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位于国家最西边，游客们都来这里买假货。帝陀表的店面、双层巴士、花盆、马车：简直算得上失礼。不过，这儿有街上露出的海色，每天沿着开满金雀花的悬崖散步的悠闲健壮的老人，在风里弓身前行，花园里种着南美杉和漂亮灌木的破烂平房，虽然它们看上去稍微有点奇怪。春天到来的时候，栗子树开花，街边的山楂树也开出红白色的花，油性阔叶灌木更会开满茂密的粉色、玫红色的花朵，这幅景象你在内陆可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我觉得，它就像是小说里的城镇—从以新西兰或塔斯马尼亚岛为背景的小说里移植而来的海滨城镇。但是，它仍然也有北美的特点。毕竟，有那么多人是从温尼伯和萨斯喀彻温来到这里的。中午的时候，饭菜的味道会从穷人们简陋的公寓里飘出来，煎肉、炖菜—农场的晚餐都是中午时分在狭小的厨房里烹制的。
我简直没法表达自己对它的喜爱。当然，这里不是一个新起步的商人应该寻找的地方—那种拥有可能促进商业成功的喧闹和活力的地方。没太多事可做，这是此地传达给我的信息。要是一个开店的商人根本不介意这种“没太多事可做”的信息，你就得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开店是为了卖东西，他们希望生意忙碌，这样才能扩大店面，然后才能卖出更多的东西，变得富裕，然后他们就再也不必亲自待在店里了。难道不是吗？不过，难道没有另外一种人吗？他们开店是希望有个容身之所，里面都是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纱线、茶杯，或者是书—他们只想过得舒舒服服的。他们将会成为街区的一部分，街道的一部分，每个人城镇地图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每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他们会在半上午坐下喝杯咖啡，他们会在圣诞节挂出熟悉的毛条拉花彩带，他们会在春天摆出新货之前擦洗玻璃。小店，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像某些人的林中木屋—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种正当存在。
当然，也需要有一些顾客。房租到期的时候，书可不会自己交租。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因此我才有可能来到这里，经营这家小书店—但除非业务好转，否则我只能支撑到这个夏天。我很清楚这一点。随着天气转暖，我很高兴书店的顾客越来越多，卖出的书也越来越多，书店很有希望继续经营下去。学期末的时候，学校经常以书作为奖励，这也给书店带来了很多老师，他们总是带着书单、赞美，很遗憾，还带着打折的期望。来逛书店的人往往也会买书，有些人渐渐成为我的朋友—我在这里拥有的那种朋友，在这里，我好像很乐于每天和人们交谈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当洛塔尔和牧师第一眼看到斯库台的时候，它看上去像是飘浮在沼泽地上，城里的圆顶和尖顶闪着微光，仿佛是由雾气组成。但是，当他们在暮色初降时走进城里，那种宁静却完全消失不见。街道上铺着粗糙的大石，到处是人和驴车、流浪狗和被赶往某处的猪群，空气闻起来有烟火味、烧饭味、动物粪便以及某种难闻的东西—像是腐烂的兽皮。有个男人肩上放着一只鹦鹉走了过去。那只鸟仿佛在用某种未知的语言尖声叫骂。牧师数次拦下路人，询问去往主教家的路。可他们要么不发一言就从牧师身边挤走，要么嘲笑他，要么说些他根本听不明白的话。一个男孩说他可以带路，但是要收钱。
“我们没有钱。”牧师回答。他把洛塔尔拉进一个门道里坐下休息。“在马拉希阿马达，”他说，“很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很快就会改变态度。”
洛塔尔要从牧师身边逃离的想法已经完全消失。一个原因就是，她去问路的话，还不如牧师呢；另一个原因是，她感觉他们就像是互相依存的盟友，离开彼此的视线就没法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依赖他皮肤的味道，他那大阔步中包含的愤愤不平的决心，他那茂密的黑色胡须。
牧师跳了起来，说他想起来了—他现在记起了去主教家的路。他急匆匆地走在前面，穿过狭窄的、两侧是高墙的小巷，那里根本看不见房子和院子—只能看见墙壁和门。铺路的石头高低不平，跟那条干枯的河床一样难走。但他记得的路没错，走到主教家门口的时候，他发出了胜利的喊声。
几声高声争辩之后，一位仆人打开门，领着他们进去。他让洛塔尔坐在一进门的地上，领着牧师到房子里去见主教。很快，有人被派往英国领事馆（当时没告诉洛塔尔），他带回了领事的男仆。当时天已经黑了，领事的男仆提着一盏灯笼。洛塔尔又被带往别处。她跟着男仆和他的灯笼去了领事馆。
院子里有一缸给她洗澡用的热水，她的衣服被拿走了，很可能是烧掉了。他们剪掉了她那油腻腻、长满寄生虫的头发，还在头皮上倒满了煤油。她得说出自己的故事—如何来到马拉希阿马达的—这有些困难，因为她已经不习惯讲英语，而且时间感觉是那么遥远，那么无关紧要。她要重新学着在床垫上睡觉，在椅子上落座，用刀叉吃饭。
他们尽快把她送上了船。
夏洛特停下来，说：“这部分没什么意思。”
我之所以来维多利亚，是因为这里是国内距离安大略省伦敦市最远的地方。在伦敦，我和丈夫唐纳德把家里地下室的房子租给了一对夫妇，尼尔森和西尔维娅。尼尔森是大学里英语专业的学生，西尔维娅是一位护士。唐纳德是一位皮肤科医生，我正在写一篇关于玛丽·雪莱的论文—进展不快。我们结识是因为我去找他看脖子上的疹子。他比我大八岁—高个子，红红的脸颊上长着雀斑，比看起来要聪明。一位皮肤科医生看到的总是悲痛和绝望，尽管人们来找他看的病没有肿瘤和动脉堵塞那么严重。他看到了内部的破坏和极其不幸的命运，他看到了爱和欢乐是如何被一小块病变的细胞所支配。这种经历使唐纳德变得和善，一种谨慎而冷淡的和善。他说我的疹子很可能是因为压力，还说，一旦我控制住几个问题，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
我们邀请西尔维娅和尼尔森上楼来吃晚餐。西尔维娅给我们讲了他们两个以前在安大略北部生活的那个小小的城镇。她说，尼尔森一直都是全班、全校，甚至全镇最聪明的人。她这么说的时候，尼尔森看着她，脸上是一种单调震惊的表情，好像正以无穷的耐心和最柔和的好奇等待着一个解释。西尔维娅笑着说：“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西尔维娅在医院上夜班的时候，我有时会邀请尼尔森来和我们一起吃便饭。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冷漠的餐桌礼仪和挑食的习惯。他不吃米饭或者面条，不吃茄子、橄榄、虾、辣椒、鳄梨，以及很多其他东西，因为它们在安大略北部那座小城都是不常见的食物。
尼尔森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显老，他矮而敦实，皮肤灰黄，不爱笑，脸上带着一种轻蔑和好斗之气，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位曲棍球教练，或是一个没受过教育、聪明公正、满嘴脏话的建筑队工头儿，而非一个二十二岁的羞涩学生。
面对爱情，他可毫不羞涩。我觉得他机智又坚定。诱惑是相互的，对我们来说，这都是第一次婚外情。我曾在一个派对上听人说过，结婚的好处之一，就是你能真正拥有一段风流韵事—没结婚时的韵事不过是普通的恋爱罢了。这种言辞让我反感，也很害怕去想生活竟是如此凄凉和琐碎。但是，从我和尼尔森开始婚外情，我始终非常惊奇。其中没有凄凉和琐碎，有的只是冷酷和清晰的欲望，还有闪现的欺骗。
尼尔森是首先面对现实的人。有一天下午，他转过身去，哑着嗓子大胆地说：“我们得离开这里。”
我以为他说的是他和西尔维娅得离开，他们不能继续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下去了。但他指的是他和我。“我们”指的是他和我。当然，说到我们的安排、我们的越轨时，他和我都用过“我们”这个词。现在，他说的是“我们”的决定—很可能是一起生活。
我的论文应该是关于玛丽·雪莱后期的小说，那些没人知道的作品。《洛多尔》、《珀金·沃贝克》、《最后的人》。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玛丽的生活，在她遭受悲痛的剧变、开始专心把儿子培养成准男爵之前的生活。我喜欢读关于其他女人的书，那些恨过、嫉妒过或者游荡过的女人：哈丽雅特，雪莱的第一任妻子；范妮·伊姆利，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自己也爱上过雪莱；玛丽的继姐妹，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和我名字一样—克莱尔—加入了玛丽和雪莱的未婚蜜月，以便追求雪莱的好友拜伦。我经常和唐纳德谈论冲动的玛丽、已婚的雪莱，以及他们在玛丽母亲葬礼上的相遇，谈论哈丽雅特、范妮的自杀，谈论与拜伦有了孩子的固执的克莱尔。但我从来没有和尼尔森提过这些，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聊天，也因为我不希望他认为我在从这些混杂了爱、绝望、背叛和自我吹嘘的故事中获取安慰和鼓舞。我自己也不希望这样想。而且，尼尔森并不喜欢19世纪那些爱情故事。他这么说过。他说，他想做些关于丑闻揭发者的事情，也许他只是开个玩笑。
西尔维娅可不像哈丽雅特，她的思想没有受到文学的影响和限宥，发现我们的事后，她勃然大怒。
“你这十足的白痴。”她说尼尔森。
“你这两面派的蠢货。”她说我。
我们四个人坐在我家客厅里。唐纳德继续清理他的烟斗，填满烟丝，弹一弹，点着，整理整理，吸烟，再点着—简直像是电影里的镜头，我很为他尴尬。接着，他拿出几本书和最新一期《麦克林周刊》装进公文包，去浴室拿了剃须刀，去卧室拿了睡衣，走了出去。
他直接去了一个年轻寡妇的公寓，那是他们诊所的秘书。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说，在那天晚上之前，他从来没有对这个女人有过朋友之外的任何念头，那天他忽然想，去爱一个善良、明事理、不那么复杂的人，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西尔维娅晚上十一点上班。尼尔森一般会陪她走到医院—他们没有车。这天晚上，她说宁愿让一个恶棍送自己上班。
就这样，尼尔森和我被单独留了下来。这一幕比我期待中的时间要短得多。尼尔森看起来很阴郁却很宽慰，假如我感觉到那短暂的忏悔已经被爱的潮水淹没，这荣耀而恐怖的事，我最好还是不要表现出来。
我们躺在床上，谈论我们的计划，最后还是做了爱，因为这是我们最常做的事。半夜，尼尔森醒了过来，觉得最好还是回他自己床上去睡。
我在黑暗中起床，穿衣，收拾行李，写了张便条，然后走到角落的电话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乘坐六点的火车去多伦多，接着又坐火车去温哥华。乘火车比较便宜，如果你愿意坐上三个晚上的话。我愿意。
在那个伤心、漫长的早晨，我坐在长途列车上，沿着陡峭的菲沙峡谷来到湿润的菲沙溪谷，在那里，湿漉漉的小房子上笼罩着烟雾，还有褐色的葡萄藤、带刺的灌木丛和拥挤的羊群。我人生中的剧变就发生在这个十二月。我没过圣诞节，淤泥湿雨混杂的天气也取代了往日冬季的暴雪和冰柱。我整个人十分迟钝，我知道自己感冒了，手脚抽筋，精神也低落无比。我当时难道没想过，期待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谬？生活归根到底不过是有杯像样的咖啡和一间能够舒展身体的房间？我难道没想过，即使尼尔森现在正坐在我的身边，他也早已变成一个面容灰暗的陌生人，他的冷漠和焦虑只能加剧我的？
不，不。尼尔森对我来说仍然是尼尔森。他的皮肤、他的味道、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对我来说并没有改变。我首先想到的好像是尼尔森的外在，而关于唐纳德，则是他内心的震动与和谐，努力做到的善良和隐秘的忧虑—这是我通过计谋和哄骗才了解到的。要是我能够把对这两个男人的爱合二为一，放在一个人身上，我将是一个快乐的女人。要是我能关心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像对尼尔森那么周到，像现在对唐纳德那么平静、超越肉体，我简直就是个圣人。相反，我受到的却是一个貌似荒唐的双重打击。
那些变成朋友一样的常客是这么几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她是个注册会计师，却喜欢看《六位存在主义思想家》、《意义的意义》这一类的书；一位省里的公务员，总是订购华丽、昂贵的色情文学作品，我听都没听说过（与我和尼尔森那种简单高效、令人朝思暮想的惯例相比，书里那些精巧繁复的东方式、伊特鲁里亚[7]式的关系反而让我觉得怪异和无趣。）；一位公证人，他住在约翰逊大街自己办公室的后面（“我住在贫民区，”他告诉我，“有的夜晚，我总觉得街角会出现一个彪形大汉，蹒跚着大喊‘斯—特—拉’。”）；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叫夏洛特的女人—那个公证人叫她公爵夫人。这几个人彼此并不怎么感兴趣，早先我试图介绍会计和公证人聊一聊，结果失败了。
“别给我介绍那些面容枯槁的浓妆女人，”下次来到书店的时候，公证人说，“我希望今晚你没把她藏在周围的什么地方。“
的确，会计那消瘦、聪明、五十岁的面孔上妆画得很浓，眉毛也像是印度墨画的两条大粗线。不过，烟熏牙、麻子脸的矮胖公证人又有什么资格说人家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肤浅的人。”会计说，似乎已经勇敢地猜出了别人对她的评论。
再也不乱给别人牵线了，我在给唐纳德的信里说，我干吗要费那个劲儿啊？我定期给唐纳德写信，给他描写我的书店、这座城市，甚至还有我那难以言说的情感。他现在和海伦，那个秘书，一起生活。我也给尼尔森写信，不知道他是不是独自生活，有没有和西尔维娅言归于好。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她相信的是清晰果断的结局，而某些行为是不可宽恕的。他换了新地址，我在公共图书馆里查过伦敦市的电话黄页。唐纳德，尽管一开始不怎么情愿，还是给我回了信。信里客观地聊了聊我们都认识的人、诊所里面的事儿，稍微带着一丝风趣。尼尔森没有回信。我开始写挂号信，这样我至少知道他收到了。
夏洛特和戈迪汗肯定是一起走进书店的，可是直到他们离开，我才意识到他们是一对。夏洛特身材粗壮走形，长着粉色的面孔和浅蓝色的眼睛，浓密闪亮的白发像年轻女孩那样披在肩上。尽管天气已经很暖和，她还是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天鹅绒斗篷，上面镶着稀疏的灰色毛边—像一件在舞台上或者曾经在舞台上穿的衣服，下面露出宽松的衬衫和花格的羊毛便裤，宽宽的光脚上穿着凉鞋，上面满是灰尘。她身上叮当作响，好像里面隐藏着盔甲。抬起胳膊够书的时候才知道，那声音原来是发自手镯—一大串手镯，粗的、细的，生锈的、闪亮的。有些上面镶着大块的方形宝石，褐色的或者血色的。
“想象一下这个老骗子还在四处游走。”她对我说，好像我们正在继续一场愉快散漫的谈话。
她拿的是一本阿娜伊斯·宁[8]的书。
“别理我，”她说，“我净乱说话。其实我很喜欢这个女人，我受不了的是那个男人。”
“亨利·米勒？”我顺着这个话题说道。
“没错。”她开始谈论亨利·米勒、巴黎、加利福尼亚，用一种嘲弄、积极而又亲热的方式，好像跟口中那些人至少做过邻居。最后，我很天真地问她是否的确如此。
“不，不。我只是觉得自己很了解他们。不是本人。哦—也算是本人。恩，本人。否则还能怎样去了解他们呢？我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他们。但在他们的书里呢？他们也希望如此吧？我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想传达给我的信息，就像你认识的其他人一样。你没发现？”
她又闲逛到摆放最新推荐的平装书的桌子旁边。
“那么，这里就是新书了，”她说，“哦，天啊。”她说着睁大双眼看着金斯伯格、科尔索、费林盖蒂的照片。她开始看书，那么专注，我以为她脱口而出的下一句话肯定是几句诗。
“我从这里经过，看见了你，”她说着把书放下，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我，“我见到你坐在里面，心想，年轻姑娘应该喜欢待在外面，待在阳光下。我猜想，你会不会想雇我在里面坐着看店，这样你就能出去了？”
“哦，虽然我很想，但是—”我说。
“我可不笨。其实我很有知识。不信你问问我谁写的奥维德[9]的《变形记》。没事儿，你不用非要笑。”
“虽然我很想，但我真的负担不起。”
“哦，好的。你很可能是对的。我不是很时髦，很可能会把事情搅乱。要是人们买了我觉得糟糕的书，我会跟他们争论起来。”她看起来也不怎么失望。她选了一本《无用的鳄梨》，说：“这本！冲这书名，我也得买这本书。”
她轻轻吹了一声口哨，所针对的那个男人听到之后，从他正在看的那堆书里抬起了头。我早就知道他在那里，可是并没有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一起。我还以为他像那些独自在街上闲逛的男人，随意走进了书店，站在那里看一看，好像试图弄明白书店是个什么地方，或者这些书是干吗的。他不是个醉汉或乞丐，也不是其他需要担心的人—只不过是这城市里众多衣衫破旧、沉默寡言的老人之一，他们就像鸽子一样，整天在某个区域不停地飞来飞去，从来不看人们的脸色。他穿着一件长到脚踝的外套，是某种发亮的、带着涂层的猪肝色布料，带着一顶有穗的褐色天鹅绒帽子，就像是英国电影中邋遢的老学究或者牧师所戴的那种帽子。这就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穿戴的衣物都像是从戏服箱子里拿出来的。但仔细看的话，他比她要年长几岁，长着一张发黄的长脸、烟草棕色的下垂的眼睛、杂乱而令人生厌的胡子，残留着几丝曾经的帅气和权势。一种被压制的残暴。他听到口哨就走了过来—似乎半开玩笑半严肃—然后在女人准备付账的时候站到了她身旁，像一只沉默而有自尊的狗或者驴子。
当时，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向书籍征收销售税。这本书的税金是四分。
“我不能付这个钱，”她说，“对书征税。我觉得这不合情理。我宁可坐牢。你不觉得？”
我也这么觉得，但我没法告诉她—就像我告诉其他人那样—书店本身可没法逃开这笔账。
“我听起来是不是挺吓人的？”她说，“看看政府还能对人们做些什么？就只会夸夸其谈。”
她把书装进包里，没有付那四分钱，以后买书也从来没有付过税金。
我给那个公证人讲了他们两个的样子，他立刻就知道我指的是谁。
“我把他们叫做公爵夫人和阿尔及利亚人，”他说，“我不清楚他们有什么背景，但我觉得他也许是个隐退的恐怖分子。他们在城里走动都推着车，就跟拾荒者似的。”
我收到一张便条，邀请我周日晚上共进晚餐。署名是夏洛特，没写姓，但措辞和笔迹都很正式。
我的先生戈迪汗和我将十分荣幸……
在那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收到类似的邀请，以为万一收到了一定会觉得尴尬而烦恼。可我觉得很高兴，这让我自己也很惊讶。夏洛特给出了坚定的期许；她和那些我只愿意在书店见到的人不一样。
他们所住的房子在潘多拉街，外墙涂着芥末黄色的灰泥，有一个小小的平铺的门廊。这总是让我想起公共厕所。尽管那公寓没有异味，也并不算很脏，但也乱得可怕。书都堆在墙边，一块块的花布挂在墙上遮住壁纸，窗户上挂着竹帘，灯泡上别着彩纸—绝对是可燃物。
“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夏洛特喊道，“我们真怕你有无数更有趣的事情要做，不能来看望我们两个老家伙呢。你坐在哪儿好呢？这里怎么样？”她把一堆杂志从藤椅上搬开。“舒服吗？藤椅会发出好玩的声音。有时候，我一个人坐在这里，藤椅就开始吱呀作响，就跟里面有个小人在移动一样。我也可以说成是鬼魂，我尝试过相信这类说法，但还是信不了。”
戈迪汗拿出一瓶甜黄酒，给我一只干净的高脚杯，给夏洛特一只平底玻璃杯，给他自己一只塑料杯。这小小的厨房里高高地摞着锅碗食材，看起来做不出任何食物，但是却飘出了烤鸡的香味。没一会儿，戈迪汗就端出了第一道菜—黄瓜片和酸乳酪。我坐在藤椅里，夏洛特坐在扶手椅里，戈迪汗坐在地上。夏洛特穿着她的便裤，一件玫瑰红的T恤衫紧贴着她没穿文胸的乳房。她的趾甲上涂着和T恤衫相配的颜色。去取黄瓜片的时候，她腕上的手镯叮叮当当地碰着盘子。（我们是用手拿着食物在吃饭。）戈迪汗戴着他的帽子，长裤外面套着一件暗红色的丝袍，上面的污迹和花纹已经融为一体。
吃完黄瓜，我们还吃了用葡萄干和香料烤制的鸡肉、酸面包和米饭。夏洛特和我用叉子吃，但戈迪汗是用面包舀着米饭吃的。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我都经常想起这顿晚餐，那种坐和吃的随意方式，甚至那杂乱房间的样式和场景也变得熟悉和时尚起来。我认识的人，还有我自己，偶尔也会不太讲究餐厅的桌子、配套的红酒杯、餐具和椅子。当别人用这种方式来招待我或者我去招待别人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夏洛特和戈迪汗，他们那种真正的匮乏和大胆的真实将他们与之后所有类似的人区分开来。当时，这对我来说全然陌生，我既不安又高兴，既希望自己能配得起这种异国情调，但又不想太过刻意。
不一会儿就谈到了玛丽·雪莱，我列举着后期小说的名字，夏洛特朦朦胧胧地说：“珀金……沃贝尔……他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假装自己是在城堡里被杀死的小王子的人？”
她是我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是历史学家却知道这件事的人。
“那简直能拍成一部电影，”她说，“你不觉得吗？关于这种妄想者，我总是在想一个问题—他们到底以为自己是谁？他们相信那是真的吗？但玛丽·雪莱自己的生活就是一部电影，不是吗？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拍过。你觉得该由谁来演玛丽呢？不，不。首先得从哈丽雅特开始。谁来演哈丽雅特呢？”
“得找一个看上去奄奄一息的人，”她说着，撕下一块金黄色的鸡肉，“伊丽莎白·泰勒？戏份太少。苏珊娜·约克？”
“谁是父亲？”她问道，指的是哈丽雅特未出生的孩子，“我觉得不是雪莱，我一直这么觉得。你呢？”
这些谈话真的非常非常愉快，但我曾经期待我们能够彼此倾谈—就算不是真正的秘密，至少也是一些个人的私事。在这样的时刻，你的确会如此期待。在我们家的桌边，西尔维娅不是也说了安大略北部的小镇，说了尼尔森是全校最聪明的人？最终，我发现自己是如此渴望说出自己的故事。唐纳德和尼尔森—在那伤人的复杂情况中，我想说出实情，或者一部分实情，说给一个不会为之惊讶或者愤怒的人听。要是有合适的人陪伴，我将很乐于深深思索自己的行为。我当初是不是把唐纳德看作父亲一般的角色—或者家长的角色，因为我的父母全都过世了？我丢下他，是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丢下了我？尼尔森的沉默是什么意思，是永远的吗？（但归根结底，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告诉任何人，上周所有的信件都被退了回来，上面写着“此地址查无此人”。）
夏洛特不是这么想的。没有合适的机会，没有故事的交换。鸡肉之后，高脚杯、平底玻璃杯和塑料杯都被拿去倒满了一种非常甜的冻果子露，用嘴喝比用勺子吃还要方便。接着，是浓得要命的咖啡。屋里光线暗下来的时候，戈迪汗点起了两支蜡烛，其中一支递给我拿着去卫生间，里面只有一只马桶和淋浴头。夏洛特说灯坏了。
“正在检修，”她说，“要么就是他们一时心血来潮。我真觉得是他们心血来潮。幸亏我们还有煤气炉。只要我们还有煤气炉，就能对他们一笑置之。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不能放音乐了。我本来想放一些老民歌的—‘我昨晚梦见自己遇到了乔·希尔’，”她模仿着男中音唱道，“你听过这首吗？”
我的确听过。以前，唐纳德喝了几杯酒之后就会唱这首歌。通常，唱《乔·希尔》的人都有某种模糊但可辨识的政治同情，但我觉得对夏洛特来说没这回事儿。她不会是出于同情或者道义。别人严肃对待的事情，她往往嬉笑对之。我并不确定自己对她的感觉。那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尊敬，更像是一种愿望，希望受她的熏陶，变得轻快，自嘲，带一点恶毒，勇往直前。
同时，戈迪汗正在向我展示一些书。这是怎么开始的呢？也许是因为我的一句话—这一类的书这里有多少啊？—我从卫生间回来时，被路上的东西绊了一下。他正拿来一些用皮或仿皮—我哪儿知道有什么区别啊？—装订的书，带着大理石纹的衬页、水彩的插画和钢版雕刻。开始，我以为他需要的只是赞美，就对每本书赞不绝口。但我清楚地听到他提起了钱—这是不是我第一次清楚地听见戈迪汗说话？
“我只卖新书，”我说，“这些书很棒，但我完全不了解。这种书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意。”
戈迪汗摇了摇头，好像是我没理解状况，而他坚决地开始了再次尝试。他用更坚决的声音重复了一遍价格。他难道以为我是在和他讨价还价吗？或者，他是在告诉我他当初买书所花的价钱？也许，我们是在推测这些书能卖多少钱—而不是我要不要买？
我继续说“不”和“是”，努力地把这些回答用在合适的地方。不，我不能把它们买回书店。是，它们非常好。不，真的，很抱歉，我没法评判。
“要是我们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话，戈迪汗和我可能已经有所成就，”夏洛特说，“或者这个国家的电影有所发展也行。这是我爱做的事，拍电影。当群众演员。不过，也许我们不够平庸，没法儿当群众演员，他们会给我们安排一些小角色。我觉得群众演员必须是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出来’的类型，这样你才能一遍又一遍参演。戈迪汗和我太引人注意，尤其是戈迪汗—他那张脸很有戏。”
她好像根本没留意刚才那场对话，仍然对我滔滔不绝，时不时对戈迪汗纵容地摇摇头，像是在说，他的行为虽然讨厌但却很有魅力。为了回应她，我也只好不停地对着他点头，柔声地说话。
“你真的应该把它们带到古旧书店去，”我说，“是的，它们很漂亮。但这一类书不属于我的业务范围。”
戈迪汗没有抱怨，他的态度并不是逢迎，甚至算得上专横。他看起来简直要给我下命令，而且如果我不让步，他就会非常气愤。混乱之中，我只好多喝些黄酒，用我那装了果子露没洗的杯子。这可能是一种可怕的冒犯，因为戈迪汗看起来非常不悦。
“你能想象现代小说的插图吗？”夏洛特说，她终于把两个话题联系在一起了，“比如，诺曼·梅勒？那肯定是很抽象的。你不觉得？类似带刺的铁丝和污点之类。”
回家时，我头很疼，还有一种强烈的不满足感。这都是因为我太拘谨，尤其是买卖关系和殷勤款待混合到一起的时候。我也许表现得很糟，让他们失望了。他们也让我失望了，让我怀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被请去做客。
我想念唐纳德，为了那首《乔·希尔》。
我也想念尼尔森，为着我离开时夏洛特脸上的表情。一种尽情享受、满足的表情，尽管不愿意相信，但我知道那一定与戈迪汗有关。这让我觉得自己下楼、出门、走到街上之后，某种皮包骨头、滑不溜丢、黄了吧唧的老怪兽，肮脏却又迫切的老老虎，会从那些书和脏碗碟之间跳出来大闹一番。
一天之后，我收到了唐纳德的来信。他想离婚，以便和海伦结婚。
我雇了一个店员，一个女大学生，让她每天下午来看店几个小时，这样我就有时间去银行或办理其他事务了。夏洛特第一次看见那女孩的时候，她走到“便捷销售”的桌子旁，拍了拍上面的那摞书。
“这就是经理想让奴才们买的书吗？”女孩谨慎地笑了笑，没有回答。
夏洛特说得很对，那本书叫《控制你的人生》，是关于如何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的。
“你很聪明，雇她不雇我，”夏洛特说，“她更漂亮，不会夸夸其谈把顾客吓跑，也没有太多自己的观点。”
“我得告诉你一点儿关于那个女人的事。”夏洛特走后，店员对我说。
“这部分没什么意思。”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说，在医院的第三个下午，我在走神。就在夏洛特的故事讲到结尾的时候，我想起了一本特别订购但还没到货的书，是关于巡游地中海的。我还想到了那个公证员，他在约翰逊大街的办公室里被人打伤了头部，虽然没死但是可能会瞎。是抢劫，还是因为愤怒而报复，与他生活中我猜不到的层面有关？
戏剧化的情节和混乱让这个地方显得更为普通，却让我更难以掌控。
“当然有意思，”我说，“全都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精彩。”夏洛特装模作样地重复道。她做了个鬼脸，看起来就像一个吐出一勺流食的婴儿。她的眼睛仍然注视着我，仿佛正在流失光彩，那种天真、明亮、高傲的蓝色。焦躁渐渐变成嫌恶。一种明显的嫌恶的表情，出现在她的脸上，还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疲倦—就像人们会表现在镜子前、却几乎不会表现在别人面前的一种表情。也许我的大脑中早已有此想法，我忽然想到夏洛特也许会死。她随时可能死去，就这一会儿，现在。
她用弯曲的塑料吸管指了指玻璃杯，我取了杯子，扶着她的脑袋让她喝水。我能感觉到她头皮的热度、后脑勺上的脉搏。她大口地喝了些水，好像很渴的样子，脸上那种可怕的表情消失了。
她说：“真难喝。”
“我觉得这能拍出一部很棒的电影。”我说，扶着她的背让她靠在枕头上。她握了握我的手腕，然后松开。
“你从哪儿得到的灵感？”我问。
“从生活中。”夏洛特含糊地说，“等一下。”她把头转向枕头，好像是要私下整理些什么。接着，她恢复了正常，又给我讲了一点。
夏洛特没有死。至少没有死在医院。第二天下午我来得很晚，她的床已经空了，还铺上了新床单。曾和我说过话的那位护士正在努力给那个绑在椅子里的女人量体温。她看见我脸上的表情忍不住笑了起来。
“哦，不！”她说，“不是你想的那样。她今天早上出院了。她丈夫来把她接走了。我们要把她转到萨尼奇一个长期住院疗养的地方，他应该带她去那里，他说出租车就在外面。但后来我们接到电话，说他们从来没到那里去！走的时候，他们精神很好，他给她带来一大堆钞票，她高兴地抛到空中。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美金。但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我走到潘多拉大街的公寓楼，心想他们也许只是回家了。他们只是弄丢了去疗养院的路线指南，又不想去问。也许他们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一起待在家里。说不定，他们已经拧开了煤气。
一开始，我找不到那座房子，以为自己走错了路。但我认出了街角的商店，还有其他几座房子。那座房子变了样儿—所以我才没找到。灰泥墙被涂成了粉色，装上了新的大窗户和法式房门，加上了带着铸铁栏杆的小阳台。那些漂亮的小阳台被涂成了白色，整个地方有点冰激凌店的感觉。毫无疑问，房子的内部肯定也改建一新，房租肯定也涨了，那夏洛特和戈迪汗这样的人肯定没法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在门口查了房客姓名，果然没有他们的。他们肯定早已经搬走了。
公寓楼的变化给了我一些信息，关于消失的信息。我知道夏洛特和戈迪汗并没有真的消失—他们仍然在某个地方，活着或者死去。但对我来说，他们消失了。因为这件事—而非真的因为失去他们—我陷入沮丧之中，比过去一年遇到的所有烦恼都更为严重。我失去了支撑。我还得回到店里，因为店员要下班回家，但我感觉自己很容易走错路，随便走上任何一条路。我的人际关系陷入了危险之中—仅此而已。有时候，我们的关系会受到损伤，陷入危险，似乎几乎不复存在。街道和景象变得陌生，空气也变得稀薄。这样的时候，比起那些脆弱的选择和变幻莫测的岁月，我们真希望有命运可以依从，有某种东西能够掌控我们，任何东西。
我任凭自己陷入想象，想象一种和尼尔森共度的生活。如果当时我能采取恰当的行动，事情就会如此发展。
他会来到维多利亚，但他不喜欢在店里工作，为大众服务，而是去一所男校找一份时髦的教职，他那种下层的坚韧、伤人的言行在那里会很受欢迎。
我们会从达达尼尔的公寓搬到离海不远的宽敞平房。我们会结婚。
但这只是疏远的开始。我会怀孕，尼尔森会爱上一位学生的母亲，我则爱上分娩时医院里的实习生。
我们会原谅这一切—尼尔森和我。我们会再生一个孩子。我们会有朋友、家具、习惯。在某些季节会参加无数的派对，重复说着要开始全新的生活，在一个遥远的、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我们变得疏远、亲近—疏远、亲近—周而复始。
走进书店的时候，我发现门口站着一个男人，他一会儿望向窗户里，一会儿看着街道，然后，看到了我。这是一个矮个男人，穿着风衣，带着软呢帽。我觉得像是某人乔装打扮的样子，开玩笑地乔装打扮。他向我走来，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尖叫出声，好像那是我人生里的重大打击，实际上的确如此。因为，那真的是尼尔森，来这里找我。或者，至少是来看看我，看看会发生些什么。
我们一直非常幸福。
我经常感到彻骨的孤独。
人生中我们总会有所发现。
日日月月年年都会模糊地飞逝而过。
总的来说，我很满足。
洛塔尔离开主教家院子的时候，他们给了她一件长斗篷裹在身上，也许是为了遮盖她身上破烂的衣衫，或者掩盖她身上的味道。领事的仆人对她讲英语，告诉她他们要去的地方。她能听懂他的话，却无法回答。天还不算黑，她仍然能够看见主教花园里玫瑰和橙子的轮廓。
主教的仆人开着花园的门。
她始终没有见到主教，牧师自从跟着主教的仆人进去之后也没再出现。现在，在她离开的时候，她开始大声呼唤他。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于是就喊：“Xoti! Xoti! Xoti!”这在盖格语中是“首领”或者“主人”的意思。没有回音。领事的男仆不耐烦地晃动着手里的灯笼，给她指明要走的方向。那团光亮偶然照在了被树木半遮半掩的牧师身上。他正站在一棵小橙子树后，从树枝间向外望去。在当时的光线下，他的脸色和橙子一样苍白，黝黑尽数褪去。枝叶中这张面孔毫无血色，带着一种冷漠、无所求的哀伤，就像教堂窗户里某个骄傲虔诚的使徒脸上的那种表情。接着，那身影消失不见了。她吁了一口气，知道一切都太晚了。
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喊他。当船驶入的里雅斯特的港口时，他正在码头上迎候。
（邢楠 译）
[1]* 圣女，此处是指宣誓终身不嫁的女人。
[2] 阿尔巴尼亚西北部一地名，属于斯库台州的一部分，与斯库台区、特罗波亚区相邻。
[3] 巴尔干半岛最大的湖泊，在黑山与阿尔巴尼亚边境，因湖东岸的斯库台城而得名。
[4] 黑山的一个港口城市。
[5] 意大利东北部港口城市。
[6] 一种真菌类生物，成熟时会忽然爆开，将种子喷洒在空中。
[7] 意大利古国，此处意指“神秘”。
[8] 阿娜伊斯·宁（1903—1977），出生于法国的美国传奇女作家，著名作家亨利·米勒的情人。
[9] 奥维德，古罗马诗人，公元7年完成的《变形记》代表着作者的最高水平，其中包括约250个神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