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你之手，吻你的脸……

想象一下吧，我在老爸面前背诗。

她是怎么想的，我无从知道。她闭上了眼睛。

我以为我会害怕死亡，因为我妈就是这样死的，难产。但是，一旦我抵达了那个高峰，我就发现，其实死与生，就像最喜欢什么电影一样，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概念。我撑到了极限，觉得绝无可能撼动仿佛是枚巨蛋，或者一颗失火行星的那东西，它根本不像个婴儿。它卡住了，我也一样，卡在一段永无止境的时空中—我根本没可能挣脱，所有反抗都被击溃。

“现在，我要你帮忙了，”老爸说，“我要你帮把手。取盆来。”

我捧起看到巴里夫人捧过的盆。我举着它，等他用一种有点像精巧的厨房刀具似的东西刮女孩的子宫。（我不是说真是厨房刀具，不过我觉得它看起来挺家常的。）

因为又红又肿，哪怕消瘦的年轻女孩的下体也可能变得肥大多肉。生产之后，产妇病房里，女人们随意地，甚至示威般地躺着，毫不掩饰她们灼痛的切口或撕裂，她们缝了黑线的伤口、受损的膜瓣和臃肿松弛的腰腿。真够壮观的。

现在子宫里扑通扑通地涌出酒色凝结物和血水，里面包含了胎儿。就像麦片盒子里的小玩具，或者爆米花里的小奖品。一个小小的塑料娃娃，像一片指甲般微不足道。我没试着去找它。我抬着头，避开温热血液的味道。

“洗手间，”老爸吩咐，“用那个盖上。”他指的是放在弄脏的竿子边上的一片折叠布。我不想问出：“冲下马桶吗？”所以就姑且这么理解了。我端着盆子走过大厅，走到楼下的抽水马桶，倒下这些东西，冲了两遍马桶，洗干净盆子，带了回来。老爸已经给女孩收拾好了，在交代事项。他擅长这个—做得很麻利。不过他的脸看起来沉重无比，仿佛疲惫得随时会从骨架上挂下。我突然意识到，他是希望我从头到尾都在这里的，免得他万一瘫倒。B夫人，至少在过去，都是在厨房等着，最后才进去。也许现在她也自始至终陪在他身边了。

要是他瘫倒了，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

他拍拍马德莱娜的腿，告诉她应当平躺。

“躺几分钟再起来，”他说，“你有车来接吗？”

“他应该一直在外面等我，”她虚弱而忿恨地说，“他应当哪儿也不去的。”

老爸脱下工作服，走到候诊室窗口看看。

“说得不错，”他说，“就在那儿哪。”他发出一声含义不明的咕哝，问：“洗衣篮在哪里？”大概想起它已经放回他刚才工作的那间通亮的诊室，于是又走回来，丢下工作服，对我说道：“要是你能整理这里，我将不胜感激。”整理意味着消毒、做扫尾工作。

我说可以。

“很好，”他说，“我现在得说再见了。等你休息好了，我女儿会送你出去的。”听到他说“我女儿”而不是我的名字，我有点吃惊。当然我听他这么说过。比如在不得不介绍我的时候。不过还是很意外。

马德莱娜一等他走出门，就把双腿甩下台子。她踉跄了一下，我过去扶她。她说：“不用，不用，只是从桌子上下来太快了。我把裙子放哪了？我可不想这副模样到处走动。”

我从门后取来她的裙子和内裤，她不需要帮助，自己穿上，只是抖个不停。

我说：“你应当休息一会儿。你丈夫会等你的。”

“我丈夫在凯诺拉[12]的林子里干活呢，”她说，“我下周去那里。他弄到个地方，我可以住下。”

“哟，我把外套丢哪儿啦。”她说。

我最喜欢的电影—你知道的，护士问我的时候，我本该想起来的—是《野草莓》[13]。我记得那家破旧的小电影院，我们经常在里面看那些瑞典、日本、印度和意大利电影，我记得它最近从“闹腾系列”[14]电影与马丁和刘易斯[15]的片子又改回来了，不过我记不得放的是哪一部了。你是给未来的牧师们上哲学课的人，所以你最喜欢的电影应当是《第七封印》[16]才对，不过，真是那样吗？我想是部日本电影才对吧，只是我不记得它是讲什么的了。反正我们过去经常从家走到剧院，足足两英里呢，我们一路展开热烈的讨论，聊着人类的爱情和自私，上帝和信仰和绝望。回到我的出租屋，我们不得不住嘴。我们得蹑手蹑脚走上楼梯，进到我的房间。

哎呀呀，你进房间时，总会惊奇欣慰地这么感叹。

上个圣诞节，我带你回这里时，本该无比忐忑的，要不是我们已经深深地陷入争吵的话。带你见老爸时，我本该小心翼翼、唯恐不能保护你才对。

“罗宾？这算是男人的名字吗？”

你说，不错啊，这正是你的名字。

他假装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不过事实上你们相处非常融洽。你们就7世纪不同教派僧侣之间的一场巨大分裂展开讨论，不是吗？僧侣们争斗的主题是他们是否该剃光头。

一根鬈毛头的瘦竹竿，这是他对你的叫法。从他口中说出来，简直就是赞扬了。

我在电话上告诉他，我们到头来不打算结婚了，他说：“哟吓。你难道以为你还能再找到一个吗？”要是我表示抗议，他准会无辜地表明那只是个笑话。它确实是个笑话。我没有再找，不过或许只是因为做此努力的最佳时机尚未到来罢了。

巴里夫人回来了。她离开才不到三周，本该休一个月的。不过，她不得不缩短一天的工作时间。她要花好长时间才能穿好衣服、收拾好她自己的家，所以她很少能在上午十点前赶到（由她侄儿或侄儿的老婆送来）。

“你父亲看起来气色真不好啊。”她一见面就这么跟我说。我想她是对的。

“或许他应当休息一阵。”我说。

“来找他的人太多啦。”她说。

迷你车已经出了修车厂，钱存进了我的银行账户。我该出发啦。但是，我操心起一些愚蠢的念头。我想，要是再有个特殊病人怎么办？B夫人怎么帮他呢？她左手还不能用力，也不可能只用右手端盆子呀。

R，现在是今天啦。今天刚下过第一场大雪。下了一夜，早上，天空清澈湛蓝。没有风，光线亮得惊人。我清早出门散步，踱到松树下。雪穿过松枝直落下来，像圣诞树上的装饰品似的，也有点像钻石一样闪闪发亮呢。公路铲过了，我们的小巷也一样，这样老爸可以开车去医院。或者，我也可以随时开车走人喽。

进进出出城镇的汽车驶过，与平时的早上一样。

进门之前，我突然想看看迷你车能否启动，结果能。在副驾驶座上，我看到一个包裹。是一盒两磅重的巧克力，药店有售的那种。我想不出它怎么会在这里—我想，有没有可能是历史学会的年轻人送的礼物呢。这是个蠢念头。不过还能有谁呢？

我在后门外跺跺脚，抖掉靴子上的雪，提醒自己得放把扫帚在门外。厨房里已经充溢着今天的强烈光线。

我想我知道老爸会说什么。

“出门去思索自然啦？”

他坐在桌边，戴着帽子，穿着大衣。通常这时他应当已经去医院看病人了。

他说：“他们路上铲雪了没？小巷呢？”

我说两个地方都铲干净了。其实他要是朝窗外看看，就会知道小巷已经铲过。我把水壶搁到火上，问他出门前要不要再喝杯咖啡。

“好啊，”他说，“只要路铲过，我可以出门就成啊。”

“今天这鬼天气。”

“你又不用自己铲雪，有啥好抱怨。”

我冲了两杯速溶咖啡摆在桌上，面对窗子和涌入的光线坐下。他坐在桌子另一头，调整了椅子位置，让光线照在背上。我没法看清他的表情，不过他的呼吸像平时一样陪伴着我。

我跟老爸讲起我的事。我其实根本没打算这么做。我本想说我要走来着。结果一张口，话就自己涌出来了，我只能又吃惊又欣慰地听着它们，就像你喝醉时听自己说话一样。

“你从不知道我有过一个孩子，”我说，“7月17号生的。在渥太华。我一直在想，一切真是个嘲讽啊。”

我告诉他孩子立刻就被人收养，我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事先要求不要知道的。而且要求不要给我看。

“我待在乔西那里，”我说，“记得我说过的朋友乔西吧。她去英国了，但是那会儿她一个人住她爸妈的房子。她爸妈被派到南非去了。真凑巧。”

我告诉他孩子的父亲是谁。我说了是你，免得他好奇。我还告诉他，既然咱俩已经订婚了，而且是正式订婚，所以我以为我们接下来只需要履行结婚手续就行。

可你不这么想。你说我们得去找个医生。一个能给我堕胎的医生。

他没提醒我在这个家里我不可以说这个词。

我告诉他，你说我们不能就这样结婚，因为任何会数数的人都会知道我在婚前就怀孕了。我们不能结婚，除非我已经完全没有怀孕的迹象。

否则你会丢掉神学院的饭碗。

他们会打发你到一个委员会面前，他们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干这一行。会判决你在道德上不配教育年轻牧师。你会被判决为本性恶劣。就算假设没这样，你没丢工作，只是遭到谴责，或者就算连谴责也没有，那你也永远不可能升职。你的档案中将有一个污点。甚至哪怕没人对你说什么，人们也会对你有看法，你会受不了。新生会从老生那里听说你的事，关于你的笑话会到处流传。你的同事们会趁机鄙视你。或者会表示理解，那也同样糟糕。你会变成一个悄悄地，或者并非悄悄地遭鄙视的人，变成一个失败者。

怎么会呢，我说。

哦，会的。千万不要低估人类灵魂的卑劣。对我也一样，这意味着毁灭。无所不知的夫人们，老教授的夫人们。她们会让我永生难忘。即便她们对我客气—尤其是她们对我客气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到别处去啊，我说。到某个没人知道这事的地方去。

人们会知道的。总有人会设法传得人尽皆知。

此外，这也意味着你不得不从底层重新开始。你得从一份更低的薪水，一份可怜的薪水开始，那样一来，我们如何养得起一个婴儿呢？

我被上述论点惊住了，它们与我爱的那个人的思维好像截然不同。我们读过的书，我们看过的电影，我们讨论过的话题—我问是否它们对你都毫无意义。你说不是，可这是生活啊。我问，是否你就是无法忍受别人的嘲笑，是否面对一堆教授夫人就会屈服。

你说，不是这样，根本不是的。

我扔掉钻戒，它滚到一辆停着的汽车底下。展开这番争论的时候，我们正走在我的出租屋附近的街上。那是冬天，和现在一样。是在1月或2月吧。但是战争此后仍旧继续。你吩咐我去向一个朋友打听，这个朋友有个据说堕过胎的朋友。我屈服了。我说我会照做。你甚至都不敢冒险亲自去打听。可我撒谎了。我说医生已经搬走。然后我又承认撒谎。我没法做到，我说。

可是，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吗？绝不是。只因为我相信我是对的，在这些争论中。

我感觉有点不屑啊。看到你爬到停着的车下面摸索的样子，你的大衣裹着臀部，下摆摊开在地上那样子，让我感觉不屑。你在雪地上爬着，寻找戒指，找到了又变得那么欣慰。你准备搂住我，笑话我，你觉得我也会感到欣慰，我们会当场和解。可我对你说，你这辈子一件像样的事都干不了。

伪君子，我说。哭哭啼啼的家伙。哲学教师。

这并非最后结局。因为我们确实和解了。只不过不曾彼此原谅。我们也没采取什么措施。后来就太迟了，我们发现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大家已经付出太多，所以各走各的路了，真是个解脱。是的，当时我确定这对我俩都是解脱，也是一种胜利。

“所以，那不是很讽刺吗？”我告诉老爸，“你想想？”

我听到巴里夫人在门外跺脚，所以匆匆忙忙说完。老爸自始至终僵硬地坐着，我想是因为窘迫，或者是因为深深的厌恶吧。

巴里夫人打开门说：“真该放把扫帚在门外……”旋即惊叫：“你怎么光坐着？你怎么啦？你看不出这人死了吗？”

他没死。实际上他的呼吸声像平时一样噪杂，或者甚至更噪杂。她看到的是他中风了，我要不是因为在讲我的事的时候，一直没看他，否则即便背着光也早该看出这个。他眼睛看不见了，全身瘫痪。他微微朝前倾斜，桌子抵在他结实的圆肚子上。我们试着把他从椅子上拖起，却只能摇动他的身子，让他的头庄严地、不情愿地耷拉下来俯在桌上。他脑袋上依然戴着帽子。咖啡杯就在他茫然的双眼前两英寸远，仍旧几乎半满。

我说我们没法对付他。他太重了。我跑向电话，打给医院，让其余医生中开车过来一个人。镇上还没救护车。B夫人没注意我的话，只顾拉扯老爸的衣服，解开纽扣，扯下大衣，一边忙活一边又是咕哝又是抽泣的。我冲到小巷，敞开大门。又跑回来，拿把扫帚放到门外。我冲进屋，抓住B夫人的胳膊说“你不能……”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话，她像怒猫一样瞪我一眼。

一个医生赶来。我和他一道，终于设法把老爸拖进汽车，塞到后座。我进车坐在他旁边，抓住他免得他朝前倒。他的呼吸声前所未有地专横，好像在责备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事实是，你现在可以抓住他，把他拖来拖去，任意摆弄他的身体，这实在太古怪啦。

B夫人一看到医生出现，立刻后退，安静下来。她甚至没跟我们出门，目送我们把老爸塞进汽车。

这天下午他去世了。时间是大约五点。我被告知从各方面来说他走得都非常顺利。

巴里夫人进门那会儿，我还有很多别的话想说。我正打算问老爸，如果法律变了怎么办？我打算告诉他，法律可能很快就会更改。或许不会，但也有可能会。那么他就要失业啦。或者至少失去一部分生意。那对他而言区别大吗？

我能指望他如何回答？

说到生意嘛，这关你啥事儿。

或者，我还是能挣钱的嘛。

不，我会说。我不是指的钱。我指的是那种风险。那种秘密。那种力量。

改变法律，改变一个人所做的，就改变了一个人的本质？

或者，他是不是会为自己寻找什么别的风险，别的麻烦事儿，别的什么秘密的、被质疑的行为来行善呢？

此外，要是法律变了，其他事也会变化。我想到了你，要是你不用因为娶个怀孕女人而蒙羞，那会怎样？会变得没什么可羞耻的。往后看几年，仅仅几年而已，那就将是件值得庆祝之事了。有孕在身的新娘会戴着花环，被领向祭坛，哪怕在神学院的小教堂里也是如此。

不过，要真是这样了，大有可能又会有些别的事让人羞耻或畏惧，又会有些别的错误需要避免吧。

那我又怎样呢？我是否要永远谋求一种高傲的姿态？一种在道德方面的乐趣，一种优越感，一种立场正确的感觉，能让我因为我的损失而沾沾自喜？

改变人。我们都说希望能做到这个。

改变法律，改变人。可我们又不想所有事情—不要从头到尾都是—都听凭外界指使。我们不想我们的本质，我们的一切，都被那样调制出来。

我说的这个“我们”，到底指谁呢？

R，老爸的律师说：“这太不寻常了。”我意识到对他而言，这已算是相当强烈、相当到位的表述了。

老爸的账户里有足够的钱支付他的葬礼。正如人们说的，足够用来埋他了。（律师除外—这不是他说话的风格。）不过此外所剩无几。他的储存箱里没股票证券。也没投资记录。空空如也。没有给医院的，或者他的教会的，或者给高中设立奖学金的遗赠。最令人吃惊的是，没钱留给巴里夫人。房子及里面的东西都给了我。而这就是全部。此外我还有那五千美元。

律师挺困惑的，而且很痛苦，这种状况让他忧心忡忡。或许他担心我会怀疑他捣鬼。会试图抹黑他的名誉。他希望知道我的（老爸的）房子里有没有保险箱，或者有什么可以存放一大笔现金的秘密地方。我说没有。他试图提醒我—小心翼翼、七弯八绕地，害得我一开始根本没听明白—老爸或许有什么理由需要隐瞒他的收入。因此，一大笔现金藏在某处并非没有可能。

我告诉他我对钱不是特别在意。

这叫什么话呢？他几乎不愿直视我的眼睛。

“或许你可以回家，好好找一找，”他建议，“不要忽略那些明显的地方。有可能是一个饼干桶。或者床下的一个盒子。人们会挑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呢。甚至是那些最理智聪明的人也不例外。”

“或者一个枕套里。”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补充道。

电话里有个女人说想找医生。

“很抱歉，他去世了。”

“斯特拉齐医生。我没有弄错人吧？”

“不错，但是很抱歉，他去世了。”

“有没有哪个—他有没有可能有个副手，我跟他说也行啊？这里还有别人吗？”

“没有。没有副手。”

“你能给我别的什么我可以打的电话吗？有没有别的什么医生可以……”

“没有。我没有什么电话可以提供。我不认识任何人。”

“你一定知道这是为了什么事。这很重要。情况非常特别……”

“很抱歉。”

“这不是钱的问题。”

“不行。”

“请想想看还有谁吧。要是你想到什么人，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吗？我把号码留给你。”

“这样不好吧。”

“我无所谓。我相信你。反正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知道所有人都会这样说，但我真的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我女儿，她现在问题很麻烦啊。她精神糟透了。”

“我很遗憾。”

“要是你知道我是怎样才千方百计弄到你这个电话的，你肯定会想法帮我的。”

“抱歉。”

“求求你了。”

“很抱歉。”

他的最后一个特殊病人就是马德莱娜了。我在葬礼上看到了她。她没去凯诺拉。再不然就是已经回来。我一开始没认出她，她戴一顶黑色宽檐帽，插着一支与帽檐平行的羽毛。想必是借来的帽子—她不大习惯那根老是耷拉到眼前的羽毛。她在教堂大厅的答谢会上，排队上来跟我说话。我对她说了千篇一律的答谢语。

“非常感谢您能光临。”

然后我意识到她对我说了一句多么奇怪的话。

“我猜你一准喜欢吃甜的。”

“或许他没收钱呢，”我对律师说，“或许他有时不收钱。有人会做善事嘛。”

律师现在已经熟悉我的风格了。他说：“没准吧。”

“或者确实是用做善事了，”我说，“他没准做了某件没留下记录的善事。”

律师看着我的眼睛好一会儿。

“做善事。”他说。

“嗯。我还没撬开地窖的地板呢。”我说。他对这个轻浮的玩笑怯生生地报之一笑。

巴里夫人不辞而别。她再也没出现。葬礼在教堂举行，答谢会在教堂大厅举办，所以也没什么要她帮忙的。她没参加葬礼。她家人也一个没来。来的人太多，以至于我都没注意到这个，直到有人对我说：“我没看到巴里家的人嘛，你呢？”

过了几天，我给她打电话，她说：“我没去教堂，因为我得了重感冒。”

我说，我不是为这个打电话的。我说我反正能应付过来，但不知道她有什么打算。

“哦，我想我没必要再回那里了。”

我说她可以来拿点什么，做个纪念。这时我已经知道了钱的事情，我想跟她说我觉得很遗憾。但不知如何开口。

她说：“我落下了点东西。我能出门时会去拿的。”

第二天早上她来了。她要拿走的是拖把、提桶、刷子和洗衣篮。真不敢相信她一心惦记的就是这些。要说她拿走它们是为了做纪念，这更让人难以置信，不过没准真是的。它们是她用了好几年的东西—她在这房子里度过的所有这么多年，除了睡觉，她在这里度过的时间比在她自己家里长多了。

“再拿点什么吧？”我问，“做个纪念？”

她在厨房里四处打量，抿着下嘴唇。她本可以挤出个微笑来回答我的嘛。

“我想这里没什么我能用上的了。”她说。

我已经给她准备好一张支票。只需填上数字。我还没决定五千美元里，应当分给她多少。一千？我一直这么打算来着。现在想想真叫我惭愧。我想我最好增加一倍。

我掏出先前藏在抽屉里的支票。我找了支笔。我写上四千美元。

“这个给你，”我说，“为了所有这些，谢谢！”

她取过支票，瞟了一眼就塞进口袋。我想或许她没看清上面的数字。然后我看到了那涨红的脸，窘迫的红潮，领了人情的尴尬。

她设法用好胳膊搂住所有要带走的东西。我给她开门。我真想听她再说点什么，以至于我差点就先说了：抱歉就这么点钱。

不过，我只是说：“你胳膊还没好吗？”

“再也好不了喽。”她说。她扭开头，好像害怕我又会亲她。她说：“好吧，非常感谢，再见。”

我目送她费力地走到汽车边。我原以为是她侄儿的老婆开车送她来的。

但这不是她侄儿的老婆通常开的车。我一时间觉得，不管胳膊好没好，她或许已经找到了个新雇主。一个新的、有钱的雇主。没准就因为这个，她才表现得慌里慌张，窘迫又粗鲁吧。

不过，钻出车来帮她拿东西的，到底还是那个侄儿的老婆。我挥挥手，可她只顾摆弄拖把和提桶。

“好棒的车啊。”我喊道，我想这个赞美两个女人应该都会喜欢吧。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不过它崭新发亮，又大又好看。是一种闪银的淡紫色。

侄儿的老婆喊道：“嗯哪。”巴里夫人认可地缩着脑袋。

我穿着家居服，冷得打颤，但是出于负疚和困惑，我一直站着挥手，目送车开出视线。

此后我没心思干任何事。我给自己煮了咖啡，坐在厨房里。我把马德莱娜的巧克力从抽屉里取出，尝了两块，不过我再爱吃甜食，也没到能接受人工染色的橙色黄色夹心馅儿的程度。我真希望对她说了谢谢。我想我现在做不到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呀。

我决定出门滑雪。我们的房子后面有一些砾石大坑，我想我跟你说过的。我换上木头做的旧滑雪板，从前的冬天，后门的小路没铲干净，老爸又不得不穿过田野去接生或割盲肠的时候，就是穿它们去的。板子只用几条交叉的皮带绑在脚上。

我朝屋后滑去，到砾石坑边，斜坡已经年复一年长满了草，现在又覆上一层雪。这里有狗脚印、鸟脚印、跳跃的野鼠踩出的淡淡圈子印，却没有人类的痕迹。我上来下去，上来下去地，一开始挑的比较保险的斜线，后来滑起了更陡峭的坡子。我时不时摔倒，不过在新鲜厚实的雪地上一点儿也不疼，就在一次这么跌下去再爬起的当儿，我突然醍醐灌顶。

我知道钱到哪里去了。

没准做善事了。

好棒的车啊。

再加上那五千美元里的四千。

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心起来啦。

我感觉像是看到钱被丢下大桥，或者抛向空中。钱、希望、情书—所有这类东西都可以抛向空中，落下时已经似是而非，变得轻飘飘，毫无牵绊。

我没法想象老爸居然会屈服于勒索这种事。尤其是面对那些并不可信、并不聪明的人。尤其是在全镇似乎都站在他这一边，或者至少是选择保持沉默的时候。

不过，我可以想象的是一种古怪的壮举。没准是为了堵人的嘴，或者就为了表示他不在乎—他早料到他死后律师的震惊，以及我会比以往更竭力想要搞懂他。

不，我觉得他不会盘算这种事。我觉得我可做不到这么深入地揣摩他。我不相信自己能做到。

我一直畏惧着不敢想的是，这有可能是一个爱的举动呢。

那么，真是为了爱喽。绝不要以为这没可能。

我爬出砾石坑，一到地面上，风就扑面袭来。风刮起雪花，覆盖住狗脚印和野鼠精致的环形脚印，以及那条小径，它没准是老爸的滑雪板碾过的最后一样东西。

亲爱的R，罗宾—我最后该对你说什么好呢？

再见吧，祝你好运。

随信寄上爱意。

（要是人们真能那样做—把他们的爱寄走，以便摆脱它，会怎样呢？他们会寄些什么呢？一盒有着火鸡蛋黄颜色夹心的巧克力。一个眼眶挖空的泥娃娃。一堆不再散发芳香，而是快要腐烂的玫瑰。一个血迹斑斑、没人想打开来看的报纸包。）

多保重吧。

记住—现任法国国王是个秃子。

[1] 圆桌武士兰斯洛之子，传说中最纯洁完美的骑士，为亚瑟王找到了圣杯。

[2] 1692年，英军曾在苏格兰北部峡谷地区格伦科进行大屠杀，比起苏格兰的红鹿，格伦科更容易让人联想起的是这一大屠杀事件。

[3] 加拿大女性时尚杂志。

[4] 皮埃尔·伯顿（1920—2004），加拿大记者，历史学者，著名媒体人。

[5] 英籍法国作家伊莱尔·贝洛克（1870—1953）创作的儿童歌谣。

[6] 英语童谣，最早由詹姆斯·奥奇德·哈利维尔收集于1842年。

[7] 奥斯曼帝国政府的代称。

[8] 马德里作西班牙地名时，重音在后一个音节上，作美国地名时，重音在第一个音节上，故有此说。

[9] 安娜·詹姆森（1794—1860），英国女作家，女权主义者，历史学者。曾在当时新兴的各种杂志上发表文章，闻名一时。她在加拿大短暂居住过一段时间，发表了记述加拿大旅游经历的著作。

[10] 流行英语童谣。

[11] 爱尔兰诗人叶芝的作品，收入《苇间风》。

[12] 加拿大安大略省一地名。

[13] 上映于1957年的黑白电影，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的代表作之一。

[14] 由杰拉德·托马斯导演的一系列英国低成本喜剧电影，主要拍摄于1958—1978年期间。

[15] 美国喜剧组合，组建于1945年。

[16] 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作品，1957年获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作品探索了死亡及宗教的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