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姓爷坐在帐幕正中央的一张桌子后面。桌子上铺着刺绣得很贵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纱长袍，头戴一顶褐色尖角帽，式样像便帽，帽檐约有一个拇指宽，上头饰有一个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羽毛……”

“我猜他年约四十岁，皮肤略白，面目端正，眼睛又大又黑，那对眼睛很少有静止的时候，不断到处闪视。嘴巴常常张开，嘴里有四五颗很长、磨得圆圆、间隔大大的牙齿。胡子不多，长及胸部。他说话的声音非常严厉，咆哮又激昂，说话时动作古怪……中等身材，有一条腿略为笨重，右手拇指戴着一个大的骨制指环，用以拉弓。”

“叛徒何斌将那封信递交给他。他拆看那封信，读完信后，先对自己吆喝，然后对我、何斌，以及站在他旁边的那些显贵官员们吆喝。最后经由何斌告诉我说，看起来上天还是怜悯我们的……（国姓爷）不但要让我们活着，还要同意那些条款所说的内容……只拒绝我们一件事，就是不许前往大员（热兰遮城）。”

经过反复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普罗岷西亚城堡中的军人放下武器，走出城堡，可以居住在附近的市镇，但不得去热兰遮城与其他荷兰人汇合。

这样，郑成功就可以专心对付有一千一百人据守的热兰遮城了。

<h3>明亮的少年</h3>

在另一篇日记里，梅记载了郑成功特意在他面前炫耀武艺的情形：

“他于是上了马，叫我跟着去。我们来到海边平坦的地方，他的一个随从就拿三根约二尺高的短棍，每一根顶端都有一个小圆环，小圆环上贴着一个银币大小的红纸当箭靶。三根棍子在海边插成一排，互相间隔十竿。国姓爷遂插三支箭在他的腰带后面，骑到约五十到六十竿的地方，然后尽马所能的最快速度，疾驰而来，拔一枝箭射中第一根棍子的箭靶，第二枝射中第二根的，第三根射中第三根的……一路跑来都维持同一个速度，既没有停下来，也没有减速。”

“这样连续骑射两回之后他就下马，走到我的旁边，问我：看清楚了没有？能不能也一样骑射？我推辞说，不能，因为我从来没有拿过弓箭，我们是练习射枪的；不过，在我们贵族当中是有类似的娱乐……”

通过荷兰人绘声绘色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郑成功具有明显的胆汁质性格特征，外向、活跃、急躁。他言语直率，锋芒毕露，作风张扬，为人狂傲。

也许荷兰人的笔端，难免带有敌人先入为主的情绪化倾向。不过，中国人的记载同样验证了郑成功的个性。中国史学家评价郑成功时，往往有这样的语言：“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失在激讦”，“易以意气用事，喜得独占之功”。通过这些评价，我们可以确知，在中国史学家眼里，郑成功“不成熟”、“急躁”、“冲动”、“不沉稳”。

确实，有许多史实可以证明这些结论。比如，他嫉恶过甚，执法过严，部属有小过亦不能宽免，常因小事而暴跳如雷。自南明永历二年（公元年）至南明永历十五年（公元1661年），十三年间，被他诛杀的将吏，有姓名可考者七十五员，导致许多将领忍受不了他的严刑峻法，纷纷投奔清人。

后来替清军收复台湾的施琅，即是其中之一。

郑成功的个性与中国人传统的英雄形象不完全吻合。在我们眼里，一个真正的大英雄应该富于城府，深不可测，喜怒不形于色。

在为郑成功的不完美惋惜的同时，我看重的却是这一所谓性格弱点的另一面。郑成功拥有中国人严重缺乏的可贵性格品质：少年性。

西方文化以积极和欣赏的心态来看待“少年”，少年意味着活力和创造力。西方人认为，必须让年轻人自己去闯荡世界，即使做出一些不负责任的事也不要紧，因为这正是少年的特权。

中国人则对少年人的活力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三十岁以前的人，在中国人看来，“血气未定”，属于“嘴上无毛，办事不牢”。非得四五十岁了，火气渐消，血性全无，才让人感觉安全可靠，才可以当领导，办大事。在传统社会里，“少年老成”是对一个人最高的褒扬。“老练”、“老实”、“老辣”、“老马识途”、“老骥伏枥”、“老蚌生珠”，在中文词典里，与“老”有关的词汇几乎都是褒义的。

《礼记·曲礼》说，孝就要“不登高，不临深”，“父母在，不远游”，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要取消一个孩子的冒险冲动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如此，一个人当然就不会有自己的见解、思想和个性，当然就更不会有任何逆反心理。这样才能把每一代新成长起来的人的热情、火气、棱角磨去，把他们纳入一成不变的生活轨迹，以维持千年不变的超稳定生活结构。

所以，中国文化缺乏朝气。“天真”、“热烈”、“理想主义”是中国文化中的缺色。中国文化是以发黄的故纸、深沉的紫檀色、缺乏个性的绣着团花的酱色衣服为底色，灰暗模糊，缺乏亮丽明快。

只有郑成功，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因此，当清军南下之时，他才会作出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选择。

<h3>父与子</h3>

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二月，清军大举南征，兵锋直指郑芝龙的势力范围福建。清军南进途中，郑芝龙就已开始与之密使洽谈投降事宜。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郑芝龙密令自己的部下放弃天险，自动撤退，并且留下粮草，以备清军使用。

二十二岁的郑成功对父亲的行为深为不安。他与父亲展开了一次长谈。

《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成功劝曰：“……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借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郑芝龙的选择，在唐宋之后日益软熟的绝大多数国人看来，都无可厚非。毕竟，此时清人已经占领了绝大部分中国领土，只有福建、两广、云南尚未归附。满洲人的战斗力已经一再得到清晰的展示，以一省抗全局，无异螳臂当车。既然早晚都得投降，那么，晚降不如早降，被迫不如主动，消极不如积极。既然天下大势已定，就应该按归降后的利益最大化来安排现在的对策。

在郑芝龙看来，现在正是像天才演员那样表演“诚恳”、“积极”的大好机会。他又把海盗那一套抛胆倾心结交新知的老伎俩使了出来，清人一信相邀，就欲欣然只身前往。郑成功的劝说，他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在他眼里，二十二岁的郑成功虽然聪明精干，然而毕竟不过还是个孩子，黄口小儿，根本没有和他探讨的必要。因此，“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干脆起身离去。

老谋深算的郑芝龙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这个个性强烈的长子，竟然敢违抗他的命令，不但不随着自己一道投降，而且后来成为清军最坚定的敌人，并且最终因此带累得老父搭上了性命。

中国思想家说，孝的最根本意义在于“无违”，就是无条件地服从父亲。按理说，郑芝龙的考虑无疑比郑成功更理智，更现实，也更深远。这个老海盗，凭着他在中国社会和政治风涛中的经验，已经清楚地判断出改朝换代的大戏，此时已经是快唱完了。历史大势不容更改。降清之后，即使不能如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那样封王据土，也一定可以留住自己在福建的广大财富；穿戴异族服装，并不妨碍他继续享尽人间荣华富贵。

所以，不论是从郑成功自己考虑，还是从整个郑氏家族的利益考虑，郑成功听从父命，安心归顺，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况且，演变中的中国文化对“忠”的要求，已经不如春秋时代那么严格。

“顺天知命”已经不受社会舆论的苛责，甚至能言善辩的降臣们给自己准备的理由十分大义凛然：“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然而，郑成功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吃惊的举动。在郑芝龙命他跟随自己一同去见清朝官员时，郑成功拒不从命，并且回信说：“从来父教子以忠，未闻教子以贰。今吾父不听儿言，后倘有不测，儿只有缟素而已。”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一见的父子决裂书。郑成功跳出数千年间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孝”的禁锢，成就了自己的特异人格。这封决裂书，鲜明地昭显了郑成功激烈慷慨的少年性格。郑氏父子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忠”与“叛”这样一个简单的道德标签，更在于对时势的看法。

少年人对前途对世界的看法总是更为乐观，更为理想化。正像郑成功对父亲所说的那样，天下尚大有可为，“地利尚存，人心可收”。处理得好，“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在郑成功的眼里，时势还大有可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奇迹等着他去创造。

郑氏父子的另一个差异是对人生的看法。在郑芝龙看来，什么“民族”、“帝国”这些宏大之事，对他来讲等同于无。人生在世，就在于要有势力、有财富、有女人，这就够了。这个老海盗的人生观是典型的中国人实用主义的“身体化”人生观。而少年郑成功的人生观无疑是一种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人生观。

在郑成功看来，荣誉重于生命，当然更重于物质利益。人活着，不仅仅要为“身”，更要为“心”。所以，不久之后，他写了中国史上独一无二的“教父篇”，要父亲“自爱”：

我家本起草莽，玩法聚众，朝廷不加诛，更赐爵命。至于今上，宠荣迭承，阖门封拜，以儿之不肖，赐国姓，掌玉碟，畀印剑，亲若肺腑，即糜躯粉骨，岂足上报哉？今既不能匡君于难，至宗社堕地，何忍背恩求生，反颜他事乎？大人不顾大义，不念宗嗣，投身虎口，事未可知。赵武、伍员之事，古人每图其大者。唯大人努力自爱，勿以成功为念！

西方文化是弑父文化，中国文化是弑子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只见过父教子，哪里见过子教父？然而，郑成功却在精神上弑父，成了独一无二的逆子。后来，在与清廷谈判时，他屡屡说：“不知有父，久矣。”他给郑芝龙写了一封模棱两可的回信，摘要如下：

违侍膝下，八年于兹矣。但吾父既不以儿为子，儿亦不敢以子自居。坐是问候阔绝，即一字亦不相通。总由时势殊异，以致骨肉悬隔。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南明隆武二年，公元1646年）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

父既误于前，儿岂复再误于后乎？儿在本朝，亦既赐姓矣，称藩矣，人臣之位已极，岂复有加者乎？况儿功名之念素淡，若复作冯妇，更非本心。此可为智者道耳。不然，悬乌有之空名，蒙已然之实祸，而人心思奋，江南亦难久安也。

郑成功的选择，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看来，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他这支大木，虽然高大，终于没有撑起明王朝的天空。历史证明了那些投降者的眼光和见识。然而，在当时和后来的漫长中国历史上，“识时务”的“俊杰”出现得太多了，这些人聪明得让人郁闷，理智得让人心灰。只有郑成功的出现，才让历史阅读者稍稍舒一口气。

<h3>技术差距</h3>

普罗岷西亚投降之后，郑成功大为振奋，集中全军包围了热兰遮，希望一鼓作气，一举拿下荷兰人盘踞的最后堡垒。

然而，热兰遮城却非普罗岷西亚城可比。热兰遮城内守军约一千人，是普罗岷西亚城的五倍，荷兰人绝大部分军用物资都囤积于此，城高墙厚，守备完善。城四隅向外突出，置炮二十尊；南北各置巨炮十尊。荷军火炮密集，射程远，封锁了周围每条道路，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接近，都会受到堡上炮火的轰击。

五月二十六，郑成功决定冒死进攻，他调集了所能征集到的全部二十八门大炮，在清晨时分出其不意，向台湾城猛轰，瞬间摧毁台湾城大部胸墙，城上毫无防备的荷军多被击伤。

然而郑军的二十八门大炮仅给荷兰人带来了片刻的惊慌。揆一在《被忽视的福摩萨》中回忆说，荷兰人对炮战还是抱有充分的信心。“我方战士立刻跑到城堡的胸墙上，打算用真正荷兰人的气概来回答中国人的清晨礼炮。”

荷军长官“用有经验的眼睛一看，马上看出敌方大炮的弱点，全无掩蔽，容易受到攻击；同时又看到，敌人正因炮轰成功而兴高采烈，希望在城墙上打开一个缺口，许多人都跑到防御工事外面来回走动，轻率地暴露了目标”。

于是，荷军指挥官命令所有炮火作好准备。“等到时机已到，他便下令从上下左右各个方向，同时向没有掩蔽的中国兵开火。果然战绩卓著，第一次攻击，就使敌人死伤遍野”，“如以俘虏或逃兵间所流传的说法为准，敌人足足死了一千人，伤者无数”。

荷兰人掌握的数字是准确的。梅也在日记中说：“今天从清晨到整个上午，我们听见在大员有强烈的炮声。不久，也看到那炮战的结果，有很多受伤的中国人被带来赤嵌（今台南市一带），所有的房子和角落都挤满了人，我们的五个医生整天为他们包扎，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吃口饭……听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人，受伤的多达七八百。”

因为轻敌，郑成功付出了登台以来最大的代价。看来，荷兰人的“红夷大炮”不是浪得虚名。武器技术差距的巨大鸿沟，不是仅仅靠勇气就可以填平。

吃此一堑，郑成功痛定思痛，决定改取长围久困、且耕且战的方针。郑军在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挖了一条很宽的壕沟，围困荷军。

八个月之久的围困开始了。

<h3>东方唯一的一次胜利</h3>

漫长的包围使荷兰人逐渐失去了斗志。

十二月十六日，一批荷兰守兵偷偷出城，向郑军投降。他们不仅详细讲述了热兰遮城内的情况，还建议郑成功先攻占城边小山头上的乌特利支圆堡，然后居高临下，一举可攻破热兰遮。

郑成功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在南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一月，再次调集二十八门巨炮、无数的弹药和数千名士兵，利用挖壕战术，不顾荷兰人顽强的火力抵抗，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后，终于在二十五的晚上占领了这个有利的制高点。

荷兰人经此一役，已经走投无路。乌特勒支堡失陷当晚，“热兰遮城里面的守军彻夜发射大炮、迫击炮、步枪和投射手榴弹，城堡里面就像着火一样”。东印度公司战事评议会也彻夜开会，商讨是拼死出击还是继续抵抗。

经过理智的权衡，荷兰人最终决定向郑成功投降。

二月初一，双方开始谈判，在二月十日达成了一共十八条条款的协议，荷方同意将热兰遮城城堡交给国姓爷。二月十二，荷兰人撤出了热兰遮城。

幸运地在战争中活下来的梅和其他荷兰人，一起乘船离开了台湾岛。在船上，他看到“国姓爷亲率几个武装士兵，从已经毁坏的乌特勒支碉堡，向角城的后方骑马下来，进入热兰遮城堡里面”。

梅伤心地说：“就这样，热兰遮城堡和整个福摩萨岛丧失了，使我们的国民在这东印度地区蒙受不小的羞辱，也使我们的老板主人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我也完全破产，我的东西全部丧失了。”

在骑马走进热兰遮城堡的那一刻，郑成功心中充满喜悦，然而他却无法意识到这一时刻的历史意义。他所知道的是他赶跑了一千多个红毛夷人，获得了反清复明的基地，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次战役标志着在东西半球的第一次正式海上对决中，东方取得的第一次胜利，也是唯一一次胜利。

他不知道这标志着中国民间的海上武装力量，击败了当时从非洲到南洋所向披靡的欧洲人先进势力，扭转了东亚海洋势力发展的轨道。他不知道这次胜利，使得中国台湾摆脱了像印尼、菲律宾那样被西方残暴殖民三四百年的命运，开启了中国台湾成为汉人主体社会的历史。

在风雨如晦的大明末世，郑成功的胜利是整个南明史上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这是一个海盗之子为中国挣回了一点面子，代表了整个帝国仅存的一点阳刚。

<h3>血液中的“海盗基因”</h3>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巨变前后的明帝国，几乎各个方面的表现都让人失望甚至绝望。

毫无监督的专制制度是一副腐蚀性极强的毒药。可以说，在大明天下，凡是和专制权力沾边的事物，无不立刻变得丑陋怪诞起来。它腐蚀着中国人的民族性，腐蚀着文官的效率，腐蚀着军队的战斗力。

经过二百多年以消灭人民的自主性为目标的专制统治，大明王朝子民们的气质变得孱弱、圆滑而又冷漠。他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口腹之欲”，习惯于向暴力、不义和权威屈服，因为他们的信条有二，一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二是“谁当皇帝都一样”。因此，当满洲人突然闯到他们的城区时，没有多少人感觉惊讶，他们习惯性地口称“顺民”，跪在道路两旁欢迎。

我们不应该责备民众。明朝帝王不遗余力地取消民众任何自我组织的可能，民众在有组织的暴力面前没有起码的抵抗力。而那些负责组织百姓的官员，在满洲人到来时，他们的表现远远比民众更让人失望。

明朝官僚在办理政务、服务民生方面，能力不强，效率低下。在贪污腐败方面，却花样百出，机关算尽。明末的腐败创了中国历史之最，几乎所有官员都被廉耻丧尽、不择手段的贪腐之风所淹没，当满洲人模样怪异的骑兵出现在北京城外时，绝大部分文官都选择了望风而降。

军队的状况甚至更让人吃惊。明末陆军总数达三百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然而战斗力却十分低下。在明末朝廷上，流传着“饷不出京”的俗语。各地军队到京领取军费，照例要交纳20%～30%的回扣。仅此一端，明军的腐败可想而知。在清军的南下过程中，南明的军队基本上没有给他们构成有效的障碍。

在专制制度的笼罩下，大明王朝看来已经丧失了最后一点希望。这个帝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且民众的智力和能力相当出色。然而，所有的资源，从物力到人力，只要一被政府权力控制，立刻就丧失了价值，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丧失了自制力的专制制度，就是有这样点金成石的神奇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数不到百万的满洲人，可以如此顺利地征服近亿人口的帝国，为什么精神萎靡的汉人军队，一旦投降了满洲人，成了他们的鹰犬，就立刻精神百倍，战无不胜。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荷兰人认为中国人是“个性绵软，不堪一击”的物种。

幸运的是，朱明王朝的专制权力没有扩展到海上。在这个帝国内，离开了海岸线就等于逃离了那个腐蚀性的体制。郑成功的阳刚、忠义、武勇，主要是基于他血液中的“海盗基因”。

换句话说，郑成功代表的是民间的、与政府对立的力量。正是因为逃脱了政府的控制，他和他的武装才避免了被专制政权阉割，侥幸保留了男人的质朴、健康和活力。

<h3>最大的海盗集团</h3>

定格在人们印象中的郑成功，一直是手持宝剑、屹立船头的军人形象。

他的另一重身份一直被意识形态磁场所屏蔽。其实，这一重身份于中国精神史可能更有意义，那就是：商人兼海盗。

郑芝龙投降后，往日的郑氏贸易帝国一下子群龙无首，四分五裂，海外贸易陷入低潮。郑成功起兵后，立刻加以招徕整合，重新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商业力量，郑成功由此也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国际贸易商。

那个时候，郑成功在东南亚国际贸易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他的船队远达日本、菲律宾、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贸易额占整个中华对外贸易额的60%以上。

据今日学者估计，郑成功对日本贸易的利润，平均每年约达一百四十一万两银；对东南亚贸易的全部利润额，平均每年在九十三万到一百二十八万两银之间。两项相加，平均每年二百三十四万至二百六十九万两银。如果按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两百元计算，则利润额为每年五亿元人民币左右，数目十分惊人。

如此庞大的利润来源于武力支撑。没有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郑成功不可能在东南亚海上贸易上占据垄断地位。那些不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的商人，也不得不向他交纳高额的保护费，以获得海上的安全。不听从他命令的中国商船，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称郑成功是当时海上最大的海盗集团。

郑成功凭武力主宰着东南亚海洋，并制定着海上的规则。同时，他又以海上贸易的巨额利润，来支撑军费支出。虽然名义上归大明皇帝所有，但从诞生的那一天起，郑成功的军队就完全是一支私人武装，郑氏海商集团，代表的完全是中国的民间力量。

这支力量善于学习和借鉴。他们还没有聪明到分别“天朝的草”和“夷人的苗”的程度，郑氏海军在自己的船只上安装了从西洋学会制造出来的大炮，并且开始使用投掷式火药瓶。

这些民间海上力量，因为早期与日本海盗的合作，以及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的频繁交往，学会了更为先进的航海技术与远航能力，同时在海上作战的战术上吸取了西洋人和日本人的长处。所以，他们才有可能约束了荷兰人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成为东亚海洋发展和海洋贸易的主导力量。

郑成功与荷兰人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是亚洲军事史上东西方之间最早的近代武器攻防战役之一。双方都动用了大量的火药、炮弹，郑军扬弃了传统的弓箭、大刀，也使用了战壕、炮垒的进攻中的防御手段。

在战争进行中，梅和他的译员经过郑军阵地时，曾仔细观察了郑军的防御工事，梅惊讶地看到：“他们用那么坚固的防墙，来防守架在那里炮轰碉堡的大炮，以免被热兰遮城堡炮击，那道防墙足足有五六个，甚至七个堡篮那么宽，两个堡篮那么高，约有十六到十七呎（四米八到五米一）那么厚，约有十一到十二呎（三米三到三米六）那么高，在墓园和市场都可看到这样的防墙。”这场战斗显示了郑军突出的学习能力。而这种近代作战方式，在一百八十年来后的鸦片战争中，却根本不被中国军队所知。

<h3>最后一个大明忠臣</h3>

郑成功登上热兰遮城堡伤痕累累的东南角楼，用缴获的荷兰望远镜向台湾岛腹地望去。市镇、从林、原野、丘陵尽入眼底。这个大岛“土地平坦肥沃”，除了赤嵌城附近三三两两的高山族人刀耕火种开辟出几小块耕地之外，大部分土地都处于沉睡之中。

“百废待兴”，郑成功脑海里蹦出这几个字。

然而，他却感受不到多少胜利之后的喜悦和兴奋。就在郑成功指挥军队奋勇战斗的同时，从大陆上风传而来的种种消息，都一再令他心惊胆寒。

就在乌特勒支堡的攻防战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从大陆回来的家人赶到他的营帐，告诉他一个不幸的传闻：“太师老爷”又一次被满洲人抓了起来，看样子凶多吉少。

“太师老爷”是指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之后，并没有实现他的如意算盘。由于郑芝龙的表现过于积极热情，满洲人对这个诡计多端的老海盗放心不下，把他挟回北京，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清朝爵名）的空头官衔。

郑成功起军反清之后，满洲人对郑芝龙怀疑更深，以为他们父子在唱武力要挟的双簧，因此，郑芝龙陷入了难言的尴尬。不但荣华富贵不能到手，清人还以他为诱饵，把他放到案板上做举刀欲杀状，“借父以胁子”，威逼郑成功投降。

郑芝龙当然不遗余力。他多次写信并派亲人到郑成功处劝降。清人杨英著《先王实录》记载了其中一次的情形：郑成功的弟弟作为特使，来见郑成功。

“跪下涕泪涟涟称，父在京许多斡旋，此番不就，全家难保，乞勉强受诏。”过两天，又来。“涕泣恳告曰：二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并太师老爷亦难。”

起兵以来十余年间，郑成功无一日不在“忠”与“孝”的夹缝中煎熬。虽然在大义上毅然与父亲决裂，然而，父子天性又如何能够断绝。郑成功是郑芝龙最钟爱的儿子，对郑成功的宠爱栽培无以复加，父子感情深过一般情形。

郑成功深知每一次与清人血战，都要冒着激怒清人、老父被杀的危险。

因此，郑成功虽早已决定“移孝作忠”，却不得不在表面上与清人虚与委蛇，边打边谈，假借与清人和谈，以保住老父及家人的生命。

同时，借和谈的幌子，私下遣使与老父互通书信，在信中道出自己心事说：“但因一人在北，不得不暂作痴呆耳。”“我岂非人类而忘父耶。”

“乃到所以强忍须臾不得轻身一掷者，徒南望吾君，云天万里，北望吾父，喘息重圜，恐一朝落机阱，饱虎狼，为妇孺所笔，负君父重恩，靡有极端耳。”其情状之悲苦惨然，跃然纸上。

虽然在表现上，郑成功是一个大义灭亲的铁汉，然父子之情常使他不能自已，常于中夜起立北向，私自痛哭失声。“父子天性，情何以堪，以故居常悒忧。”

由于郑成功拒不投降，满洲人对郑芝龙的迫害一步步加深。先是软禁在京，后是被捕入狱，最后又举家被流放到宁古塔。之所以始终不杀者，是因为清人一直对招降郑成功报有一线希望。

东征台湾，有可能使郑芝龙最终丧命，对这一点，郑成功心里比谁都清楚。因为征台之举，向整个中华证明了郑成功不可能回头。老父也因此没有了利用价值。所以，发兵的那一天起，郑成功在心里其实就在默默等待着不幸消息的到来。

然而，当这个消息最终落实之时，郑成功还是没能使自己像期望中那样平静下来。就在与荷兰人谈判的过程中，准确的消息终于传来，1661年十月初三，老父终因自己拒不投降，全家十一人被清人杀戮，报至，“成功先叱为妄，然中夜悲号，不能自已，乃发丧，一军皆缟素”。

“忠臣孝子”，是那个时代每一个男人的最高自我期许。命运对郑成功似乎格外吝啬，只允许他从中选择一样。郑成功用牺牲“孝子”为代价，以期成就“忠臣”，孰料孝即不能，忠最后也成泡影。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四月，就在郑成功初步平复丧父之痛，大举组织移民，准备把台湾建成复明基地之时，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深入缅甸擒杀，大明皇统至此彻底断绝。

也就是说，郑成功这个最后的忠臣，已经没有了可效忠的对象。他竭尽全力，攻下台湾以图复明，而大明已经彻底灭亡。

不能不说，命运和郑成功开了个彻底的玩笑。

收复台湾，在郑成功看来，完全是因为以此支持反清复明大局才有意义。明既不能复，收复此岛，对郑成功又有何益？回顾一生，郑成功看到他一生其实一无所成。他戎马一生，仅保二岛，两次南下勤王，都成虚行，一次问鼎中原，则大败而回。奋斗到最后，父母兄弟包括侄子，都不能保住。

在还没有来得及起兵之时，那个赐郑成功国姓的隆武皇帝即已倾覆。

后来，郑成功虽然奉永历正朔，然而永历远在云南，兵微将寡，与郑成功难通消息，有君实似无君。而至此，连这个象征性的君主，这个精神支柱也已失去。郑成功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坚持到底为了什么。

<h3>孤臣辞世</h3>

两个接踵而来的噩讯，摧毁了三十九岁盛年的郑成功的心理平衡。就在此时，一件极小的事情成了压断郑成功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

郑成功的长子郑经留守厦门，与奶妈私通，生了一个儿子。这类事情其实在“除了石狮子干净，剩下都不干净”的旧式豪门大家并不稀见。然而，治家极严又心绪极度恶劣的郑成功勃然大怒，说：“我欲成大事，乃不能治家，遑问天下！”立命使臣持令箭返厦门，斩郑成功之妻董氏，以明其治家不严之罪，同时并斩郑经、奶妈并其所生子。

在厦门的部下，当然无法执行这个过于峻切、有失人之常情的命令。他们集体抗命不遵。郑成功愤懑至极，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在病床上说道：

“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

临终又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顿足拊膺（yīng），“以两手抓其面而逝”。

享年三十有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