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管理员的书桌位于前后屋之间的拱廊下。后屋里成排的书架上码放着图书。带绿遮光罩的电灯，长长的拉绳开关，悬垂于中间的过道。阿瑟还记得几年前镇议会里有人发起过一个议案，希望用60瓦的灯泡取代40瓦的。那位图书管理员也在呼吁者之列，后来他们照办了。

在临街的屋子里，报纸和杂志摆放在木质架子上，几张笨重的圆桌，带着配套的椅子，便于人们坐下阅读。玻璃后面厚重的深色封面图书成排摆放。可能是些词典、地图册和百科全书。两扇高大堂皇的窗户朝向大街，阿瑟父亲的照片则位居两窗之间。屋里其他画都挂得太高，模糊的说明文字挤作一堆，苦了抬头辨读的人们。（后来阿瑟在图书馆里待了不少时间，还和管理员商量了那些画的事情，他知道了其中一幅画的是弗洛登战役[6]，画中苏格兰国王冲下山坡直闯烟幕，有一幅画的是罗马少年皇帝的葬礼，还有一幅是奥伯龙和泰坦尼亚的争执，典出《仲夏夜之梦》。）

他选了一张可以望向窗外的阅览桌坐下。拿起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原本就搁在那边。他背对着图书管理员，觉得这样比较得体，因为她看起来有些焦躁。有人进来，她开始和他们说话。她的声音现在听上去差不多正常了。他一直觉得自己该走了，却迟迟没有起身。

他喜欢看那高大洗练的窗户充盈着春日黄昏的余晖。他喜欢屋里那种肃穆和秩序。那些来来往往的成年人如此专注于阅读，使他感到某种愉悦的困扰。一周接一周，一本接一本，如此这般，一生不辍。他自己偶尔会读上一本别人推荐的书，通常都挺喜欢，但读完后他会去翻杂志，免得自己落伍。如果没有别的书跟着盲打误撞过来，他是不会想到读下一本的。

偶尔有几回，屋里只剩下他与图书管理员。

有一次她走过来站在他身旁，开始给报架换新报纸。换完之后，她跟他说话，语气里有一种按捺着的紧迫感。

“那份事故报道，印在报纸上的—是不是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瑟回说那或许写得太清楚了。

“为什么？你为什么这样说？”

他提到公众对骇人细节追逐不休。难道报纸应该去迎合吗？

“哦，我想那很自然，”管理员答道，“想知道最糟的消息是人之常情。人们就是希望能想象出那种情形。我自己也是。对机械我一无所知，很难想象发生了什么。连报纸也帮不上忙。那台机器突然失灵了吗？”

“不，”阿瑟说，“并不是机器把他拽进去的，不是像野兽吃人那样。是他操作失误，或者说多少有点不小心。然后他就出事了。”

她沉默不语，但也没有走开。

“你得时刻警醒，”阿瑟说，“一刻都不能走神。机器是你的仆人，一个很棒的仆人，可它也会让主人变成傻瓜。”

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在哪里读到过这句话，或是自己的独创。

“难道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吗？”图书管理员说道，“但你一定都清楚。”

然后她就离开了他。有人进来了。

事故过后天气突然变暖了。夜晚的变短和白天的宜人暖意宛若意外之赐，似乎在这片土地上，长年以来寒冬并非如此告退。大片泛滥的河水神奇地退至沼泽，泛红的枝条上迸出新芽，谷场空地的气息飘散到镇上，带着丁香的味道。

在这样的夜晚，比起去户外走动，阿瑟发觉自己更想到图书馆，而且往往最后就动身去了那里，坐在他第一次就选定的那个位置。他一坐就是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浏览伦敦的《画报新闻》、《国家地理》、《周六之夜》和《科里尔》。这些报刊他自家都订了，他大可以坐在那儿，在自己舒适的书房里，眺望由老阿格纽大致打理好的带有树篱的草坪，还有花坛里那些品类荟萃、花色烂漫的郁金香。他似乎更中意大街上的景致，偶尔驶过的一辆外观轻巧的新款福特，或是顶着灰蒙蒙的布车篷、突突作响的老式汽车。他更中意那家邮局，那座钟楼的四面会分别报出四个不同的时间，而且就像人们说的，没一面靠谱。还有人行道上的过客和闲人。有人正在修理饮水台，虽说那要到7月1日才会启用。

他并不是想要跟人交际才去的。他不是去那里聊天的，遇上叫得出名字的人他仍会打招呼，那儿大多都是他叫得上名的人。他可能会和管理员稍稍聊上两句。不过通常不外乎进门时的“早安”和离开时的“晚安”。他不麻烦任何人。他感觉自己现身此地显得亲切、友好，更重要的是显得自然。看书、沉思，在这里而非在家里，他自觉在贡献着些什么。对此人们能有所指望。

他喜欢这样的称呼。公仆。那位正从高处望着他的父亲，双颊晕染着婴儿特有的淡粉色，一双呆滞的蓝眼睛，一张老人逞性的嘴，从未想到他会变成这样。他父亲更看重自己公众人物、捐助人的身份。他按自己想到的那套来管理厂子，我行我素。生意淡的时候，他会去厂里走一圈，一个接一个地告诉工人：“回家，现在就回去。有活了你再回来。”他们便听话地回家。他们会打理花园，去外面猎兔子，赊账买些生活必需品。他们并不作他想。学他吆喝仍是他们的一个乐子：“都回家去! ”他是工人们的主心骨，阿瑟可及不上。但如今他们不准备照老规矩办了。大战期间，他们习惯了好工钱，活儿总是源源不断。没人想过士兵回来后劳力会过剩，不知道红火的生意时刻要靠运气和智谋，一旦缺了这些，一年甚至一季都好过不了。他们不喜欢变化—眼下转产自动钢琴让他们心生不快，尽管阿瑟确信那是前景所在。阿瑟会恪尽职守，不过方式却与他父亲相反。非不得已必居幕后，处世不失尊严，待人恪守公正。

人们盼着你打点周全。整个镇子都这么盼着。工作会有的，就如每天按时升起的太阳。工厂要缴的税增加了，同时用水不再免费。道路养护的责任从小镇转嫁到了工厂。循道宗教堂在募集一笔不小的款子，用于建新的主日学校。小镇冰球队要换新队服。竖立在战争纪念公园的石头门柱。还有每年送毕业班里最聪明的男孩子上大学，要蒙杜德一家的美意。

求就必得着。[7]

家中也不乏期许。贝亚吵着要去私立学校，费尔利太太留意到了新上市的一套搅拌厨具，外加一台新洗衣机。整栋楼的镶边饰条到今年得重新刷一遍。那些裱花蛋糕形的装饰要耗费大量涂料。开支中还包括阿瑟为自己订的新车—一辆克莱斯勒小轿车。

这是必需品—他必须开一辆新车。他必须开一辆新车，贝亚必须离家上学，费尔利必须买最新款的厨具，镶边饰条必须白得像圣诞节的初雪。如若不然，他们将自尊不保，自信不保，他们会想是不是在走下坡路了。这些都能安排妥帖，只要好运相随，一切都能安排妥帖。

父亲去世后几年，他觉得自己成了他的顶替者。这种感觉并未持续，但时不时会冒出来。现在它消失了。他坐在这里，感到它已消失了。

事发当时他在办公室里，在与一位镶面板的销售员交谈。他察觉到噪声的某种变化，是变强而非减弱。他未曾警觉，倒是有点气恼。因为事故发生在锯木车间，那些商店、窑房、院子里的人不会马上知道消息，那几分钟里人们会接着干活。事实上，在办公桌前弯腰看着样品的阿瑟可能是最后一个明白过来的。他问了销售员一个问题，可他没有回答。阿瑟抬头看到销售员大张着嘴，一脸惊恐。销售员的自信消失无踪。

接着他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惯常的“杜德先生！”和看着他长大的老工人们喊出的“阿瑟，阿瑟!”。他还听到“锯子”、“头”，以及“老天，老天，老天！”。

阿瑟但愿那一刻能安静下来，但愿那些喧哗和物件都能可怕地、令人释放地退去，好让他定下神来。人们胡乱地嚷叫、打听、奔跑，他夹在人群中心，被推搡着进了锯木车间。一个男人晕了过去，若是没有提前关掉电锯，他昏倒的地方也会要了他的命。那是他的身体，倒在地上但是完整的，阿瑟误认为那是遇难者。噢，不，不。他们还在推他朝前走。锯末是猩红色的，因浸透了血而鲜亮。那堆木料上溅满了鲜血，锯刀上也是。一团工作服吸饱了鲜血，横在锯末中，阿瑟明白过来那是尸体，连着四肢的躯干。鲜血如此之多，它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变软了，变得像一摊布丁。

他首先想到得把那儿盖起来。他脱下外套就那样做了。他必须靠近一步，鞋子在血泊中扑哧作响。别人都没这么做，那是因为他们都没穿外套。

“叫医生了吗？”有人嚷道。“去叫个医生来！”一个挨着阿瑟的男人说。“头缝不上去了吧—医生。缝得上吗？”

阿瑟还是差人请来医生，他想那是必要的。只有医生才能宣布人死亡。之后的事情一桩接一桩展开。医生、殡仪员、棺材、鲜花、牧师。一件连着一件，让他们有事可做。铲走锯末，清理锯刀。把当时就在近旁的那些人送去洗澡。扶那个晕倒的人去食堂。他没事吧？吩咐女勤杂员备茶。

他需要的是白兰地，威士忌也行。但他有约在先，办公区里禁酒。

还缺了什么。它在哪儿？那边，他们说，在那边。阿瑟听到不远处的呕吐声。不是自己捡就是让别人捡。呕吐声护佑了他，稳住了他，让他近乎轻松地做出决定。他捡了起来。小心稳当地捧走，仿佛手里是一只丑陋但又贵重的罐子。把脸那侧朝里，似要让他舒服些，把它贴在自己的胸前。血濡湿了衬衣，布料贴在他的皮肤上。它是温热的。他感觉自己是个伤员。他意识到人们在看着他，他意识到自己成了一位不可缺少的演员，或是牧师。该拿它怎么办？它正贴在自己的胸口。这个答案也浮现出来了。把它放下，放在原先该在的地方，当然不是严丝合缝，不是用线缝上。只是大概的位置，然后挪一下外套，重新盖好。

他现在没法问这个男人的名字，只能在别的时候打听。刚亲手打理完这一切，如此无知是一种罪过。

但他发觉自己其实知道—他想起来了。他把夹克的一角拉到那只耳朵边，耳朵在那儿依旧朝上，看起来气色还好，还能用的样子—一个名字浮现在他的脑海。他的父亲是上门打理花园的那位，这位园丁并非总靠得住。他是那个退伍后重回工厂的年轻人。结婚了？他觉得是。他得过去看她。越快越好。穿一身干净衣服。

图书管理员时常穿一件暗红色的衬衫。为了搭配，她涂了些口红，头发剪短了。她不再年轻，但也有动人之处。他还记得几年前他们雇她的时候，曾觉得她总让自己显得很严肃。那时候她的头发还没剪短—而是盘在头上，有些老气。我还记得是和过去一样的颜色—让人愉快的暖色，就像树叶—橡树叶，还是秋天的。他试着回忆起她薪酬多少。不多，当然。她靠这些钱把自己打理得不错。那她住在哪里呢？某栋宿舍楼—和学校老师在一起？不，不是那儿。她住在商务旅馆。

眼下又想到了些别的。不是某件特别的事。你拿不出什么来证明她的名誉有问题。但那名誉也非纤尘不染。听说她会和那些旅行推销员喝酒。或许其中就有她的男友。一个或两个。

好吧，她已够年龄随心所欲了。这和做教师还不一样，成为榜样也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她工作表现一直不错，而且有目共睹。她和别人一样，有自己的生活。比起老而乖戾的玛丽·坦布林，安排一位美貌女子在这儿不是更好吗？镇子外的人或许偶尔造访，他们是根据眼前看到的给镇子打分的。你需要一位好看有礼的女子。

停。谁说你不需要呢？他幻想有人要撵她走，自己正为她争辩，可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

她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提到机器的那个问题。她想说什么？是狡黠的问责吗？

他和她聊起那些画儿和灯光，甚至谈到如何把工人派到这里，出工钱让他们帮图书馆做书架。但他从未说起那个瞒着她把书顺走的男人。每次一本，大概吧。藏在大衣里？然后用同样的办法带回来。他一定是把书又带回来了，要不然他会有满满一屋子的书，他的妻子一定受不了。算不上偷窃，临时占用罢了。无害的怪癖。自信可以做一点奇怪的小动作而不被发觉，自信不会大意到被机器挂住袖子锯掉脑袋。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可能，可能有联系。都是态度问题。

“那个老兄—你知道就是那个—那次事故—”他对管理员说道，“他那样把喜欢的书带出去，你觉得他为什么要那么做？”

“人就是这样，”管理员说道，“他们撕书页。因为有喜欢的内容和不喜欢的内容。他们就那么干了。我弄不明白。”

“他撕过书页吗？你没给他点教训？就没让他害怕见你？”

他是想稍稍挑逗她一下，意思是她对谁都凶不起来，但她没往那里想。

“我都没和他说过话，怎么让他害怕？”她说道，“我从没见过他。我从没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谁。”

她走开了，谈话到此为止。所以她不喜欢被挑逗。她是那种人吗？在细察之下，会显出满身的伤痕？旧日的不幸纠缠着她，是什么秘密吗？可能她的心上人在战争中阵亡了。

之后的一个晚上，夏日里的周六之夜，她自己说起了那件他无意再提的事情。

“你还记得我们聊过一次那个出事的男人吗？”

阿瑟说还记得。

“想问你几件事，你别见怪。”

他点了点头。

“我问的事情—我希望你—保密。”

“是的，当然。”他说。

“他长什么样？”

长什么样？阿瑟有些不明白。不明白她会弄得如此神秘和小题大做—有人瞒着她把书带走，想知道那个人的长相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他帮不上忙，摇了摇头。他的脑海里浮现不出杰克·阿格纽的模样。

“高个子，”他说，“我觉得他算高的。别的我就说不上了。你确实是问错人了。我认人很轻松，但描述长相就不行了，哪怕是天天见面的。”

“但你是那个—我听说你是那个—”她说，“把他捧起来的人。他的头。”

阿瑟有些生硬地说：“我是觉得不能让它总留在那里。”他对这个女人有些失望，为她感到尴尬和羞愧。但他尽量就事论事，言语中不带责备。

“我恐怕都无法告诉你他头发的颜色。它已完全—认不出颜色了，在那个时候。”

她沉默了一会儿，或许是更长时间，他没有看她。接着她说：“我看上去一定和那些人一样—最爱听那种事情。”

阿瑟出声否认，不过确实如此，当然，在他看来她就是那样。

“我真不该问你的，”她说，“我不该提起这件事。我永远不要告诉你为什么会问。我只是想恳求你行行好，永远不要把我想象成那种人。”

阿瑟听到“永远不要”。她永远不要解释。他永远不要去想。失望之余，他捕捉到了这一暗示—他们的谈话会继续，而且可能不会像这么随意。从她的嗓音中，他听出一种谦恭，而这谦恭又建立在某种自信之上。那无疑含有性的意味。

或者说，他这么想仅仅因为这是在晚上？每月的这个周六夜晚，他通常会去沃利。今晚就要去那里，他只是路过这儿且无意久留。今晚他要去见一位名叫简·麦克法兰的女子。简·麦克法兰和丈夫分居，但她并未考虑离婚。她没有孩子。她靠做女装裁缝养活自己。阿瑟认识她是在她上门为妻子做衣服的时候。那时并没什么，两人都没多想。简·麦克法兰在某些方面和管理员有点像—标致，虽然不再年轻，有胆量也时髦，工作出色。别的方面则不太像。他无法想象简会给男人带去一个谜，且永远无解。简是给男人带去安宁的女人。两人的悄悄话—家常、节制、善意—很像过去他和妻子的谈话。

管理员朝门边的开关走去，关了大灯。她锁了门。她隐身书架之间，也关了那里的灯，动作从容。镇上的钟敲响九点。她一定是认那只钟的。他自己的手表也显示只差三分钟了。

是起身的时间了，是离开的时间了，是去沃利的时间了。

把灯弄妥当后，她走到他的桌边坐下。

他说道：“我绝不用让你不快的眼光看待你。”

关灯后屋子不该变得这么暗。时值盛夏。看样子飘来了厚厚的积雨云。方才阿瑟注意到街景时，日光还很充足：农民来买东西，男孩子们在饮水台前喷水嬉闹，女孩子们身着柔软、廉价、印着鲜花纹样的夏装走来走去，吸引着男人聚集处的目光—从邮局前的台阶上，从饲料店的门口。现在他又望向窗外，风声呼啸裹挟着雨滴，引得街上一阵骚动。女孩子尖叫大笑，把包举过头跑向避雨处。店员摇开雨篷，拖进整筐的水果、成架的夏天穿的鞋子、园艺工具。这些刚才都摆在人行道上展示。镇公所的门砰的响了一下，农妇冲了进来，把大包小包和孩子们都塞进女盥洗室。有人想要敲开图书馆的门。管理员朝那儿看了一眼，并未起身。很快，雨幕扫掠过街道，大风吹袭镇公所的屋顶，在树梢上肆虐。强风经过时，喧哗和危险持续了几分钟。接着就只剩下雨声，雨幕飞流直下，人们仿佛置身瀑布之中。

如果沃利也这么下的话，他想，简一定不会指望他来了。这是长时间以来他最后一次想起她。

“费尔利太太不愿洗我的衣服，”他这么说道，自己都有些吃惊，“她不敢碰。”

管理员用颤抖不已、害羞而又坚决的语气回答道：“我觉得你做了—我觉得那是件了不起的事。”

连绵的雨声让他得以免于回答。他发现，转身看她变得容易起来了。窗户被雨水冲刷后，她的侧影绰约朦胧，表情平静而无所顾虑。或许只是他这么觉得。他意识到自己对她所知甚少—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他也不清楚自己在对方眼中价值几何。他只知道自己有一点，但不是平日里的那种。

要描述她给他的感觉，难度不亚于描述一种气味。像电线短路后的气味。像烧焦的麦粒。不，像一只苦味的橘子。我放弃了。

他未曾设想自己会置身这般情境，全因冲动而来，但又似乎并非全无准备。未及思量他便说道：“但愿—”

他说得太轻，她没听到。

他大点声说道：“但愿我们能结婚。”

她看着他。她大笑起来，但不至失态。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突然有一种感觉。”

“什么感觉？”他问。

“我想—再不会和他见面了。”

阿瑟说：“你想错了。”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8]

从卡斯泰尔斯到伦敦的客运列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停

运，甚至连铁轨都被起运走了。人们说那是为了“援战运动”。50年代中期，路易莎赶去伦敦看心脏专家时只能搭公交车。她不该再开车了。

大夫，那位心脏内科专家诊断说她的心脏不太稳定，脉搏容易波动。这么看来，仿佛她的心脏成了一名喜剧演员，脉搏是用绳拴着的小狗。走了五十七英里可不是为了被这样的玩笑打发，但她没多说什么，因为候诊时读到的一篇文章吸引了她的注意。或许正是这份东西让她的脉搏跳得太快。

那是当地报纸内页的头条“悼念本地殉道者”，她正闲着，就读了下去。她读到当天下午在维多利亚公园会有一个悼念仪式。活动纪念的是托尔普德尔殉道者。据报纸介绍，很少有人听说过托尔普德尔殉道者，路易莎就闻所未闻。他们因非法主持宣誓而被判定有罪。这一古怪的罪名，由英格兰多塞特郡在百余年前裁定，他们被流放到加拿大，有些人就在伦敦度完余生。他们终老于此，落葬于此，他们的墓地没有任何特别标识或纪念。如今他们被视为工会运动的先驱，工会理事会、加拿大工会联盟的代表、地方教堂的负责人在今天组织了一场纪念活动，时值他们被捕一百二十周年。

称“殉道者”有些夸张了，路易莎想到。说到底，他们未被处决。

仪式预定三点举行，主要发言人包括一位当地牧师和约翰（杰克）·阿格纽先生，他是工会发言人，来自多伦多。

路易莎离开诊所的时候是两点一刻。回卡斯泰尔斯的巴士要六点才开。她已经想好要去辛普森百货商店的顶层喝茶吃点心，再去给朋友买一份结婚礼物，还能匀出时间的话就去看下午场电影。维多利亚公园位于诊所和辛普森之间，她决定抄个近路。天气炎热，树荫下则凉爽宜人。她一眼就能看到摆放好的座位，悬挂黄色帷幕的小讲台，一边竖立着加拿大国旗，另一边路易莎觉得应该是工会会旗。人群聚集起来，她察觉到自己移了移位置，为的是更好地打量人群。有一部分是老人，穿着素朴而优雅，暑热中一些女人还戴着方头巾，欧洲人。还有一些来自工厂 ，男员工身着干净的短袖衬衣，女员工穿着新洗的罩衫和便裤，已经拆出褶缝放大过。有些女性一定是从家里直接过来的，她们穿着夏装和凉鞋，还要留神跑东跑西的孩子们。路易莎心想，她们大概根本不会注意她的穿着风格—时尚，一如既往，米色柞蚕丝上衣和绯红色丝质苏格兰便帽—但她注意到，就在刚才，有一位穿着较她更为雅致的妇人，她穿绿色的丝绸上衣，黑发紧挽在脑后，用一条绿色、金色相间的头巾扎着。她大约四十岁，面容憔悴，但很美丽。她很快走近路易莎，微笑着，指给她一把椅子，递过一张蜡纸油印单。路易莎看不清深紫色的印稿。她想看看在讲台边说话的几位男士。发言者就在他们中间吗？

名字上的巧合谈不上多有趣。名和姓都不算罕见。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坐下，究竟为什么会来这里。她感觉自己快要晕倒了，是那种熟悉的焦虑感。她这种感觉无故而来，当它袭来时，所谓无故也无济于事。现在要做的是起身离开，趁更多人还没围坐过来。

绿衣女子拦住了她，问她是不是不舒服。

“我得去赶巴士。”路易莎的嗓音低沉而沙哑。她清了清喉咙。“出城的巴士。”说这番话时她清醒了些。她快步走开，但并非朝辛普森百货商店的方向。她明白自己不会去那儿，不会去伯克斯商店买结婚礼物，也不会去看电影。她会直接去汽车枢纽站，坐着等回程巴士发车。

在离枢纽站半个街区的时候，她想到巴士并不是停在那里的。原来的车站被拆掉重建—几个街区外有一个临时车站。她没怎么留意是在哪条街上—约克街，原来的枢纽站的东面，还是国王街？不管怎么说，她得绕点路了，这几条街都在拆建，她几乎认定自己迷了路。好在最后时刻，她由后街摸到了临时车站。那是一栋老房子—那种高高的黄褐色砖房，早在这一带还是住宅区的时候就建成了。拆除之前，这可能是它的最后一班岗了。周围的房子都被拆了，一定是为了腾出那一大块沙砾场地，好让进站巴士停靠。空地边上还有几棵树，树下有几排座椅，她上午下车时并没有注意到。两个男人坐在报废的汽车座椅上，拆房前那儿是一条走廊。他们穿着带有巴士公司标识的棕色衬衣，但对工作似乎不怎么上心。她询问去卡斯泰尔斯的巴士是否六时准点发车，还问了哪里有卖饮料的，对方并未起身。

六点，就他们所知。

街那头的咖啡店。

店里有冰箱，但只剩下可乐和橘子汁了。

她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可乐，候车室又小又脏，有一股失修的厕所的味道。车站搬到这栋荒废的房子里，人人都变得懒散而低效。用来办公的屋子里有一台电扇，她走过时，看到办公桌上的几张纸被吹飞了起来。“噢！该死。”女勤杂员说着用脚踩住了它们。

城里的树木布满灰尘，树荫里的椅子是那种老式的直靠背，早年涂着不同的颜色—那样子像是从好几家的厨房里搬出来的。几块狭长的旧地毯和浴室橡胶垫摊在椅子前，免得双脚踩上沙砾。在第一排座位后面，她觉得自己看到一只羊躺在地上，但细看发现是一只脏兮兮的白色小狗。它小跑过来，用一种严肃而半正式的目光盯了她一会儿—匆匆嗅了嗅她的鞋子，小跑着离开了。她没去留意有没有吸管，也不愿再折回去找了。她就着瓶子喝起可乐，仰起头，闭上了眼睛。

她睁开双眼时，另一张椅子上的男人朝她说话了。

“我拼命赶过来的，”他说道，“南希说你去赶巴士了。我发言一结束就出来了。但巴士站都拆了。”

“临时改建。”她说。

“我一下子就认出了你，”他说，“哪怕—你看，过去那么些年了。我看到你的时候，你在和别人说话。等我再看时，你已经不见了。”

“我认不出你来。”路易莎说。

“是啊，认不出，”他说，“我猜也是。当然。你认不出。”

他穿着一条棕黄色的便裤，一件浅黄色的短袖衬衣，戴乳黄色的阿斯科特领结。工会里的人这么穿显得有点花哨。他一头白发，但浓密拳曲，是那种有弹性的头发，往上卷成小卷，离前额稍远。他的肤色红亮，脸上带着深深的皱纹。她猜那是因为发言时太投入，以及带着同样的热忱与说服力在与人私下交谈。他戴一副遮阳镜，现在摘了下来，似乎愿意让她看得更清楚些。他的眼睛是浅蓝色的，带着淡淡的血丝和些许疑虑。他长得不错，除了微微的将军肚外，人还算精干。但她不觉得这种事务性的英俊—帅气得体的服装、抢眼的鬈发、利落的表情有多吸引人。她还是喜欢阿瑟那样的外貌。低调，身上黑色的西装散发出尊严，也有人会称之为自负，在她眼里，那样子坦率而值得钦佩。

“我一直想打破沉默，”他说，“想和你说上话。我至少应该和你道别，分开得太突然了。”

路易莎不知如何作答。他叹了口气。“你过去一定很生我的气吧，现在也是吗？”

“不，”她说，可笑地回避话题，回到客套上来，“格雷丝好吗？你女儿怎么样？莉莲。”

“格雷丝不太好。她得了关节炎。她的体重可不利于康复。莉莲还不错。她结婚后还在高中教书。教数学。女人家像她这样的不多。”

路易莎怎能拆穿他呢？难道这样说，不，战争期间你妻子格雷丝就改嫁了，她嫁了一个农民，一个鳏夫。那之前她每周上我家打扫一次。费尔利太太年纪太大了。莉莲高中都没念完，还当什么高中老师？她早早嫁了人，生了几个孩子，在杂货店工作。她遗传了你的身高和头发的颜色，又染成了金色。我常常注视她，心想她一定长得像你。她慢慢长大，我常常送去继女穿不下的衣服。

这些她只字未提，而是说：“那么那个穿绿衣服的女人—不是莉莲？”

“南希？噢，不！南希是我的守护天使。她会留心我演讲的地点和时间，关心我的饮食，问我吃药了没有。我看样子要得高血压。也没什么严重的。不过我的生活方式不好，总得四处奔波。今晚得赶飞机去渥太华，明天有个不太好对付的会，还有一个无聊的晚宴。”

路易莎觉得有必要开口：“你知道我结婚了吗？我嫁给了阿瑟·杜德。”

她以为他会吃惊。但他只是说：“是的，我听说了，是的。”

“我们过得也挺辛苦，”路易莎坦言道，“阿瑟六年前去世了。整个30年代我们一直支撑着那家工厂。哪怕在只剩三个人的时候。我们没钱修房子。记得我们还锯下了办公室窗前的雨篷，这样阿瑟就能踩着梯子上房补屋顶了。能想到的都做了，连游乐场里的室外保龄球道也做。大战开始后我们撑不下去了。把能生产出的钢琴都卖了，我们还得为海军生产装雷达用的包装箱。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办公室里。”

“变化不小，”他说，用一种听来圆滑的口吻，“比起在图书馆的时候。”

“工作就是工作，”她说，“我还在工作，我的继女贝亚离婚了，凑合着帮我料理家务。儿子总算念完了大学—按说他应该学习打点生意，但他每天半下午的时候总有理由溜出去。快吃晚饭的时候我回到家，累得都要站不住了，却听到酒杯里冰块相碰的叮叮声，听到他们在树篱后的笑声。噢，麻，见到我时，他们就那么说。噢，可怜的麻，这儿坐，给她倒杯喝的！他们叫我‘麻’，我儿子还是娃娃的时候总这么叫我。可他们都不是娃娃了。我到家的时候，房子里很凉爽。你还记得吗？那是一栋可爱的房子，上下三层，造得就像一只结婚蛋糕。门厅里铺着马赛克。但我总惦记着工厂，满脑子都是。该怎么做才能免于负债？全加拿大只剩五家工厂还在生产钢琴了，其中三家在人工便宜的魁北克。这些你一定都知道。每当我在心里默默和阿瑟说话时，想说的总是同一件事。我依然离他很近，但感觉一点都不神秘。上了年纪后，你可能会多想那些神神鬼鬼的事情，但我想的越来越实际，想把事情安顿好。真想不到会和死者聊这些。”

她没再说下去，觉得有些尴尬。她不确定他是否都听进去了，实际上她都不确定自己是否都说了。

“改变我的那件事—”他说道，“那件最初改变我的事儿，能让我成事的，就是图书馆。所以，我欠你一个大人情。”

他将双手置于膝盖上，垂下头。

“啊，扯远了。”他说。

他咕哝着，以大笑作结。

“我父亲，”他说道，“你不记得我父亲了吧？”

“嗯，我还记得。”

“好吧，有时我觉得他的主意没错。”

接着他抬起头摇了摇，正色道：

“爱情不死。”

她感到不耐烦，几乎有种被冒犯的感觉。演讲者都是如此，她琢磨着，可以如此说话的一个人。爱情每时每刻都在消亡，多多少少被岔开、掩盖—似乎也将归于死寂。

“阿瑟过去常来泡图书馆，”她说道，“刚开始他很让我恼火。我常常盯着他的后颈，心想，哼，有东西砸中那儿才好！他完全料想不到这些，完全不会。最终这完全变成我想要的另一件事。我想嫁给他，拥有正常的人生。”

“正常的人生，”她重复道—接着一阵眩晕袭来，对愚蠢的宽恕荡漾开去，提醒她那长着色斑的手掌、那干枯粗大的手指就挨着他的，搁在两人间的椅座上。情热的火焰升腾，裹着周身细胞与旧日的情意。哦，永远不死。

一群身着奇装的人穿过砾石场走来。他们成群行进，宛若一团黑云。女人们没有露出头发—她们戴着黑色披巾和女帽，遮住了头。男人们戴着宽檐帽，身系黑色背带。孩子们的装束俨然和父母们相同，帽子也不例外。他们这身行头看起来多热啊—那么热，灰蒙蒙的，那么机警而羞怯。

“托尔普德尔殉道者，”他说道，语调中混合着玩笑、屈从和同情，“瞧，我想我得过去看看。去那边和他们聊两句。”

那玩笑式的暗示，那不甚自然的好意，使她想起了另一个人。那是谁？当从后面打量他的肩宽和那宽而平的臀部时，她知道是谁了。

吉姆·弗拉雷。

噢，她被什么捉弄了啊，还是她在捉弄自己呢？她受不了。她起身站直，看见那些黑衣融化进路面的水洼里。她感到眩晕和羞耻。她受不了了。

但那并非全然黑色，现在他们走近了。她能辨出深蓝色，是男人们的衬衣；有些女人的裙装上带有深蓝和紫色。能看到他们的脸了—透过男人们的胡须和女人们深帽檐的系带帽子。这时她认出来了，他们是门诺派教徒[9]。

门诺派教徒现在迁居到国家的这一带，过去从未在此定居。有些人就住邦迪一带，那是卡斯泰尔斯北边的一个村庄。他们回家时和她搭同一班巴士。

他不在他们中间，不在她的视野中。

一个叛徒，不折不扣的。一个过客。

当她明白过来那是些门诺派教徒而非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时，他们看起来就不那么害羞和沮丧了。事实上他们精神不错，互相传着一袋糖果。成年人正和孩子们一起吃糖，落座在她周围的长椅上。

难怪她感到一阵湿冷。她刚从大浪里探出头，但无人注意到。无论别人怎么看—但真的就是从大浪里钻出来的。她潜入并穿过那道波浪，留下皮肤上的寒光、耳中的轰鸣、胸口的空洞和胃里的不适。她面对的是一片混乱—几欲吞噬掉她的一片芜杂。那突现的坑洞、即兴的捉弄和像光亮般渐逝的慰藉。

但这群门诺派教徒的落座是一种祝福。听到他们的后背靠上坐椅，糖果袋啪嚓作响，冥想般的吸吮和轻柔的交谈。一个小女孩没瞧路易莎就递过糖果袋，路易莎留下了一颗薄荷味的黄油硬糖。她有些惊讶，自己能拿着糖，努出说“谢谢”的嘴形，接着寻出她所期待的那份滋味。她品咂着糖果，就像他们一样不紧不慢，糖果的滋味领着她重返现实。

街灯亮起，虽然尚未入夜。她这才注意到，木长椅上方的树上，有人挂起了几串小彩灯。这让她想起了庆典。那些嘉年华。湖上是一船又一船的歌手。

“这是哪儿？”她向身边的女人问道。

坦布林小姐去世那天，路易莎碰巧住在商务旅馆。当时她是旅行推销员，为一家公司工作，负责把帽子、缎带、手绢、帽饰和女式内衣推销给零售商店。她在旅馆听到谈话，突然想到镇上会需要一位图书管理员。对于拖着满是样品的行李箱上下火车的日子，对于在旅馆摊出货品，不断打包和拆箱的生活，她已深感厌倦。她立即起身拜会图书馆的负责人。一位杜德先生，一位麦克劳德先生。听上去像杂耍搭档，但看起来并不是。薪资菲薄，但她现在的提成佣金也不高。她告诉他们，她在多伦多念完了高中，在转行旅行推销之前，自己还在伊顿百货店的书店部干过。她觉得没必要告诉对方，她在书店部只干了五个月，就因被查出肺结核而离职，然后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四年。肺结核治好了，至少那些小点都结钙了。

旅馆将她安排在了一间长租房，位于三楼。在那儿，她的目光越过屋顶，望见积雪覆盖的群山。卡斯泰尔斯镇位于河谷之中。镇上有三四千人和一条长长的下坡主干道，跨过河流后，又转为上坡。那儿有一家生产钢琴和风琴的工厂。

那是些考究的老房子，有着宽阔的庭院，街边的行道树是成材的榆树和枫树。她从没在尚未落叶的时节到过这里。到时一定大为不同。眼前敞亮的景致大多会掩映起来。

她很高兴能有全新的开始，这平和了她的心情，让她心怀感激。她曾有过全新的开始，虽然结果并不如她所愿，但她相信这样随性的决定、这不可测的扰动，以及她不平凡的命运。

镇子上满是马匹的气味儿。夜幕降临，那些戴着眼罩的高头大马扬起附有长毛的足蹄，拉着雪橇踏桥而过。经过旅社，背离街灯，沿着暗沉的道路一直奔去。出镇后在乡间某处，它们的铃铛声便互不相闻了。

（秦俟全  译）

[1] 旅馆内女士专用的谈话休息间，这样的设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渐消失。

[2] 赞恩·格雷（Zane Grey，1872—1939），美国作家，擅长探险文学写作。

[3] 罗伯特·英格索尔（Robert Ingersoll，1833—1899），美国政治领袖，曾参加南北战争，宣扬不可知论。

[4]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城市。

[5] 地方新闻报道中，误将“flange”拼写为“flunge”。中文分别译为“法兰”与“法三”。

[6] 1513年9月9日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郡的一场战役，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在与英格兰军队的交战中战死。

[7] 《圣经·约翰福音》16：24。

[8]* 指英国的六名农业工人，因在多塞特郡的托尔普德尔村组织工会，而于1834年被处以流放澳大利亚七年的苦役刑，被释放后有五人移民加拿大。

[9]16世纪起源于荷兰的基督教新派，强调意志自由，主张衣着朴素、生活节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