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可不是那种告诉你她在吃药然后就罢休的人。她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吃药。

“我脖子上有一个可怕的大脓包，就在那儿？”她说。她揉搓脑袋，要给他们展示敷料。“我很痛，还开始头疼，我觉得这是有关联的。周日的时候我感觉很糟糕，干脆拿了块热布敷在脖子上，吞下几片止痛药就躺下了。那天他没有上班，现在他在工作，他在家里也总有很多事要做。他在原子能工作站上班。”

“道格拉斯角？”斯蒂芬斯律师从他的粥上匆匆抬起头，问了一句。一提起道格拉斯角的新原子能工作站，所有的男人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或尊重，就连斯蒂芬斯律师也不例外。

“就是他现在工作的地方。”玛丽安说。像很多乡下女人和卡斯泰尔斯的女人一样，她把丈夫称为他—提到的时候带着特别的强调—而不是叫他的名字。莫琳发现自己有好几次也这样，但在没有任何人向她指出之前，她就自我纠正了。

“他要把喂给奶牛的盐挑出来，”玛丽安说，“然后还得回来修篱笆。他得走四分之一英里路，就开了卡车。但他留下了邦德。他没带邦德就开车走了。邦德是我们的狗。邦德去远的地方必须得坐车。他把它留下保护我，因为他知道我发病躺下了。我吃了几片222止痛药，打起了瞌睡，不是正常的入睡，然后我听到邦德在叫。我马上就醒了。邦德在叫。”

她起床，穿上家居服下了楼。躺在床上时她一直只穿着内衣。她向前门和小路望去，什么人也没有。她也没有看见邦德，它已停止吠叫了。已见到熟人就不再叫。或者只是路人。但她还是觉得不对劲。她从厨房窗子向外望去，窗子对着侧院而不是后院。还是没有人。从厨房里她看不见后院—要想看见，你需要穿过被叫作后厨的地方。那只是个杂物间，一个从正屋接出来的棚子，乱七八糟放着各种东西。它有一个对着后院的窗子，但你无法走近，窗前堆满了纸箱，还有竖立在那里的旧沙发弹簧。你需要径直走过去，打开后门向外看。她觉得她能听见那扇门上有什么东西在挠。可能是邦德。也可能不是。

门窗紧闭、堆满了垃圾的后厨闷热无比，她快窒息了。穿着家居服的她全身已经汗津津的了。她自言自语道，好吧，至少你没发烧，你像一头猪一样在流汗。

她要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渴望压过了对门外无名事物的恐惧，她猛地推开门。门向外打开了。靠在门上的家伙被往后一推。他向后踉跄几步，却没有摔倒。她认出是谁了。是镇上的希迪卡普先生。

邦德认识他，他经常路过这里，有时候会穿过他们的房子散步，他们从不阻止他。他有时候径直走过院子—只是因为他不通人情世故。她从不对他喊叫，有些人会。如果他很累，她甚至会邀请他坐在台阶上休息，还曾递给过他一支烟。他会接过烟。但他从来不坐下。

邦德嗅来嗅去，对着他摇尾乞怜。邦德不是特别的狗。

莫琳认识希迪卡普先生，和大家一样。他曾是杜德家厂子里的钢琴调音师。他曾是一个高贵的、爱冷嘲热讽的小个英国男人，有一个可爱的妻子。他们从图书馆借书，他们的花园非常出名，特别是草莓和玫瑰。几年以后，厄运降临了。迪卡普先生的喉咙动了手术—肯定是癌症—手术后他说不了话，只能发出呼哧和隆隆响的杂音。他已经从杜德的厂子退休了—他们现在有电子调音设备了，比人耳更好用。他的妻子突然死掉了。变故来得措手不及—几个月内，他从一个体面人堕落成了忧郁的甚至可以说是令人作呕的老流浪汉。肮脏的络腮胡，衣服上的口水，酸臭的烟味，眼神里不变的怀疑，有时候是憎恨。在杂货店里找不到他想要的东西，或者他们改变了放东西的位置，他就会故意撞倒罐头和装麦片的盒子。咖啡馆不再欢迎他，他也不再去图书馆了。他妻子所在的教会小组的女士们定期去看望他，给他带去做好的肉或是烘培的糕点。但是屋子里的气味非常可怕，房间乱得吓人—对单身汉来说，也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他毫不感恩。他会把剩菜和剩下的点心扔到门前的人行道上，把碟子也打碎了。没有女人喜欢这样的笑话：连希迪卡普先生都不肯吃她做的食物了。她们不管他了。你开车经过时，也许能看见他静静地站着，站在沟里，被高高的杂草遮住一大半，车从他身边呼啸而过。你也能在离家几英里远的小镇上撞见他，那时怪事便会发生。他的脸恢复了从前的模样，准备好迎接友善的礼节性的惊讶之情，住在同一个地方的人在别处遇见时的那种问候。似乎他存有一个企盼，在另外一个地方，沉默会被打破，语言会脱口而出，也许那些变故会被抹掉，他的声音、他的妻子、过去稳定的生活，也许都会回到他的身边。

通常人们并不是不友好的。他们的耐心总有限度。玛丽安说她真是不应该赶走他。

她说这一次他看上去相当疯狂。不只是竭力想表达自己无法说出的意思，不只是对捉弄他的孩子发狂，不是那样。他的头前后摆动，他的脸显得很肿，像一张号啕大哭的婴儿的脸。

喂喂，她说。喂，希迪卡普先生，你怎么了？你想告诉我什么？你想要一支烟吗？你是想说今天是周日而你的烟抽完了吗？

他的头前后摇摆，上下摆动，再前后摇摆。

好吧，喂。快拿主意吧，玛丽安说。

“啊，啊啊”是他的全部回答。他双手抱头，把帽子敲了下来。接着，他向后退得更远，开始在院子里的水泵和晾衣绳之间绕来绕去，同时继续发出这些噪声—啊，啊啊—永远也化不成完整的词。

这时玛丽安突然把椅子向后一推，差点翻倒。她站起身，向他们演示希迪卡普先生的动作。她向前一倾，蹲伏身子，用手锤打头部，但她没有把帽子拽下来。就在餐具柜前面，就在法律协会赠给斯蒂芬斯律师的一套银制茶具（因为他多年的奉献）面前，她展开了表演。她丈夫双手握着咖啡杯，一直努力用恭敬的眼神盯着她。他的脸上闪过某种东西—某种抽搐，他一边脸颊的神经在跳。她一边做着滑稽动作，一边观察他，她的表情在说，坚持住。不要动。

莫琳能看出来，斯蒂芬斯律师根本就没有抬头看一眼。

他是像这样做的，玛丽安说着又坐了下来。他像这样做，她本人身体不适，就觉得也许他也不舒服。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你是想告诉我你头疼吗？你想要我给你一片药吗？你想让我带你去看医生吗？

没有回答。他不会因为她的话停下。啊，啊啊。

他跌跌撞撞，发现自己来到了水泵边上。如今他们的房子装了自来水，但院子里还是使用水泵，装满邦德的水碗。希迪卡普先生明白了它的用途，便忙碌起来。他握住把手，癫狂地压上压下。原来放在这里的水碗不在了。水一流出来，他就把头探下去。水溅了出来，他松开水泵，水流停止了。他又过去压了起来，又把头探下去，无休止地压水泵、淋水，水淋透了他的头、他的脸、他的肩膀和胸，他浑身都湿了，嘴里仍在嘟嘟囔囔。邦德很兴奋，绕着他跑，撞向他，发出同情的吠叫和哀鸣。

够了，你们两个！玛丽安朝他们吼叫。放开那个水泵！放开，安静！

只有邦德听她的。希迪卡普先生直至全身湿透，眼睛睁不开，也找不到水泵的把手了，才停了下来。他举起一只胳膊，举着，向后指着树丛和河水的方向。他指着，嘴里嘟嘟囔囔。当时她没有明白。后来她才恍然大悟。他放弃了，坐在井盖上，浑身湿淋淋地发着抖，双手抱着头。

或许只是一件小事，她想。抱怨这里没有一只杯子。

如果你想要杯子，我去给你拿。没必要像孩子一样闹。你待在这儿，我去给你拿一只杯子。

她走向厨房，拿了杯子。她又有了一个主意。她给他装了些全麦薄脆饼干，涂了黄油和果酱。这是哄小孩子的把戏，不过全麦薄脆饼干老年人也是喜欢的，她记得她妈妈和爸爸都喜欢。

她回到后门，用手全力推开。但已不见他的影子。院子里没有人，除了邦德露出知道自己做了蠢事的模样。

他去哪里了，邦德？他往哪条路走了？

邦德有些羞愧和不耐烦，它不肯给出任何提示。它溜走了，回到自己的地盘，房子地基边背阴处的泥地。

希迪卡普先生！希迪卡普先生！快来看看我给你拿了什么！

死一般的沉寂。她头痛欲裂。她自己吃了薄脆饼干，她不应该吃的—吃了几口，她就想吐。

她又吃了两片药，回到楼上。窗子是打开的，窗帘放下了。她想，加拿大家用百货公司促销时，他们要买一台电扇。可是没有它，她也睡着了，醒来时天都快黑了。她能听见割草机的声音—他，她的丈夫，正要把房子一侧的草割完。她下楼去厨房，发现他切了些冷土豆，煮了一只鸡蛋，拔了些葱，拌了份沙拉。他不像某些男人—对厨房束手无策，等着女人从病床上爬起来为他做饭。她尝了尝沙拉，却吃不下去。她又吃了一片药，回到楼上一直睡到天亮。

我们最好送你去医院，他那时说。他给工作站打电话。我要送我妻子去医院。

玛丽安说，要不她把针煮一下，他用针挑破脓包？但他不忍伤害她，无法下手，而且也怕出什么错。他们上了卡车，去找桑兹医生。桑兹医生不在，他们只好等。候诊的病人告诉了他们那个消息。大家都诧异他们竟不知道。不过他们没有打开收音机。她总是开着收音机，却受不了那噪声、那种感受。他们也没有注意到路上那群男人，没有注意到任何异常。

桑兹医生处理了脓肿，但他没有挑破。他的治疗方法是，在你以为他只是观察脓包时，突然一击，敲在头上。好啦！他说，这比针简单多了，也没有那么痛，你根本来不及痛得大汗淋漓。他清理了伤口，敷上药膏，说她很快就会好的。

她好多了，就是昏昏欲睡。她的头像蒙在雾里，她又回到床上睡了，清晨四点左右，她丈夫给她端来一杯茶。这时她想起了那些女孩，周六清晨和约翰斯通小姐一起到来、想要喝水的女孩。她有许多可口可乐，她装在印花杯里递给她们，还加了冰块。约翰斯通小姐只喝水。他让她们玩水管，她们跳来跑去，互相喷射，玩得很开心。她们要躲过水流，约翰斯通小姐不看着她们的时候，她们就有点野。他需要奋力夺下她们手中的水管，再朝她们身上喷点水，好让她们乖一点。

她努力回想那个女孩是谁。她认识牧师的女儿、桑兹医生的女儿，还有特罗韦尔姐妹—她们绵羊般的小媚眼一看就知道是特罗韦尔家的。然而是其他人中的哪一个呢？她记起有一个非常调皮，他拿走水管时，她跳着去抢，有一个翻筋斗的，还有一个一头金发、骨瘦如柴的漂亮小东西。不过她想到的可能是罗宾·桑兹—罗宾有一头金发。那天晚上，她问他记不记得是哪一个，但他的记性比她更糟—他不认识当地人，完全分不清谁是谁。

她也告诉他关于希迪卡普先生的事。她全都想起来了。他那不安的样子，压水泵，他指路的方式。她很困惑他是什么意思。他们谈论这件事，非常好奇，他们好奇得坐卧不安，难以入睡。最后她对他说，好吧，我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了。我们去找斯蒂芬斯律师谈谈。

所以，他们起床后立刻就来了。

“警察，”斯蒂芬斯律师说，“警察。应该去找警察。”

做丈夫的说话了。他说：“我们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合适。”他的双手放在桌上，手指张开，压住桌面，拉扯着桌布。

“不是指控。”斯蒂芬斯律师说，“只是报警。”

他在中风前说话风格就是如此的简短。很久以前莫琳就注意到，他寥寥几句话，毫不留情—简直可以说是粗暴的指责—却能让人们振作，解除他们的心理负担。

她在思考女人们不再拜访希迪卡普先生的另一个原因。她们不喜欢那些衣服。女人的衣服，内衣—磨旧的衬裙和胸罩，破损的内裤，疙疙瘩瘩的长统袜，挂在椅背上或者暖气上方的绳子上，或者就堆在桌上。这些衣服肯定都是他妻子的，起初人们以为他可能正要清洗、烘干、叠好它们，而不是要扔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它们还在那里，女人们开始怀疑：他让这些东西散落在四周，是不是别有意味？他是不是穿在了自己身上？他是一个变态吗？

所有这些都将浮出水面，他们将记录在案，用来指控他。

变态。他们也许是对的。他也许会将他们带到性侵希瑟、勒死或打死她的地方，他们也许会在他的房子里找到她的某件衣物。人们会害怕地低声说，不，他们没有感到意外。我不感到意外，你呢？

关于道格拉斯角的工作，斯蒂芬斯律师提了一个问题，玛丽安说：“他做的是维护工作。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要经过X光检查，他刷皮鞋的抹布也要检查，要埋在地下。”

送走这对夫妇，莫琳关上门，透过卵石玻璃门，她看见他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她心里仍不踏实。她爬了三级台阶，站在楼梯口的小圆窗前，注视着他们。

看不见一辆车，没有卡车，什么也没有。他们肯定是把车停在了大道上，或是镇公所后面的停车场里。可能他们不想让人看见他们去了斯蒂芬斯律师家。

警察局就在镇公所里。他们确实朝那个方向拐弯了，但接下来他们却斜着过了马路，莫琳仍能看见他们，他们坐在矮石墙上，那石墙环绕着旧公墓和被称之为先锋公园的花床。

他们在餐厅里坐了至少一个小时，为什么还需要坐下？他们不说话，也不看对方，却默契无间，像是两个一起干体力活的人停下来休憩。

陷在回忆里的斯蒂芬斯律师会说起从前人们如何在那座墙上休息。步行来镇里卖鸡或黄油的农村女人。去高中上学的乡下姑娘，那时候还没有校车这个东西呢。她们会停下来，藏起胶鞋，回家路上再取回来。

有时候他又对回忆往事没有耐心。

“旧时光。谁要它回来？”

玛丽安把发夹取了下来，小心地摘下帽子。原来是这样—她的帽子扎伤了她。她把帽子放在腿上，她丈夫着急地伸手把它拿走，好像那对她来说是一个重负。他把它放在腿上。他弯腰开始安慰般地抚摸它。他抚摸那顶可怕的褐色羽毛帽，好像在安抚一只受惊的小母鸡。

玛丽安阻止了他。她对他说了什么，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像一位母亲猛然打断傻孩子的任性行为—带着强烈的怨憎，是她筋疲力尽的爱中的一个间歇。

莫琳吃了一惊。骨子里感到一股寒意。

她丈夫走出餐厅。她不想让他看见她在观察他们。她把窗台上插着干花的花瓶转了转，说：“我觉得她的话是不会讲完的。”

他并没有在意。他在想别的事。

“下来吧。”他说。

他们刚结婚的时候，他告诉莫琳，自从小女儿海伦娜出生后，他和第一个妻子就分居了。“我们有了我们的男孩和女孩。”他的意思是说他们不需要再努力了。莫琳当时不理解他的暗示，他和她也想保持分居关系。嫁给他的时候，她是爱他的。当他第一次在办公室搂住她的腰肢时，她想，他肯定以为她是走错了门，他在纠正她—其实她是渴望他的怀抱的，但是因为他的礼貌，她不敢往那方面想。那些认为她嫁得很好但只是为了利益的人，会惊讶地看见，度蜜月时她是多么幸福—除了要学习打桥牌。她知道他的力量—他施展它的方式，他控制它的方式。他吸引着她—从不在意他的年纪，他的怪模样，他牙齿和手指上的烟渍。他的皮肤很温暖。婚后几年，她流了一次产，出了很多血，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样的事，她的输卵管结扎了。自那以后，她和丈夫的那种亲密关系也终结了。他觉得他主要是在体贴她，因为他认为拒绝给一个女人生育的机会是不对的。

有时候她也会纠缠他一会儿，他便会说：“嘿，莫琳。你在干什么啊？”或者他告诉她要懂事。“懂事”这个词是他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学到的，他们早就不用了，他还在用，事实上他们从家里搬走很久以后，他还在用。

他的话是那样让她感到羞辱，她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世界上他最讨厌的就是泪水。

现在呢，她想，要是还像过去那样，难道不是种解脱吗！她丈夫的欲望回来了—或者说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欲望。他们婚姻初期那种笨拙的性爱，那种正式的爱抚，是不见了。如今他的眼神乌云密布，他的面容苦恼不堪。他对她说话咄咄逼人，有时候还用手指捅她，甚至把手指从后面插进去。她根本不需要这些动作刺激她—她急于把他拖进卧室，因为她担心他会在别的地方胡闹。他的旧办公室被改造成楼下的一间卧室，和浴室相连，这样他就不必爬楼了。这个房间上了锁，弗朗西丝无法闯进来。不过电话铃会响，弗朗西丝会来找他们。她可能会站在门外，不小心听见那些声音—斯蒂芬斯律师的喘息、呻吟和恐吓，他命令莫琳做各种动作的令人恶心的嘘声，最后是他撞击她的声音，他发出的命令声，除了莫琳任何人都听不清的命令，但它就像洗手间里的声音一样，充分说明了他的极端。

“下流！下流！”

这个男人叫道，正是他曾经把海伦娜关在房间里，因为她叫她哥哥臭杂种。

莫琳的词汇量足够大，但是在震惊之余，她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词，用一种有说服力的腔调说出来。她努力了。她太想助他一臂之力。

过后他马上睡着了，短暂的睡眠似乎把这个插曲从他记忆里抹去了。莫琳逃到洗手间。她先洗了洗，又匆忙上楼去换衣服。每逢这样的时刻，她都要扶住楼梯栏杆，她觉得是那样的空虚、无力。她要咬紧牙关，她并不想愤怒地吼叫，但忍不住发出生病似的呜咽，听起来就像是一只被揍了的小狗。

今天她比往常要镇定。她照了照浴室的镜子，挑了挑眉毛，动了动嘴唇和下巴，让脸上的表情恢复原样。受够了，她仿佛在说。甚至在做那事时，她还能想别的事。她在想怎么做蛋奶糕，她在想家里的牛奶和鸡蛋还够不够。在她丈夫的狂暴中，她在想那穿过羽毛的手指，妻子把手放在丈夫的手上，压下去。

我们要为希瑟·贝尔唱一支歌，

就算死了也要唱。

绿森林里找不到希瑟，

她的生命才含苞待放。

“已经有一首诗写过了。”弗朗西丝说，“我这儿打出来了。”

“我原来打算做蛋奶糕的。”莫琳说。

玛丽安·哈伯特的话，弗朗西丝听见了多少？每一句，很可能。守口如瓶，简直要了她的命。她举起打出来的诗，放在莫琳的眼前，莫琳说：“太长了，我没有时间。”她开始把鸡蛋挑出来。

“写得很好，”弗朗西丝说，“真应该配上曲子。”

她大声朗读。莫琳说：“我要集中注意力。”

“这么说我可以走开了。”弗朗西丝说着去收拾阳光房。

厨房终于安静了—白色的旧墙砖，黄色的高墙，熟悉的、抚慰人的盆盆罐罐，也给了她的前任安慰吧。

玛丽·约翰斯通对女孩们发表的演讲，多多少少是同样的内容，她们大多数都知道下面要说什么。她们甚至事先就预备好了鬼脸。她告诉她们，她得小儿麻痹症时装了铁肺，耶稣来了，并对她说话。她不是在做梦，她说，不是幻觉，也不是精神错乱。她是说他来了，她认出了他，可是她不觉得这是件奇怪的事。她立刻就认出了他，虽然他穿着医生一样的白大褂。她想，哦，这是合理的—不然他们不会让他进来。她就是这么解释的。装着铁肺的她躺在那里，既理智又愚蠢，类似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也会这样。（她指的是耶稣，不是小儿麻痹症。）耶稣说：“你还会重新拿起球拍的，玛丽。”他所说的就是这些。她垒球打得很好，他知道他的话她能听懂。然后他就离开了。她按照他的教诲，紧紧地拥抱生活。

还有更多的教诲，关于每个人生命和身体的独特性，引向玛丽·约翰斯通称之为关于男孩和性冲动的“普通谈话”。（说到这，她们就做起鬼脸—她又接着谈耶稣，真让她们难为情。）接下来是关于酒精、香烟，以及一件事如何诱发另一件。她们觉得她真是癫狂—竟然看不出昨天晚上她们抽烟抽到想吐。她们的气味好难闻，她一点也没提到。

所以她真是—癫狂。大家任由她谈论医院里的耶稣，她们觉得她有资格相信。

试想你确实看见了某个景象？不是耶稣那种，而是某个景象？莫琳有过这种体验。有时她半醒半睡，也没有做梦，她会看见某个景象。甚至就在白天，就在她自认为的日常生活里。她能看见自己坐在石阶上吃樱桃，望着一个男人拿着包裹走上石阶。她从没见过那些石阶和那个男人，可是有那么一瞬间那就像是她另外某种生活的一部分，像现在的生活一样漫长、复杂、古怪而又单调。她也不意外。她同时了解了两种生活，这只是一个偶然，一个迅速被更正的错误。后来她想，这如此平常。樱桃。包裹。

她此刻看见的不属于她的任何一种生活。她看见那些长着粗壮手指的大手压到她的桌布上，那只抚摸羽毛的手，被压住，顺从，被另一个人的强大意志压住—她在煤气灶上的双层蒸锅里搅拌蛋奶糕，那只手被压在炉圈上，只有一两秒钟，红线圈足以把肉烤伤、烧伤却不至于残疾。这是在约好的缄默中发生的—短暂的、野蛮的而又必要的行为。看起来是这样。被惩戒的手黑得像手套，也像一只手的阴影，手指张开。穿着同样的衣服。奶油色的袖子，深蓝色。

莫琳听见丈夫在前厅走动，她关上火，放下勺子，去找他。他把自己收拾好了。他要出门。她不用问就知道他要去哪里。去警察局，去询问报案的内容，以及将如何处理。

“也许我该开车送你去，”她说，“外面很热。”

他摇摇头。他嘀咕着什么。

“或者我陪你走过去。”

不。他在执行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被妻子送去或是陪伴都会有损他的声名。

她帮他打开前门，他用一种拘谨的悔过的口吻说：“谢谢你。”他走过时，弯下腰，向她脸颊边的空气噘了噘嘴。

他们已经走了，矮墙上没有一个坐着的人。

希瑟找不到了。没有尸体，没有痕迹。她像灰尘一样被吹走了。她那张贴在公告栏上的照片将褪色。双唇紧闭的微笑，嘴角轻咬，好像在克制一阵无礼的大笑，这微笑将会与她的失踪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对学校摄影师的嘲讽。因为这里面总有关于她自由意志的微弱暗示。

希迪卡普先生也帮不上忙。他时而迷惘，时而暴怒。他们搜查他的房子时，什么也不会找到，当然不算他妻子的那些旧内衣，他们挖掘他的花园，也只会找到埋在土里的狗的陈年老骨。许多人将坚信他做了什么，或是看见了什么。他和这件事有关。他被送到省精神病院，又名精神健康中心，当地的报纸会发表读者来信谈论预防性拘留，亡羊补牢。

玛丽·约翰斯通也会给报纸写信，解释她为什么那么做，那个周日，作为一个头脑清楚、信仰坚定的人，她为什么那么做。最终，编辑会告诉她希瑟·贝尔的事是旧闻了，不是小镇唯一想知道的事，假如野营活动要终止，那也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这个故事总不能讲了又讲。

莫琳还是个年轻女人，虽然她并不觉得，她还有未来在等她。先是死亡—很快的事—再婚，新的地方和房子。在千里之外的厨房，她将注视着木勺背面的软皮，她的记忆将会刺痛，但在这个时刻，这一切不会透露给她，此刻她仿佛在窥视一个公开的秘密，等你想要讲述它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它如此不同寻常。

（陈笑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