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是。可能是警用手枪，也可能是胜利型手枪，在另一根时间丝弦上夺去提彼得警官生命的手枪一样。

我从此刻开始走神。“我得纠正这一切，纠正这一切，纠正这一切”的想法像铜锣一样敲打着我的脑袋。

1972年休伯特·汉弗莱当选总统。地震愈发严重。全世界自杀率飞速飙升。各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195]遍地开花。孟买的名字没有从“Bombay”改成“Mumbai”。孟买成了癌症风暴中的辐射灰烬。

卡拉奇也是一样。只有当苏联、中国和美国承诺将两个国家炸回石器时代时两个国家的敌对才得以平息。

1976年，汉弗莱在东海岸对西海岸的选举中一面倒地输给了罗纳德·里根[196]。汉弗莱甚至没有保住自己的老巢明尼苏达州。

圭亚那的琼斯镇，两千人大规模自杀。

1979年11月，伊朗学生冲击位于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劫持的不是66名人质，而是200名。伊朗电视台上人头攒动。里根从河内地狱中学到了乖乖地让核武器待在炸弹舱、让导弹待在发射井里，但是他派出了大量部队。然后人质当然被屠杀，一群自称为基地组织——阿拉伯语是AlQaeda——的恐怖分子开始在这里、那里、到处埋置路边炸弹。

“那个混蛋可以无休止地演讲，但是他对好战的伊斯兰一窍不通。”哈里说。

披头士乐队再度复合，举办了和平音乐会。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人群中引爆了炸弹，炸死了三百名观众。保罗·麦卡特尼[197]在爆炸中失明。

稍后美国中西部燃起大火。

苏联解体。

有些团体——可能是苏联解体后极端流亡分子——开始向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出售核武器。

“到了1994年，”哈里不动声色地说，“那里的油田有很多黑玻璃。在黑暗中发光的那种。恐怖主义已经精疲力竭。有人两年前在迈阿密引爆了手提箱核武器，但是后果不严重。我的意思是，六十或者八十年之后人们就能再次在南海滩上开派对了——当然，墨西哥湾基本上变成了一片死海——但是只有一万人死于辐射中毒。那时，这已经不是我们的问题。缅因州通过公投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克林顿总统认为是一大解脱。”

“比尔·克林顿当了总统？”

“当然不是。他是2004年必赢的提名人，但是他在会上死于心脏病。他的妻子插了进来。她是总统。”

“干得怎么样？”

哈里摆摆手。“不错……但是你无法通过立法制止地震。这就是我们到最后可能面临的结局。”

头顶上，那种冰块撕裂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抬起头。哈里没有抬头。

“什么声音？”我问。

“年轻人，”他说，“没人知道。科学家们争执不下，但我想牧师们可能说得在理。他们说上帝准备毁掉他的所有杰作，就像参孙摧毁大衮庙[198]一样。”他喝光剩下的威士忌，脸颊泛起红晕……据我的观察，他的脸上没有辐射造成的伤口。“在这一点上。我想他们说的可能是对的。”

“万能的耶稣啊。”我说。

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听够了历史吧，年轻人？”

够用一生。

<h3>4</h3>

“我得走了，”我说，“你没问题吧？”

“现在没问题。跟别人一样。”他仔细看着我。

“杰克，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我怎么感觉跟你很熟？”

“或许是因为我们总是跟我们的善良天使很熟吧？”

“胡扯。”

我想离开。总而言之，我想经过下次重置，我的生活会变得更加简单。但是首先，因为这位善良的人在三次生命中都遭受巨大的折磨，我再次走近壁炉架，取下一幅装了框的照片。

“小心点儿，”哈里急躁地说，“这是我的家人。”

“我知道。”我把照片放到他粗糙而苍老的手上，一张黑白照片，从模糊的图像可以看出，是柯达相机拍摄的。“是你的爸爸照的吗？我这么问，是因为只有他不在照片里。”

他好奇地看着我，然后看着照片。“不是，”他说，“这张是1958年夏天一位女邻居帮忙照的。那时我的爸爸妈妈已经分居了。”

我在想女邻居是不是我看见的一边叼着烟、一边拿水龙头洗私家车并喷狗的那个女人。不知怎么的，我确定就是她。声音从我的脑海深处，就像从深井中传来一样，我听到跳绳女孩们的歌声：“我老子开着潜水艇。”

“他有酗酒的毛病。在那时候，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很多男人烂醉如泥还跟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但是他喝了酒就会撒酒疯。”

“我知道。”我说。

他再次看着我，目光更加犀利，然后笑了。多数牙齿已经脱落，但是笑容依然可爱。“我怀疑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多大了，杰克？”

“四十。”尽管我敢肯定我看起来显得更苍老些。

“也就是说你是1971年出生的。”

实际上是1976年，但是如果不谈我钻进兔子洞里，像爱丽丝在镜中世界一般度过的五年，这还真没法跟他说明白。“很接近了，”我说，“照片是在科苏特街拍摄的。”我用德里的腔调说科苏特。

我敲敲埃伦，她站在她妈妈的左边，我想起了跟我在电话上聊过天的成年版——把那一位称作埃伦2.0吧。还想起了——必然的——埃伦·多克蒂，我在约迪认识的和谐版本。

“从照片上看不出来，但是她是红头发，对吧？缩微版的露西尔·鲍尔。”

哈里无言以对，瞠目结舌。

“她演喜剧了吗？或者别的什么？在广播或者电视上？”

“她在缅因州加拿大广播公司上做DJ秀，”他无力地说，“不过你怎么……”

“这是特洛伊……和阿瑟，也叫图加……这是你，你妈妈用胳膊抱着你。”我笑了，“就像上帝安排的一样。”<i>如果能继续保持那种状态就好了。如果。</i>

“我……你……”

“你爸爸被人谋杀了，对吧？”

“是的。”鼻子里的套管倾斜了，他将它推正，手缓慢地移动，像是在睁着眼睛做梦。“他在朗维尤墓地为祖父母献花时被人枪杀。距离这张照片拍摄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警察逮捕了一名叫比尔·图尔考特的男子——”

噢。我没看到这一点。

“——但是他有足够的不在现场证据，警方不得不放走他。凶手一直没有抓住。”他捧起我的双手。“先生……年轻人……杰克……这有点儿疯狂，但是……你是不是杀害我爸爸的凶手？”

“别胡说。”我拿过照片，挂回墙上。“我1971年才出生，记得吗？”

<h3>5</h3>

我沿着美茵大街往前走，回到前面破败的毛纺厂以及废弃的快闪便利店。我低头前行，没有看“塌鼻子”和“屁股孩”跟他们的同伙是否还在附近。我想如果他们还在附近哪个地方，他们会跟我保持安全距离。他们以为我疯了。可能我真的疯了。

“我们这儿的人都疯了”是柴郡猫告诉爱丽丝的话。然后它就消失了。当然除了大笑之外。

据我的回忆，大笑停留了一会儿。

我现在的理解更加深刻。不是说所有的方面都明白。我怀疑就连卡片男也未必完全明白（他们在履职一段时间之后，几乎仍然什么都不明白），但是这不能对我不得不做的决定有所帮助。

当我钻下锁链时，远方想起了爆炸声。这并未让我惊跳。我想现在有很多爆炸。当人们开始失去希望时，肯定会有很多爆炸。

我走进便利商店背后的浴室，差点绊倒在羊皮夹克上。我把夹克踢到一边——我即将前往的地方不再需要它——缓慢地跨过成堆的箱子，箱子看起来酷似李的狙击手掩体。

该死的和谐。

我挪开足够的空间，进入角落，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身后的箱子重新码好。我迈着细小的步子往前走，再次想起人在黑暗之中试探楼梯顶端的情形。但是这一次没有台阶，只有双重影像。我往前挪动，看着我的下半身闪闪发光，然后我闭上眼睛。

又一步。再一步。现在我的双腿感到温暖。

我又走两步，阳光将我眼皮底下的黑色照成红色。我再走一步，听到脑袋里的爆裂声。当爆裂声消失时，我听见织机发出的“沙——呼，沙——呼”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肮脏的废弃公厕的臭味已经变成纺织厂满负荷运行的味道，那时，环保署还不存在。我的脚下是开裂的水泥，而不是剥落的漆布。我的左边是巨大的金属容器，里面装满边角布料，上面盖着粗麻布。我的右边是烘干房。时间是1958年9月9日上午11点58分。哈里·邓宁再次变成小男孩。卡罗琳·波林在里斯本高中上第五学期，可能正听着老师讲课，也可能在做白日梦，梦见某个男孩，或者梦见几个月之后怎么跟爸爸去打猎。萨迪·邓希尔，还没有嫁给扫帚先生，正住在佐治亚州。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跟海军陆战队一起在南中国海。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还是马萨诸塞州的年轻议员，做着他的总统梦。

我又回来了。

<h3>6</h3>

我走到铁链前，钻了过去。在另一边，我静静地站了一会儿，排练着下一个动作。然后我对着烘干房尽头说话。在拐角处，绿卡人靠在墙上。不过扎克·朗的卡片已不再是绿色。卡片已经染上浑浊的赭色阴暗，介于绿色与黄色之间。他不合时宜的外套灰尘扑扑，之前神采奕奕的毡帽变得破败。他的脸颊，之前刮得十分整洁，现在长满胡楂……部分胡须已经发白。眼睛布满血丝。他没有喝酒——至少我没有闻出酒味——但是我想他很快就会去喝上一杯。毕竟，绿色前线位于他的狭小活动范围之内。在脑海里紧握所有这些时间丝弦肯定痛苦不堪。多重过去已经很糟，再加上多重未来呢？任何人都会借酒浇愁，如果有酒的话。

我在2011年待了一个钟头。或许更久。对他来说是多久呢？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

“感谢上帝。”他说……跟他之前说的一样。但是当他再次伸手捧起我的手时，我把手缩回来。这是——还有外套、帽子，以及帽圈上的卡片——酒鬼的双手。

“你知道你该做什么。”

“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做。”

“这跟想不想没关系。你得最后一次回去。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会从餐馆出去。很快餐馆就会被拉走，届时，引起这一切疯狂事件的气泡就会爆裂。泡沫存在了这么久，真是个奇迹。你得结束这个轮回。”

他又把手伸过来。这一次，我不仅把手缩回来，还转身跑向停车场。他跑着追我。我膝盖受伤跑不快，他离我非常近。我能听到他就在我身后，我跑过有天晚上在坎德尔伍德小屋院子里看到并不予理睬的普利茅斯复仇女神一样的汽车。然后就到了美茵大街和老路易斯顿路的交叉路口。在另一边，永恒的乡村摇滚乐叛逆少年站在果品公司前面，一只靴子靠在墙上。

我跑过火车轨道，担心受伤的腿会在石块上背叛我，但是朗绊了一跤，跌倒下去。我听到他喊叫——绝望而孤独的叫声——立即感到一阵同情。那家伙有艰难的责任。但是我没有让同情减慢我的脚步。爱情的力量是残酷的。

路易斯顿快线公共汽车抵达。我蹒跚着走过交叉路口，司机朝我按响喇叭。我想起另一辆公共汽车，装满前去观看肯尼迪群众的汽车。当然他们也是去看肯尼迪夫人，肯尼迪夫人穿着粉色套装。玫瑰花摆在座位上，在两个人中间。不是黄色，而是红色。

“<i>吉姆拉！回来！</i>”

这就对了。我就是吉姆拉，罗塞特·坦普尔顿噩梦里的怪物。我瘸着腿经过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已经甩开了赭卡人。我会赢得这场比赛。我是杰克·埃平，高中教师；我是乔治·安伯森，有抱负的小说家；我是吉姆拉，每走一步都威胁着整个世界。

但是我继续往前跑。

我想到萨迪，高挑、优秀而美丽，我继续往前跑。容易出事的萨迪会绊倒在名叫约翰·克莱顿的恶棍身上。在他身上，萨迪将受到的伤害远胜胫骨之痛。“为爱而迷失的世界”——是德莱顿说的还是蒲柏说的？

我在泰特斯雪佛龙前停下来，急促地喘气。街对面，快乐白象的业主，垮掉的一代，一边吸着烟斗一边看着我。赭卡人站在肯纳贝克果品公司巷子口。显然，他朝那个方向只能走到那里。

他朝我伸出双手，这很糟糕。然后他双膝跪地，双手紧抱在胸前，这更加糟糕。“<i>请不要这么做！你知道这么做的代价！</i>”

我知道，但是依然继续前行。交叉路口旁圣约瑟夫教堂前有座电话亭。我把自己关进电话亭，翻看电话簿，投进一角硬币。

的士司机赶来，正吸着好彩牌香烟，收音机调到了WJAB。

历史重复着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