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我朋友当中很少有人会把在阿姆科工作当作是一种追求。我们当时都还是小孩子，我们的梦想也和其他小孩子差不多。我们想成为的是宇航员、橄榄球运动员或者是功夫片里的英雄。我自己当时想成为的是一名职业的“闲人”，这在当时看起来可是非常合理的。等到了六年级的时候，我们想成为的是兽医、医生、牧师或是商人，反正不是钢铁工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罗斯福小学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没上过大学。但就算在这所学校，也没有学生想成为一名蓝领工人，虽然当一名蓝领保准可以获得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生活。我们从来没把在阿姆科找份工作算作幸运，我们把阿姆科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看来，仍有许多孩子还抱着这样的想法。几年前，米德尔敦一位关注失足少年的高中教师珍妮弗·麦古菲（Jennifer McGuffey）曾对我谈到，“许多学生根本就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情况。”她一边谈一边连连摇头，“有的学生计划着以后成为棒球运动员，但是他们连学校的棒球队都不想参加，仅仅是因为教练对他们苛刻。还有的学生在学校成绩很差，你如果试着告诉他们将来的前途时，他们就会提到阿姆科-川崎，‘嗨，我能在阿姆科-川崎找份工作的。我叔在那儿上班呢’。看起来他们根本就没把米德尔敦现在的形势与阿姆科-川崎的工作岗位缺乏联系起来。”我听到这番话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孩子怎么能不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他们就没注意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变化吗？但随后我就意识到：既然我们当时没注意到，他们现在又怎会注意到呢？

对于我的外祖父母来说，阿姆科是他们经济上的救世主。正是阿姆科这个引擎，把他们从肯塔基州的山区托举到了美国的中产阶层。阿公深爱着阿姆科，知晓那些用阿姆科的钢铁造出来的汽车的品牌和型号。就算后来大多数美国的汽车生产商都慢慢地不再使用钢铁车身，每当阿公路过二手车经销商那儿看到一辆老福特或者是雪佛兰时，他都会停下来告诉我；“这车的钢材是阿姆科生产的。”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流露自豪感的时刻之一。

虽然他有这种自豪感，但他从没想过让我在那里工作。他有次跟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将来得靠自己的脑子吃饭，而不是靠双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来工作，那也只能是当一名工程师，而不是焊接车间的一名工人。米德尔敦的许多父辈和祖父辈一定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梦需要的是向前进的势头。体力劳动固然是光荣的，但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工作——我们这代人需要做些不同的事情。向前进的势头指的就是朝向上的阶级流动，而这就需要上大学。

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没能接受到高等教育是什么好羞愧的事，也不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虽然这种信号并不明确，而且老师们也从没说过我们太笨或是太穷以至于能上大学反而奇怪了。但是这种信号确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像是我们整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家从没有人上过大学；留在米德尔敦的那些岁数大点的朋友和亲戚们虽然没什么职业前途，但也都很满足；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哪怕一位毕业于俄亥俄州之外的名校；而且每个人都认识至少一位未充分就业或是完全失业的年轻人。

在米德尔敦，公立普通高中的新生中有20%在毕业前辍学。大多数人不会拿到大学毕业证书，而且几乎没人到俄亥俄州以外的大学去读书。学生们对自己的期望并不高，因为身边的人对他们的期望也不高。许多学生的家长也是随波逐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根本就不记得有因为分数低而挨骂的时候，直到阿嬷在我高中时开始注意我的分数。当我姐姐和我在学校考得不好的时候，我总是能听到“好吧，也许她就是不擅长分数”或是“J.D.的天分在数字方面，拼写测试考得不好没关系”，诸如此类。

当时的人们有一种认识，现在这种认识依然存在，即那些成功的人有两类。第一类人靠的是运气：他们出生在富贵人家，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不凡。另一类人则靠的是天才：他们生下来脑子就好使，只要去尝试就不会落空。因为米德尔敦很少有第一类人，所以人们就自动把那些成功的人归到第二类当中，认为他们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对米德尔敦的普通人来说，辛勤的努力远不及天生的才能重要。

并不是说家长和老师们从未让孩子们努力，或是说他们大言不惭地声称对自己的孩子不抱希望。态度掩盖在表象之下，不是人们怎么说，而是他们怎么做。我们有位邻居在一生都没离开政府的救助，但是除了借外祖母的汽车或者是溢价出售自己的食品券，她在提到勤奋的重要性时也是滔滔不绝。她常说：“利用现有体制的人太多了，那些勤劳的人根本得不到需要的帮助。”她的脑海里就是这样的构想：体制内的大多数受益者都是在夸大其词地招摇撞骗，而她自己——虽然一辈子没工作过——却明显是个例外。

在像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人们无时无刻不提到勤奋。走遍这座城市，虽然这里30%的年轻人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周期，美国左倾智库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关于白人工人阶级的白皮书。报告中有这么一条发现，即工人阶级的白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比起来，工作时间要更长。但如果这样就认定白人工人阶级的平均工作时间更长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3]公共宗教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基于调查——他们主要是四处打电话，征询受调查对象的看法。[14]该报告唯一能证实的就是，对于工作时间，许多人都是做得少，说得多。

当然了，穷人比其他人工作时间少的原因非常复杂，把这一问题归咎于人们的懒惰太过简单。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得到的只有兼职工作，因为世界上像阿姆科这样的公司江河日下，而他们的工作技能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但无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口中谈论的勤奋与实际情况间存在着矛盾。米德尔敦的孩子们正是经受着这种矛盾，并在这种矛盾中挣扎。

在这一问题上，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和他们那些留在山区的亲戚们非常相似。在美国家庭影院电视台（HBO）一部关于肯塔基州东部山区居民的纪录片中，一位阿巴拉契亚大家庭的家长在介绍自己时给适合男人的工作与适合女人的工作做了严格的区分。虽然他所指的“女人的工作”非常明显，但他却没有说明什么工作是适合他的，前提是得有这样的工作。不过，适合他的工作肯定不是全职工作，因为这位家长一生当中从没干过有固定薪水的工作。最终，他自己儿子的证词出卖了他：“父亲总是说自己曾经工作过。我看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动动自己该死的屁股。搞不懂他为什么不实话实说。父亲是个酒鬼，整天醉醺醺的，从没带过食物回家。是妈妈一直在养育着她的孩子们，如果没有妈妈的话，我们早就死了。”[15]

除了对于蓝领工作的价值的这些不一致的标准之外，许多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获得白领工作。当时的我们并不知道，整个美国——乃至就在我们的小城——其他的孩子早已开始了对将来出人头地的竞争。在我上一年级时，我们每天上午都会玩一种游戏：在老师宣布当天的特定数字之后，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列出某个能得到这一数字的数学方程式。比如说，如果当天的特定数字是4，你只要列出“2×2”就可以得到一份奖品，而通常这种奖品是一小块儿糖果。有一天，老师给出的这个特定数字是30。我前面的同学们列出的都是简单的答案：“29+1”“28+2”“15+15”。我肯定能做得比他们更好。我已经做好了让老师大吃一惊的准备。

当轮到我的时候，我骄傲地回答道：“50-20。”老师立刻对我赞不绝口，并给了我两块儿糖果，以作为我初次尝试减法的奖励，而那时我们刚学过减法没几天。没过多一会儿，当我还在为自己的聪明扬扬自得的时候，另一位同学答道：“10×3。”我连那是啥意思都不知道。乘？这家伙是谁呀？

老师的反应更为热烈，而我的这位竞争者耀武扬威地收下了他的奖品，不是两块儿是三块儿。老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乘法，然后问我们有没有人知道有这么种运算方法。我们当中一个举手的人都没有。就我而言，我感到倍受打击，一回到家就放声大哭。我当时确信我的无知是因为性格里的某种缺陷。我当时就是觉得自己笨。

我在那天之前从没听说过“乘法”这个词，但这并不是我的错。这种东西我在学校还没学到过，而我的家庭也不是整天没事的时候做做数学题。但是，对于一个想在学校好好表现的小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那尚未成熟的大脑并不明白智力和知识之间的区别。于是我就认为自己是个笨蛋。

虽然我在那天之前并不了解乘法，但是当我回到家把自己的伤心事告诉阿公时，他把我的铩羽而归变成了一次凯旋。在晚饭前，我就学会了乘法和除法。而且，在那之后的两年中，我和外祖父每周练习一次数学运算，而且越来越难。我如果表现好的话还能得到一个冰淇淋作为奖励。当我不能理解某个概念时，我就会感到自责，然后气冲冲地离开，充满了挫败感。但当我闷闷不乐一会儿后，阿公又会接着教我。母亲从来都不是一个擅长数学的人，但早在我学会阅读之前，她就把我带到了公共图书馆，给我办了张借书证，然后又教给我怎么用它借书。在家里，母亲也总是让我有儿童书看。

换言之，虽然我家附近和社区当时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环境上的压力，但是我从家里接收到了一种不同的讯息。而拯救我的可能正是这种不一样的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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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米德尔敦Middletown的字面意思。

[2] 森特维尔Centerville，字面意思也是“中间的城镇”。

[3] 由地方政府出资建造并控制的供给贫困家庭居住。

[4] 美国一家大众化廉价超级市场。

[5] 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