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呀，你别急，我肯定会回去的。不过，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管我？给一个疯女人干活，滋味儿怎么样啊？”接下来，她又去吼南希。

“上帝！我怎么把你洗干净？”

说完这句话，她放大了声音，让我听清楚她说什么。

“他还要吃奶呢，看看他挂在老女人身上的样子。你以后不许和他玩了。老女人的小屁孩。”

维尔玛和我各站一边，试图安慰我妈妈，让她回屋里去。她没有再发出那种奇怪的声音，挺直后背，用一种不自然的快活声音说话，以便让小屋里的人听到。

“把剪刀给我拿来，维尔玛。我要剪剪剑兰了，有些花儿都已经败掉了。”

不过，等她住手的时候，剑兰倒了一路。没有一株是站着的，不管是枯了的，还是正在盛开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件事儿一定发生在礼拜六，因为南希的妈妈在家，维尔玛也在我家，礼拜天维尔玛是不来的。到了礼拜一，或者可能更早，我知道小屋已经空了。维尔玛也许在公共俱乐部找到了我爸爸，也许在绿地上，谁知道在哪里，总之他回了家，起初很不耐烦，非常粗鲁，没一会儿也就服从了。服从指的是让南希和她妈妈搬走。我不知道她们去了哪里。也许他把她们安置在某个酒店里，然后再找地方给她们住。我相信，搬家对南希的妈妈来说，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个事实，我再也没机会见到南希了。刚开始，我生她的气，并不在乎。后来，只要我一打听她去哪里了，妈妈就含糊其辞，她再也不愿意回想那个痛苦的场面了，不管是我的痛苦，还是她的痛苦。可以肯定的是，就在那段时间，她开始认真地考虑送我去上学。我想，就是那年秋天，她送我去了莱克菲尔德学校。也许她觉得但凡我习惯了男生的学校，对女伴的记忆就会越来越淡，渐渐觉得不值得，甚至有些可笑。

爸爸葬礼后的第二天，妈妈让我吃了一惊，她居然问我愿意不愿意带她去几英里外湖边的一家餐馆吃饭。实际上，明显是她要带我出去吃饭。她想找个没有熟人的地方。

“我就是觉得，我一直被关在这房子里。”她说，“我需要新鲜空气。”

在餐馆里，她谨慎地四下打量，然后宣布说，没有她认识的人。

“你陪我喝杯酒？”

难道开车来这么远的地方，只是为了在公共场合喝酒？

我们点的酒上来以后，她说：“我觉得有件事儿应该让你知道。”

这种话，大概是谁都最不愿意听到的。通常来说，你应该知道的，往往都是你难以承受的，这种概率很大。而这一切，其实只是一种暗示：其他人都不得不背负负担的时候，你却得到了轻松的豁免。

“我爸爸不是我的亲爸爸？”我回答，“太棒了。”

“别傻了，你还记得你的小伙伴南希吗？”

其实，有一会儿，我根本想不起来南希是谁，之后，我说：“有点印象。”

这一回，和妈妈的谈话似乎需要技巧。我要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俏皮，而且不为所动。她的声音，她的表情，都有些隐隐的悲伤。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自己的痛苦，但是在她告诉我的故事里，有很多无辜的人、受虐待的人，有如此之多的暴行，我打算转身离开这一切，至少带着一颗更沉重的心灵，回到我的朋友和我幸运的生活里。

我不会合作的。也许她想要的，不过是看见同情的迹象，或者是温柔的动作。我不会满足她的。她是个过分敏感的女人，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受些许污染。但是，我退却了，仿佛感觉到没完没了的悲苦的危险，这是一种会传染的气质。特别是，我要避免一切可能，不要让她提到我的痛苦。我觉得她仿佛特别热衷于提这些。她是我无法摆脱的镣铐。我不得不承认，从在子宫里发育开始，我就和她息息相关。

“要是你一直在家，可能早就知道了。”她说，“这事儿就发生在我们送你去学校前不久。”

南希和她妈妈住在了一间公寓里，公寓也是我爸爸的，就在广场那儿。一个明亮的秋天的清晨，南希的妈妈偶然发现，她女儿在浴室里，把一把剃须刀割进了自己的脸颊。地板上，水池里，南希身上，这里，那里，到处都是血。可是，她没有住手，也没有叫疼。

我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只能猜是整个城镇到处都在流传这个故事，本来是想隐瞒的，但是实在太过血腥了—就是字面意思，不要想细节。

南希的妈妈用浴巾裹住她，不知怎的把她送到了医院。那时候，还没有救护车。她可能是在广场上找到一辆过路的车。她为什么没给我爸爸打电话？没关系，反正她没打就是了。伤口不深，流血也不算过多，尽管血四处飞溅。没有伤到重要的血管。整个过程中，南希的妈妈一直在训斥她，问她大脑有没有问题。

“看看我的命。”她不断地说，“有你这么个孩子。”

“毫无疑问，要是那时候有社工，”我妈妈说，“这个可怜的小东西会有儿童救助病房的。

“就是脸上。和你一边。”妈妈说。

我想保持沉默，装作听不懂她说什么，可是，我不得不开口。

“她满脸都是油漆。”我回答。

“没错。这回她小心多了。她只割了半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你。”

这下，我不再克制自己了。

“要是个男孩，可能就不一样了。一个女孩，这样的事儿太可怕了。”

“如今的外科大夫厉害着呢。”

“嗯，也许行吧。”

隔了一会儿，她说：“这么深的感情。孩子居然有。”

“长大就没了。”

她说她不知道她们怎么样了，孩子和妈妈的情况都不清楚。我一直都没问过，她挺高兴的，因为她不希望在我尚且年幼的时候，告诉我这么痛苦的事儿。

我不知道这件事儿和其他事儿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不得不说，妈妈在她非常高寿的时候，人彻底地变了，变得粗鄙、沉溺于幻想之中。她声称我爸爸是个伟大的情人，而她自己则是一个“漂亮的坏女孩儿”。她宣称我应该娶“那个割脸的女孩”进门，因为我们两个人中，谁都不会因为对方干了什么好事嘲笑对方。她咯咯直笑，说，因为你们两个都乱七八糟的。

我同意。从此以后，我相当地喜欢她。

几天前，我被一只黄蜂叮了，当时我正在一棵老苹果树下面清理腐烂的苹果。正好叮在我的眼睑上，眼睛立刻就睁不开了。我一只眼睛看路，开车去了医院。被叮的眼睛在我“好”脸的那边。医生竟然要我在医院过夜，因为一打针，两只眼睛就都得用绷带扎上，防止能看见的眼睛疲劳过度。我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夜晚，老是醒来。当然，医院从来都不可能真的安静，就在这段短暂的、看不见东西的时间里，我的听力似乎更敏锐了。脚步声在病房里响起来的时候，我立刻感觉到是一个女人。而且，我有一种直觉，她不是护士。

不过，当她说，“太好了，你还醒着。我来给你读了”时，我以为我肯定搞错了，她到底还是个护士。我伸出一只胳膊，以为她是来读生命体征参数什么的。

“哦，不是的。”她的声音低低的，语气颇为坚定，“我是来给你念书的，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有时候人在床上躺的时间太长了，眼睛又不能睁着，就会希望听人念书的。”

“他们选，还是你选？”

“他们选。有时候我也会建议。有时候我提议读《圣经》故事，他们能记得的故事。或者他们小时候听的故事。我带了一堆书呢。”

“我喜欢诗。”

“你听起来一点也不积极。”

我确实不积极，我知道是为什么。我自己有在广播里大声朗诵诗歌的经验，也听过别的受过训练的嗓音在广播里朗读，有些朗诵风格我觉得很舒服，有些我简直是深恶痛绝。

“那我们做个游戏吧。”她说，听起来好像我和她解释过了，事实上我没有。“我给你读一两行，然后我停下来，看你能不能背出下一行，行吗？”

我突然意识到，她可能非常年轻，急切地需要认可，需要在工作上获得成功。

我说行。不过不要古英语，我说。

“国王坐在邓弗姆林城堡之中……”她以询问的语气开始了。

“喝着血红的葡萄酒。”我接上。我们一句接一句，情绪不错。她朗诵得很好，虽然语速有点孩子气，仿佛在炫耀。我渐渐开始喜欢自己的声音，不时地陷进演员的光环之中。

“真不错。”她说。

“给你看看那百合生长的地方，在那意大利的岸边……”

“是百合生长的地方？不是风吹百合的地方？”她问，“其实我没带有这首诗的书。我应该记得的。没关系，挺好的，我喜欢你广播里的声音。”

“是吗？你听过？”

“当然听过。很多人都听过。”

她不再给我一句一句的提示，让我一个人背下去。你大体能想得到。《多佛海滩》，《忽必烈汗》，《西风颂》，《野天鹅》，《青春挽歌》。嗯，也许也没全部都朗诵，或者没有从头背到尾。

“你喘不上气来了。”她说着，小手飞快地放在我嘴巴上，接着，她的脸，或是半边脸，靠在我脸上。“我得走了。走之前还有一个。这个难，因为我不打算从头开始了。

“没有人为你长久悲伤，为你祈祷，想念你，你的位置空空如也……”

“我从来没听说过。”我回答说。

“真的？”

“真的。你赢了。”

这时候，我起了疑心。她似乎变得心烦意乱，甚至有些乖戾。我听到大雁从医院飞过时的鸣叫声，每年这个季节，它们就开始练习飞行，然后飞的距离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它们会飞得不见影子。我从这个令我心悦诚服的梦中醒过来，处于一种惊讶和愤慨交织的状态之中。我想回到刚才那一刻，想让她把脸靠在我的脸上，让她的脸颊贴近我的脸颊。但是，梦乡一般不会如此乐善好施。

我回家了，也能看书了，我开始回想她在我梦里留下的诗句。我查了两本诗集，但没有发现。我开始怀疑那几句根本不是真的诗，只不过是梦里编出来的几句话，给我挫败感而已。

可是，到底是谁编的呢？

秋天更晚些时候，我在整理一些旧书，准备捐给慈善义卖会，一张褐色的纸掉了出来，上面用铅笔写了诗行。不是我妈妈的笔迹，我也不觉得是我爸爸的笔迹。那么，到底是谁的？这个人也在底下写了作者的名字。瓦尔特·德拉梅尔[1]。没有书名。这个诗人我不熟悉，对他的作品没有印象。不过，我应该读过这首诗，也许不是在这张纸上，可能是在教科书里。我肯定是把这些诗句埋藏在了记忆深处。但是，为什么？是为了让这些诗句在梦中和我开玩笑？为了让一个坚定的女孩子的幻影在梦中和我开玩笑？

没有悲伤可言，

时间治愈了一切之不可能；

没有失去，没有背叛，

就不能痊愈。

抚慰灵魂，

纵然坟墓隔开

爱人与挚爱，

还有他们分享的一切。

看那甜美的阳光，

阵雨已经止息。

花朵在炫耀自己的美丽，

多么美好的天气！

不要念念不忘

不管是爱，抑或责任；

久已忘怀的老朋友们

也许在某处等候，

生命和死亡

终于变成了同一个问题；

没有人为你长久悲伤，

为你祈祷，想念你，

你的位置空空如也，

你已不在。

这首诗并没有影响我的心情。某种程度上，它让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我没有卖掉房产，而是选择住在这里。

这里发生过事情。在你的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其他的地方都只是这里。

我当然明白，要是我认出了南希—比如说，在地铁里，在多伦多—我们两人的脸上都有醒目的标记，最大的可能是，我们想方设法做到的，恐怕只是一场尴尬且毫无意义的对话，急急忙忙地列举一些没用的事实当成自传。我会看到她修复得近乎正常的面孔，或者仍然显著的伤口。但是大概不会谈这个。也许会谈谈孩子。不管她的脸修复得怎么样，也未必不能有孩子。孙子。工作。我也可能不得已地和她谈谈我的工作。我们会感到无比震惊，情感受到强烈刺激，急不可待地想要走开。

你觉得这样能改变什么吗？

答案是当然，暂时，然后永不会再改变。

[1] 瓦尔特·德拉梅尔（1873—1956），英国诗人，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