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

在商务旅馆的餐室里，路易莎拆开了当天收到的海外来信。和往常一样，她吃着牛排和土豆，外加一杯葡萄酒。餐室里有几位跑业务的，还有因鳏居而每晚必到的牙医。他起先有意于路易莎，可又说从没见过敢碰葡萄酒和烈酒的女人。

“喝点酒对身体好。”路易莎声音低沉地说。

白色桌布一周一换，上面还有一层油布保护。每逢冬天，油布被厨房抹布擦过后的味儿、炉膛冒出的煤烟味儿、牛肉卤汁混合干土豆和葱头的味儿，在餐室弥漫开。住客若是受冻挨饿地推门进来，大抵还消受得了。每张桌子上都搁着小小的调味瓶架，配有烧汁瓶、番茄酱瓶和装着辣根酱的小钵子。

信封上署有“安大略省，卡斯泰尔斯，卡斯泰尔斯公共图书馆，图书管理员收”。落款日期是六周前—1917年1月4日。

这封信让你吃惊吧？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记得你的名字了。希望你就是那位图书管理员，虽说时间过去很久，你可能已经离职了。

我伤得不重，可还只能待在医院。周围的人情况都比我糟，我只能分神想别的事，比如你是不是还在那家图书馆。如果没弄错，你应该是中等身材或是稍矮一点儿，一头淡棕色的秀发。在我入伍前的几个月，你接替坦布林小姐到图书馆上班，我八九岁刚办图书卡的时候，她就在那里了。她管事那会儿，书可真够乱的。想开口劳她大驾，可得有必死的决心，因为她活脱脱就是一条恶龙。你来后就大不一样了，书都按照虚构、非虚构、历史、旅游分好类，杂志整理得井井有条，新刊一到就上架，不会让大家总是读那些老黄历。我很感激，但又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也琢磨你为什么会来这里，你可是一个念过书的人。

我叫杰克·阿格纽，读者卡就在抽屉里。我借到的最后一本书很不错—H.G.威尔斯的《人类的构建》。我书念到高二，就和很多人一样去了杜德家的工厂。我不是刚满十八岁就参军的，你肯定觉得我不算条“好汉”。我总是习惯自己拿主意。我在卡斯泰尔斯，不，应该说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就是父亲帕特里克·阿格纽。他为杜德家干活，不在厂里，而是在他家的宅院里做园丁。他真是头独狼，比我还不合群，一有机会就去乡下钓鱼。我有时候也写信给他，他看没看就不知道了。

用过晚餐，路易莎去了二楼的女士间[1]，在书桌前写起了回信。

很高兴我在图书馆的工作能得到你的欣赏。可那只是些平常活儿，没什么特别的。

你一定想知道家乡的消息，可我真答不出什么来，在这儿我是个外乡人。我会和图书馆还有旅馆里的人聊天。旅馆里的旅行推销员都爱聊自己的买卖（只要能拿到货，生意就很火），偶尔聊聊病情，要么大谈战事。小道消息满天飞，那些道听途说的高见又可气又可笑。这儿我就不花力气写了，因为检查员读到的话，这信一定会化为碎片。

你问我怎么会来这里，其实没什么故事可讲。我父母双亡。父亲过去在多伦多伊顿百货店的家具部，他死后母亲去了那家店的织品部。我自己也在书店部干了一阵子。你可以说，“伊顿”就是我家的“杜德工厂”。我从贾维斯学院毕业。我得过一种病，在医院里住了好一阵子，不过现在已无大碍。过去读书的时间很多，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托马斯·哈代。有人批评他的作品太灰暗，但我觉得很忠于现实生活。还有就是薇拉·凯瑟。我只是碰巧来到这个镇子，听到图书管理员的讣闻，心想没准可以接手这份工作。

真不错今天能收到你的信。我正准备出院，信能不能转寄到新驻地就很难说了。很高兴我的信没被你笑话。

如果你碰巧遇上我父亲或别的什么人，别提我们通信的事。这和别人没关系，我知道很多人会笑话我给图书管理员写信，就像人们当初笑话我去图书馆。干吗给他们添乐子？

真高兴可以离开这里。身边是走不了路、永失光明的伙计们，一群将要离群索居的人。比起他们，我实在够幸运的了。

你问我住在卡斯泰尔斯的什么地方。说起来真是再普通不过的小地方。你知道维尼格山吗？弗劳尔斯街拐弯，右手边最后一栋就是，过去它刷的是黄漆。我父亲种土豆，至少原来是种的。过去我常装上一手推车土豆，满镇子叫卖。卖完一车，我就攒下一枚五分镍币。

你提到最喜欢的作家。过去我爱读赞恩·格雷[2]，后来兴趣从虚构文学转向了历史和游记。有时我会啃些硬骨头，哪怕不适合我，也能读出些名堂。我提到过的H. G.威尔斯算一个，还有写宗教题材的罗伯特·英格索尔[3]。他们都让我深思。如果你是虔诚的教徒，希望没有冒犯到你。

有一天我去图书馆，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正巧看到你打开门锁，一盏一盏地开灯。那时天色很暗，外面还下着雨。你没戴帽子，也没带伞，头发淋湿了。你取下发夹，松开了头发。冒昧地问一句，你还留着那时的长发吗？还是剪短了？你走到取暖器前停住脚步，甩了甩头发，水滴溅落在上面，发出“吱吱”声，就像平底锅上的油脂。我坐在一边，读着伦敦[4]《新闻画报》上有关大战的文章。我们相视一笑。（这可不是说你的头发油腻！）

我没剪短发，虽然时常想剪。

虚荣还是懒惰？我自己也不明白。

对宗教，我谈不上虔诚。

我沿维尼格山步行而上，找到了你家的房子。土豆长势不错。一条狼狗对我不怎么客气，是你养的吗？

天气热起来了。河水泛滥过一次，我猜每年春天都会。水漫进旅馆地下室，不知怎么的就弄脏了我们的饮水系统，所以大家喝上了免费的啤酒和姜汁汽水。不过你得是房客或常住户才行。你也想得到，一定是笑话百出。

我想知道，能帮你捎些什么吗？

我没什么特别想要的。我收到了烟，还有卡斯泰尔斯的女士们为我们张罗的东西。我想读读你提到的那几位作家，但在这儿看来没辙。

前些天这边有人犯心脏病死了，成了个大新闻。你听说过什么人死于心脏病吗？在这里，从早到晚大伙儿就唠叨这事。每个人说完了都笑。你一定觉得大家心狠，但这事儿实在是太怪了。战事不紧，他不可能是被吓死的。（实际上，他是写信时犯病的，所以我最好留点神。）在他死后，战友有挨枪子儿的，有被炸飞的，但他死得最出名，心脏病发作。人人都说军队花了大价钱，换来他千里赴死。

今年夏天特别干，为了防止扬尘，洒水车每天上街洒水。孩子们就追着它手舞足蹈。镇上出现了一个新玩意儿—叮当作响的冰激凌小车，这是孩子们的宝贝。推车的是厂子里出过工伤的那个男人—你应该知道是谁，我记不起名字了。一边的胳膊肘以下都没了。我的房间在旅馆三楼，活活一个烤箱。我常得在外面散步到半夜。很多人和我一样，有时还穿着睡衣。像是一个梦。剩下的河水还漂得起划艇。八月的一个星期天，卫理公会的牧师划过一次。他是在为大家祈雨，不过那小船有点儿漏水，先是湿了他的鞋子，后来整条船都沉了。牧师只能站在河里，其实水都没齐腰。这算事故还是预先谋划好的恶作剧呢？大家都说祈祷灵验了，只是方向不对。

我时常路过杜德家的宅子。你父亲把草坪和树篱打理得很漂亮。我喜欢那栋房子，看起来别致又敞亮。可就连那儿也未必凉快，很晚了我都能听到妈妈和小娃娃的声音，他们好像还在屋外草坪上。

我说过自己不需要什么，但还是有一样东西想要。一张你的相片。但愿你没觉得我得寸进尺。说不定你已经订婚了，没准在给这里的心上人写信，就像写信给我一样。你很出众，如果已经有长官追求你，我也不会惊讶。一言既出，没法收回，由你决定吧。

路易莎二十五岁，谈过一次恋爱，对方是在疗养院里结识的医生。爱情的最终回报是，医生没了工作。他是被疗养院解雇的，还是厌于纠葛而自愿请辞的？路易莎不禁怀疑。他有家室，有几个孩子。那阵子少不了写信。他走之后，两人仍保持书信往来。在获准出院一两次后，路易莎让对方别再写信，他也照办了。书信既断，她无法再待在多伦多，转行干起外勤推销。这样她每周只会失望一次，也就是周五或周六晚上回来的时候。她的最后一封信隐忍决绝，一种悲情女主角式的自怜从此相随。当她拽着装有样品的旅行箱上下小旅社楼梯的时候，当她谈论巴黎流行款式的时候，当她介绍样品帽子如何迷人的时候，当她对影独酌的时候，这种感觉都不曾离去。如果有人可以倾诉，她又会嘲笑那种念头。她会说爱情都是花招把戏，是场骗局，对此她确信无疑。可一旦想到爱情，她会感到一阵死寂，继而紧张不安，直至被汹涌的虚脱感压垮。

她去拍了一张照片。要拍成哪种效果，她自有主意。她想要穿着宽松的白衬衣，农家女孩的长罩衫，脖颈处的细绳松开着的那种。那样的衬衣她只在电影里见过，自己并无置备。她想要那种散开的发型，如果一定要扎起来，就扎得特别松，且用珍珠链子来扎。

不过拍照那天，她穿了自己的蓝色丝质宽松上衣，头发就是寻常扎法。她觉得照片上的自己面色苍白、目光空洞，表情也比预想的严肃而不安。无论如何，照片还是寄出去了。

我没有订婚，也没有心上人。我谈过一次恋爱，已经分手。曾有一段时间，我很焦虑，告诫自己必须忍耐。我想现在一切算是圆满了结了。

不用说，她绞尽脑汁地想他是谁。松开头发，雨水落在取暖器上的时候，对着一个年轻人微笑，他说的这些都想不起来。没准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有可能。

对于战事消息，她比过去上心得多了，再也不会落下。走在街上时，她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为了战争大喜大悲。圣康坦、阿拉斯、蒙迪迪耶、亚眠，接着索姆河一带起了战事，之前那儿一定打过一仗了吧。她在书桌上摊开杂志里的跨页作战地图。彩线显示德军已推进到马恩河，美国人在提埃里堡发起了第一次强攻。她凝视着艺术家们的深色画作—空袭中的战马扬蹄而立，一群驻扎东非的士兵吸着椰子汁，一队德国俘虏，脑袋、胳膊和腿上缠着绷带，面容冷峻阴郁。现在她体会到了大家的感受—不绝的恐惧和担忧，以及那种教人上瘾的兴奋。那一刻你能放下自己的人生，感受世界在墙的那边碎裂开来。

很高兴知道你没有心上人，虽然这么想挺自私的。我想我们未必能重逢。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我做过一个不吉利的梦，或者因为我生性悲观，总想着最糟的情形。只不过我觉得那就是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虽然我并非沉湎于这种想法，而且每天努力求生。写这些不是要让你担心或同情我，只想说明一想到自己再也看不到卡斯泰尔斯，我就有了倾诉一切的勇气。这大概就和发烧差不多吧。那么，我要说我爱你。我想象你在图书馆，为了放回一本书，你站到椅子上。我走上前，双手放在你的腰际，抱你下来。你在我的臂弯里转过身，仿佛我们已无比默契。

每周二下午，红十字会的妇人和姑娘们会相聚议事厅，地点就在图书馆大厅往前走一点。每逢图书馆没人，路易莎就会来到那间挤满女人的屋子。她决定织一条围巾。在疗养院，她学会了织平针。可起针和收针她从没学过，也可以说早就忘了。

年长些的妇人要么忙着打包，要么将摊在桌子上的粗棉布床单裁成一条条绷带，再一一折好。不过有许多女孩子聚在门口边吃小甜面包边喝茶。有个女孩胳膊上绷着毛线，好让另一个绕毛线团。

路易莎告诉她们自己想学些什么。

“那你想织什么呢？”其中一个女孩问道，嘴里还嚼着面包。

路易莎说，一条围巾。给一位士兵。

“哦，那你得用标准型羊毛。”另一个女孩客气些，说着就离开了桌子。她取回几团棕色的毛线，从包里摸出一副备用织针让路易莎拿去用。

“我就帮你起个头，”她说，“厚度也是规定好的。”

其他女孩子围过来，笑话那个叫科里的女孩。她们说她全都弄错了。

“哦，我弄错了，敢说我弄错了？”科里说道，“我可有织针，小心你们的眼珠子。是给朋友织的吗？”她兴冲冲地问路易莎，“在国外的朋友？”

“是的。”路易莎答道。她们肯定觉得她是个老处女。姑娘们时而无礼说笑，时而好心同情，就看她们想演哪出了。

“那就好好织，织紧些，”一个快吃完面包的女孩子说，“织结实了他才暖和！”

这群女孩子里有位名叫格雷丝·霍姆的。她很害羞，但有着坚毅的外表，今年十九岁。宽脸盘，薄薄的嘴唇常抿着。棕发，直刘海，身材成熟诱人。杰克·阿格纽出国前和她订了婚，但他们约定要保守这个秘密。

西班牙流感

路易莎和几位常住店的旅行推销员交上了朋友。其中一人是吉姆·弗拉雷，他负责推销打字机、办公器材、书和各类文具。他四十来岁，金发，有点曲背但身子很结实。他的长相让你觉得，此人应该在男性世界中推销更厚重的东西，比如农用机械。

西班牙流感爆发那阵，即便不清楚店家是否营业，吉姆仍和平时一样跑外勤。旅馆偶尔也会歇业，就像学校、电影院，甚至是教堂一样。在吉姆·弗拉雷看来，教堂关门是不像话的。

“真不害臊，一群懦夫，”他对路易莎说道，“一个个躲在家里，全等着最后遭灾，有意思吗？你就不会关闭图书馆，是吧？”

路易莎说会一直开着，除非自己病倒。这样的小事一般过不了一周，但她肯定得去医院。他们不会让她待在旅馆的。

“ 懦夫，”他说，“是祸躲不过。你不觉得吗？”

他们聊到医院里成群的病人，病死的医生和护士，聊到阴郁凄惨的葬礼。吉姆·弗拉雷家所在大街的一端就是多伦多的某家殡仪馆。他说他们还在置备黑色的马、黑色的四轮马车、全套工具用来落葬要人。

“他们忙得没日没夜，”他说，“没日没夜。”他举杯说道：“那就为了健康吧。你看起来很不错。”

他觉得路易莎的气色确实比过去好了。也许她开始搽胭脂了。她的皮肤是浅橄榄色的，过去在他看来，那双颊是没有血色的。她的穿着更用心了，努力变得更友好。她以前总是忽冷忽热，全凭心情。她还喝起了威士忌，不过喝之前总会兑水。过去她只是喝一杯葡萄酒。他琢磨着，是男朋友让她变了样？男朋友或许会让她漂亮起来，但不会提升她对周遭的兴趣。在他看来，后一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在韶华将逝，丈夫人选也因战争而锐减的情形下，女人可能会变得更有魅力。比起大多数已婚女人，她更聪慧，更好相处，也更漂亮。这类女人到底怎么了？有时仅仅是运气不佳，或是关键的一步棋没有走好。稍过尖锐和自信的女人，旧时的男人们受用不了？

“日子总得过下去，”他说，“你做得很对，让图书馆一直开着。”

这是1919年的初冬，人们以为危险已过，新一轮的流感疫情又爆发了。旅馆里的人看上去都形单影只。晚上才过九点，旅馆老板就上床睡觉了。他的妻子患上流感正住在医院里。吉姆·弗拉雷从酒吧带回一瓶威士忌，连酒吧也因为害怕传染而关门了。两人在餐室里靠窗的桌边落座。外头冬雾渐浓，迫近窗棂。那几盏街灯和桥上谨慎缓行的轿车都快湮没无踪了。

“哦，那不是什么大事，”路易莎说道，“不闭馆的原因没你想的那么高尚。”

她大笑起来，还说要送他一则奇谈。“噢，我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都是威士忌害的。”她说道。

“我可不爱嚼舌根。”吉姆·弗拉雷说。

她冷笑一声，宣称不嚼舌根的人多半靠不住。和自称守口如瓶是一个道理。

“除了我们这儿，你随时随地可以说给别人听，只要不报真名就行了，”她说道，“但愿我能信你一回。这会儿我怎么都无所谓。酒醒了以后，没准又在乎起来。是个教训，这个故事。让傻女人们看明白自己的教训。你看，实在没什么新鲜的，这样的故事每天都有！”

她开始讲某位士兵从国外写信给她的故事。士兵在来图书馆的时候记住了她，可她对那人毫无印象。不过她很友好地回复了他的第一封信，两人有了书信往来。他说了在镇上的住址，她跑去帮他看现在的情况。他说读了哪些书，她也回复呼应。简言之，两人因互吐心声而一起感到了温暖。是他首先告白，她并非傻乎乎地急着冲进去。一开始她觉得自己只是做个好人，即便是后来，她也不愿因任何回绝而让他难堪。他开口要一张照片，她去拍了，尽管并非出自本意，但还是寄出去了。他问她有没有心上人，她如实回答没有。他并未回寄自己的照片，她也没开口要，尽管很想知道对方的模样。他身处战场，拍照一定很难。而且，她不愿被视为那种女人—倘若对方的外表不合心意，就扭过脸去。

他在信里写道，自己并不指望回家。他说比起死，更骇人的是落得跟医院里见到的那些伤兵一样。他没多谈，她猜是指大家近来才慢慢听闻的—男人们的残肢、失明者、不成人形的烧伤者。他不曾抱怨自己的命运，她无意那样暗示。只是他期望去死，比起其他选择，他更倾向死亡，他思恋她，写信倾诉，就像此情此景下恋人们的所为。

战争结束，此前已有一段时间没他的消息了。她天天盼望来信，但杳无音讯。杳无音讯。她担心他会不会是整场战争中最背运的那群士兵之一—他们死于最后一周、最后一天，甚至最后一小时。她每周都查阅当地报纸，阵亡者名单持续更新到新年后，但上面没有他的名字。现在报纸同时开始登载回乡军人名单，通常还在名字旁边加印照片和几句贺词。如果这次回来的人太多，那就没什么版面多写了。她读到了他的名字，名单上的那个名字。他没有战死，也没有受伤—他在回卡斯泰尔斯老家的路上，或许都已经到了。

于是她决意继续开着图书馆，哪怕流感肆虐。每天她都确信他已回来，每天她都准备着迎接他的到访。星期天是一个折磨。当她踏进镇公所时，总觉得他可能早就到了，正倚墙等着她。有几次她确信看见了他的身影，之后才发现弄错了人。如今她明白为何有人坚信看到了鬼魂。每回门被推开，她都抬头期待他的容颜。有几次她暗地告诫自己，默念到“十”才能抬头。因为流感，图书馆几乎没人来。她就张罗重新布置些什么，不然非发疯不可。不到五点她从不关门，有时还会比规定开放时间延长十分钟。接着她会幻想他在街对面邮局的门口望着她，因为害羞而挪不开脚步。自然她会担心他是否病了。她总是留意别人聊起的小镇新闻，可没人提他的名字。

就在这段日子里，她完全放弃了阅读。在她看来，那些封面无论破旧还是华丽，都犹如棺木，里面也不过是一团败絮。

她这样是可以理解的，难道不是吗？写过那样的信后，他怎能不接近、联系自己？在那番表白之后，他怎会不跨进这道门槛？这样想是可以理解的吧？送葬队伍从窗前经过，她不曾稍加留意，因为队伍不是为他而来。就连生病住院的时候，她也一心想要回去，她不能这样躺在床上，图书馆不能将他拒于门外。她蹒跚着回去工作。一个炎热的下午，她在上架新到的报纸，仿佛热病幻觉般，他的名字跃入眼帘。

她读到他的简短婚讯，新娘是格雷丝·霍姆。此人她不曾听说过，不是图书馆会员。

新娘身着浅黄褐色的绉丝裙，镶着棕色和乳白色的花边，头戴饰有棕色天鹅绒飘带的米色草帽。

没有照片。棕色和乳白色的镶边。一切到此为止，当然，包括她的浪漫史。

但就在她的图书馆办公桌上，差不多几周前一个周六的晚上，最后一位读者离开后，她在锁门关灯之际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没有写名字，无论他的还是她的。还有她的照片，半边压在吸墨台下。

那天晚上他就在图书馆。正是她最忙的时候。她时不时得起身帮读者找书，整理报纸，忙着给图书上架。他就在这儿，跟她共处一室，看着她，还悄悄留言，自始至终却不曾介绍自己。

我去海外之前就订婚了。

“你觉得他是跟我开了个玩笑吗？”路易莎说，“你觉得男人会这么刻薄吗？”

“以我的经验来说，沉溺于这种游戏的通常都是女人。不，不。别那么想，他更可能是真心的。他有点忘情了。表面上看，就是如此。出国前订了婚，并不指望能平安回来，可结果如此。回来后未婚妻等着他—他还能怎样呢？”

“是啊，能怎样啊？”路易莎说。

“心有余而力不足。”

“啊，没错，没错！”路易莎说，“那就是我的虚荣作怪，活该被甩！”她目光呆滞，表情却有些俏皮。“你不觉得是他仔细打量过我，发现真人还比不上那张可怜的照片，这才退缩了？”

“我不觉得！”吉姆·弗拉雷说道，“别看轻自己。”

“不想让你觉得我是个傻瓜，”她说，“我没故事里那么傻那么单纯。”

“我一丁点都不觉得你傻。”

“但大概觉得我很单纯？”

就是这样，他想—通常如此。女人一旦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话匣子就合不上了。酒精让她们变了个人，不复往日的谨慎。

她之前跟他说过自己曾是疗养院的病人。于是现在说起了她与医生的恋情。疗养院坐落于汉密尔顿山上的一处风景胜地，他们常在带树篱的小径那儿约会。阶梯由层层石灰岩构成，路边的植物都是安大略不常见的—杜鹃、映山红、木兰。那位医生略懂植物学，告诉她这些都是卡罗来纳植物，和这儿的植物很不同，更加繁茂。那儿还有小片的林地，嘉木亭亭，小径在树下蜿蜒消失。郁金香树。

“郁金香！”吉姆·弗拉雷说，“树上有郁金香！”

“不是，不是，那是树叶的形状！”

她略带挑衅地笑他，咬住嘴唇。他知道了怎么接话茬儿，说：“树上有郁金香！”赶上她在嚷嚷，不是，是树叶的形状像郁金香，不，我可没说过，别闹了！接下去是两人间小心翼翼的揣测—他谙于此道并希望棋逢对手—源源不断的小惊喜，略含嘲讽的小暗号，各色冒失的期望和那些命中注定的好意。

“只属于我俩，”吉姆·弗拉雷说道，“从没有过，是吗？也许以后也不会再有了。”

她让他牵起手，被稍稍带离座位。两人离开时，他熄灭了餐室的灯。他们拾级上楼，沿着那条各自走惯的路。边上是一幅幅画：主人墓前的忠犬、在田间歌唱的高地玛丽、凸眼的老国王和他那贪溺饱食的神情。

“夜色雾浓，我心惶恐。”上楼时吉姆·弗拉雷哼哼唱唱。他一路自信地将手搭在路易莎的背上。“平安无事，平安无事。”他边唱边将她引入楼梯的转角。在通往三楼的那段狭窄楼梯上，他开口道：“在这儿，我从没离天堂这么近！”

可就在那一夜的晚些时候，吉姆·弗拉雷在那总结般的呻吟声过后，昏昏欲睡地埋怨道：“路易莎，路易莎，你为什么不一五一十地说清楚呢？”

“我都对你说了。”路易莎声音微弱而飘忽。

“那么，是我会错意了，”他说，“我从没打算这事会对你有所改变。”

她说不会。此刻，身上撤去了他的摁压，她只觉得自己被漩涡裹挟着无力挣脱。床垫仿佛变成了一个孩子的陀螺，让她渐渐失神。她想解释说床单上的血迹是因为例假，可这番说辞伴随着一种恣意的冷漠，零散得让人无从会意。

事故

临近中午时分，阿瑟从厂里下班，一进家门就嚷开了：“别挡道，让我洗洗！厂里出事了！”没人答话。管家费尔利太太正用厨房里的电话聊天，嗓门大到根本听不见他说话。女儿当然在学校里。他洗了澡，把身上穿的从里到外都扔进篮子，还像个谋杀者那样刷洗浴室。他出门的时候干干净净，连头发都打理得一丝不苟，他开车去了那个男人家。他提前打听了地址。原以为得上维尼格山，但别人都说不是。那是他父亲家—年轻人和他妻子住在镇子的另一头，要经过曾安装着巨型苹果汁蒸发塔的地方，战前的旧址。

他看到两栋砖砌的村舍，门对门。经人指点，他朝左边那户走去。其实无需指点也一目了然，他来之前消息已经到了。房门开着，一帮不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在院子里瞎跑。儿童脚踏车上坐着个小丫头，挡着他的道，并无骑开的意思。他绕过她。这时候，一个大些的女孩儿一本正经地对他发话—一副警告的口气。

“她爸爸死了。她的爸爸！”

一个女人从客厅出来，把怀里的窗帘交给在客厅站着的另一个女人。接过窗帘的那个女人一头灰发，面带恳求之意。她上排的牙齿掉光了。在家为了舒服，她可能把假牙托取了下来。递给她窗帘的那个女人强悍年轻，皮肤很好。

“你让她别爬梯子。”灰发女子对阿瑟说道，“爬上去拆窗帘非摔断脖子不可。按她的意思，所有东西都得洗一遍。你是殡仪员？噢，不，对不起！您是杜德先生。格雷丝，快到这儿来！格雷丝！杜德先生来了！”

“别打搅她。”阿瑟说道。

“她想赶在明天之前，把窗帘全取下来洗好，再都装回去，因为他会被停放在客厅。她是我女儿。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

“过一会儿她会平静下来的。”一位阴郁但不难看的男人说道，他从屋后走来，那身衣服有牧师领子。他们的牧师。但并非来自阿瑟所知道的几家教会。浸礼会？五旬节派？普利茅斯兄弟会？他正喝着茶。

又来了一个女人，忙着一起卸窗帘。

“洗衣机塞满开始洗了，”她说道，“天这么好，说话的工夫就能晾干。别让孩子们在那儿瞎跑就成。”

那位牧师不得不站到一边，举高他的茶，以免碰上她和那捧窗帘。他开口道：“就没哪位女士为杜德先生倒杯茶吗？”

阿瑟说：“不，不，不用麻烦。”

“葬礼开销，”他朝灰发女人说道，“如果你让她知道的话—”

“莉莲把裤子尿湿了！”一个得意洋洋的孩子在门口说道，“阿格纽太太，莉莲尿裤子了！”

“是啊，是啊，”牧师说道，“他们会很感激的。”

“墓地和墓碑，全部开销，”阿瑟说，“可得交代清楚了。随便她们想在石碑上刻什么。”

灰发女人朝院子走去，回来时怀里抱着哭闹的孩子。“这小可怜，”她说道，“他们说不许她进屋。能让她去哪儿？这样子不出事才怪呢！”

那个年轻女人从客厅拽着一条地毯出来了。

“我想把毯子挂起来拍一拍。”她说道。

“格雷丝，杜德先生来慰问了。”牧师说。

“也想问问我能做些什么。”阿瑟说。

灰发女人上了楼，胳膊里夹着尿裤子的孩子和一些杂物。

格雷丝看见了她们。

“噢，不，别上去！你回到外面去！”

“我妈妈在这儿。”

“是的，你妈妈心地好，正忙着帮我，你最好别去打搅她。她在这儿帮我。你不知道莉莲的爸爸死了吗？”

“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阿瑟意在脱身离去。

格雷丝张嘴望着他。楼里是洗衣机的声音。

“嗯，有一件事，”她说道，“你在这儿等着。”

“她伤心过头了，”牧师说，“她不是有意那么粗鲁的。”

格雷丝抱着一捧书回来了。

“就是这些，”她说道，“他从图书馆借来的。我可不想为这些书交罚金。他每周六晚上都去，我猜这些书明天就过期了。我不想因为它们惹出麻烦。”

“这事我来办，”阿瑟说，“我愿意效劳。”

“我就是不想惹出什么麻烦。”

“杜德先生在说葬礼安排的事，”牧师对她说道，语气温柔而带劝诫，“全部东西，包括墓碑。你想在墓碑上刻什么都行。”

“哦，花哨的东西一律不要。”格雷丝说。

上周五早晨在杜德家工厂的锯木操作间发生了一幕极为骇人的惨剧。杰克·阿格纽先生在探检主转轴时，衣袖不慎被法三盘上的定位螺钉挂住，导致胳膊和肩膀被卷压在主转轴下，其头部触上直径约一英尺的圆盘锯。这位不幸者的头颅被瞬间削下，从左耳下方切入，锯断了整个脖子，造成其当场遇难。在此过程中他并未说话呼喊，喷溅而出的血雨向工友们警示了这场惨剧。

事故发生后一周，这则报道再次出现在报纸上，专供错过消息和想寄一份给别镇亲友（尤其是曾在卡斯泰尔斯住过）的人。修订了“法兰”的拼写错误[5]，边上还有一条更正说明。文章还描述了葬礼的规模之大，邻近镇子，甚至远到沃利都有人来参加。人们坐轿车和火车前来，还有骑马和坐轻便马车的。杰克·阿格纽生前跟这些人并不相识，但正如报上所写的，人们希望为那起悲惨惊骇的意外默哀。当天下午，卡斯泰尔斯休市两小时。旅馆并未停业，是为了给所有的来访者提供餐饮。

遗属包括妻子格雷丝与四岁的女儿莉莲。死者在大战中表现英勇，受过一次伤，但并不严重。许多人都为这次的悲剧扼腕。

出于疏忽，报纸没有提到那仍健在的父亲。报纸编辑并非卡斯泰尔斯本地人，等到有人提醒他时已经太迟了。

父亲对此未加抱怨。葬礼当日天气格外晴好，他出了镇子，跟平日里不用去杜德家工厂的那几天一样。他头戴毡帽，身穿一件长外套，打瞌睡的时候可以拿它来当毯子。他的套鞋穿得很妥帖，用密封罐子用的橡皮筋固定着。他想出去钓几条胭脂鱼。渔猎季尚未开放，但他总是能稍微提前一点。他常在春季和初夏钓鱼，钓来的鱼就自己煮了吃。他在河岸藏了一口平底煎锅和一把茶壶。茶壶是用来煮玉米的，再过一阵子从地里偷偷掰来的玉米。那时节他也摘野苹果和野葡萄吃。他心智健全，但厌恶与人交谈。儿子去世后的这几周，他躲不过去，但总有办法长话短说。

“干活的时候自己要当心啊。”

走在乡间的那天，他遇到一个同样没去参加葬礼的人。一个女人。她无意提起话头，事实上她看起来和他一样喜欢独处，难以接近。她迈着生风的大步，两人擦肩而过。

那家以制造风琴起家的钢琴厂在小镇西头延伸着，仿佛中世纪的城墙。工厂有两排长长的建筑，就像里外两道防御土墙。一座封闭的桥梁连接两栋建筑，主要的几间办公室都在那里。深入小镇和工人所住的那条街，能看见窑房、锯木厂、贮木厂和堆货棚。工厂的汽笛号叫众人起床，每天早晨六点拉响。七点那次是上工，十二点吃午饭，一点下午上工，五点半那次是让工人们放下工具回家。

出工规章镶在玻璃镜框里，挂得离打卡机不远。头两条规定是：

迟到一分钟扣十五分钟工钱。要守时。

安全意识勿麻痹。为己为人，小心作业。

厂里出过几次事故，曾有工人被滚落的木材碾压身亡，那是在阿瑟当家管事之前。还有一次是在大战期间，一个工人丢了条胳膊，也有说是胳膊的一截。出事那天阿瑟去多伦多跑外勤了。他从没亲眼见过什么事故—总之严重的都没见过。但那感觉一直留在脑海里，他总觉得可能有事要发生。

或许他不像妻子去世前那么确定麻烦不会来找他了。她死于1919年，死于最后一波西班牙流感疫情，那时人们都已从起初的恐惧中恢复过来，她甚至从未恐惧过。近五年过去了，但阿瑟仍将其视为一生中逍遥时光的终结。不过对于别人，他总是显得十分负责和严肃—没人察觉到他身上的变化。

在他的梦中，事发现场存在某种会扩散的寂静，一切都停滞下来。现场所有的机器不复发出平日的噪声，每个人都闭口不言，当阿瑟朝办公室的窗口望出去时，他明白那一劫终于来了。他永远说不上究竟是看到了什么让他这样想。就是那个空间，厂区里的灰尘，告诉他来了。

那几本书在他轿车的地板上放了不止一个星期。直到女儿贝亚说“这几本书是怎么回事？”，他才想起来。

贝亚念起了书名和作者名。《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与西北水道的探险之旅》，作者G.B. 史密斯。《世界怎么了？》，作者G.K. 切斯特顿。《接收魁北克》，作者阿奇博尔德·亨德里。《布尔什维克主义：实践和理论》，作者伯特兰·罗素伯爵。

“伯尔—阿维克—主义。”贝亚念道，阿瑟告诉她如何正确发音。她问那是什么，他答道：“从俄国传过来的，我自己也弄不太懂。听说不怎么光彩。”

贝亚那年十三岁。她听说过俄国芭蕾舞和苦行僧。此后几年，她都相信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邪恶而下流的舞蹈，至少长大之前她是被这么告知的。

她没提起这些书和那个出事故的工人有关。一提，故事就没那么有趣了。也有可能是她已经忘记了。

图书管理员有些不安。有几本书里还留着卡片，也就是说未被登记过，是从书架上直接拿走的。

“罗素伯爵的这本不见好一阵子了。”

阿瑟不习惯被这样训话，但他还是温和地答道：“我是替别人来还的。出事的那个伙计。因厂里的事故丧命的那个。”

图书管理员面前摊着富兰克林的那本书。她凝视着船只被浮冰困住的图片。

“他妻子让我来还的。”阿瑟说道。

她把书逐一拿起摇了摇，像是期待着有东西掉落。她的手指翻动着书页。下颌不雅地抽动着，仿佛正咬着脸颊内侧。

“我猜他觉着喜欢这些书就带回家了。”阿瑟说。

“什么？”她停顿了一会儿说道，“您说什么？抱歉。”

肯定是那桩事故，他想。死于非命的那男人正是打开这本书、翻看这本书的最后一个人。或许书中还留有他生命的气息：用作书签的纸片或烟斗通条，甚至还有点烟叶末子。这一切让她心神不宁。

“没事儿，”他说，“我只是顺路来还。”

他转身离开她的桌子，但没有马上走出图书馆。他有好几年没来了。两扇临街的窗户之间悬挂着他父亲的照片，照片会在那里一直挂下去。

A. V. 杜德，杜德风琴厂创始人、图书馆资助人。进步、文化、教育的信仰者。卡斯泰尔斯人和工人们的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