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正德:不愿做皇帝的人(2 / 2)

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张宏杰 12989 字 2024-02-18

朱厚照也知道,从现在起,他在这些博学多才的文官眼里,已经是一个昏庸失德的皇帝了。虽然他们表面上对他三跪九叩、毕恭毕敬,但实际上,他们已经对他丧失了信心,内心里瞧不起他。但他不在乎。他甚至发现,在丢掉那个做好皇帝的理想之后,他活得更舒服自在了。

一旦撕破了脸皮,朱厚照发现当皇帝堪称轻松愉快。

蓝东兴《明武宗评述》记载,在这次政治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他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取消文书房记录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制度,同时废除尚寝局的“就寝档案”。这样,他就解除了身上的两大枷锁,自由自在,想起就起,想睡就睡,想住在哪儿就住在哪儿。

他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就是把普通政务交给略通文字的司礼监首领太监刘瑾。大臣们所上奏折,经刘瑾初步处理后,再挑出最重要的几份交给他亲自裁断。这样,他在仍掌大权的同时,又大大减轻了工作量。

做出这两项决定之后,他就开始肆无忌惮地大玩特玩。他不断地把宫外的戏班子召进宫中为他表演。与其他好开“堂会”的天潢贵胄不同,他偏爱听评书、大鼓、地方戏,特别是那些地蹦子、草台班子粗俗诙谐的“粗口”,让他笑得前仰后合。

除了这些帝王生活中常见的声色之好,他还玩出了前无古人的花样。《明通鉴》载,他在宫内开了个自由市场,让太监们充当小贩,在街道两边摆上一个个小摊,卖什么的都有:锅碗瓢盆、衣服鞋袜、胭脂宫粉、水果蔬菜……琳琅满目,热闹非常。太监们一个个站在摊前,学着市井之人,高声叫卖:“卖砂锅啰!”“磨剪子来!”“皮薄肉厚的大白梨啊,瞧一瞧,看一看!”

皇帝穿着普通人的衣服来赶集,挑了一块花布,和小贩讨价还价。扮小贩的太监知道皇帝的性子,故意和皇帝软磨硬泡。皇帝费尽口舌,怎么也讲不下价来,急得抓耳挠腮……

在正德皇帝的一生中,对市井生活异乎寻常的热爱是贯穿始终的一大特点。明代人的笔记中传说弘治皇后其实不能生育,正德是她偷偷抱养的市井小民的私生子,所以这个皇帝终生除不去骨子里的“低贱”。

其实这一“反常现象”很好解释。很大程度上,皇帝的这种嗜好不过是对刻板单调的宫廷生活的逆反。皇宫是天底下最不自由的地方。这组迤逦壮阔的大屋,座座象征着严密的礼仪。这里每一寸空气中都充满了禁忌,每一寸土地上都林立着规矩,一举手一投足都必须斟酌再三。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生活得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如《宫女谈往录》所说:“宫里头无论上上下下全是假的,像一台戏。”就像修筑这建筑的本意是为了昭示政治秩序、而不是为了舒适地生活一样,那些高雅严肃的宫廷大乐也不是用来愉悦人的感官,而是用来把自然的人性引入天理的轨道。

和宫廷生活的假模假式、程式化相比,平常老百姓的生活其实是那么丰富、自然、健康。朱厚照永远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宫微行的感受,从皇宫来到市井的太子简直如同从穷乡僻壤进城的农民孩子,傻了一样张着嘴,贪婪地盯着他看到的每一样事物。有生以来头一回,他发现人们见到他不是立刻跪下去,而是并不拘束,一切如常;也是有生以来头一回,他看到这里的人活得那样自由、随意,他们表情生动,高声大叫,随意谈笑,完全不像皇宫中人平日都鸦雀无声、板着面孔。他看什么都新奇,看什么都好玩。

终其一生,正德皇帝都难以改掉微服出行的嗜好。而且他特别喜欢逛市场,钻小巷子,体验普通人家的生活。那些土里土气的叫卖声在他听来简直是最好听的音乐,那些带着泥土的白菜萝卜也显得清新健康,那些平常巷陌中普通百姓们的吵嘴骂架,在他听来也比宫中那千篇一律的对话更有意思。

除去逆反心理之外,这种“市井情结”,也反映出朱厚照的趣味、观念和行为方式,深受周围太监的影响。

文盲出身的太监、乳母不但是朱厚照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精神塑造者。其实,天潢贵胄的朱厚照是在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中长大的。终其一生,朱厚照的精神世界一直没有冲破底层文化特别是市井文化的束缚。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却又千真万确。

在偌大的明代宫廷之中,皇帝一家其实人数无多。太监、杂役、乳母之类出身社会底层的服务者才构成了宫廷社会的多数。明代太监之多,居历代之冠,最高峰时达十七万人。皇室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他们,可以说,宫廷中的皇室成员,更像是漂浮在太监之海中的一个个孤岛。这些出身社会最底层的人,无疑会把底层社会的观念、性格、行为习惯带入宫中,在皇宫之中形成浓厚的底层文化氛围,从而对生活在他们中间的皇室成员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具体到朱厚照身上,这种影响就更为深刻。在他十几年的生活经历中,与他耳鬓厮磨、朝夕相处的,除了太监,就是乳母。明代规定,太监不许识字。乳母又大多选自平民小户。所以,朱厚照实际上是在文盲圈中长大的。这些文盲友伴也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兴趣、嗜好、观念传染给了太子。他的文化趣味偏于通俗,欣赏水平与太监、乳母基本一致,最喜欢粗俗浅白的文艺形式。他虽然在宫内建立了乐队,但是演奏的不是阳春白雪的雅乐,而是民间流行的通俗小曲,比如什么《抬花轿》《入洞房》《一枝花》……他自己还亲自创作了一首《杀边乐》,也是热闹火爆类型。据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记载,“歇落吹打,声极洪爽,颇类吉利乐”。

底层出身的人固然质朴、单纯、明快,却又粗俗、单调、愚昧。上层文化提倡“制欲”、“淡泊”,强调对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底层人的生命目标却完全锁定于物质享受,毫不克制地追求感官满足。上层文化讲究规则法度,讲“天理”,讲“千秋万世”;而底层文化是实用主义的,只重今生,只重眼前。更为要命的是,许多太监进宫前都是走投无路的混混,他们把明代社会底层浓厚的流氓气息带进宫中。他们做事缺乏规则意识,善于走捷径,钻空子,没有大局观念。他们崇拜的是韦小宝之类的精细鬼和伶俐虫,嘲笑的是“忠厚传家久”、“诗书处世长”这样的“迂腐”古训。

学校教育的失败,导致儒家哲学的那套“天理”、“人欲”、“天道”、“人心”的精致理论,从来没有真正介入过朱厚照的精神构建。朱厚照的精神世界基本上停留在市井平民水平。他缺乏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他对国家政务的理解和处理的原则,基本上来自评书演义。有一次,他甚至发布诏书,禁止天下养猪,理由是他既姓朱又属猪,算命先生说,如果百姓杀猪,将威胁到他的健康。他精明机敏却又目光短浅,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肆无忌惮。在后来南巡之争中,他甚至拿出泼皮作风,拿刀架在脖子上,声称如果文官们再阻拦他,他就要抹脖子。他在人际交往中也遵循市井方式,做事爽快自然,不重形式,讲究哥们儿义气,人情味相当重。他跟与他投脾气的大臣们在一起,没大没小,喝多了就把他们当枕头,枕在他们身上睡觉。《明武宗实录》载,他甚至模仿黑社会老大的做法,一次收了一百四十多个“义子”……

有明一代,像朱厚照这样带有流氓作风的天潢贵胄不止一个。因为朱元璋本身出身流氓,更因为他为他的后代规定了专做寄生虫的生活目标,那些在仆人堆里混大的不学无术的朱氏子孙,大多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穷极无聊的流氓相。明代社会的流氓化趋势鲜明地体现在贵族生活中。吴晗在《朱元璋传》讲到,朱元璋的十三子代王,“早年做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说了,到晚年头发花白了,还带着几个肖子,窄衣秃帽,游行市中,袖锤斧杀伤人,干些犯法害理的勾当。末子伊王封在洛阳,年少失教,喜欢使棒弄刀,不肯待在宫里,成天挟弹露剑,怒马驰驱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就亲手斫击,毫无顾忌。又喜欢把平民男女剥得精光,看人家的窘样子,高兴发笑”。

吴晗提到的伊王,传了六代,到了六世孙朱典模时,居然还酷肖其祖。有一次,他忽然把洛阳城门关闭,派人在城中大抢民女,共抢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乐,其余的则叫其家人用银子来赎。

鲁王府的朱观定平常最爱嫖娼,有时在府中命下人裸体杂坐,以为戏乐。朱观定性情残暴,左右稍忤其意,就立即用锤斧击杀。

越到明代晚期,这种贵族流氓化的倾向就越加明显。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载,弘治年间,代王朱桂的后代、辅国将军朱仕则,强占寺庙财产,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里,巡按御史因此上书参了他一本。朱仕则闻听此事,怀里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门,要求御史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从怀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怀里,然后一个“撞羊头”,把御史老爷撞个倒仰,把这位御史老爷弄得狼狈不堪,无法招架。最后还是衙门里人多,连推带劝,总算把这位瘟神弄走了。

不过,仅仅把朱厚照定义为“纨绔”是不恰当的。虽然有百种不争气、千个不着调,但是他身上有着一样远远超越常人的地方——武勇。

在朱厚照的诸项天赋之中,最突出的是运动天赋。

因为天赋的神经类型和肌肉类型的优势,他的反应速度比寻常人快,协调能力也比寻常人好,从小就非常好动。他第一次骑马就能控御自如,初学射箭,练几次就能射中红心。皇帝对他好武是鼓励的,因为文武双全,才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所以,皇帝指示,为太子请了几位武师,教他学拳弄棒。他不爱读书,练起武来却能吃苦,也下过真功夫,加之良好的天赋,他的武功当时确实在一般武将之上。他对别的书不感兴趣,但独独对兵书战策能看得下去。

除了武功不俗外,朱厚照的胆量更是常人难及。他天生喜欢冒险,身子骨刚刚长成,他就迷上了一种特别刺激的游戏——搏虎驯豹。他身上不戴任何护具,也从来不让别人在旁边保护,只身进入虎豹笼中,凭自己的敏捷和力量,只手把它们制伏在自己的身下。不久,他就成了一名熟练的驯兽师,不论哪里进贡来的猛兽,在他手下很快都变得服服帖帖。不过,再高明的驯兽师也有失手的时候,他唯一的失手是在正德九年(1514年),他在训练一头新来的老虎时,本已驯服的老虎突然野性大发,把他扑在身下。等太监冒死把他救出来时,他的胳膊、大腿上已经被抓伤了好几处,伤口鲜血淋漓,有一处甚至深可见骨。然而,这次历险并没有吓倒他。经过几个月的休养之后,他再进虎笼,最终把这只不听话的老虎彻底制伏了。

朱厚照身边最亲近的人有两类——一类是太监,另一类就是军人。对于太监,朱厚照亲热是亲热,但一直以家仆视之;但对于军人,他亲近之中,还包含着尊敬和欣赏。当了皇帝之后,他把那些驻守边疆的著名将军轮流召入宫中,与他们较量武艺,畅谈兵书战策。在这些将军中,最有名的是江彬。此人因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斗英勇而得到朱厚照的赏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身上有箭痕三处,其中一处贯穿面颊,直到耳根。朱厚照和他一见如故,很快就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两人之间形成了一种近乎哥们儿的关系,平时相处,根本不讲君臣之礼。

在各种游戏当中,朱厚照唯一乐而不疲的是领兵打仗的游戏。做太子时,他就经常把太监分成两拨,相互攻杀。做皇帝后,他的军事游戏玩得更为壮大。明代祖制,“边兵不能调内”,因为边兵粗犷难制,怕他们到了内地难以控制。可是朱厚照登基不久,就命令宣府兵和京城兵对调。因为开国日久,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京城兵身上已经没有多少兵味。只有那些饱经风霜、粗犷强悍的边兵才对朱厚照的胃口。他把这些边兵分为“侍卫上直军”和“内操军”,共计一万余人。他常常在皇城内举行大型内操,披坚执锐,指挥士兵,演习战法。皇城附近的人们经常能听到从城里传出的雄壮的喊杀声。

如果说朱厚照对皇帝职责里的什么真感兴趣的话,那就是军事了。《尚书》说:“其克诘尔戎兵。”在远古,天子的职责是“唯祭与戎”,即主持祭祀和领兵打仗。朱厚照从小踢球、射箭、骑马、打猎之所以受到孝宗皇帝的纵容,也是因为有“练习武功”这面大幌子。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志向,朱厚照的志向从来不是做守成帝王,而是做指挥千军、横扫敌阵的大将军、大元帅。从当皇帝的第一天起,他就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亲率大军,征讨敌人,立下赫赫战功。

应该说,朱厚照的这一理想与大明帝国的现实有某种契合之处。蒙古人一直是明朝的主要威胁。明成祖朱棣曾经五出塞北,也未能根本解决蒙古人的威胁。明成祖死后二十多年,他的重孙明英宗就在亲征蒙古的战役中被蒙古人俘虏。在那以后,边患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蒙古兵时常长驱入塞,大肆抢掠。《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一年七月,蒙古兵又入寇白羊口,深入保安、新城一带,破城堡二十余座,杀掠三千七百四十九人,掠去牲畜两万三千五百头。这次入寇,使朱厚照决意亲征塞北,彻底打击一下蒙古势力。

应该说,正德年间也是打击蒙古势力的恰当时机。因为此时蒙古势力已经从全盛期跌落下来,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内斗之中。入寇中国的,就是其中一支在内斗中失利的部落。如果抓住这个战略机遇,狠狠打击一下蒙古骑兵,对于帝国的长治久安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他这次之所以要前往边境,就是为了有机会观察敌情,以解除蒙古势力对大明王朝安全的威胁。这个事实说明,如果事情在他的兴趣和能力范围之内,他还是愿意履行皇帝职责的。

十一

但是,和以往历次一样,群臣一致反对朱厚照的想法。

事实上,满朝大臣对朱厚照的练兵习武从来没有给予过肯定。在他们看来,守成之君和创业之君不同。守成之君的职责应该是固守祖宗基业,遵守祖宗成法,小心谨慎,保持天下在以往已经定型的轨道上安稳运转。对于已经享有一百多年长治久安的大明王朝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精力充沛对于此时的皇帝不一定是好事。所以,他们对少年皇帝的舞刀弄棒一直不以为然。而且,文官的这种态度里还包藏着集团的利益。他们认为,即使时有边患,也是枝节之事,不足大虑。治理天下的关键是宣扬圣教,使人心向化,遵规守纪,这是文臣的职责。而一旦大兴兵戈,势必导致重武轻文的局面,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

反对的浪潮再次包围了朱厚照。《明武宗实录》记载,六科给事中黄钟进谏说:“臣闻控制夷狄,古有成法。况且皇帝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带兵。《祖训》中说:‘后世子孙不可倚中国富强,贪一时之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蒙古人并不是心腹大患,皇帝何必自轻天子之尊,冒极大的风险,轻易出塞呢?如果皇帝万一有个意外,如何向天下万民交代?”

所以,在皇帝第一次出京的时候,朝廷迅速把消息通报给了居庸关的御史,才出现了皇帝被灰溜溜挡回来的一幕。

朱厚照并不放弃,他已经习惯了和文臣斗智斗勇。他把心腹太监叫到一起,总结第一次失败的经验教训。半个月之后,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这次他们选择了半夜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出京城。出了城,他们再也不敢像上次那样优哉游哉地游山玩水了,而是策马直奔居庸关。他们早已打听好,这几天御史张钦到白羊口巡视,不在关上。朱厚照派人与居庸关分守太监刘嵩事先建立了秘密联系,做了布置。果然,当他们来到关门时,居庸关关门大开,让皇帝顺利通过。过了居庸关,皇帝下了手敕,命令随行太监谷大用把守居庸关,守关官兵一律受谷大用节制,任何官员不许出关。

朱厚照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京城中的大臣们到塞外来追他。

回头看着被甩在身后的雄关,朱厚照哈哈大笑。这显然是一次漂亮的胜利。

十二

《明武宗实录》记载,五天之后,皇帝一行来到了塞外孤城宣府。不久,从宣府传来消息说,皇帝在宣府调度部队,准备和蒙古人作战。在大家将信将疑之际,一道诏书从宣府传来:

<blockquote>近年以来,虏酋犯顺,屡害地方。今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率六军,随带人马,或攻或守。即写各地方制敕与之,使其必扫清腥膻,靖安民物。”</blockquote>

这道奇怪的圣旨让大臣们摸不着头脑:“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是谁?怎么谁也没听说过?经过传旨太监的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威武大将军是当今圣上给自己封的头衔。朱寿,就是朱厚照给自己起的新名。

四天之后,又一道谕旨送到了兵部。敕谕说:“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朱寿,亲统六师,为扫腥膻,安民保众,神功圣武,宜加显爵。今特加威武大将军公爵俸禄。仍谕吏户二部知之。”

这道圣旨更是让全北京城经纶满腹的大臣头疼不已。在这道谕旨里,皇上给自己加大将军总兵官衔不算,又加封自己为公爵——镇国公,而且还要吏、户二部给自己发俸禄。俸禄定为岁支米五千石,在后军都督府带俸。

这两篇文字把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推进了一个不尴不尬的死角。不伦不类的圣旨仍然是圣旨。臣民弄不清他们这位皇上是神经有问题还是存心拿天下人开心。不论是哪种情况,结论都不容乐观。因为这个嘲弄礼制的人正是礼制社会的主人,这个蔑视纲常的人却是遵守纲常的天下人无条件服从的对象——君为臣纲。因为天经地义的规矩,他们的一切,包括生命,都属于这个以破坏规矩为乐的人所有。大明王朝一瞬间有点迷茫了。

十三

逃到宣府的朱厚照感觉真是太好了。在这座塞外孤城,他总算摆脱了那些讨厌的文官。“镇国府”里,他终于逃脱了那些规矩和排场。他告诉手下人,见他的时候不用参拜,他到哪儿去也不用前呼后拥,自己带上一两个随从随随便便就去了。他经常带着一两个人在这个小城的大街小巷或者荒郊野外随意走走。他喜欢北方质朴粗放的原野,喜欢这里格外开朗雄浑的天空,喜欢这里清冽的空气。

特别是刚刚给朝中大臣发去的两封诏书,让他想起来就想笑。他完全能想象得到大臣们阅读时脸上的迷茫表情。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虽然登基十几年了,但是他对文臣们的心理,一直也没有从上学时候形成的顽童对付老师的角色心态中转变过来。对这些迂腐可笑处处与他作对的书呆子,他既好气又好笑,既讨厌又无奈。时不时地和他们开开玩笑,耍弄耍弄他们,是他生活中的重要乐趣之一。

当然,开完了玩笑,他马上便投入到军事准备当中。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他到宣府来的主要目的。刚到宣府不久,他就带领随从,巡视了千里边关。旧历的九月相当于公历十月,这时长城以北已经十分寒冷了。就是在这样的气候里,朱厚照一直是乘马暴露在风霜里,腰系弓矢,顶风冒雪,风餐露宿。虽然官员们给他准备了舒适的车辇,但是他只命随行,从不乘坐。从出北京城那一天起,他就一直是这样。不少随行人员都因长途困顿而病倒掉队,他却始终精神抖擞,不以为苦。终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月,两个月之后,朱厚照如愿以偿,等到了蒙古人。

当蒙古骑兵的面孔在晨雾中渐渐显现的时候,朱厚照身体里掠过一阵战栗。他催动坐骑,跑在队伍的最前列,似乎是为了尽可能看清蒙古人长得什么样。身后的队伍立刻潮水一样随着他向前涌动了一轮。虽然大臣和百姓对这个好动的皇帝不以为然,但是边疆的军人欣赏这个直爽果断、有着军人气质的君主。由于近一段时间的风霜磨砺,朱厚照明显黑了、瘦了,但双目显得炯炯有神。他一甩鞭子,马撒开腿小跑着。立刻,明军庞大的队伍启动了,裸露在寒冬里的大地表层在马蹄声中绷紧了,士兵们渐渐越过皇帝,迎向蒙古人。

这次,是蒙古人又一次试图南下,进行抢掠。据李洵《正德皇帝大传》记载,朱厚照亲自带兵拦击,先后在山西应州附近的绣女村、五里寨、涧子村迎战三次,其中以涧子村一战最为激烈。这一战,蒙古兵为五万,明军为六万,从上午辰时一直战到下午酉时,历十二小时,交百余合。十多万人在北方荒野里角斗厮杀。朱厚照被一种极度的兴奋攫住了,反而感到格外镇定。他有条不紊地向身边的太监下达着一个又一个命令,不断骑马在各个侧翼巡视。他到达哪里,哪里的士兵就越发英勇,和皇帝并肩作战对士气的鼓舞是巨大的。蒙古骑兵的脸上显出惊惶的神色,他们头一回遇到如此顽强的明军。一整天的战斗未分胜负。战后,蒙古军全部撤退,明军也疲惫不堪,而且气候突变,第二天起了沙暴,追击未果,听任蒙古军逸去。从整个兵力部署、作战次序来看,朱厚照的指挥是称职的。这次战役是十六世纪前后明蒙之间一次较大的战役。五万蒙古大军没能突破明军的防卫,南下的企图破灭,而明军达到了阻止和打击蒙古骑兵的战略任务。在此之后,终正德一朝,蒙古人未再发动大规模的入侵,应该说,这次战役达到了朱厚照预期的目的。这次军事行动,反映出朱厚照并非一无所能,只会放荡享乐。他在战争中身先士卒,还亲手格杀了一名蒙古骑兵。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外,明代皇帝还没有谁敢于这样深入战争第一线。

十四

朱厚照对这次胜利非常重视。对于文治,他不感兴趣,对自己也不抱希望。至于武功,他自认为还是可以和列祖列宗,甚至历史上的所有皇帝比一比的。他希望历史能因为这一战刻下他的名字。

正德十三年(1518年),新年刚过,朱厚照回京,一路上踌躇满志。这场战争一定能让那些瞧不起他的文臣大跌眼镜,也一定大大出乎普通百姓的意料。他认为,这次胜利应该能够洗刷掉他身上一半“荒唐无道”的罪名,向全国人民证明他有能力为人民带来福祉。在回朝的路上,他发布指示,要所有朝臣都穿上“曳撒大帽鸾带服饰”。为此,他命令礼部头一天发给每位迎驾官员大红苎丝、罗纱各一匹,按品级发给彩绣,一品为斗牛,二品为飞鱼,三品为蟒,四品为麒麟,五、六、七品为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以便官员裁制。这种服装长可拖地,头上是宽檐彩帽,还要扎上长长的鸾带,穿上之后,整个迎驾队伍五颜六色,显得热闹非凡。

正月初六黄昏,皇帝大驾到达北京。皇帝身穿铠甲,头戴银盔,腰佩宝剑,骑乘在一匹枣红大马上,威风凛凛,神采飞扬。群臣匍匐道左,高呼万岁。大学士杨廷和代表大臣进酒一杯,表示祝贺。皇帝一饮而尽,对杨廷和高声说道:“朕在榆河曾亲斩虏首一级!”杨廷和赶紧叩头,赞扬道:“皇上圣武无比,臣民备感欣幸!”朱厚照闻言大笑,催马穿过人群,回到内宫。

每个人都看得出,皇帝心情十分好。一直懒于出席各种祭祀仪式的他还没有充分休息,就精神抖擞地出席并主持了南郊祭天大典。在典礼上,他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耐心,毕恭毕敬,行礼如仪。也许这是头一次,在这个面对上天的场合,他感觉自己对得住皇帝的身份。紧接着,皇帝在奉天门下举办了一场“展览会”,陈列了他在战场上缴获的蒙军兵器、盔甲及大车等物,命群臣参观。

皇帝简直是在炫耀了,就像小学生到处显摆自己好不容易得到“优”的作业本。表面上放浪形骸、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他,实际上对自己的声名还是非常在乎的。然而,满朝文臣表面上称贺不绝,内心里却不以为意。京中普遍流传着一种论调,说皇帝此次取胜,完全是因为运气好,连日的大风沙让蒙古兵睁不开眼睛,所以才无奈退去。还说,皇帝在这次征战中单身冲入敌阵,差一点儿做了蒙古兵的俘虏,只是身边的卫士冒死相救,才逃了回来。如果不是运气这样好,大明朝已经又重演了一次“土木之变”,国家早就陷入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像对皇帝的昏聩深信不疑一样,文臣对蒙古骑兵的强悍也抱着根深蒂固的迷信。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朱厚照有本事打败成祖皇帝都无法打败的蒙古人。在他们看来,这场侥幸胜利的战争是完全不应该也完全没有必要打的,除了劳民伤财之外,没有任何益处。

更为离奇的说法是,这场大战,蒙古军才死了十六人!所以这场战争很难说是一场胜利,事实上更接近一次失败。事实上,后来明朝正史的叙述居然也采信了这种传闻。据后来明朝官方记载说,这次应州之役,蒙古兵仅死十六人,而明军死伤巨大,并且说战斗中“乘舆几陷”。从常识判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应州之战的几次战役前后进行了五天,双方投入兵力约十一万,其中绣女村与涧子村之役都相当激烈,形成多次反复,包围与反包围贯穿始终,阵线并不很清楚,这都是正史所承认的。而在这样大规模的战役中,蒙古方竟然只死十六人,明军的死伤数字却是蒙古人的几十甚至上百倍,那又如何解释蒙古人不是乘胜追击而是迅速撤退呢?

朱厚照完全不知道官员中流传的这些说法,更预料不到他的战绩会这样载入历史。为了酬谢百官的称贺,他在奉天殿大宴群臣,遍赐群臣银牌:一品官银牌重二十两,二、三品者十两,上面都刻有“庆功”二字;四、五品官及都给事中五两,左右给事中四两,给事中三两,上面都刻有“赏功”二字。这是正德朝臣头一次得到皇帝赐物封赏,大部分人当然都欣然接受,然而,却有一些耿介之士,不给皇帝面子。兵科都给事中汪玄锡、贵州道御史李闰等共同上书,不肯受赐,他们说,前日皇帝亲征之役,蒙古骑兵杀掳人民众多,我军也损兵折将,得失相较,实在称不上什么大不了的胜利。希望以后皇帝不要再这样草率亲征,而是要“充扩天理,遏绝人欲,深居九重,恭默思道”。朱厚照像往常一样,把这样的奏折留中不发,然而大为扫兴。与此同时,那些负责探听市井舆论的太监也不断向他汇报,说百姓们都相信官员的说法,认为皇帝此次其实是打了个大败仗,只不过留了条命回来而已。

朱厚照默然无语。他发布命令,因为连日劳累,休息十日,谁也不见。十天之后,朝中传出消息,说皇帝打算再次出京,这次的目的地是南方。这次巡游的计划十分庞大,据说皇帝打算遍游江南,在外面待个年把再回京。

十五

这次文官们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坚定和团结。上次一不小心,让皇帝跑到宣府,他们已经后悔不已。这次他们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把皇帝留在自己身边。三月十三,在朝的科道官员为了谏止南巡,全体“伏阙请命”,跪在宫中进行示威请愿。他们对这个坐不住的皇帝大加威胁恫吓,他们说,人心的善念其体甚微,外界利欲的侵袭,不胜其多。所以静常吉而动常凶。皇帝不断出巡在外,被亡命之徒得知行踪,有可能变生不测。而且江南乃财赋重地,近来灾情不断,南巡将加重百姓的负担,有可能激起民乱。再者,皇帝南巡,北京空虚,蒙古人极有可能乘机南下,如果蒙古骑兵占据北京,则皇帝有家难回。

这次请愿从早晨持续到下午,朱厚照头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官员们不走,宫里没法关门,他派太监宣谕,说可以考虑他们的意见。谏官们见皇帝有了反应,也见好就收,退出宫去了。

朱厚照表示同意考虑之后,却没了下文。百官于是纷纷上书谏阻,分别有兵部郎中孙凤等十六人,吏部郎中张衍端等十四人,礼部郎中姜龙等十六人,刑部郎中陆俸等五十五人。规模之大,为朱厚照当皇帝以来第一次。奏折语言之激烈,也前所未有。据《明史·列传第七十七》记载,他们说什么朱厚照领兵与蒙古人作战,“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什么“祖宗纲纪法度,一坏于逆瑾(指太监刘瑾),再坏于佞悻,又再坏于边帅之手。盖荡然无存矣”,什么“陛下已成骑虎之势,不乱不止”,什么“将自取覆亡为天下笑”。

朱厚照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他从继位开始,对言官科道基本上持听之任之的政策,因为他知道自己和他们辩论只能失败,所以只好把他们当作落到老虎身上的苍蝇,轻轻拂去就算了。可是现在他们发展到近乎谩骂的程度,借这个机会,对他当政以来的所作所为进行全面批判,一副气势汹汹的模样。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他辛辛苦苦征战蒙古取得了自己颇为自豪的战功,却被这些官员公开评价为“首开边事,以兵为戏,竭四海之财,伤百姓之心”。压了许久的怒火终于发作了,这位容易冲动的皇帝的雷霆之怒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他迅速发出命令,把言辞最激烈的黄巩、陆震等六人执送到刑部,严刑掠打;其余一百零七名上书反对的官员在午门前罚跪五天,每天由早晨五点一直跪到傍晚七点。于是,在大明朝政治中枢部位的这片广场上,每天从黎明开始,就黑压压地跪了一大片蓬头垢面的孔孟之徒,他们在日晒风吹中屈身俯首,一整天滴水不进,不断有人昏倒。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对皇帝发自心中天理的诚挚的爱。两天后,三十三名为这些官员鸣冤叫屈的大臣同样被投入监牢。五天之后,罚跪期满,朱厚照依然怒气不消。于是,就在午门之外,这些平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的官员被扒下裤子,每人痛责五十棍。太监们知道皇帝的心思,所以下手格外重。几棍下去,便血肉横飞,哭喊之声,响彻紫禁城。当天,主事刘校和照磨刘旺就毙于杖下,后来又有十一人因杖伤不治而死,有更多的人因此而终身残疾。

这是明朝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文官集体被惩事件。

发了一通火之后,打死了一批人,朱厚照也无可奈何了。他也有点后悔自己的火发得大了点。平生第一次,他主动让步,取消了南巡计划。文官集团终于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不过,他们似乎很难高兴得起来,因为他们忙于同僚的丧事以及自己的疗伤。这一胜利真的是来之不易。

十六

可是,大臣们十三条性命换来的胜利不过是暂时的。原定春天举行的南巡在那年秋天终于成行。和平时一样,朱厚照依然保持自己的作风。他放弃自己专用的卤簿,却常常和亲信太监挤在一个大车上。他不穿皇帝服装,和身边人上下不分,以致巡抚设宴时,他的席上竟然没有筷子。巡抚官员惊恐不已,他却一笑置之,还当成笑话讲给别人听。后来,这些在野史小说里都成了他的可笑之处。

然而,南巡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快乐。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朱厚照此行的心绪十分混乱。他几乎放弃理智,一任种种昏天黑地的追欢逐乐来麻醉自己。他在路上几乎每天都把自己灌得人事不省。他在保定和大臣抓阄比酒,自己输了却不认账。他在扬州城到处追逐处女和寡妇,在清江浦把自己钓的鱼卖给臣下,要价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几乎破产。他是为了江南青山碧水而来,美丽的风景却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有效地安慰他的心灵;相反,他却觉得一切都更加了无兴味。只有胡闹才能暂时让他开一下心。他最怕的就是醉后的那一刻清醒。在这个时候,他心里苦恼得一刻也不能承受,他分不清这些苦恼是从何而来,他也不想分清,他只好再找来美酒,把自己弄醉。

在回京的路上,心不在焉的皇帝在湖上落水,等人们七手八脚把他救上来,他已经在十月的冷水中泡了很久。这一路肆意糟蹋,他的身体已处于严重的亚健康状态。经此一激,遂成重病。据史学家推测,他死于因肺炎引发的心肺功能衰竭,终年三十岁。

十七

朱厚照被文臣谥为“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意即发扬天道,英武睿智,道德功业都很显赫,文治也很有成绩,并且十分孝顺。这可不是讽刺,而是依照祖制惯例,本着为尊者讳的精神制定的。生前对他那么痛恨的文臣还是很有修养地既往不咎,用这些千篇一律的有固定格式的词汇把他打扮得尽量体体面面送入太庙供后世万民参拜。他们做这一套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