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以现实的语气说：“不会。”

“因为他们有另一套观念，他们很容易沮丧。”

“我从来不想让任何人沮丧，”母亲说，“从来不！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妙。有它的独特之处。它不是比天堂和地狱更好吗？我真不明白人们，我从来不明白他们实际上相信什么。他们是不是认为你克雷格叔叔现在正穿着白色长睡衣飘浮在来世呢？或者认为把他埋在土里他就会腐烂呢？”

“两种想法都有。”父亲说，在厨房中间，他把胳膊搭在母亲肩上，轻柔而严肃地搂着她，小心不碰到她的帽子和刚涂好粉的脸。

以前我有时希望这样，希望看到父母亲用眼神或拥抱表明的那种浪漫—我没有想到感情—它曾经把他们吸引并联系在一起。但是现在，看到母亲变得温顺和不知所措—这一点是从她弯着的背表现出来的，而不是从她的语言中—看到父亲如此轻柔、怜惜和忧伤地抚摩着她，他的忧伤和克雷格叔叔没有多大关系，让我很是震惊，我想要对着他们大叫，制止他们，让他们回到分开的、最终的、没有支撑的自己。我害怕他们会继续表现出和克雷格叔叔的死一样我不想看到的情况。

“欧文不必去。”我痛苦地说。我把我的脸压在纱门疏松的网孔里，看见他坐在院子里的旧马车上，光着腿，肮脏，遥远，假装他是别的什么东西，任何东西—大篷车上的阿拉伯人，或狗拉雪橇上的爱斯基摩人。

我的话让他们拉开了距离，母亲叹息着：“欧文年纪还小。”

房子好像拼图上的迷宫，纸上的拼图，在某个方块或房间里有一个黑点；你要找到通向它的路，或者离开它出来的路。现在，那个黑点就是克雷格叔叔的尸体，我关心的完全不是如何找到通向它的路，而是怎样回避它，不去打开甚至显得最安全的门，因为担心后面会有什么伸出来。

干草垛还在那里。上星期我在这里时，收割了干草，它们一直长到阳台的台阶边缘。我把它们卷成光滑完美的蜂巢，有一人多高。傍晚，当太阳落山，它们先是投下长长的突出的影子，然后变成灰色的实体，形成了一个村子，或者如果你环顾房子四周的田地，这些草垛就组成了一整个城市，全都是秘密的一模一样的紫灰色小屋。但是，其中一间倒塌了，它柔软而残败，吸引我跳进去。我会向后退，退到台阶附近，然后双臂热情地张开，向它奔去，降落到新鲜干草的深处，它还是温暖的，散发着正在生长的草的气息。草垛中满是凋谢的花—白紫相间的麝香、黄色的云兰、不知名的小蓝花。我的胳膊、腿和脸上都是划伤，当我从草垛爬起来，在河边刮过的微风中，这些划伤会刺痛，发热。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也加入进来，跳进干草垛。她们的围裙飞舞着，彼此大笑着。到一定时候，她们会变得犹豫，不再继续忘我地跳跃，以高雅的坐姿降落，手张开，就像撑在软软的垫子上，或者抱着头发。

当她们回来，坐在阳台上，把一盆盆的草莓剥皮，做草莓酱的时候，格雷斯姑妈气喘吁吁地说话，但是声音镇定，带着沉思的意味。

“要是车开过去了，难道你不会想到去死？”

埃尔斯佩思姑妈从头上取下发针，把头发放下来，搭在椅子背上。别起来的时候，她的头发几乎都是花白的，一放下来，才看到丝绸般的深棕色，貂皮的颜色。她愉快地小声喷着鼻息，前后甩着头，伸开的手指梳过头发，摘掉吹起来粘到上面的小草屑。

“我们真是傻瓜！”她说。

这会儿克雷格叔叔又在哪里呢？在他关闭的、拉着百叶窗的窗子后，在毫不泄气地打字。

被压扁的草垛也是一样。但是男人们走在残株茬上，都穿着黑西装，像高高的乌鸦，谈着话。一个百合花环挂在前门，门微微开着条缝。玛丽·艾格尼丝高兴地走过来，让我站着别动，帮我把肩带系了又系。房子里和院子里都是人。从多伦多来的亲戚坐在阳台上，看起来慈眉善目，但是自动和大家保持着距离。我被带过去和他们说话，我避免看他们后面的窗子，因为那里面有克雷格叔叔的尸体。露丝·迈克奎恩提着一柳条篮子玫瑰出来，放在阳台栏杆上。

“房子里还有拿不完的花，”她说着，好像这才是我们应该为之悲痛的事情，“我想我应该放在这里。”她的头发很美，慎重而热切，但是显得苍白无力—她已经是一个老妇人了。她知道每个人的名字。她把我和母亲介绍给南方来的一对夫妇。男士穿着西装外套和宽松裤子。

“是他给我们办的结婚手续。”女士骄傲地说。

母亲说她得去厨房，我跟着她，想至少他们不可能把克雷格叔叔放在那里，那里有咖啡和食物的香味飘出来。大厅里也有男人，你要像绕过树干一样从中穿过。前屋的两个门都关上了，一篮子剑兰放在门前。

莫伊拉姑妈一身黑衣，像巨大的公共台柱，正站在餐桌旁数茶杯。

“我已经数了三遍了，每次结果都不同。”她说，语气听起来好像这是一种只发生在她身上的特别的不幸。“我今天脑子不好使。我的脚支撑不了多久了。”

埃尔斯佩思姑妈穿着好看的浆烫过的围裙，上面有白色亚麻边饰，吻了母亲和我。“好啦，”她说，带着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样子退回几步，“格雷斯在楼上，休息一下眼睛。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多人！格雷斯说，半个国家的人都来了，我说半个国家，是什么意思，整个国家来我都不会感到意外！海伦还没有来呢。不过，她送了一篮百合。”

“应该足够了，天哪！”她实在地说，看着茶杯。“所有好杯子和厨房的再加上从教堂借来的！”

“就像普尔的葬礼那样，”桌子旁的一位女士小声说，“她把好杯子收起来，锁着，用教堂借来的。说不想拿她上好的瓷器冒险。”

埃尔斯佩思姑妈感激地翻着她一圈红边的眼睛—这是她通常的表情，只是根据不同的场合调节。

“食物还是足够的。我想应该够五千人的了。”

我也这样认为。不论朝哪里望，都是食物。冷烤猪，肥烤鸡，看起来像涂了油漆，硬皮扇贝状的马铃薯，西红柿肉冻，马铃薯色拉，黄瓜和甜菜色拉，玫瑰红色的火腿，松饼，发酵粉饼干，圆面包，果仁面包，香蕉条面包，干果糕饼，深浅色交替的千层糕，柠檬蛋白酥皮卷，苹果草莓馅饼，一碗一碗的果脯，十到十二种不同的甜泡菜和小吃。腌西瓜皮是克雷格叔叔最喜欢的。他总是说他可以一顿饭光吃它加黄油面包。

“刚好够吃，”莫伊拉姑妈诡秘地说，“他们都带了好胃口来参加葬礼。”

走廊一阵骚动；格雷斯姑妈过来了，男人们让开路，她向他们致谢，柔顺而心怀感激，好像她是个新娘子似的。牧师跟在她后面。他带着有节制的热诚和厨房里的女士们说话。

“女士们！你们看起来不想让时间过得这么枯燥无味。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奉献，忧伤的时候工作是一种很好的奉献。”

格雷斯姑妈俯身吻我。古龙香水下有淡淡的酸味，一种警告：“你要不要去看看克雷格叔叔？”她小声问，温柔而轻快，仿佛在许诺一个奖赏。“他在前屋，在海伦姑妈送的百合花下面他显得那么帅。”

所以，趁一些女士和她讲话时，我逃掉了。我又穿过大厅。前屋的门还关着。楼梯下面，前门那边，父亲和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在踱着步子，转身，用手谨慎地度量着。

“这里会是困难的地方。这里。”

“把门拿掉？”

“太迟了。你不想引起骚动吧。看着我们拆掉它会让女士们感到不安的。如果我们这样向后退—”

侧厅里有两个男人在谈话。我低头从他们中间快步走过。

“不像冬天，记得吉米·普尔的葬礼吧。地面像岩石一样硬。用什么工具都挖不出一点儿坑来。”

“要等两个月才能解冻。”

“到那时一定已经有三四个等候的了。我们看看。吉米·普尔—”

“他没问题。还有弗瑞莉太太，老的—”

“慢着，她是结冻前去世的，没关系。”

通过侧厅尽头的门，我来到房子最早建造的部分。这里叫作储藏室；从外面看，它就像大砖房旁边附加的小木屋。窗子小而方，稍微有些歪斜，就像姑娘闺房里那些不太真实的窗子一样。也没有什么光线透进来，因为到处都高高堆积着暗淡的旧物，甚至堆到了窗子前—搅乳器和手动式旧洗衣机，拆开的木床架，旅行箱，浴盆，长柄镰刀，大帆船一样笨重的婴儿车，倒在一边。这是格雷斯姑妈拒绝进入的地方；如果她们想要拿什么东西，就得埃尔斯佩思姑妈进来。她总是站在门口大声吸气，说：“什么地方啊！这里的空气简直就像坟墓（tomb）！”

第一次听她这么说的时候，我喜欢那个单词的发音。我并不确信是什么意思，或者是把它和“子宫”（womb）混淆起来了。我看见我们在一个中空的大理石卵里，充满蓝色的光，不需要光从外面照射进来。

玛丽·艾格尼丝坐在搅乳器上，看起来并不吃惊。

“你来这里干吗？”她轻声地问。“你会迷路的。”

我没有回答，也没转身，我在屋子里转悠。回忆起来的时候，我经常很好奇，婴儿车里是否有什么东西。应该会有的—一堆旧的《家庭先驱报》。我听见母亲叫我的名字，声音里有点儿焦急和不情愿的顺从。我没出声，玛丽·艾格尼丝也没有。她在这里做什么？她找到了一双老式女靴，前面有蕾丝，皮毛镶边儿，她紧紧地握着它们，用毛皮轻擦着她的下巴。

“兔子毛。”

现在她过来把靴子伸到我面前。

“兔子毛？”

“我不想要。”

“来看看克雷格叔叔。”

“不去。”

“你还没看过他呢。”

“不。”

她一手拎着一只靴子，挡住我的路，然后用狡黠、引诱的语气说：“过来看克雷格叔叔。”

“我不去。”

她扔下靴子，用手拉我的胳膊，手指掐住我。我尽力抖开她，她用另一只手把我拉到门口。对于一个这么笨拙，三次几乎死于气管炎的人来说，她的力气大得惊人。她的手滑到我的手腕下面，像熊爪一样抓住我的手。她的声音仍然悠闲，轻柔而自得。

“你来—看—克雷格叔叔。”

我垂下头，她的胳膊正好在我张着的嘴旁边，她结实的有绒毛的胳膊就在我肘下，我一口咬了下去，咬啊咬啊，咬破了她的皮肤，什么都没想，我就做下了此生做过的可能最糟糕的事情，我尝到了玛丽·艾格尼丝·奥利芬特的血。

我不必去参加葬礼了。没有人强迫我去看克雷格叔叔了。我被放在他的办公室，在他午睡和夫妇们等待领取结婚证的皮沙发上。尽管天气很热，我膝盖上还是搭着毛毯，旁边有一杯茶。他们还给了我一块磅蛋糕，我立刻就吃掉了。

我咬玛丽·艾格尼丝的时候，我想我这一咬会使我摆脱所有一切。我是想置身事外，没有人再敢叫我去看一个死人，或干任何其他事情了。我想他们会憎恨我，而憎恨对我来说是求之不得的，就像上天恩赐的翅膀。

但是，没有；自由不是那么轻易得到的。莫伊拉姑妈，总是说她不得不把我从玛丽·艾格尼丝的胳膊上拽下来，我嘴上还带着血呢（撒谎—我已经放开了，玛丽·艾格尼丝，她可怕的恶魔般的力量缩小了，蜷缩在那里，震惊地哭泣着）。她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我，她搂着我，我的脸紧挨着她穿了盔甲似的胸部，她的身体嘶嘶作响，在我头顶颤抖着，像一座就要爆炸的纪念碑。

“疯狗！疯狗才会那样咬人！你父母应该把你关起来！”

埃尔斯佩思姑妈用手绢裹住玛丽·艾格尼丝的胳膊。格雷斯姑妈和其他女士吃力地把她拖走，拍抚着她。

“我得带她去看医生。得给她缝针，打预防针。那孩子可能有狂犬病。有些孩子是有狂犬病的。”

“莫伊拉，好啦，亲爱的莫伊拉。不用啊。她只是破了点儿皮。只是暂时的疼痛。洗一洗，包上绷带很快就会好的。”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都把注意力从玛丽·艾格尼丝转向她们的姐姐，一人一边拉着她，安抚着她，好像在努力不让她崩塌下来，直到爆炸的危险过去。“不会疼很久的，亲爱的，很快就好了。”

“都是我的错，全都是我的错呀。”母亲清晰而危险的声音传来。“今天我根本就不该带那孩子来这里。她太敏感，太脆弱了。让这样的孩子来葬礼真是粗野。”她那么无法预料，不可信赖，在最不寻常的时候也不能让人心存感激，严格地说，她在不再需要的时候才会施以理解和援手。

但是她也有一点作用—有时候只用“粗野”这样的词，就能在周围引起一片沉默，一片惊愕。这次，她找到了同情，女士们竞相接过她的解释，并加以扩大。

“她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过度疲劳让她歇斯底里。”

“我也在葬礼上晕过一次，在我结婚前。”

露丝·迈克奎恩把胳膊搭在我肩上，问我要不要阿斯匹林。

这样，当玛丽·艾格尼丝被众人安慰、清洗和包扎起来的时候，当莫伊拉姑妈也镇静下来（她倒是吃了阿斯匹林和一些特殊的药片—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就在她的手袋里），我也有人围着，照看着，像赶羊一样带到这间屋子，放到沙发上，盖上毛毯，好像我生病了似的，还给了蛋糕和茶。

我的行为并没有破坏葬礼。门关着，我看不见，但是我可以听见唱歌的声音，一开始很刺耳，不整齐，然后随着不断不断的努力，变得充满渴望和信心。

你眼中的千年

只是转瞬即逝的一晚

短暂如黑夜和日出

交替的一霎

房子里都是人，他们挤在一起，融化在一起，像粗而钝的蜡笔，温暖，彼此默从，唱着歌。我在他们中间，只是被单独隔离在这里。他们有生之年都会记得，我在克雷格叔叔的葬礼上咬过玛丽·艾格尼丝·奥利芬特的胳膊。记起这件事，他们就会记得我异常敏感，古怪偏执，教养不好，或者处于崩溃边缘。但是他们不会把我拒之门外。不会的。我将是这个家族中高度敏感、教养很差的一员，完全是一个另类。

被人宽恕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羞耻感。我感觉到热，不仅是因为盖着毛毯。我感觉被抓紧，窒息，我在其中行动和讲话的这个世界仿佛没有空气而是棉花一团。这种耻辱感是生理上的，但是远超过了对性的羞愧，我先前对裸体的羞愧；现在仿佛赤裸的不是身体，而是里面的全部器官—胃、心脏、肺、肝—都光秃秃而无助地显露在那里。以前与此最接近的感觉是被搔痒到无可忍受的程度—暴露、虚弱、自我背叛的恐怖又撩人的感觉。耻辱感从我这里弥漫开去，充满了整个屋子，覆盖了每一个人，甚至玛丽·艾格尼丝，甚至克雷格叔叔，尽管他现在处于任人摆布的作废状态。拥有肉体是一种耻辱。我被困在一种幻象中，大概和神秘主义者不能传达的秩序和光的幻象恰恰相反；这种幻象也是不能传达的，混乱而淫秽—无助，以最猥亵的形式显现出来。但是和另一种幻象一样，它转瞬即逝，由于自身的强烈而崩溃瓦解，不能重建，一旦结束也就变得令人不可置信。到他们开始最后一段赞美歌时，我又清醒过来，只是有点儿正常的虚弱，任何咬了人类胳膊的人大概都免不了有这样的感觉。对面的“联邦缔造者们”穿上了他们的衣服，恢复了可信的尊严，我喝光了杯里的茶，探索着它属于成人的、陌生的、重要的滋味。

我站起来，慢慢打开门。前屋的两扇门都开着。人们正缓缓移动，他们那弓形的令人担忧的后背离我而去。

基督，召唤我们，

在我们生命的汹涌大海之上—

我进了屋子，没有人发现。我在一个不认识我的善良而大汗淋漓的女士前插入人群，她弯腰用鼓励的语气小声说：“你刚好赶上最后瞻仰遗容。”

所有窗帘都放下了，挡住了下午的烈日；屋子里闷热阴郁，有一条条的光束射进来，像正午烈日下的干草棚。屋子里有百合的清香，蜡色的纯白的百合，屋子也像是口菜窖。我被其他人推动着，来到棺材的一角。它摆在壁炉前—那是从来没有用过的漂亮壁炉，瓷砖像翡翠一样。棺材里面都是白缎子，堆成褶，像最华丽的衣服。克雷格叔叔脚下遮着抛光的盖子，上半部分—从肩膀到腰部—都摆放着百合花。所有这些白色衬托着他古铜色的脸，显得轻蔑而倨傲。他不像是睡着了，也完全不像我星期六下午进去叫醒他时的样子。他的眼睑轻轻地盖在眼睛上，凹痕和皱纹变得非常浅。他自己被消灭了；这张脸像脆弱的皮肤面具，经过修饰，覆盖在真正的脸上—或者任何你用手指戳一下就会开裂的东西。我的确有这样的冲动，但是完全不可能实行，就像你可能有去碰带电的电线的冲动一样。百合覆盖下的克雷格叔叔就是那样，躺在丝绸枕头上；他就是那可怕、沉默、无动于衷的力量的导体，可以在瞬间迸发出火焰，烧掉这间屋子，烧掉所有的现实，把我们留在黑暗里。我带着耳朵里的嗡嗡声转身离开，但是感到解脱，我毕竟做到了并幸存下来了。我穿过拥挤的、萦绕着赞美歌的屋子，走到母亲那里，她独自坐在窗子旁边—父亲和别的护柩者们在一起—没有唱歌，咬着嘴唇，荒诞地显出充满希望的样子。

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卖了詹肯湾的房子、土地和牛，搬到诸伯利去了。她们说选择诸伯利而不是蓝河，是因为她们在那里有更多的熟人。她们也没有选择莫伊拉姑妈住的波特菲尔德，因为她们想要像过去一样帮到我父亲和家人。她们坐在城北小山上她们的房子里，像受惊的受伤而忠实的护卫者，为我们的安宁操心，对我们的生活半信半疑。她们织补父亲的袜子，他习惯把袜子带给她们；她们还有一个花园，是为我们保留的；她们为我们缝补、编织、烘烤面包。我一星期要去看她们一两次，开始是自愿去的，虽然部分是为了食物；上高中后，我就越来越不情愿去了。每次她们都说：“你怎么这么久没来呀？你对这里已经陌生了！”她们会坐在那里等我，好像她们已经等了整整一个星期，如果天气好的话，就会坐在小而暗的有纱门的门廊里；她们可以看见外面，但是经过的人看不见里面。

我能说什么呢？她们的房子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国度，有自己华丽的风俗和优雅古怪又复杂的语言，外界的真实消息并没有被严格禁止，但是越来越难以传送进来。

在浴室里，马桶上面挂着她们古老的训诫，是用十字绣缝的：

离开前换换空气

是他人能领会的礼节

一盒新火柴挂在下面。读那些文字我总是感到难堪，但是我总是会点一根火柴。

她们老是讲同样的故事，开同样的玩笑，现在它们似乎已经干透了，一碰就破；到时候，每个单词，每个表情，手的每次摆动都会变成久已熟悉的东西，令人记忆犹新，而她们两个人也形成了极其小心的组合；随着年华渐老，她们的这种组合也越发显得脆弱，令人惊叹，却没有人情味儿。这就是她们没有男人在身边，滋养她们欣赏她们的结果，她们离开了她们后天的一切可以自然生长的地方。埃尔斯佩思姑妈慢慢耳聋了，格雷斯姑妈双手患了关节炎，以致最后她不得不放弃哪怕是最粗糙的缝纫活儿，但是她们没有遭到改变或被摧毁；她们以最终的责任感，努力保持着外形的完整无缺。

她们保存着克雷格叔叔的手稿，时不时地说要给什么人看看，可能是高中的历史老师布坎南先生，或《先驱导报》的富克斯先生。但是她们不想显得是在请人帮忙。而且，你能相信谁呢？有些人也许会拿到它，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

一天下午，她们拿出红色烫金的马口铁罐，有亚历山德拉女王肖像的那只，里面装满了圆的燕麦曲奇饼和炖红枣，还有一个大黑铁盒子，防火的，并上了锁。

“克雷格叔叔的历史。”

“差不多一千页。”

“页数比《飘》还多呢！”

“他打字很漂亮，没有错误。”

“他死的那天下午打完了最后一页。”

“拿出来，”她们催促着我，“看看吧。”就像她们让我吃曲奇饼的样子。

我快速翻着，直到最后一页。

“读一读吧，”她们说，“你会感兴趣的。你不是历史科总得高分吗？”

那年的春夏和初秋，费尔迈、莫里斯和格兰特里镇区都出现了大量建筑。在费尔迈，第五租界与河滨路的角上，建起了一座卫理公会派教堂，为这个地区不断聚集的大量人口服务。这就是人称的白砖教堂，不幸的是它只保留到1942年，毁于不明原因的火灾。车棚虽然是木头的，却幸存下来。街角对面，亚历克斯·海利先生建了一家综合商店，他开张两个月后死于中风，他儿子爱德华和托马斯继续经营店铺。第五租界下面还有一间铁匠铺，老板是欧·唐尼尔。这个街角叫海利角或教堂角。现在那个位置除了商店没有什么建筑，有一家人租来做生意且居住在里面。

我读着这些的时候，她们告诉我手稿将属于我，她们为此犹豫了很久。

“还有他的旧文件、报纸都归你，当我们—去世，或者之前，没必要等我们去世了—如果你准备接受的话。”

“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将来你能够完成它。”

“我们过去考虑给欧文，因为他是个男孩子—”

“不过你有写文章的天赋。”

这会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她们说，也许对我要求太高，但是她们想让我现在就把手稿带回家，保存好，偶尔读一读会更容易找到克雷格叔叔写作时的感觉。

“他有这种天赋。他可以把所有人和事都写进去，而读起来依然很通顺。”

“也许你可以模仿他的方式。”

她们在对某个相信作家唯一的职责就是创作出杰作的人说话。

我离开的时候，胳膊下笨拙地夹着盒子。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站在门口，庄重地目送我走远，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艘船，满载着她们的希望，正驶向地平线。到了家，我把盒子放在床下；我不准备和母亲讨论它。几天后我想到，那是个保存我写的几首诗和小说片段的好地方；我想把它们锁在别人找不到也不怕着火的地方。我抬起床垫，把它们拿出来。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把它们藏在那里，折起来夹在宽页的《呼啸山庄》里。

我不想让克雷格叔叔的手稿和我的文字放在一起。它如此死气沉沉，沉重而枯燥，一无用处，也许会把我的东西也染上死气，让它们失去活力，给我带来厄运。我把它拿到地下室，放在纸壳箱里。

去年春天我在诸伯利学习，准备期末考试。地下室被水淹了，进了三四英寸深的水。母亲叫我帮忙，我们下去打开了后门，把冰冷的、带着潮味的水，扫到外面的排水沟里。我发现了那个盒子和里面的手稿，我完全忘记了它的存在。它变成了一大叠浸水的纸了。

我没有察看损坏的情况，或者还能不能挽救。对我来说它从头到尾都是个错误。

我没有想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的感受。（现在格雷斯姑妈在诸伯利医院，因为尾骨骨折，正在恢复期，埃尔斯佩思姑妈每天去看她，坐在床边和护士们说—她们两个人都挺讨人喜欢的—“你相信有些人躺在床上被人服侍着还会做什么吗？”）但是我想起她们看着装在上了锁的盒子里的手稿离开她们房子的情形，还是感到懊悔，那种淡淡的懊悔；可另一面又带着残忍的纯粹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