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边的车门开了，一个高个子太太慢慢地，费了些力气才和帽子一起出来。那帽子一侧高一侧低，支着的绿色羽毛让它变得更高了。她穿着中长的银狐毛皮大衣，绿裙子，绿色高跟鞋，没有穿胶皮套鞋。

“那是你舅妈尼萝。”比尔舅舅对我说，好像她听不见或者不懂英语似的，好像她是地球上某种可怕的生物，需要专门鉴别似的。“你从来没见过她。你见过我，但是那时你太小了不记得。你没见过她。我是去年夏天才认识她的。以前见你我还是和卡丽舅妈一起，现在我娶了你尼萝舅妈。我们是八月份认识的，九月份结的婚。”

人行道的雪还没有清理干净。舅妈尼萝的高跟鞋磕磕绊绊地走着，抱怨着，说鞋里进了雪。她可怜地呻吟着，像个小孩子。她对比尔舅舅说“我差点儿扭伤了脚踝”，旁若无人。

“很快就到了。”他鼓励地说，拉着她的胳膊，搀扶着她走过人行道，上了台阶，穿过阳台，让我想起中国的小脚女人（我在市图书馆借来的《大地》里读到过），对于她们来说，走路是稀少和不自然的活动。我和母亲没有和尼萝打招呼，我们跟在后面，在光线很暗的厅里，母亲说：“欢迎你们！”比尔舅舅帮尼萝脱掉大衣，和我说：“来，把这个拿去挂起来。单独挂，可别和干活的脏衣服挂在一起！”摸着毛皮，母亲对尼萝说：“你应该去我们农场看看，你可以在活物身上看见这样的毛皮。”她的声调诙谐而不自然。

“她是说狐狸，”比尔舅舅告诉尼萝，“就是你大衣的材料。”他又对我们说：“我想她甚至不知道毛皮是从动物背上割下来的。她以为是在商店里加工的呢！”尼萝显得很惊异，也不太高兴，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的人，忽然被凭空扔到了外国，周围每个人都说着做梦也没听过的语言。适应新环境可能不是她的强项。为什么要适应呢？那会让她怀疑自己的完美。她是完美的，比我开始想的要年轻，也许只有二十二三岁。她的皮肤洁白无瑕，像粉红的茶杯；她的嘴就像是从勃艮第红酒色的天鹅绒裁下来贴上去的，她的气息甜美无比，还有她的指甲—让我震惊、喜悦，又有些许的疑惧，仿佛她太过分了—它们被涂成了绿色，来搭配她的衣着。

“很漂亮的大衣。”母亲不失尊严地说。

比尔舅舅抱歉地看着她。“你丈夫做这行赚不了什么钱的，艾迪，都被犹太人控制着。那么，你家里有咖啡这东西吗？让我和我的小妻子暖和起来？”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种东西。母亲和弗恩早上都是喝茶或波斯特（粉类冲泡饮料），那样比较便宜。母亲把大家带到餐厅，尼萝坐下，母亲说：“你不喝杯热茶吗？我们的咖啡全都喝光了。”

比尔舅舅从容应对。不要茶，他说，如果没有咖啡了他要去买些回来。“城里有食品店什么的吗？”他问我。“这城里一定有一两间。像这样大的城市，还有街灯呢，我看见了。我们开车去买些食物吧，让她们姑嫂好好聊聊。”

大车中散发着奶油巧克力的清香味道，我摇摇晃晃地坐在他旁边，一路途经河水街、曼森街、诸伯利的主街。我们在一排畜拉雪橇后的“红色前线食品店”门前停了下来。

“这是食品店？”

我没有表态。假如我说是，而却没有他想要的东西怎么办？

“你妈妈在这里买东西吗？”

“有时候。”

“那么，对我们来说这里就不错了。”

从那辆车上看去，那些拉雪橇的牲畜和放有几袋饲料的雪橇，“红色前线食品店”，还有整条街，显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诸伯利不再是我想象中那样独特和永久，而几乎是勉强凑合的，简陋不堪，根本够不上档次。

商店刚刚改成自助的，是城里第一间。过道窄得推不了购物车，但是有篮子可以挎在胳膊上。比尔舅舅要推车。他问城里有没有别的有购物车的商店，有人告诉他没有。决定之后，他开始在过道里来来回回，叫出货物的名字。好像商店里没有别人似的，好像只有当他叫他们，问什么东西的时候，人们才会复活过来，好像商店本身不是真的，只是在他说他需要的那一瞬间才拼凑起来的。

他买了咖啡和罐装水果、蔬菜、干酪、枣儿、无花果、布丁混合料、通心粉和热巧克力粉，还有牡蛎罐头和沙丁鱼。“你喜欢这个吗？”他不断地问，“你喜欢这些吗？你爱吃葡萄干吗？脆玉米片呢？你要冰淇淋吗？冰淇淋在哪里？你喜欢什么口味儿的？巧克力的？你最喜欢巧克力吧？”最后我都不敢看任何东西了，不然他都会买的。

他停在塞尔利特橱窗前，那里有散装糖果柜。“你一定喜欢糖果。要哪种？甘草糖？水果果冻？花生糖？我们掺合着买一些吧，三种都要。那会让你很口渴的，花生糖吃了口渴。我们最好再买些汽水。”

这还没完。“这里有面包店吗？”他问。我带他去了迈克亚特面包房，他买了两打水果馅饼，两打表面撒了糖和坚果的小圆面包，半英尺高的椰味蛋糕。这就像我在家中读过的一个幼稚的故事，一个小女孩设法实现了她的所有愿望，那种一下子过完所有日子的故事，结局当然总是悲惨的。其中一个愿望就是想要她爱吃的所有东西。我过去经常拿出书来，为了好玩把里面对食物的描写读了又读，不去理会随后降临的惩罚，因为神仙总是不喜欢贪婪之人。不过现在我认识到，太多真的不行。甚至欧文最后也会对这种白痴的慷慨感到沮丧，打破了奖励和开心的平衡。

“你像个神话中的教父。”我对比尔舅舅说，我想显得我并不幼稚，而且还带点儿讽刺，我还想用这种夸张的方式表示恐怕我并没有充分感觉到的感激之情。但是他把这当作简单的孩子气，我们到家后还重复给母亲听。

“她说我是神话中的教父，不过我还得付现金！”

“我不知道拿这么多东西怎么办，比尔，你得带回家一些。”

“我们从来不会从俄亥俄州开车来这里买食物。你收起来吧。我们不需要。只要有巧克力冰淇淋做甜品，我就不管别的了。我爱吃甜食的口味从来没有变过。不过我瘦了一些，你知道，从去年夏天以来，我减了三十磅。”

“你还是不需要战争救济。”

母亲撤掉粘着一天的茶渍和番茄酱的桌布，换了张新的，她把它叫作马德拉桌布，那是她婚礼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你知道我曾经是个小个子。小时候特别瘦。两岁时，差点儿得肺炎死掉。妈妈救了我喂养我。我很长时间没有运动，所以变胖了。”

“妈妈，”他说，带着忧郁的奢望，“她真是地球上的那种圣人。我告诉尼萝她应该了解她。”

母亲惊异地看了尼萝一眼（她们姑嫂相互熟悉了吗？），但是没有说她是否认为这是个好注意。

我对尼萝说：“你要带小鸟儿图案的盘子还是带花儿的？”我只想让她说话。

“没所谓。”她说，声音很微弱，看着她的绿色指甲，好像它们是她在这里的护身符似的。

但是母亲在意。“摆上和桌子搭配的盘子，我们还没有穷到只有一套盘子！”

“你穿尼罗绿是因为你的名字是尼萝吗？”我问，还在刺激她。“这种颜色叫尼罗绿吗？”我认为她是个白痴，但是我却疯狂地崇拜她，感激她掷下的每个小而无味的单词。她达到了女性装饰的极致，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完美的造物存在；看着她，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这么漂亮。

“我的名字叫尼萝只是巧合。”（她可能连“巧合”这个单词的发音都不太准确。）“在我听说尼罗绿之前它就是我最喜欢的颜色了。”

“我不知道还有绿色的指甲油。”

“你得订购。”

“妈妈希望我们待在农场上，一直过同样的生活。”比尔说，遵循着自己的思路。

“我不希望任何人这样住在农场上。你在那里连繁缕都种不了。”

“经济方面不总是唯一要考虑的，艾迪。还要考虑靠近大自然。没有这些—你知道的，到处跑，做些对你没好处的事情，过奢侈的生活。忘了基督教。妈妈觉得这种生活不错。”

“自然有什么好的？自然完全是一种动物掠食另一种动物。自然仅仅是大量的浪费和残忍，也许从自然的角度不是，但是，从人类的角度就是这样。残酷是自然的法则。”

“我不是那个意思，艾迪。我不是说野生动物之类的。我是指我们家里的生活，我们没有多么舒适的条件，我同意你的话，但是我们生活简朴，辛苦工作，空气新鲜，妈妈是我们的精神榜样。她去世得早，艾迪，她死得很痛苦。”

“打了麻醉剂的，”母亲说，“严格说来，我希望她死的时候不怎么痛苦。”

晚饭时，我告诉舅舅她卖百科全书的事。

“我去年秋天卖了三套。”她是这样说的，实际上她只卖了一套，还在努力争取两个有希望的客户。“现在乡下有钱了，你知道。是由于战争。”

“对农民兜售赚不了什么钱。”比尔舅舅说着，趴在盘子上慢条斯理地吃着，就像老人一样。他看起来很老。“你说你卖什么来着？”

“百科全书。书。是精装的。我小时候要是在家里能有这样一套书让我放弃什么都行。”这大概是我第五次听她这样声明了。

“你受了教育。而我没有。那没有影响我。你不能卖书给农民。他们很理智。不会随便花钱。钱不是买那类东西的。钱是要用来投资的。如果你目标明确的话，钱要投在财产和投资上。”他开始长篇大论，讲有关买卖房产的事情，夹杂着复杂的追溯，不断纠正细节。买进，卖出，再买进，建造，传闻，威胁，风险，安全。尼萝根本没听，而是把盘子上的罐头玉米推来推去，用叉子一次刺起一粒—这种孩子气的把戏，是甚至我和欧文都不能逃脱处罚的。欧文一声不吭地吃着，口香糖粘在大拇指指甲上，母亲没有注意。弗恩不在，她去镇医院看她妈妈了。母亲听她哥哥讲话，带着不赞成但又参与其中的狡猾表情。

她的哥哥！这才是关键，这才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这个比尔舅舅是母亲的哥哥，这个可恶的坏男孩，天性残忍，狡猾，敏捷，恶魔一般，是那么可怕。我一直盯着他，试图把那个男孩从这个淡黄色的人身上拉出来。但是我找不到他。他消失了，窒息了，像一条小斑点蛇，曾经有毒又活跃，埋在一袋粉里边。

“记得毛虫吗，它们总是爬到马利筋草上？”

“毛虫？”母亲怀疑地问。她站起身，拿来一个小的铜把儿刷子和平底锅，那也是结婚礼物。她开始扫除桌布上的碎屑。

“秋天它们爬到马利筋草上。它们是在找奶，你知道—草里面的汁。它们喝光它，变得很胖，昏昏欲睡，然后钻到茧里去。她在草上找到一只拿进房子里—”

“谁呀？”

“妈妈，艾迪。还有谁会惹这个麻烦？你回来时它已经在那了。她发现了这只毛虫，拿进来，把它放在门上我够不到的地方。我不会伤害它，但是我像男孩子一样爱玩。它在茧里待了一冬天。我忘记了它在那里。复活节晚餐后我们坐在那里—复活节星期天，外面刮着暴风雪—妈妈说：‘看呀！’看，她说，我们都朝门上看，那个东西开始动了。茧刚刚变薄，它从里面拉动着，努力着，累了就停一会儿，然后又继续工作。它花了半个小时，或许四十分钟，我一直盯着看。接着我们看见蝴蝶出来了。好像茧最后变得虚弱了，像破布一样掉了。那是一只黄蝴蝶，有斑点的小东西。它的翅膀低垂着，粘在一起。它要努力展开翅膀，不停地努力，让一只翅膀拍动起来。然后是另一只，等两边都有点儿力量了，就低低地试飞一下。妈妈说：‘看看它。永远不要忘记。这是你们在复活节看到的。’千万别忘记。我从来都没有忘记。”

“后来它怎么了？”母亲不偏不倚地问。

“我不记得了。不会坚持很久的，那样的天气。不过，很好玩儿—一只翅膀，一只翅膀地展开。慢慢飞一下。第一次用它的翅膀。”他带着歉意笑了，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他笑。然后他看起来很疲倦，还有些失望，胳膊交叠在肚子上，那里发出威严的、必不可少的消化的声音。

那是同一座房子。同一座房子，在那里，母亲过去经常发现火熄灭了，她的母亲在祈祷。在那里，她把牛奶和黄瓜一起吃下肚，希望升到天堂里去。

比尔舅舅和尼萝待了一整晚，睡在前屋的沙发上，可以拉出来搭成床的那种。尼萝长长的、散发着香水味儿的、瓷釉般的四肢是那么亲密地放在舅舅那一身懒肉旁边，迎着他的气味。我没有想象他们可能还会做什么，因为我想使人发痒的性游戏只属于小孩子，体面的大人是不做的，他们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只是为了生小孩。

星期天早上，他们一吃完早餐就走了，我们没有再见到他们。

几天后母亲突然对我说：“你舅舅快要死了。”

差不多是晚饭时间，她在煮香肠。弗恩还没有下班，欧文刚练完曲棍球，正把冰鞋和棍子放回后厅。母亲把香肠煮得硬而闪亮，外表颜色很深；我们总是这样吃。

“他快要死了。星期天早晨他坐在这里，我进来烧水，他告诉我的。他得了癌症。”

她继续用叉子翻滚着香肠，报纸上撕下来的字谜完成了一半，放在炉子旁边的台子上。我想起比尔舅舅去闹市区，买黄油烘饼、巧克力冰淇淋和蛋糕，拿回家来吃。他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他胃口一直很好，”母亲说，好像她也在和我想着同样的事情，“活不长了，胃口却好像并没有减小。谁知道呢？也许吃少一点儿，他能活得久一些呢。”

“尼萝知道吗？”

“她知道什么有什么要紧。她嫁给他只是赚点儿饭票。她会过得不错的。”

“你还恨他吗？”

“我当然不恨他。”母亲快速而有保留地说道。我看着他坐过的椅子，有一种害怕被玷污的恐惧，不是对癌症而是对死亡本身。

“他说他在遗嘱里给我留了三百美元。”

那么现在，除了回到现实，还能做什么？

“你打算拿那笔钱来做什么？”

“到时候自然会有办法的。”

前门开了，弗恩走进来。

“我总可以买一箱《圣经》吧。”

弗恩刚一进来，欧文就从另一扇门进来了。屋子里仿佛有一只翅膀或一把刀一闪而过，疼痛的感觉非常强烈，但是迅疾消失了。

“有一个四个字母的埃及神，”母亲说着，皱着眉在思考字谜，“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伊希斯。”

“伊希斯是个女神。你真让人感到意外。”

不久，雪开始化了；泛滥的瓦瓦那什河漫过河岸，冲走了路标、栅栏柱和鸡舍，然后退去；路上几乎可以划船了，母亲下午又开始外出了。父亲的一个姑妈—是哪一个无所谓—说：“现在她不能给报纸写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