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肯湾房子的名字写在招牌上—那是克雷格叔叔所为—挂在前面的阳台上，在红色徽章和英国国旗之间，看起来好像征募站或边境上的分界点。过去它曾经是邮电局，还有点儿官方和半公开的味道，因为克雷格叔叔是费里镇区的办事员，人们到他那儿领取结婚证或其他许可；镇议会在他的小房间或办公室开会，那里有档案柜，黑色皮沙发，大型的拉盖书桌，旗子，一张联邦创始者们的相片，另一张是国王、王后和小公主的相片，全部身着加冕礼的华丽服饰。还有一张镶在镜框里的原木屋的相片，它曾经就坐落在这间宽敞漂亮的砖房的位置上。这张照片仿佛是另一个国度，一切都比这里要低矮得多，泥泞而暗淡。污浊的灌木丛、大量长有黑斑的常青树围绕着建筑，房子前面的路是原木铺成的。

“就是人们所说的木排路。”克雷格叔叔告诉我。

几个只穿着衬衫的男人，留着八字胡，面目狰狞却不知怎么透露出些许无助，他们围着一匹马和马车站着。我问克雷格叔叔他在不在上面，这可真是个错误。

“我还以为你识字呢。”他说，指着潦草地写在马车轮下的日期：1860年6月10日。“我父亲那时还是个孩子呢。他在那儿，就在马头后面。他到1875年才结婚。我1882年才出生。你明白了吧？”

他对我很不满意，不是出于对自己年龄的虚荣心，而是因为我对时间和历史的错误认识。“我出生时，”他继续严肃地说，“相片上所有的灌木都消失了。那条路也没有了。换成了碎石路。”

他一只眼睛瞎了，动过手术，可还是看不清，有暗影；那眼皮可怕地低垂着。他体形臃肿，脸方方的，皮肉松弛。还有一张相片不在他房间里，而是在大厅对面的前屋，照片里，他伸展着身体卧在地毯上，后面坐着苍老的父母—一个丰满自足的金发少年，头枕在胳膊肘上。格雷斯姑妈和埃尔斯佩思姑妈是他的两个妹妹，她们刘海卷曲，穿着水手裙，分别坐在他头脚两侧的厚垫子上。我祖父，也就是父亲的父亲，站在克雷格父母的椅子后，他死于1918年的流感；一边是莫伊拉姑妈（那时还很苗条呢！），她住在波特菲尔德，另一边是海伦姑妈，她嫁了个鳏夫，他们周游世界，现在在英属哥伦比亚过着富裕的生活。“看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擦拭相片上的灰尘时，经常说：“他看起来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喔，就像一只舔光了所有奶油的猫！”她们说话的语气仿佛他还是那个小男孩，躺在那里，悠闲而傲慢，是她们纵容和取笑的对象。

克雷格叔叔爱发布新闻；有些我感兴趣，有些不。我想听听詹肯湾这个名字的来历，它是以一个被树砸死的年轻人命名的，就在路的上坡不远处；那时他来这里还不到一个月。克雷格叔叔的祖父，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在这里盖了房子，开了邮电局，创建了他希望并相信将来会很重要的镇，并以这个年轻人的名字为之命名。这样一个年轻人，一个单身汉，有什么好纪念的？

“他在哪儿死的？”

“就在上面，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

“我可以去看看是哪里吗？”

“没有标记。人们一般不为这样的地方做什么标记。”

克雷格叔叔不赞成地看着我，他不会为好奇所动。他总是认为我爱突发奇想，而且很愚蠢，我不怎么在意；他的判断中含有某种宽泛的非个人的东西，让我感到释然。我的不满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和贬损，虽然他会指出来。这一点是令他失望和令别人失望之间最不同的地方，比如令我母亲甚至姑妈们失望。男性的自我中心感能让他和人们平静相处。

他告诉我的另一部分新闻和瓦瓦那什郡的政治历史有关，家庭的忠诚，人们的关系，选举中发生的事情。他是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真正相信公共事件和政治的人，而且对自己本身是这些事件的一部分相当笃定。虽然我父母总是听新闻广播，无论所听到的让他们灰心还是欣慰（多数是气馁，因为那是战争初期），我觉得，对我和对他们一样，世界发生的一切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不真实且充满了灾难和不幸。克雷格叔叔不这样畏缩。在他自己处理的镇区事务—通常都是很麻烦的事务—和总理在渥太华处理的国家大事之间，他能看到简单的联系。他对战争持乐观态度，认为那是终将自我耗尽的普通政治生活中的一次大爆发；他实际上更感兴趣的是战争会对选举有怎样的影响，征兵问题会在何种方面对自由党有利，而不关心战争本身。尽管他是爱国的，他还是挂出了旗帜，他出卖胜利公债。

不为镇区工作时，他埋头做两个项目—整理瓦瓦那什郡历史和我们1670年在爱尔兰开始的家谱。我们家族没有人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和爱尔兰新教徒结婚，生养了很多孩子。有一些没有结婚。有的孩子夭折了。家族里有四个人死于一场火灾。有一个人的两个妻子都是死于难产。一个人娶了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到加拿大之后，继续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多数和苏格兰新教徒结婚。对克雷格叔叔来说，有必要查到这些人的名字，血缘关系，出生、结婚和死亡三个重要的日期—如果没有结婚的话，就是出生和死亡两个日期。要完成这些，他通常要花费很大气力，还有惊人数量的世界范围的通信（他没有忘记家族中移民去澳大利亚的分支），并且用他自己大方而仔细的字体记录在这里。他没有向任何人问过，家族中有没有人做过比娶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女人的信仰用红笔在名字下标注出来）更有趣的事情；的确，如果有人做过的话，那就会颠覆他所有的记录。重要的不是个人的名字，是整个牢固而错综复杂的生命结构，它支撑着我们的过去。

这和本郡的历史一样，它的创建，稳定，发展，直至进入现在缓慢的下降趋势，只有一些小灾小难发生—杜伯敦的火灾，瓦瓦那什河的定期泛滥，某些寒冷的冬季，几起并不神秘的谋杀。郡里只出现了三位著名的人物—一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考古学家，他在乔治亚湾发掘印第安村落，写了一部相关的书；一位女士，她的诗歌在加拿大和美国各地的报刊上发表。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日常生活。克雷格叔叔的档案和抽屉堆满了剪报、信件，里面包括天气的描述、一匹跑掉的马的记录、出席葬礼者的名单，那是大量累积的最为平凡的事实，他要把它们按顺序整理好。一切都要进入他的历史，他要让它成为瓦瓦那什的整个历史。他不会遗漏任何事情，所以在他去世时才整理到1909年。

当我多年后读到《战争与和平》里有关娜塔莎的部分，我就想到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尽管娜塔莎不理解，她还是认为她丈夫的抽象的智力追求非常重要。不论克雷格叔叔是否真的有抽象的智力追求，或者他是否一整天在把鸡毛分类，都没有差别，她们愿意相信他所做的事情。他有一台古老的黑色打字机，键盘带有金属边，所有长的黑色键盘座都露在外面；当他开始缓慢、大声、犹豫但是很有权威性地打字时，她们都压低了声音讲话，如果锅发出撞击声，她们会对彼此作出可笑的责备的表情。克雷格在工作！她们不许我到阳台上去，以免我会走到他窗前干扰了他。她们重视男人的工作胜过一切，她们也嘲笑它。这很奇怪。她们一边绝对相信它的重要，同时又做出判断，认为从某一点来看，它是琐碎和无足轻重的。她们从来不会管闲事；男人和女人的工作界限分明，任何超越，任何想要超越的意图，都会遭到轻轻的、惊异的、令人后悔的高傲的嘲笑。

阳台是她们下午坐下来休息的地方，整个一上午，她们都在忙着擦地板，锄黄瓜地，挖马铃薯，摘黄豆和西红柿，装罐，腌制，洗衣服，上浆，喷洒，熨烫，打蜡，烘烤等工作。她们也不是在那儿闲坐着，而是膝盖上堆满活计—给浆果去籽、豆子剥壳、苹果削核。在她们的手中，古老暗淡的木柄削皮刀，以蓄意报复的速度神奇地挥舞着。每小时有两三辆坐满城里人的车经过，通常都会放慢速度招手。格雷斯姑妈或埃尔斯佩思姑妈会以热情的乡下方式叫着：“一路烟尘，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吧。”车上的人会回应：“有时间一定！什么时候来看我们呀？”

埃尔斯佩思姑妈或格雷斯姑妈爱讲故事。似乎她们不是在对我讲，逗我开心，而是反正要讲，为了自娱自乐，即使在她们独自待着的时候。

“哦，父亲雇的那个人，记得吗？那个外国人，他脾气真是操蛋，请原谅我的用词。他是干什么的，格雷斯，他不是德国人吗？”

“他是奥地利人。他一路过来找工作，父亲就雇了他。母亲一直害怕他，她不信任外国人。”

“啊，难怪。”

“她让他在谷仓里睡觉。”

“他总是用奥地利语大叫，骂人，还记得我们从他的白菜上跳过去吗？一大堆外国骂人的话，能让你的血液凝固。”

“等我下定决心我得告诉他。”

“那次他烧什么来着，在果园那边点燃了一堆树枝—”

“黄褐天幕毛虫。”

“对了，他在烧毛毛虫，你穿上克雷格的外罩和衬衫，里面塞上枕头，把头发塞进父亲的毡帽里。把手和脸涂黑，看起来像个黑—”

“我拿了屠刀，我们现在还用的那把长长的吓人的屠刀—”

“然后蹑手蹑脚爬进果园，躲在树后，我和克雷格一直从楼上的窗子看着。”

“母亲和父亲应该没有在。”

“没有，没有，他们进城了！他们坐马车去诸伯利啦！”

“我离他还有五码远，从树干后溜出来—哦，上帝呀，他不是大叫起来了嘛！他呼喊着，点亮了谷仓的灯。他是个懦夫，彻头彻尾的懦夫！”

“然后你进到房子里，脱掉衣服，擦洗干净，在父母从镇上回来之前。我们都围坐在晚餐桌子旁，等待他。我们都暗自希望他跑掉了。”

“不是我。我没有。我想看看他的反应。”

“他走进来，脸色苍白，像撒旦一样阴沉沮丧地坐下，什么也没说。我们期待他至少提一下，我们这里出现了一个疯狂的黑流浪者。可他一直没提。”

“不想泄露自己是多么懦弱！”

她们乐得水果都从膝盖上滚落了。

“并不总是我，我可不是唯一想恶作剧的！我们出去跳舞时，是你想出把锡杯绑在前门的！咱们可别忘了那事儿。”

“你和梅特兰·克尔。（可怜的梅特兰，他已经去世了。）你们去杰里科的舞会—”

“杰里科！是石头学校的舞会！”

“好吧，不管是哪里，你带他进到前厅说晚安，哎，你偷偷把他带进来，悄悄的像两只小羊—”

“接着他们下来了—”

“听起来像雪崩袭来。父亲从床上跳起来，抄起猎枪。你记得他们房间里的那把吗，总是放在门后的？真是一片混乱！我藏在被子下，用枕头堵住嘴，这样才不会有人听见我笑出声来！”

她们现在也没有停止恶作剧。格雷斯姑妈和我进了埃尔斯佩思姑妈的卧室，她正在午睡，仰面躺在床上，鼾声如雷。我们小心翼翼地掀起被子，把她的脚用红丝带绑在一起。还有，一个星期天下午，克雷格叔叔在办公室的皮沙发上睡着了，我被派去叫醒他，报告外面有一对年轻人来申请结婚证。他气急败坏地起来，到后面厨房的水槽洗漱了一番，沾水梳理了头发，打上领带，穿上马甲和夹克—为人办理结婚手续，他从来都是穿戴整齐的—来到前门。有一个老太太穿着长格子裙，头上围着围巾，躬着身子，靠在拐杖上，老头也是弯着腰，穿着闪亮的西装，戴着旧式浅顶软呢帽。克雷格叔叔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疑惑地问：“哦，你们好—”然后突然大笑起来，“埃尔斯佩思！格雷斯！你们这两个女魔鬼！”

挤奶的时候，她们用方巾系住头发，发梢像小翅膀一样扑动着，还穿上各种破烂的打补丁的衣服，沿着奶牛的路径走，在路上什么地方捡起一根棍子。母牛脖子上系着重重的铃铛，发出叮当声。一次，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我跟随着零星懒散的铃声来到树林的边缘，看到一只鹿静静站在树桩和浓密的蕨类植物中间。埃尔斯佩思姑妈没说话，伸出棍子像君主一般命令我不要动，我们望了好一会儿它才看见我们，跃起身来，好像在空中划了半个圆圈，就和跳舞的人一样，然后跳开了，翘着尾部，隐入深深的灌木丛。那是一个炎热而安静的傍晚，一道道阳光停在树干上，像杏子皮一般金黄，埃尔斯佩思姑妈说：“哎，我们小时候，上学路上常看到很多鹿。可是现在没有了。我已经不知多少年没见过一只了。”

在牛棚里，她们给我示范怎么挤奶，那可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她们轮流将奶喷进一只谷仓猫的嘴里，它在几英尺外用后腿立着。那是只脏兮兮带条纹的公猫，唤作罗伯。克雷格叔叔也过来，还穿着浆过的衬衫，袖子挽起，闪光的背心口袋里插着钢笔和铅笔。他控制奶油分离器。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挤奶时喜欢唱歌。她们唱：“在圣路易斯等我，在集市等我！”“我有六便士，响当当的六便士”，还有“她来的时候会绕过山路—”她们会同时唱不同的歌，每个人都想压过对方，并且抱怨：“不知道那个女人怎么会认为自己会唱歌！”挤奶的时间她们变得大胆而喜气洋洋。格雷斯姑妈害怕进储藏室，因为可能有老鼠，她跑过畜棚场，抽打长角的大奶牛屁股，把它们赶出大门，回到草地上。埃尔斯佩思姑妈抬起奶油罐，动作轻松有力，几乎有种轻蔑的意味，就像个小伙子似的。

可是同样的两个人在我母亲的房子里就变得沉闷了，老是绷着脸，狡猾，老气横秋，又爱攻击别人。母亲听不到时，她们喜欢对我说：“你就用那把梳子梳头吗？我们以为是给狗用的呢！”要不就说：“你们就是用那个来擦盘子的吗？”她们会弯腰察看锅盘，不停地刮，刮下自从上次她们来访后积聚的最后一片黑渣。无论母亲说什么，她们都报以足够使人晕倒的微笑；她的直截了当，蛮横粗暴，让她们一时间不知所措，只好快速而无望地对她眨眨眼，好像面对一道残忍的强光。

她说的最善意的话是最没有道理的。埃尔斯佩思姑妈能够凭听觉记忆弹钢琴；她会坐下来弹她知道的几首曲子—《我的美人在海上》和《去小岛的路》。母亲主动教她识谱。

“那样你就可以弹出真正动听的曲子了。”

埃尔斯佩思姑妈拒绝了，她微妙地、不自然地笑着，好像有人主动要教她打台球似的。她到外面找到一块荒了的花圃，跪在地上，在午后的烈日下，薅杂草。“那块花圃我再也不关心了，我已经放弃了。”母亲轻描淡写地，从厨房的门里大声说，带着警告的语气。“除了那种单调的虎耳草，花圃中啥都没有种，不管怎样，我要尽快拔掉它们！”埃尔斯佩思姑妈继续锄草，像没听见一样。母亲一脸恼怒，最后放弃了话题，她实际上已经坐在了帆布椅子上，向后靠着，闭着眼睛，什么都不做，只是愤怒地微笑了大约十分钟。母亲惯于单刀直入，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则擅长迂回，撤退，消失，然后又重新出现，悄然无声，牢不可破。她把她们像蜘蛛网一样推出她的视线；我很清楚。

回到詹肯湾的家—我和她们度过了漫长的暑假—她们精神饱满，膨胀得好像被浸泡在水里似的。我可以看到发生的变化。我也以些许叛逆的痛苦告别了我母亲的世界里那些严肃的、持怀疑态度的问题，无休止但显然不受重视的家务，捣碎的马铃薯里的硬块，令人不安的想法，代之以她们的工作和玩乐、安慰和秩序、错综复杂难以理解的礼节。在她们家里，要学习一整套的语言。那里的交谈有许多层次，什么事情都不能直接说，每一个玩笑都可能是绵里藏针。母亲的不赞成是不容分辨的，像阴沉的天气；她们的不赞成则像细小剃刀的割伤，令人困惑地夹杂在善意中间。她们有爱尔兰人那种用顺从和尊重装饰嘲弄本质的天赋。

邻近农场上有一家人的女儿嫁给了城里的一位律师，他们家为此感到很骄傲。他们带他过来，介绍给大家。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刚烤完面包，擦洗了银器，为这次拜访专门拿出了手绘的盘子和珍珠手柄的小刀。她们给他吃蛋糕、奶油脆饼、果仁面包和水果馅饼。他是个贪吃的年轻人，或者只是不知所措，只好用吃东西来缓解紧张情绪。他拿起整个蛋糕塞进嘴里，蛋糕被弄碎了，糖衣沾在胡子上。晚饭时格雷斯姑妈什么都没说，就模仿他吃东西的样子，不断地夸张着，发出狼吞虎咽的咯咯声，形象地从盘子里抓着食物。“哦，律师啊！”埃尔斯佩思姑妈优雅地叫着，从桌子对面倾身问道：“你一直—对乡下生活—感兴趣吗？”在她们对他展现的绝妙礼节后面，我感觉有些毛骨悚然—那是一种警告。他不是自以为了不起吗！那是她们轻轻说出的最后的谴责。他自视高人一等。他们不是自命不凡吗！虚荣和做作真是无处不在。

她们反对的不是能力。她们在自己家里，在我们家里，认可能力。但是应该把它或多或少隐藏起来。她们对野心抱有警觉，因为有野心就得经受失败，有让自己受愚弄的风险。最糟糕的事，我推断，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被人们嘲笑。

“你叔叔克雷格，”埃尔斯佩思姑妈对我说，“你叔叔克雷格在瓦瓦那什是最精明的，是最受爱戴和尊重的人之一。他可以竞选立法会，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进内阁。”

“他没有当选吗？克雷格叔叔？”

“别傻了，他从来没有参加竞选。他不想出名。他不喜欢。”

这就是在我看来十分神秘和新奇的暗示：选择无为，到最后会证明比有为更明智和自重。她们喜欢拒绝选择的人们，拒绝婚姻、职位、机会和金钱。我的表姐，露丝·迈克奎恩，住在杜伯敦，获得了读大学的奖学金，因为她非常聪明，但是她在考虑之后还是拒绝了。她决定待在家里。

“她宁愿不。”

为什么这样做就值得羡慕？就像某种音乐或颜色的微妙和谐，消极之美是我无法欣赏的。但是和母亲一样，我还没准备好否定它们。

“害怕把头伸出洞口。”母亲对露丝·迈克奎恩如此评价。

莫伊拉姑妈嫁给了鲍博·奥利芬特姑父，他们住在波特菲尔德，有一个女儿叫玛丽·艾格尼丝，是他们婚后很久才生的。夏天，莫伊拉姑妈偶尔会开三十英里的车来詹肯湾，带玛丽·艾格尼丝来待一个下午。莫伊拉姑妈会开车。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认为她很勇敢（母亲也在学开车，她们却认为这是轻率鲁莽，没有必要）。她们会看着她那辆老式方顶车过了桥，从河那边开过来，出去迎接她，鼓励、羡慕、欢迎地叫着，仿佛她刚刚穿越了撒哈拉沙漠，而不是经过炎热、烟尘滚滚的路，从波特菲尔德而来。

她们对世上其他人的那种客套后面隐藏的机智的恶意，在她们兄弟姐妹间的彼此关注中是完全不存在的。他们对彼此只有温柔和自豪。对玛丽·艾格尼丝也是。我禁不住想，她们喜欢她胜过我。我也受欢迎和喜爱，但是，会受到其他因素和我的一半遗传的影响—我的教养中有异教成分，永远不可能纠正。对我来说，玛丽·艾格尼丝得到的是更纯粹、欢快、信任的感情。

在詹肯湾，从来没有人提到任何与玛丽·艾格尼丝有关的事。事实上，这也没什么要紧的，她几乎和其他人一样。除了你无法想象她一个人进商店买东西，独自去任何地方。她总是和她母亲一起。她不是白痴，不像弗莱兹街的弗兰克·霍尔和艾伦·布罗克斯，她当然没有傻到会被允许整天免费玩金斯门集市的旋转木马，即使莫伊拉姑妈让她这样，她自己也不会答应。她的皮肤是土色的，好像蒙着一层薄薄的彩色玻璃或浅色油纸。

“她缺氧，”母亲带着某种满足的意味解释说，“她出生时缺氧。去医院的路上，鲍博·奥利芬特姑父抬着莫伊拉姑妈的腿，因为医生告诉过他们，她可能会大出血。”

我不想再听了。首先，我厌恶这话里面的暗示，亦即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可能理解迟钝，就是因为缺乏像氧气这样可命名、可测量的普通的东西。“产道”这个词让我联想起一条笔直的血河。我想象着当莫伊拉姑妈呻吟着努力生产的时候，鲍博·奥利芬特姑父抬着她沉重的布满血管的大腿的样子。之后每次见到他我总会想起。我们每每会看到他在自己家里，坐在收音机旁，抽着烟斗，听《波士顿黑人》或《警察巡逻》节目，伴着轮胎尖利的声音和枪弹爆裂声，严肃地点着坚果一样的秃头。他抬着莫伊拉姑妈的大腿时也抽着烟斗吗，她乱动乱叫时他也会认真地表示同意吗，就像他对待波士顿的黑人暴乱一样？

也许因为这个故事的缘故，对我来说，莫伊拉姑妈散发出的阴沉气息，带有一种妇产科的气味，像她腿上有绒毛的涂了橡胶液的绷带一样。我现在知道她受过很多病痛的折磨：静脉曲张、痔疮、子宫下垂、卵巢囊肿、发炎、流产、肿块和不同地方有结石，作为女性生活灾难的幸存者，她要沉重而小心地移动，她身上有很多故事可讲。她坐在阳台的柳条摇椅上，尽管天气很热，仍然穿着庄重的多层的裙子，色彩暗淡，点缀着颤抖的珠子，一顶大帽子好像穆斯林的头巾，土色的长筒袜，有时会翻卷下来，让绷带“透口气”。至于婚姻，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你把她和她的两个妹妹相比，她们能很迅速地跳起身，散发出清新健康的气息，偶尔还不以为然地提到她们腰身的尺寸。而莫伊拉姑妈，甚至站起坐下，在摇椅上动一动，都会埋怨地嘟囔着，不知不觉，自然流畅，就像打嗝或放屁一样。

她讲波特菲尔德的事。那儿不像诸伯利这么干燥，主街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啤酒屋，每家旅馆里也都有啤酒屋。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街上会发生恐怖的打架斗殴事件。莫伊拉姑妈的房子离主街只有半个街区远，靠近人行道。从发黑的前窗，她看见男人们像野人一样叫喊，一辆车翻了，撞到电话线杆上，压碎的方向盘插进了司机的心脏；她看见两个男人拖着一个喝醉酒的站都站不起来的女孩，她在街上撒尿，撒在衣服里。她把粉刷的栅栏上醉鬼的呕吐物擦洗掉。所有这些都在她意料之中。不仅是星期六的醉鬼，杂货商、邻居和投递报纸的男孩，都会骗人，粗鲁，作奸犯科。莫伊拉姑妈悠闲地讲着这些故事，她的声音能弥漫上一整天，弥漫在院子里，像黑色的油脂，埃尔斯佩思姑妈和格雷斯姑妈会同情地看着她。

“哎呀，不行，那可不能容忍！”

“我们在这里不知有多幸运。”

接着她们会跑进跑出，取来成杯的茶，成杯的柠檬汁，新涂了黄油的发酵粉饼干，玛撒·华盛顿蛋糕，加了葡萄干的糕饼，还有沾椰粉的小水果蜜饯，可供小口细品的美味。

玛丽·艾格尼丝坐在那里听着，微笑着。她对我微笑。这并不是毫无狡诈的笑，而是一个专横跋扈，甚至有点儿手腕的人教给小孩子的社交礼仪，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恐惧和习惯而学会的那种微笑。她戴着眼镜，黑发剪短，绑成一束，细细的橄榄色脖子上有皮刺。莫伊拉姑妈把她打扮得像个高中生，尽管她从来没有念过高中，腰身宽松的格子花呢褶裙，仔细洗好的过大的长袖白色上衣。她没有化妆，没有涂粉盖住嘴角柔和的黑色汗毛。她以苛刻的、恃强凌弱的语气对我说话，并不仅仅是嘲讽，而是在模仿嘲讽，模仿她听过的某些苛刻快活的人的腔调，也许是店员和小孩子说话的口气。

“你那是干什么呢？”她走过来，发现我在透过前门附近的彩色玻璃窗格张望。她把眼睛凑到红色的玻璃前面。

“院子着火了！”她嘲笑地对我说，好像是我说了刚才的话。

其他时候，她会藏在黑暗的厅里，跳出来从后面抓住我，用手捂住我的眼睛。“猜猜是谁，是谁呀！”她会捏我，掐我，搔我的胳肢窝，直到我尖叫起来。她的手又热又干，她的拥抱很热烈。我极力挣脱，但是不能像我在学校骂别人那样骂她、朝她吐口水或拽她的头发，因为她的年龄—她名义上是个大人—还有她受保护的地位。所以，我认为她是一个恃强凌弱之人而且明说我恨她—但不是在詹肯湾。同时，我好奇且并非完全反感地发现，在某些对我无足轻重的人看来，在某种我甚至不能理解的程度上，我会是这么重要。她会把我摁倒在客厅地毯上，残忍地踢我的肚子，好像我是一条狗。每一次，战胜我的，不仅是她大到无法预料的力气和不公平的骗局，还有惊愕；我的惊愕一定就像被抓住和绑架的人那样，意识到在绑架者的奇怪世界里，他们有一种价值，完全和他们对自己的了解无关。

我也知道发生在玛丽·艾格尼丝身上的事情。是母亲告诉我的。多年前，她在波特菲尔德的房子前院，当时莫伊拉姑妈正在地下室洗衣服，来了几个男孩子，有五个人，劝她和他们走一走。他们把她带到露天市场，剥光她的衣服，让她躺在冰冷的泥地上，她因此患了支气管炎，几乎死掉。因而，她甚至在夏天也总要穿着保暖内衣。

我能想象这种侮辱—母亲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想警告我，如果和男孩子出去，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被脱光衣服，一丝不挂。想到自己要被迫光着身子，赤裸裸，就像羞耻刺进了我的肚子深处。每次想到为了预防天花，医生拉下我的裤子，用针戳我的屁股，我都会愤怒得发狂，难以忍受，简直觉得是羞辱。我想到玛丽·艾格尼丝的身体，一丝不挂地躺在露天市场，冰冷刺痛的屁股突出着—在我看来，那是人身上最可耻最无助的部分—我还想，如果那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样曝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我一定是活不下去的。

“黛尔，你应该和玛丽·艾格尼丝去散散步。”

“你们去谷仓转转，看能否找到罗伯。”

我顺从地站起来，绕过阳台的角落，用棍子敲打着格子架，狂怒而沮丧。我不想和她一起出去。我想留下来吃东西，听有关波特菲尔德的故事，那个邪恶阴沉的城市，充满不可信任的为非作歹之人。我听见玛丽·艾格尼丝脚步平稳轻快地跟了过来。

“玛丽·艾格尼丝，别让太阳晒着。别到河里去蹚水，你随时会感冒的。”

我们走下路堤，沿河岸而行。干燥的留茬地，开裂的河床，白色的土路，到处都同样炎热，瓦瓦那什河成了清凉的水槽。细柳树的阴影，像筛子一样过滤着阳光。沿岸的泥干了，但还没有干成泥土；就像蛋糕上的糖霜，恰到好处地形成一层硬壳，但下面还是潮湿清凉，走在上面感觉不错。我脱下鞋子，光着脚走。玛丽·艾格尼丝大声呵斥：“我会告发你的！”

“喜欢告就告吧。”我暗自骂她是讨厌鬼。

牛群来过河里，在泥浆上留下了蹄印，也留下一堆堆牛粪，圆圆的，干燥后像人造品，像手工的陶土盖子。河两边都有荷叶舒展，偶尔会有黄色的荷花，颜色很淡，很安静，让人很想去摘。我把衣服塞到裤子里，蹚过缠脚的根须，黑泥从我的脚趾缝里渗出来，让水变得污浊，让叶子和花瓣淤满泥水。

“你会淹死的，你会淹死的。”玛丽·艾格尼丝大声叫喊着，又兴奋又恼怒，虽然水还没有没过我的膝盖。拿到岸上的花看起来有些粗糙，又脏又臭，并且立刻开始枯死。我继续走，不再理会它们，把花瓣在手中攥碎。

我们发现一只死牛躺在那里，后腿浸在水里。黑苍蝇聚集在它棕白相间的皮肤上，爬动着，阳光照射到它们的时候，会一闪一闪的，像珠饰的刺绣。

我拾起一根棍子，敲打死牛。苍蝇轰地一下子飞起，盘旋着，又落下。我看出牛皮上是一幅地图，棕色是海洋，白色是漂浮的陆地。我用棍子描画它们奇异的形状、弯曲的海岸，试图让棍子尖保持在白色和棕色的临界线上。然后我把棍子指向脖子，沿着一条拉紧的肌肉移动—牛是伸着脖子死的，好像想要接近水，但是它躺倒的方向正好相反—我敲打着它的脸，碰到脸，我有些畏缩。我不敢看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大睁着，乌黑，光滑，一无所见地凸出着，有丝绸般暗红的光泽，反射着阳光。仿佛一只橙子塞在黑色长筒丝袜里。苍蝇在一个角落筑巢，优美地聚集成彩虹色的胸针。我很想用棍子去戳它的眼睛，看看它会不会崩裂，会不会颤抖着像果冻一样破碎，表明它从里到外都是一种东西，或者表面会不会裂开，露出腐烂的一团，顺着它的脸流淌下来。我的棍子一路围绕眼睛转着，但最终我抽回了手—我做不到，我不能戳它的眼睛。

玛丽·艾格尼丝没有靠近。“别碰它，”她警告说，“那头死老牛。好脏啊。你会弄脏自己的。”

“那—头—老牛，”我说，夸张地拉着长音，“那—头—老牛，那—头—老牛。”

“快点儿上来。”玛丽·艾格尼丝命令着我，但我想她自己是不敢再靠近的。

因为死掉了，它吸引人去侮辱它。我想戳它，踩踏它，蹂躏它，在它身上撒尿，或者任何能惩罚它的做法。痛打它，锤裂它，对它吐口水，撕烂它，把它扔到一边儿去！但是，它还是有力量的，躺在那里，背上奇异的地图闪着光，还有变形的脖子，光滑的眼睛。我从来没有对着一头活牛像现在这样思考：为什么这儿会有一头牛？为什么白色的斑点会是那样的形状，不会再有任何牛或动物拥有完全同样的形状？描着一个大陆的轮廓，把棍子深入，让线条更分明一些，我注意看着它的形状，就像有时候在真正的地图上注视真的大陆或岛屿一样，仿佛形状本身有语言无法表达的意义，我能够参透它，如果我足够努力，如果我有更多时间。

“我料你不敢摸它，”我对玛丽·艾格尼丝说，“你不敢摸死了的牛。”

她慢慢走过来，令我吃惊地俯下身，对着那眼睛咕哝着什么，好像知道我一直对它很好奇，然后她用手—她用自己的手掌—盖住了死牛的眼睛。她的动作十分严肃，有些犹豫，但是带着一种温柔的镇定，完全不像她平时的样子。不过她很快站了起来，把手举到面前，手掌对着我，手指分开，这样它看起来很大，比她整个脸还大，很黑。她在嘲笑我。

“现在你会害怕让我抓到你了。”她说，我只好尽量装作傲慢地从她身边走开。

那时，经常是除了我，没有谁真正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人们会说“可怜的玛丽·艾格尼丝”或者这类含义的话，用压低的语调、柔和的保护性的声音，仿佛她没有秘密，没有她自己的空间，而这不是真的。

“你叔叔克雷格昨天夜里死了。”

母亲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是小心翼翼的。

我正在吃我最爱吃的秘密早餐—膨化麦饼沾红糖蜜—坐在门口的水泥板上，享受着早上的阳光。我从詹肯湾回来两天了，当她说到克雷格叔叔，我的想象中闪现出他站在门口，穿着马甲和衬衣，亲切地，也许不耐烦地，挥手和我告别的样子。

现实的网令我迷惑。他死了。听起来好像是他自愿做的、自己选择的一件事。仿佛他说：“现在我要死了。”仿佛情况还不是这么不可挽回的。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更改的了。

“在蓝河的橙色厅，他当时在打纸牌。”

纸牌桌，明亮的橙色厅。（虽然我知道应该是橙色党员厅，它的名字和颜色无关，就像蓝河并不意味着河水是蓝的一样。）克雷格叔叔在发牌，他垂着沉重眼睑的认真的样子。他穿着背面是锦缎的马甲，钢笔和铅笔夹在口袋里。可是现在呢？

“他心脏病发作。”

心脏病突发。听起来像是爆炸，像放烟花，光柱朝四面八方迸射，射出一颗小光球—克雷格叔叔的心脏，或者他的灵魂—射进高空，翻滚着消失。他有没有跳起来，伸展着胳膊，呻吟？要多久，他才能闭上眼睛，知道发生了什么？母亲平时的信心似乎蒙上了乌云，我对细节的冷酷胃口激怒了她。我跟着她在房子里转，皱着眉，坚持着，重复着我的问题，我想要知道。没有什么能够保护我，除非让我明白。我想要板上钉钉一样确定的死亡的事实，不是悬浮不定，无知而又强大，等待从任何地方渗入的死亡。

但是葬礼那天情况改变了。母亲重新恢复了自信，我也安静下来。我不想再听到任何有关克雷格叔叔或者死亡的事。母亲把我的深色格子呢连衣裙从樟脑球箱子里拿出来，刷好，晾在绳子上。

“夏天没问题，轻毛料比纯棉的凉快。不管怎么说，这是你唯一深颜色的衣服。我没关系。是我的话，你穿红色的都不要紧。如果他们真的信仰基督，应该都穿红色。要跳舞庆祝—毕竟，他们整个一生吟唱祷告就是想要离开这个世界去天堂。是的。但是我了解你的姑妈们，她们希望看到深颜色的传统衣服，从头到脚！”

听到我不想去时她并没感到吃惊。

“谁都不想去，”她坦白地说，“从来没有人想去参加葬礼。不过，必须要去。有时你要学习面对一些事情。”

我不喜欢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她的敏捷和热心让人感觉虚伪和庸俗。我不信任她。当人们告诉你有时候你要去面对，当他们催促你面对摆在你面前的痛苦、猥亵、讨厌的事实时，在这接近背叛的边缘，他们的声音里总是掩饰不住那种冷酷的庆幸意味，以及对伤害你的贪婪渴望。是的，父母亲也是这样；父母亲尤其是这样。

“死亡是什么？”母亲继续带着不祥的欢快说，“死了是什么意思？”

“那么，首先，人是什么？大部分是水，只是一般的水。人身上没有什么特别的。碳，最简单的元素。他们是怎么说的？值九十八美分？就是这样。不过它的构成方式很奇特。构成的方式，心脏和肺，还有肝、胰腺、胃、大脑。所有这些东西，它们叫什么？元素的化合！把它们化合在一起—化合物的化合—你就得到了人！我们把它叫作克雷格叔叔，或者你父亲或者我。可就是这些化合物，这些构成成分，暂时以一种奇异的方式运作。然后，某个零件磨损了，坏掉了。克雷格叔叔的情况是心脏出了毛病。所以我们说他死了，人死了，但这只是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是人类的方式。如果不是站在人类的角度，如果我们考虑的是自然界，自然的一切都生生不息，一部分坏死—不是死，而是改变，我想说的是改变，变成别的，所有组成人的元素改变，再次回归自然，在鸟类、动物和花草身上一再重现—克雷格叔叔不一定是克雷格叔叔！他可能是一种花！”

“我会晕车的，”我说，“我会呕吐。”

“你不会的。”母亲穿着连身衬裙，在往露出的胳膊上涂古龙香水。她把藏青色绉纱裙套过头顶。“过来帮我拉上拉链。这么热的天穿这种裙子。我能闻到上面的清洁剂味儿，天热时味道更浓。让我告诉你我几星期前读的一篇文章。它和我现在所说的状况太吻合了。”

她走进自己的房间，拿了帽子，在我的小衣柜镜前戴上，匆匆把前面的头发塞进帽子，后面留了一些。那是一顶战争期间流行的颜色讨厌的碉堡帽—空军蓝。

“人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她接着说，“当一个人死掉—像我们说的—只是一个或若干部分磨损了，某些其他部分可能还会运作三四十年。比如克雷格叔叔—他的肾也许非常健康，可以给一个患了肾病的年轻人用。这篇文章说—将来这些部分会被利用起来！应该是这样。下楼吧。”

我跟着她下楼到厨房。她开始对着洗手盆上挂着的黑乎乎的镜子涂胭脂，不知道为什么她把化妆盒放在那里，在洗手盆上方油腻的架子上，和又黑又旧的药瓶、剃须刀片、牙粉还有凡士林一起，堆在一堆东西上面。

“移植它们！比如眼睛。已经可以移植眼睛了，不是全部而是角膜，我想是这样。那只是开始。将来一定能移植心脏、肺和身体所需要的所有器官。甚至大脑—我想，能移植大脑吗？那样所有这些部分都不会死，它们会作为别人的一部分活下去，另一个化合物的组成部分。那样你就不能恰当地谈论死亡了。‘活体继承者’，这就是那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可能都是其他身体的继承者，也都是捐赠者。我们现在知道了，死亡将被彻底摆脱！”

父亲已经下楼来，穿着黑西装。

“你打算在葬礼上和他们讨论这些想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