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苏报》案对刘师培触动很大，激发了他投身“排满革命”的勇气和信心，他加入了中国教育会，表面上办教育，暗中则鼓吹革命，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的思想激烈，而且立论独到，言论往往振聋发聩，其激烈的苦命态度和独立寒风的革命立场，表达了一个人对革命的决绝和果断。

刘师培认为日本的吉田松阴、意大利的马志尼都是革命家，要向他们看齐。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虽是说“空话”的，比不上革命实行家，然而他们鼓动革命的作用却功不可没。将这一言论与他的生平联系起来看，可以明了，他所谓的革命矛头是指向清朝反动政府的。他站在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派的一边也曾表示出对清政府不共戴天的仇视，并直接参与了一些具体行动，也算得上是一个有言有行的人。

刘师培到日本后，就被日本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感染了，从此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着了迷，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利用《天义》半月刊，在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同时，刘师培开始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很快就译发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也翻译出版了。刘师培在《宣言》的中译本序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与宣传，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遗憾的是，刘师培在热烈赞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犯了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幼稚病。

到日本以后，刘师培并没有忘记自己革命党人的身份，当年的“激烈派第一人”风采仍在。

刘师培在日本宣传无政府主义时，慢慢地对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怀疑。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铜山的矿工大罢工，在其后的一年里日本又发生了50多起罢工，这对于来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刘师培来说又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的思想变了，他开始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了攻击。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从伦理角度入手的，他说资本家是道德最腐败的人，刘师培意识到资本家的剥削是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强烈地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西学东渐，“国粹”式微、思想者们都在焦虑地选择，但难有一个最终的选择。刘师培在日本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显得非常有力度，其革命的立场也非常坚定。但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他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和在中国的必要性，而强烈要求大革其命。后来，像大多数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性格本来就浮躁又好出风头的刘师培竟然喊出了要“杀尽资本家”的口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正是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刘师培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反对起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时代主流思想相悖。

“三民主义”中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指“排满”，也叫“驱除鞑虏”。刘师培认为这一条有局限性：“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这在当时是颇具先进性的。但是他又过分贬低了民族主义。他讥讽民族主义思想是学术谬误，心术险恶，政策偏颇。但是他混淆革命的保皇说法与不易操作的反帝主张，客观上起到了打击革命派、“保护满政府”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反驳。

“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权主义”。意思是仿照欧洲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刘师培强烈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共和国所标榜的民主选举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一点在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认识上，应该说刘师培要比孙中山等人清醒、深刻得多，他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很具现实性。尤其是民国建立后的政治状况更印证了刘师培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专制无异，这一点又过于极端，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正面价值。

“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条是“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刘师培认为这是向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和王莽的改制学习。他说：“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人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

正是他对“三民主义”的强烈反对，导致他与孙中山、同盟会关系十分紧张，他一个人的“革命”也为其政治生涯添上了一笔悲壮的注脚。

“惧内泰斗”

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非常漂亮。她老婆名叫何震。何震原名何班，是江苏仪征何承霖的女儿。刘何两家世代有些交情，刘师培娶何班，可谓是亲上加亲。何班跟着刘师培来到上海后，随即进入爱国女社读书，很快就成为一名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和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并为显示男女平等起见，将姓氏也改为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

刘师培是吴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却懦弱得一塌糊涂。何震经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刘师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石之轩写的《黄花赋——共和国前夜风云录》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内容并没有脱离史实。在这本书中，对何震作了这样的描述：“平日他（刘师培）对何震是又爱又怕，爱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泼悍。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闺房之内，刘师培完全受制于她，时间长了，对她的畏惧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事事以讨她的欢心为目标。何震崇拜英雄，刘师培就极力要做个英雄，何震对他恨铁不成钢，他便处处要装得像块精钢。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与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极端。”

刘师培到底怕老婆到什么程度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单纯“惧内”也就罢了。刘师培除了在思想上紧跟何震外，还心甘情愿地被戴了一顶“绿帽子”。对于这件事，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带着母亲、妻子和汪公权东渡日本。一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的《晚清史事》）

刘章关系的决裂，就是因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发现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他看不惯，就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离间夫妻关系。何震对章太炎自然怀恨在心，经常在刘师培耳边吹枕边风。在母亲和妻子的影响下，刘师培“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意思是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赵慎修《刘师培评传》）为了彻底搞臭章太炎，何震还亲自出马，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揭发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在报纸上揭露刘师培夫妇是清政府的侦探。刘师培夫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先是将章太炎要他们和清政府官员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接着聘请日本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劝阻后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顿。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调查结果显示，是汪公权投的毒。在这种情况下，刘师培夫妇很难在东京待下去。

刘师培将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给黄兴，严重破坏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

刘师培死时年仅36岁，他与何震曾生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无子无女，又无亲属同住，丧事由陈独秀主持，陈钟凡、杨亮功等同学一起帮助料理后事。“一棺在室，空庭悲风，真是极身后凄凉之惨。”刘师培去世，对于当年激进、好强的何震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据柳亚子《南社纪略》：“申叔死后，志剑（何震）神经病发作，曾在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再后来就不知下落，有人说她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