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确实给那些可怜的姑娘们留下了痛苦的回忆，”韦恩说，“那个长毛腿姑娘。那个烟臭味的姑娘。你因此而不安过吗？不过，你倒是干干净净的。我敢说你每晚都会刮腿上的毛。”他用手摸了摸她的腿，幸亏她跳舞前刮过腿上的毛。“或是你在腿上抹过那种东西，去毛的那种东西？叫什么来着？”

“尼特。”雷亚说。

“尼特！就是这东西。不过这东西没有一股味吗？有点发霉或发酵或是什么味？酵母片。这不是姑娘们要买的另一种东西吗？我让你难为情了吗？我得绅士点，再去给你拿瓶喝的。要是我还能站起来走路的话，我就再去给你拿瓶喝的。”

“这里面一点威士忌都没有，”他说，又拿了瓶可乐给她，“这个喝了不伤身体。”她觉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可能有假，不过第二句话倒是真的。什么酒都伤不了她，什么酒都对她不起作用。她觉得韦恩不怀好意。不过，她倒是挺高兴。所有困惑，包括和比利在一起时那种迷惘的感觉，都逐渐消失了。韦恩说的什么，她都觉得好笑，她自己说的什么，也很好笑。她觉着很安全。

“这间屋子很好玩。”她说。

“有什么好玩的？”韦恩说，“这屋子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你才好玩呢。”

雷亚低头看着他摇晃着黑黑的头，笑了起来，他让她想起了一种狗。他很聪明，但他身上有种近乎愚蠢的固执。也有狗的那种固执，还带点悲哀的感觉。这会儿，他一边用头不停地磕着她的膝盖，一边晃着头不让头发遮住眼睛。

她向他解释说这个屋子很好玩是因为屋子角落里的铁皮挡板，她的解释多次被他打断，什么都和他说不清。她说，她觉得那个铁皮挡板后面有个送菜升降梯，通往地下室。

“我们可以把挡板放到一边，”韦恩说到，“想试一下吗？我们可以叫比利来放绳子。”

她又找了找比利的白衬衫。据她所知，他坐下来之后还没转身看过她一眼。韦恩现在坐在她正对面，因此，即使比利转过身，也无法看到她的一只鞋正挂在脚尖上，韦恩的手指正轻抚着她的脚底。她说她得先去趟洗手间。

“我陪你去。”韦恩说。

他抓着她的腿站了起来。雷亚说：“你喝醉了。”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醉了。”

蒙克家后院外有个洗手间—实际上是个浴室。浴缸里堆满一箱箱啤酒—不是冷冻，只是常温保存而已。马桶还能冲水，雷亚还担心冲不了水，因为前一个用厕所的人似乎没冲水。

盥洗台上有面镜子，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和它说话，毫无顾忌，还带着赞许。“随他吧，”她说，“随他吧”。她关了灯，走到黑漆漆的大厅里。一双手很快抓住了她，推她出了后门。她和韦恩靠在酒吧的墙上，互相抓着对方，亲吻着。这个时候，她觉得自己被打开了，又被握紧了，开开合合，像一架手风琴。她得到了一种警告，仿佛在提醒她—似乎在远处，跟她和韦恩正在做的事没什么关系。像有什么东西挤着，又像是哼哼声，像在她身体里，又像在外边。她不明白这到底要告诉她什么。

蒙克家的那条狗跑过来了，在他们俩之间嗅来嗅去。韦恩知道这条狗的名字。

“蹲下，罗里！蹲下，罗里！”他一边猛地扯下雷亚的裙衬，一边朝狗大喊。

警告来自她的肚子。后门开了，韦恩说了些什么，她听得很清楚—她怎么也搞不清楚这些事情发生的先后—她突然放松了，开始吐起来。她之前没有一点想吐的感觉。然后她趴在地上吐了起来，吐得肠子都拧干了，像块拧干的破抹布一样。

有个人—但不是韦恩—拉着她站了起来，并用她的裙边擦了擦她的脸。

“别张嘴，用鼻子呼吸。”蒙克太太说。“你出来。”她对韦恩，也或是对罗里说。她给他们下指令的时候，用的是一成不变的声调，既不同情，也不责备。她拉着雷亚走过酒吧，来到她丈夫的卡车边，半举起她，把她塞进去。

雷亚说：“比利。”

“我跟你的比利说了，我说你累了，别说话了。”

“我吐完了。”雷亚说。

“你怎么知道。”蒙克太太说，她把车倒到了马路上。她开车把雷亚带到了山上雷亚家的院子里，路上没再说话。把车停好后，她说：“ 下车时小心点，卡车比小轿车高一些。”

雷亚进了屋，门也没关就去上厕所，她把鞋扔在厨房里，光脚爬上了楼梯，把裙子还有裙衬卷成一团，塞在了床底下。

雷亚的父亲很早就起来收鸡蛋，并准备去汉密尔顿，他每隔一个周日都会去趟汉密尔顿。儿子们跟他一块去—他们可以坐在卡车后面。雷亚不去，因为卡车前面没座位了。父亲会捎上科里太太，科里太太的丈夫和雷亚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她父亲捎上科里太太时，都会穿衬衣打领带，因为回家的路上他们可能会去餐馆吃饭。

他过来敲了敲雷亚的门，告诉她他们就要出发了。他说：“有时间的话，你可以擦洗一下桌子上的鸡蛋。”

他走到楼梯口，又折回来，隔着门对她说：“多喝点水。”

雷亚想对所有人大叫，把他们都赶出屋子。她要想点事情，这些事情迫于他们的压力，装在她脑子里出不来，这就是她头疼的原因。听到卡车的声音消失在马路上之后，她小心翼翼地下床，小心翼翼地走下楼，吃了三片阿司匹林，喝了很多水，倒了点咖啡在罐子里，连看都没看。

鸡蛋放在桌子上，装在六个大篮子里。鸡蛋上还沾着母鸡的粪便和干草，等着她用百洁布擦干净。

她要想的事情是什么呢？尤其是，是什么话呢？就在蒙克太太走进后门时，韦恩对她说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长得不是这么难看的话，我早就想干你了。

她穿好衣服，泡好咖啡，倒了一杯，走出来，来到走廊边，走廊正沐浴在晨光中。她吃的阿司匹林开始起作用了，这会儿头不疼了，脑子却一片空白，这片空白既清晰又模糊，还伴着低低的嗡嗡声。

她不难看，她知道自己不难看。可是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不难看呢？

要是难看，比利·杜德怎么会跟她约会？比利·杜德心眼好。

而韦恩是喝醉后说的。酒后吐真言。

幸运的是那天她不用去见母亲。如果她从雷亚嘴里套出实话—能不能守口如瓶，雷亚一点把握都没有—那她一定会叫韦恩好看的。她一定会给韦恩做牧师的父亲打电话。“干”这个字会比“丑”更让她光火。她会完全抓不住重点的。

父亲的反应会复杂一些，他会责怪比利不该带她去蒙克家那种地方。比利和他那帮狐朋狗友呢？他们会怎么看？“干”字当然也会让他恼火，但是他更会为雷亚感到丢人。有人说她丑，这会让他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真正受到的羞辱绝不能向父母透露一星半点。

她知道自己不丑。可是她怎么知道？

她没去想比利和韦恩，也没想这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她对别人从来就没什么兴趣。她想的是，韦恩说那句话的时候，用的是他真正的声音。

她不想回屋去面对那几筐脏鸡蛋。于是她沿着小路往前走，一路躲避着阳光，没有阴凉的地方就低着头。沿途每棵树都不一样，每棵都是里程碑。每次父亲从城里回来，她都会问能走出去多远去迎接父亲，母亲总是以树作答：山楂树那儿，山毛榉树那儿，枫树那儿。父亲总会停下来，让雷亚踩到脚踏板上。

路上响起汽车喇叭声，应该是认识她的人，也可能只是路人。她不想叫人看见，就抄近路从地里走。地里的东西被鸡啄了个干净，地上到处都是鸡屎，滑唧唧的。地那头一棵树上还有弟弟们做的树屋。其实就是一个台子，树干上用钉子钉着几块木板，可以爬上去。雷亚踩着木板爬了上去，在台子上坐下。她发现弟弟们还在茂密的树枝中开了几扇窗户，用来侦察外面的情况。下面的公路尽收眼底，很快她就看到几辆车载着乡下孩子到城里的浸会教堂去上主日学。车里的人看不到她。即便是比利或韦恩来跟她解释、吵架或道歉，也不可能看到她。

另一边，她看到波光粼粼的河水和旧游乐场的一角。从这里可以清楚地在草丛中辨认出从前赛马场的痕迹。

她看见一个人正沿着赛马场走，是尤妮·摩根，穿着睡衣。在大约早上九点半的光景，她穿着素雅的、类似浅粉色的睡衣睡裤，走在赛马道上，到赛道转弯的地方，又向曾经的岸边小路走去。灌木丛挡住了雷亚的视线。

尤妮·摩根白色的头发向上竖着，连同睡衣一起沐浴在阳光里，像个长着羽毛的天使。不过她走路的姿势还是老样子，笨拙而自信—头向前伸着，胳膊随意地来回摆动。雷亚不知道尤妮在那儿干什么，她对尤妮的失踪一无所知。尤妮的出现在她看来既很奇怪，又很自然。

她想起炎热的夏天，自己曾觉得尤妮的头发像一团雪球，又像储存下来的冬天的冰丝，她真想把脸贴上去凉快凉快。

她想起热得发烫的草地，想起大蒜，还有她们变成汤姆时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她回屋给韦恩打了个电话。她估摸着他正待在家里，而他家里人都上教堂去了。

“我想问你点事，电话里说不清楚，”她说，“我爸和弟弟们都去汉密尔顿了。”

韦恩来的时候，她正在门廊上擦洗鸡蛋。她说：“我想知道你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说什么了？”韦恩问道。

雷亚看着他，一直看着他，她一只手拿着鸡蛋，一只手拿着一小块百洁布。他的一只脚站在最低一级的台阶上，手扶着栏杆。他想走上台阶，到晒不着的地方来，但她挡住了他的路。

“我喝醉了，”韦恩说，“你长得不难看。”

雷亚说：“我知道我不难看。”

“我很难过。”

“不是为此而难过吧。”雷亚说道。

“我喝醉了。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雷亚说：“你不想和她结婚。我是说和露西尔。”

他斜靠在栏杆上。她觉得他可能要吐了，但他忍住了，他努力扬起了眉毛，露出了沮丧的笑容。

“噢，是吗？没开玩笑吧？你有什么建议吗？”

“把我的建议写下来，”雷亚说，就好像韦恩真的要她提出点建议似的，“上车，开车去卡尔加里。”

“这就是你的建议。”

“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就坐你的车去多伦多。你可以在多伦多把我放下，我就待在青年旅馆，直到找到工作为止。”

这就是她的打算。她一直发誓说，这就是她的打算。相比较昨天喝醉了酒那会儿，她觉得这会儿更自在，更得意。她提出这些建议，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儿一样。要搞明白她说的和做的，还得等几天，也许要几周。

“你从来不看地图吗？”韦恩说，“去卡尔加里的路上不会经过多伦多。先经过萨尼亚的边界，取道美国到温尼伯，然后才是卡尔加里。”

“那就让我在温尼伯下车吧，这样更好。”

“问你个问题，”韦恩说，“你最近做过精神测试吗？”

雷亚没有让步，也没笑。她说：“没有。”

雷亚看到尤妮时，尤妮正在回家的路上。她本以为河堤小道上会干净空阔，没想到竟然长满了荆棘，这让她大吃一惊。她硬穿过荆棘丛回到自家院子时，手臂上和额头上多了些划伤和血痕，头发里也夹了些碎叶子。而且因为摔了一跤，一边脸也弄脏了。

走进厨房，她看到父母，穆丽尔·马丁阿姨，警察局长诺曼·库姆斯，还有比利·杜德都在里面。原来，她母亲打电话给穆丽尔阿姨之后，她的父亲也振作起来，说要打电话给杜德先生。他年轻时曾在他们家工厂做过事，还记得人们遇到紧急情况就去请老杜德先生的情形。

“他已经死啦，”尤妮的母亲说，“你请她过来又能怎么样？”（“她”指的是老杜德夫人，脾气非常火爆。）但尤妮的父亲还是打了电话过去，找到了比利·杜德。比利还没上床休息，就过来了。

而穆丽尔·马丁阿姨一赶到这里，就给警察局长打了电话。局长说等他穿戴完毕，吃完早餐就过来。这就花了他一会儿工夫。他反感所有莫名其妙的、制造混乱的东西，也反感所有逼他做出一些决定、让他之后受人指责或是看上去像傻瓜的事情。厨房里的几个人中，他大概最乐于看到尤妮安全回来，然后听她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完全出于他的职权之外，所以不会有任何后续事件，也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指控。

尤妮说，半夜的时候有三个小孩来她家院子里找她，说有东西给她看。她问他们要给她看什么，大半夜的搞什么名堂。他们说了什么，她已经不记得了。

她发现自己被他们抬着走了，可她还没答应去呢！他们抬着她走到院子的一角，从栅栏空隙中钻出去，沿着河堤小路一直走。她看到小路平整开阔，感到非常惊喜，因为她已经很多年没走那条路了。

抬着她的是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看上去十岁左右，穿着一样款式的套装，都是里面穿泡泡纱的日光浴装，外面套件围兜，围兜的带子绕过肩膀绑在身后。他们的衣服又干净又清新，好像刚从熨衣板上拿下来的一样。他们的头发是淡棕色的，又直又亮。他们是最干净、最有礼貌、最讨人喜欢的孩子。但是，她是怎么分辨孩子们头发的颜色，又是怎么知道他们的日光服是泡泡纱做的呢？她出门的时候并没有带手电，那他们一定随身带了某种照明的东西吧！她依稀记得他们带了，可是说不出来那到底是什么。

他们抬着她一路走过河堤小路，来到老游乐场，来到他们的帐篷里。可是她在外面似乎从没见过这个帐篷。突然，她就已经在帐篷里了。她看到帐篷是白色的，很高很白，像船帆一样微微颤抖着。里面也很亮，可是她还是不知道光是从哪儿来的。

这东西说不好是帐篷还是房子，或是别的什么，总之一部分似乎是玻璃做的。没错，绝对是绿玻璃，那种非常浅的绿色，一格一格就像嵌进了篷布。地板大概也是玻璃的，因为她裸露的双脚正走在又凉又光的表面上—绝对不是草，更不是碎石。

后来，报纸上出现了一幅画，画的似乎是飞船里的一艘帆船，来自艺术家的想象。然而，尤妮并没叫它飞船，至少随后她说起时还没这么叫。关于后来出版的书，她也是不置一词。这本书里的故事写的是她的肉体如何被俘获，如何被研究，她的血液和体液如何被采为样本，她秘密排下的卵子或许已被偷走了一枚，并在异域受精，交配或妙不可言或轰轰烈烈，总之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方式进行了。如此一来，尤妮的基因便融入了入侵者的生命循环之中。

不知不觉中，她被放在一把椅子上，她说不出这是一把普通的椅子还是一个宝座。这些孩子开始在她周围织出一层纱，好似蚊帐一类的事物，轻薄而坚韧。他们三个不停移动，绕着她穿梭裹缠，却从未发生碰撞。到这时，她早已不想问问题了。“你们在干什么？”或是“你们怎么来这儿的？”或是“大人都去哪儿了？”这些问题都溜到了某个她也说不出来的地方。缥缈的歌声或是轻哼声似乎在某处响起，滑进她脑海里，让她觉得宁静又舒心。一切都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你想不到任何问题，任何比在普通厨房里问“这个茶壶是做什么用的？”更深奥的问题。

她醒了，周围空荡荡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她躺在炽热的阳光里，躺在游乐场硬邦邦的地上，天已大亮。

“太棒了！”看着尤妮，听着她的诉说，比利·杜德不断赞叹。没人知道他什么意思。他浑身散发着啤酒味，但看起来很清醒，很专注。不仅是专注，甚或是着迷。尤妮离奇的讲述，绯红的、风尘仆仆的脸蛋，傲气的语调似乎都让比利·杜德受用不尽。他或许不断暗示自己有多么放松，多么幸运，竟然发现这个安静、古灵精怪的尤物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棒了！

他的爱—比利的那种爱—泛起浪花，恰好满足尤妮的某种需求，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需求。

穆丽尔阿姨说该给报社打电话了。

尤妮的妈妈说：“比尔·普罗克特不会去教堂吗？”她指的是卡斯泰尔斯《守卫者》报的编辑。

“比尔·普罗克特可以缓一缓，我现在给伦敦的《自由报》打电话。” 穆丽尔阿姨说。

她打通了电话，但没找对人，因为是星期天，只和值班的门卫说了两句。“他们会后悔的！我现在要越过他们直接找多伦多的《星报》！”

她已经负责讲尤妮的故事了。尤妮也由她去了，似乎很满足。她讲完后，呆坐着，一脸漠然的满足。她根本没想问谁来照看自己，或者保护自己，或者不论发生什么，给自己尊重和呵护。然而，比利·杜德已经决心承担这一切。

尤妮名噪一时。记者们来了，还来了个作家。一个摄影师拍摄了游乐场，尤其是跑道，说这是宇宙飞船留下的印记。有张照片拍的是看台，说是宇宙飞船着陆时撞倒过。

很多年前人们曾对这种故事趋之若鹜，后来就渐渐没什么热情了。

雷亚的父亲寄往卡尔加里的一封信里写道：“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有一点确信无疑，尤妮·摩根没拿到一分钱。”

这封信是写给雷亚的，她和韦恩到卡尔加里不久就结婚了。那时要想住在一起必须结婚，至少在卡尔加里是这样，而他们发现彼此不想分开。未来的日子里大多数时候也是这样，不过也会拿分居要挟一下，并时不时付诸行动，但很快也就收了场。

韦恩离开报社，进了电视台。那些年，在晚间新闻里都能见到他。有时在国会山上顶着雨或是冒着雪，报道真真假假的新闻。后来他去别的城市，做着同样的事情。再后来他加入了另一行列—坐在室内探讨新闻的意义，品评真假黑白。

(尤妮逐渐对电视情有独钟，但她从不看韦恩的节目。她讨厌那些只说不做的人，看到这类节目立刻换台，她要看的是新闻事件。)

雷亚回到卡斯泰尔斯看看。她溜达到墓地，想看看上次来过之后又添了哪些新成员。她在一块墓碑上看到了露西尔·弗拉格的名字。不过所幸露西尔没死，死的是她丈夫，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刻在丈夫的旁边，去世的日期空着。刻碑的手工费不断涨价，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

雷亚想起那些帽子和玫瑰花环，心底涌起一阵对露西尔深深的怀念。

时至今日，雷亚和韦恩已经共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们有三个孩子，前前后后十五个情人。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些喧嚣、成就以及悬而未决但充满生机的期待竟都飘然远去，她知道所有这些都在成为历史。此时此刻，在这片墓地上，她大声说：“我真接受不了。”

他们拜访了杜德夫妇，他们还是朋友。四个人一起开车来到游乐场旧址。

那句话雷亚在游乐场又说了一遍。

摩根家、蒙克家，河边的房子都无影无踪了。这儿本来就不适合居住，现在一切都消失了。剩下一片洪泛区，由佩里格林河务局管理。这个地方再也不会有什么建筑了。只见宽阔的公园绿地、修整齐了的河堤—其他的都没了，都不见了，只有几棵老树还立在那里，树叶依旧翠绿，但被空气中金色的水汽拉低了脑袋。这是九月的一个下午，再过几年，这个世纪就将成为历史。

雷亚说：“我真接受不了。”

四个人都已满头银发。雷亚很瘦，却活力四射，她生动活泼、循循善诱的风格在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如鱼得水。韦恩也瘦，留着白胡子，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他不上电视时会让你想到西藏的和尚，一到镜头前就会变得尖酸刻薄，甚至残酷无情。

杜德夫妇长得都很高大，看起来优雅庄重，精神饱满，体态丰盈。

看到雷亚的激动，比利·杜德笑了笑。他环顾四周，默认了雷亚的话。

他说：“岁月无情啊。”

他拍了拍妻子宽宽的后背，算是对她那难以察觉的嘟哝声的回应。他说他们很快就会回家了，她不会错过每天下午定时收看的节目。

尤妮的经历没给她带来一分钱，这一点雷亚的父亲说得没错。他关于比利·杜德的预言也没落空。比利的母亲死后，问题接踵而来，最后只得卖掉工厂。后来工厂再次转手，接着就倒闭了。卡斯泰尔斯再也不生产钢琴了。比利来到多伦多，谋了份差事。据雷亚的父亲说，这份差事和精神分裂症或毒瘾或基督教有关。

其实，韦恩和雷亚都知道，比利是在帮助精神病人的过渡疗养院和帮助老年人的团体之家工作。比利一直维系着这份友谊，也保持着和尤妮的特殊友谊。他的姐姐贝亚饮酒过量生活无法自理后，他雇尤妮帮忙照看。（比利已经戒酒了。）

贝亚死后，比利继承了家里的房产，并把它改造成养老院，照顾那些还能下床行走的老人和残疾人。他希望给这些人提供舒适的住处、悉心的照料和适当的娱乐。他回到卡斯泰尔斯，专心经营养老院。

比利向尤妮·摩根求婚。

尤妮说：“我不希望有任何事发生，任何事。”

比利说：“噢，亲爱的！噢，亲爱的尤妮！”

（步朝霞 译）

[1] 原文为“banshee”，意为“报丧女妖”。雷亚和尤妮用的词是“Bannershee”，拼写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