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斯盖特的北京之行就是故意找了一条难走的道。现在广州到北京得先坐粤汉线到武汉，在武汉换渡轮过长江，再坐平汉线到北京。

而且这位英国外交部钦点的常任代办和6名工作人员还大包小包带着开设代办处的所有物资，总计5.5吨。为了防窃听，他们连电话机、电话线甚至代办本人办公室的桌子都要从英国自带。

“看，那是一座大桥的工地吗？中国人要建造一座跨长江的大桥？”

代办处的商务专员贝林厄姆指着距离渡轮一两公里外的长江江面，那里有不少抛锚固定的工程船，两侧的江岸也在动土施工。

索斯盖特：“这很正常。长江至今为止没有一座干流上的铁路桥或公路桥才不正常。如果说在南京建造长江大桥还有些难度，武汉只有1英里宽的江面这本来就不应该是个问题，五十年前美国就能建造2英里的桥了。如果我猜得没错，这桥一定是苏联人的作品。”

贝林厄姆：“可惜了，英国曾经拥有长江流域的通航权和投资优先权，却未能在这里投资建造一座铁路桥。现在，这个商机已经永久失去了。”

“英国拥有长江流域的时候，是中国的投资环境最糟糕的时候。”秘书加特林插了一句。

索斯盖特：“投资，是啊，投资就是我们在北京的工作之一。先生们，你们从广州到武汉，一路上都看到了什么，它们的背后又代表着什么？”

贝林厄姆：“无论是广州、长沙、衡阳还是武汉，城市都在兴建很多建筑以及基础设施。现在确实是中国‘迟到的战后繁荣期’。”

索斯盖特：“你们再好好想想它的奇怪之处。”

贝林厄姆、加特林：？

索斯盖特：“战争结束之后的高速发展其实都是基于货币宽松，政府扩张性的投资基础建设，同时大量公司和企业主拿到充足的货币，资本加速流动，从而与政府扩张性的基建配合，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当然欧洲还有马歇尔计划的因素，这等于是另一种意义的货币宽松，外来的投资。可我们现在是在红色中国。”

索斯盖特又补充了一句：“我在外交部的同学告诉我，苏联的战后恢复非常缓慢，甚至他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头两年还在持续衰退。”

贝林厄姆、加特林：“哦，哦，这太有意思了。”

索斯盖特也停止了聊天。1949年中国脱离了西方的视线，在美国的敌视和中国人对美国人的警惕的双向作用下，5亿人口关上了面向西方的窗口。现在对中国国内的情况，西方国家最有价值的信息是中国政府发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他就只有台湾的国民党自顾自在那儿说的不知真假的内幕。

说到统计公报，在武汉停留时，索斯盖特已经从报纸上知道中国发布了，但报纸上并没有刊登全文。看来到北京之后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一份这个统计公报的完全版，好好研究。

“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自己闭关，而是美国要关住我们，不让我们同各国往来。”

索斯盖特在北京的第一次工作会晤是和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

级别是有点儿低但谁让你是个代办呢，连公使都不是。

索斯盖特开场不久就向章汉夫询问，中国的这种对西方的封闭状态会持续多久，章翰夫给了他这个回答。

“章先生，你们在1951和1952年在香港进行了融资活动，我相信你们也看到了外来的资金对加速战争恢复以及金融稳定方面的积极作用，”索斯盖特说，“而且这证明你们并不排斥西方的资金。既然已经站在了这条线上，你们只需再往前迈一步就会迎来更大的机会。”

索斯盖特说的是他此行的核心工作：询问中国有没有打算允许外国的直接投资，如果中方态度还在摇摆，索斯盖特就负责游说。

章汉夫：“中央曾发布过《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在双方有利原则下，我们欢迎国际投资与技术合作，要允许外国人来经商、开矿及建立工厂或与中国人合作来经营工矿。但那些都是1949年前的事了。就现在而言，我们彼此之间要做到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且，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也很不顺畅，香港是个窗口，华南地区我们搞外贸还可以，上海就非常麻烦。”

索斯盖特：“关于这个，我了解到的信息是，艾森豪威尔已经签署命令，将在未来一年解除台湾海峡的中立化，废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中立巡逻任务。综合其他的信息，我方对此的判断是，未来数年海峡两岸的敌意会降低，上海、天津、大连等地的海上贸易会趋于正常化。”

章汉夫：“美国这是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通过对常凯申政府的大力援助，已经把台湾的反动派武装起来了。现在台湾已经有9艘舰队驱逐舰和11艘护航驱逐舰、护卫舰，又从美国获得了喷气式战斗机，美国的这种伎俩也不是第一次用，我们早就看穿了。”

索斯盖特：“我们还注意到上个月常凯申发布了最新的总统令，叫做《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征收21万甲土地，台湾的这次土改这意味着80%以上的佃农会成为自耕农。台湾正在实施的土改是对你们的模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