差不多每天都要到阿嬷家和阿公家去。阿公经常坐在我们家的门廊里抽烟，而我则和他坐在一起，听着他每天嘟嘟囔囔地抱怨政治或是钢铁工人工会。当我学会阅读后，母亲给我买了我的第一本故事书——《太空小顽童》（Space Brat）。当我很快把这本书看完后，母亲对我大加赞赏。那时的我，喜欢阅读，喜欢和阿公一起做数学题，也喜欢看到我做的每件事后母亲都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我和母亲之间的亲情还体现在其他的事情上，尤其是我们最爱的运动：橄榄球。对于历史上最伟大的四分卫乔·蒙塔纳（Joe Montana），我虽然识字不多，但却看遍了所有关于他的文字，观看他的每一场比赛，还给蒙塔纳先后效力的49人队和酋长队写球迷信。母亲从公共图书馆里翻阅关于橄榄球策略的书，我们还用彩色硬纸和零钱建造球场的小模型：守方用一分钱的硬币，攻方则用五分和一角的硬币。

母亲不仅想让我明白橄榄球的规则，更想让我理解其中的策略。我们在用彩色硬纸做成的橄榄球球场上进行练习，演练球场上可能发生的不同情况：如果某个前锋（一枚闪亮的五分硬币）阻截没成功会怎样？如果没有处于空位的接球员（一枚一角的硬币），四分卫（另一枚一角硬币）能怎么做呢？我们虽然没有国际象棋，但是却有橄榄球。

母亲想让我们接触到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而且她这种愿望比我们家其他所有人都要强烈。母亲有位朋友叫斯科特，是一个善良的老人和男同性恋者。后来她告诉我他意外死亡了。她还曾让我观看一部关于瑞安·怀特（Ryan White）的电影。瑞安·怀特是一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男孩，因为输血治疗感染了艾滋病病毒。为了返回学校，他不得不进行司法诉讼。每当我抱怨学校的时候，母亲都会提醒我瑞安·怀特的故事，告诉我能接受教育是一件多么大的幸福。母亲被怀特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以至于在1990年怀特去世后，她还给怀特的母亲寄去了一封手写的信。

母亲对教育能带来的前途深信不疑。她是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但却没能去上大学，因为她高中毕业后没几周琳赛就出生了。不过，她后来还去上过当地的社区大学，并拿到了护理学的专科学位。在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开始了全职的护士工作，我当时觉得自己对此也尽到了一些绵薄之力：我在她身上爬上爬下想必“帮助”了她的学习，而且我还让她在我幼嫩的血管上练习抽血。

有时候，母亲对我教育的重视可能有些过头了。在我三年级时的科学竞赛中，母亲每个阶段都在帮忙——从项目的计划、实验的笔记一直到展示品的组装。到了最后一天晚上，我的科学项目看起来完全就是应有的样子：一看就是出自一个有点偷懒的三年级学生之手。上床睡觉的时候，我还想着第二天交上我那略显平庸的展示品，然后就算收工了。科学竞赛毕竟是一场比赛，我甚至还在想，如果自己能好好地推销一下自己的作品，没准还能进入下一轮。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母亲把我的展示品从里到外改装了一番。看起来简直是科学家和艺术家强强联手的作品。虽然评委们看到我的展示品时大吃了一惊，但当我回答不上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时（但是展示品的作者应该回答得上），他们意识到我的展示品存在猫腻。我没能进入这次竞赛的最后一轮。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除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做之外——母亲非常在意精神上的进取。没有什么能比我看完一本书或是要新书看时更能让她高兴。那时每个人都告诉我，我的母亲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我对此深信不疑。在我当时认识的人当中，她毫无疑问是最聪明的。

在我青少年时期所在的俄亥俄州西部，我们学会了去重视忠诚、荣誉和强硬。我5岁时就“光荣”地被人打破了鼻子，6岁时就被人揍得眼圈发黑。每次这种打架都是因为有人侮辱我母亲。关于母亲的笑话是绝不被允许的，而如果有人胆敢拿我外祖母开玩笑的话，他就得尝尝我那幼小的拳头所能造成的最严重的惩戒。阿嬷和阿公让我明白了关于打架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先动手；如果有人先动手的话，就战到最后；尽管决不能先动手，但如果有人侮辱你的家人的话则另当别论。最后这一条原则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非常明显。

琳赛曾有个叫德瑞克的男友，这可能是她第一个男朋友，但是他俩交往没多久就分手了。作为一个13岁的小女孩，她那极度的伤心只有她那个年纪的孩子才会有。于是有天，当看到德瑞克从我家房子前走过时，我决定和他对抗。他比我大5岁，还比我重25磅，但我在被他轻易推倒之后又站起来向他扑去。当我第三次扑向他时，他失去了耐心，狠狠地把我揍得屁滚尿流。我跑到了阿嬷家去得到些急救护理，哭得稀里哗啦的，还流了点血。

关于打架，正如其他很多事情一样，阿嬷通过经验来教导我。她的手碰到我身上的时候没有一次是惩罚性的——她这种反对打孩子的做法肯定是来自她自己的惨痛经历——但是当我问她脑袋上挨一拳是什么样的感觉时，她向我展示了一遍。她的手上的肉轻快地碰到了我的脸颊。“这下的感觉没那么糟吧？”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被人打脸远没有我曾想象的那么可怕。这也是阿嬷关于打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除非对方特别能打，否则脸上挨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宁可脸上挨一拳，也不要丢掉打出自己的一击的机会。阿嬷的第二条诀窍就是侧身站着，左肩朝向对手，双手举起来，因为“这样你作为一个目标就小多了”。她的第三个诀窍就是打人的时候要用到全身的力量，尤其是臀部。阿嬷告诉我，只有很少的人明白，在打人的时候只靠拳头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虽然阿嬷告诫我不要先动手，我们之间不言而喻的荣誉准则很容易让其他人来替你先动手。如果你真的想和某个人干上一架，你只需要用脏话侮辱他的母亲就可以了。有人跟你说了一连串的侮辱之后，如果你溜掉了，在那些“乡下人”眼中那就意味着你丢掉了自己的荣誉和自尊，甚至连朋友们都不再理你了。回到家，你也不敢和家里人提起你在外面给他们丢人了。

不知道为什么，几年过后，阿嬷关于打架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在三年级的时候，有次我在赛跑中输了，面对胜者的奚落，我只能想到一种应对方式。如果不是旁边暗藏着的阿嬷及时介入，我和那小子之间肯定又要上演一场校园全武行。她严厉地问我是不是忘记了她说的，即正当的打架只能是防御性的。我不知如何回答，几年前对于那条事关荣誉的没有明说的打架原则她可是认可的。“有次我和别人打架，你可是说我做得不错。”我跟她说。“好吧，那时我错了。你不能打架，除非是万不得已的时候。”这事儿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阿嬷可是从不承认错误的。

又过了一年，我发现我们班的恶霸总是针对一位受害者，一个我很少跟他说话的怪小孩。因为我之前在打架上的“辉煌战绩”，我基本上没挨过欺负。而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只要那个恶霸不欺负我，我也就知足了。可是有一天，我无意间听到了他对他的受害者说的一些话，当时我有一种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出头的强烈冲动。我觉得那个受害者太可怜了，他看起来被那个恶霸莫大地伤害了。

当天放学后，我和阿嬷提起这事时忍不住哭了起来。我觉得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因为自己没有勇气帮那个可怜的孩子辩护。当别人让他生无可恋的时候，我就坐在那里听着。阿嬷问我有没有把这事告诉老师，我的回答是肯定的。然后她就说出了一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话：“有时候，宝贝，你得动手，即使不是出于保卫自己。该出手时就出手。明天你得为这个孩子出头，等到该为自己出头的时候也不要犹豫。”接着她教了我一招：快速而又猛烈（记得要用上臀部的力量）地一拳准确打在肠子的位置。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我感到紧张，希望那个恶霸今天能歇一歇。但是，当我们班像往常一样吵闹地排队打午饭时，这个恶霸——他的名字是克里斯（Chris）——问我关注的那个可怜孩子那天想不想哭。“闭嘴，”我说，“别欺负他了。”克里斯走向我，推了我一把，问我想怎样。我走到他正前面，右臀一扭，冷不防地一拳打到他肚子上。他立刻特别吓人地跪了下来，看起来已经不能呼吸了。当我意识到自己真的伤到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一边咳嗽一边喘气了。他甚至还吐了一点血。

克里斯到校医那儿去了，当我确信自己并没有杀死他，不会被警察逮捕的时候，我立马就想到了学校的管理制度：自己会不会被休学或开除呢？会被休学多久呢？当其他孩子们在课间玩耍时，克里斯被学校护士送了回来，老师把我带到了教室。我当时以为她会跟我说她已经给我父母打过电话了，而我就要被学校踢出去了。反而，她教育了我一番关于打架的事，然后让我在教室里练字，不能在外面玩。我有时候也在想，她是不是因为学校工作的限制而不能适当地管教那个班里的恶霸。不管怎样，阿嬷是从我口中听到的这次打架的事，还表扬我做得非常好。这是我最后一次打架。

虽然我那时发现身边的事情并不都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家的问题与周围大多数家庭一样。是的，我父母的争吵非常激烈，但其他人的父母亦是如此。是的，我的外祖父母在我生命中的角色与我母亲和鲍勃一样重要，但乡下人的家庭就是这样。我们过得并不是那种单核小家庭的平静生活。我们的生活吵吵闹闹的，有许多阿姨、舅舅、外祖父母还有表兄弟姐妹。这就是我所得到的生活，而我那时是一个相当快乐的小孩。

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我家的事情开始变糟了。母亲和鲍勃受够了阿公经常的出现和阿嬷的“干预”，于是决定搬到普雷布尔县去住。普雷布尔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农业县，离米德尔敦大约35英里。尽管我那时仍是一个小男孩，但仍能看出这是所能发生在我身上的最糟糕的事情了。阿嬷和阿公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帮我完成作业，每当我表现良好或是完成一项困难的功课时都会用好吃的来慷慨地奖励我。他们还是我们家的看门人。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可怕的人——不管什么情况下外套口袋里和汽车座位下面都有上膛的枪的乡下老头老太太。他们让坏人不敢靠近。

鲍勃是母亲的第三任丈夫，但“第三次会是好运”这个谚语在这儿没用了。早在我们搬去普雷布尔县之前，母亲和鲍勃已经开始争吵了，而他们之间的争吵往往让我在睡觉的时间之后很久都难以入睡。他们互相说的那些话是朋友和家人间绝不应该说的：“去你妈的！”母亲有时会对鲍勃说“滚回你的拖车公园去吧”，说的正是鲍勃在他们结婚前的生活。有时候母亲会把我们带到汽车旅馆去躲上几天，直到阿嬷或阿公说服我母亲去面对自己的家庭问题。

母亲身上有很多阿嬷的那种激情，也就是说她绝不会让自己成为家庭争端中的那个受害者。这也意味着她经常将普通的不和上升到本不应达到的程度。在我二年级时的一次橄榄球比赛中，一个高大又肥胖的母亲咕哝道为什么在上一回合中拿球的是我。母亲在露天看台上坐在这位母亲的后一排，无意间听到了这句评论，然后告诉她我拿到球是因为我和她家孩子不一样，我不是一个被胖子母亲养大的胖子。当我注意到场边的骚动时，鲍勃正在费力地把我母亲拉开，而我母亲的手里还揪着这位母亲的头发不放。那场比赛后，我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她只是回答道：“没人能对我儿子评头论足。”

在普雷布尔县，阿嬷和阿公远在45分钟的车程之外，母亲和鲍勃之间的争吵就成了大呼小叫。大部分情况都是关于钱，虽然对于一个收入加起来超过十万美元的俄亥俄农村家庭来说，因为钱发愁很难说得过去。但是他们还是争吵，因为他们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新汽车、新卡车还有游泳池。当他们短暂的婚姻走到尽头时，他们已经欠了好几万美元的债，而且欠的钱用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

当时钱的问题是离我们最远的问题。母亲和鲍勃也从不使用暴力，但这一点也慢慢地改变了。有天夜里我被玻璃破碎的声音吵醒了——那是母亲在朝鲍勃扔盘子——然后就跑下楼去看看发生了什么。鲍勃那时正把我母亲摁在厨房的柜台上，而母亲则在对他又打又咬。当母亲落到地上后，我就跑过去伏在她的膝前。鲍勃靠近的时候，我站起来在他脸上打了一拳。鲍勃后退了一步（我当时以为他是准备还我一拳），我就双手护头躺在了地上，准备迎接他一拳。可是那一拳却没有落下来——鲍勃从不是肢体上暴力的人——而我的干预不管怎样终止了这场争斗。他走到沙发那边，安静地坐了下来，眼睛盯着墙壁；母亲则和我温顺地上楼睡觉去了。

母亲和鲍勃之间的问题是我所接受的第一堂关于如何解决婚姻冲突的课。给读者举例几条：能大喊大叫的时候就不要用正常音量说话；如果争吵变得非常激烈，掌掴拳打也无何不可，只要不是男的先动手就行；如果所有的招式都没用，带上自己的孩子们和狗到当地的汽车旅馆去，而且切记不能告诉你的另一半到哪儿去找你——如果知道孩子们在哪儿的话，他或她就不会那么担心了，离家出走也就起不到效果了。

我在学校的成绩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许多个晚上我都是躺在床上难以入睡，因为家里面的声音：家具摇晃的声音、重重跺脚的声音、大喊大叫的声音，有时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总是既疲倦又压抑，稀里糊涂地过完在学校的一天，心里面还在想着家里面有什么在等着我。我只想躲在一个可以安安静静地坐着的地方。我不能对任何人提起自己家里发生的事，因为这太难为情了。而且尽管我讨厌学校，我更讨厌的是家。每当老师说我们在放学铃响之前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收拾自己桌子的时候，我的心就沉了下去。我盯着钟表看，就好像是在看一个定时炸弹。就连阿嬷也不知道事情已经变得有多么糟糕。我成绩的下降是第一个迹象。

当然了，并非每天都是如此。但即使当我家从表面看起来平静的时候，那种弥漫着的紧张气氛也让我丝毫不能放松戒备。母亲和鲍勃再也不会对彼此和颜悦色，也不再对我以及琳赛好言好语。你永远不会知道是哪句话说错了，就能把一顿平静的晚饭变成一场激烈的争吵，也不知道是小孩子犯的什么错，就能从房间的另一头扔来一张盘子或是一本书。那时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是在地雷阵中一样——只要迈错一步，就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