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者中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因为自视过高，遇到挫折，不能及时调整自我，平衡心态，于是满心委屈，以隐逸颓废来作为对社会的反抗。比如名隐王绩。

王是隋人，自幼聪明歧异，好学多闻，十五岁时便独游长安，登大臣杨素之门，与之辩论，“一座服其英敏，目为神仙童子”。这一经历，无疑大大强化了这个少年的自命不凡心态。晚年他回忆年青时说：

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

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

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

……

入仕之后，他仅仅被授以秘书省正字这样微不足道的末职。心高气盛的王绩简直不会把这个职位看成是“官”，干了不久，就托疾辞职了。不久，他被放外任，做了扬州六合县丞，他仍然不置之眼角，遂开始纵酒。随着官位淹蹇，他的酒量也越来越大，愈加放诞不羁。入了唐朝，酒名益著，做门下省待诏，他解释说只是为了每天能喝官给的三升好酒，人称“斗酒学士”而自号“五斗先生”。贞观年间终于归隐故里，依然以酒徒自任，无日不醉，作《醉乡记》，著《酒经》《酒谱》，以“酒瓮多于步兵（阮籍），黍田（用来酿酒的）广于彭泽（陶渊明）”自许。

很明显，王绩的酒喝得不是那么心平气和。他的好酒里，有赌气的成分在，有作秀的成分在，他想用喝酒和隐逸来表达些什么。这口气竟赌了一生，值得吗？

西方没有隐士这一明确的门类。其实他们的知识分子用东方标准来看，大多活得本身就是隐士。赫拉克利特说过这样的名言：“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西方的名人大哲中很少有人做过高官显宦，他们大都以教职或隐居生活终生。著名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就是靠给人磨镜片来维持生活。只不过他们隐得大大方方，踏踏实实。一部厚厚的西方文明史就是他们在平静的庄园，在严肃的校园，在小阁楼，在修道院写出来的。相比之下，中国的隐士们过多地把精神浪费在郁愤中，消磨在无可奈何的自娱里。他们讲求起生活的艺术，研究烹饪，研究喝茶，乃至研究妇女的衣着。这些课题不是不可以列入研究范围，但他们的目的却仅仅是“耗壮心，遣余年”而已。这种自娱溶蚀了他们人格的内在动力，其中一些人也取得了一些积极有为的精神成果，但是不多，不成系统。

六

隐还有另一高明之处。入仕了，不论文名多高的人，都要曝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露出凡夫俗子的本相，而自古能够做到出将入相，大有为于天下的又有几人！只有退隐了，无为了，才彻底地“高”了。可以玄天玄地说些不轻不重的话，做些可做可不做的事，半遮半掩，神神秘秘，世人就愈加对你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了。这就像赵孟的经验之谈：“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就像武林老宗师，已经须发皤然，仙风道骨了，端坐在太师椅上，半耐烦半不耐烦地，不慌不忙地给你背上一套拳谱，从从容容，让人肃然起敬。不过他是无论如何不会和你过招的。这就是所谓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

隐既然可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而且相对来说具有某些独特的好处，就出现了“谋隐”的人。就像现在书法家吃香，就出现了一批双手倒写梅花篆字，或用脚写字的书法家，隐风大盛的时候自然也就有了吃“隐饭”的，这真可谓隐风日下隐道大颓矣。

任何游戏都要讲游戏规则，谋隐虽说不那么地道，毕竟不过是为了吃口冷饭，可以不去计较，但是伪隐就实在不能为隐者规则所容了。

二十四史几乎都有《隐逸传》，除此之外，皇甫谧、虞般佑的《高士传》，袁淑的《真隐传》也都很流行。这情形和烈女们有点类似。把隐士和烈女扯在一起似乎实有点不伦，但这两类群体确乎有某种相同之处。比如隐士们的谥号也常用“贞节”二字，隐士们也需守“节”，这个“节”就是不做官。做了官隐士的节就破了，好比女人破了身，就不再值得推崇了。

所谓伪隐是指那些“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者。这种人一开始就居心叵测，别有用心，心怀不轨，一心一意借隐居来沽名钓誉，谋取政治资本。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脱下隐士的伪装杀回官场了。这种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隐士们的声誉，破坏了隐者的形象，威胁着隐逸事业的健康发展，所以不但社会人士以为不齿，就连那些超然世外的隐士也不得不奋起讨伐。于是就出现了那篇《北山移文》。那是南朝齐时的文人周某，起初隐居钟山，后来出山做了县令，孔稚圭气愤不过，作了这篇被收入《古文观止》和《历代文选》的文章。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孔稚圭写道，周某人的出山，使得“南岳献嘲，北陇腾笑，列壑争讥，攒峰竦诮。风云凄其带愤，石泉咽而下怆，望林峦而有失，顾草木而如丧”。按常理而言，一个小小叛徒的出现，似乎不至于令人如此大动肝火。如此急赤白脸，尖酸刻薄，只是说明了隐士们心中那深藏的不静。

隐士隐得自豪，隐得骄傲，有时也难免就隐得有点不平，隐得有点怕别人不知道。

七

隐士多了，隐就渐渐变成了一项事业，隐里面就有了技巧和讲究，隐就有了高下之分。

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大隐士之一，是杭州西湖孤山那位梅妻鹤子的林逋。自从写下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一名句之后，他就在中国隐逸史和文学史上同时占据了一席之地，人以诗名，诗以人名，文名隐名相互交映，相互增辉。人们由这两句诗想及其为人，“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结庐西湖之孤山”，种梅养鹤，梅妻鹤子，“二十年足不及城市”，正适于被树为千古隐士的典型。苏轼有诗称颂：“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尘俗。”

林逋的成功，端在于他的“终生不仕”，守身如玉，不像李白王绩那样，屡进屡退或者是失意了才幡然醒悟，已经不纯粹了。

不过林逋也有一点小小的污点，那就是他其实也非一开始就那么绝俗。他“少孤，力学”，年青时曾颇为自负，曾说过“世间事皆能之”这样气盛的话，可以推测他应该也有过功名之心。不过他毕竟有做隐士的天赋：他孤僻高傲。当时的科举弊端百出，科场相当污秽，因此他拒绝参加科考。他的这一举动是否还含有其他什么目的，我们不好妄测，但是因此，他“在咸平景德间已有达闻”，而有达闻，正是被举荐于朝廷的前提。“会朝廷封禅，未及诏聘，故终老不得施用于时。”（梅圣俞《和靖先生诗集序》）如果朝廷下诏了，林逋会不会去呢，这个结论也不好妄下，不过在他错过诏聘隐居之后，杭州守臣王济去访问他，他欣然而喜，立即献出一卷诗文，王济读罢，喟然叹曰：“草泽之士，不友王侯，文须格古。功名之士，俟时致用，则当修辞立诚。今逋两失矣。”王济一语道破林逋心事，原来这个孤山脚下的隐士似乎也很有些脚踩两只船欲进欲退的意思。王济于是向朝廷以文学保举他。

宋真宗给了他这样一个答复：“诏长史岁时劳问，并赐粟帛。”

宋真宗的答复真是意味深长，他知道像林逋这样清高自许的人空疏无用，到朝里来只能添乱，同时他更知道对这样有影响的名隐绝不能不闻不问，必须做出某种姿态。隐士和世俗权力之间的关系是颇为微妙的。按理说，隐逸，是对世俗的一种抵抗，一种敌视。即使没有抨击世事的言论，隐逸这一举动本身就是逃避世俗权力，不与世俗合作的一种表示。可是在隐者和世俗之间，却存在着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观，那就是历代朝廷都异常尊重隐士，有时还会极为热情地征召礼聘，再三再四，礼节隆重而周到，而隐士就一定要无论如何不出山，再三再四地拒绝，甚至卷起铺盖逃跑，历史上有名的隐士大抵如此。如果一个隐士不被朝廷关注，说明他隐得不够成功，不够派头；如果朝廷知道了有隐士而不去关心，这个朝廷也会被指为不圣明。这是一个深奥古典的怪圈，没有相当的经验是不能参透的。

于是就有了这个“岁时劳问，并赐粟帛”。从此林逋也就安下心来继续过“闲门自掩苍苔色”“坐看渔舟两两归”的隐士生涯，从此又写了许多许多诗，从此更加名满天下。林逋死后，那个赐他粟帛的真宗的儿子仁宗，据说“不胜嗟叹”，赐了他那个有名的谥号：和靖。

那么一个清高避世的人居然和两朝皇帝如此有缘，有始有终，应该说也并非偶然。可以说，是两朝皇帝成全了隐士林逋。没有丰厚的家产做后盾，林逋的隐士生活是清苦的，据说“家贫衣食不足”，有时自己不得不“春荫入荷锄”。自从有了岁时劳问的圣旨，林逋的生活状况起了变化，名官显宦不时来访（不管奉不奉圣旨，结交隐士对于名公巨卿来说都是有助自己人望的举动），自然有所馈赠。据吴处厚《青箱杂记》，丞相王随知杭州时，日与林逋相唱和，出俸钱以济之。也许正是如此，林逋才得以把他的隐居生涯漂漂亮亮地坚持了二十年，而林逋也没有给宋家皇帝丢面子，他一不讪讥朝政，二不品评世风，只是安安静静地作他那些不关尘世的诗，对于装点太平江山，有何不好呢？这未始不可以作一则花絮，载入大宋的皇皇文治之中。

人们记住了林逋的诗，林逋的梅花和仙鹤，就忘却了他的功名情结，把他树为经典隐士。许多隐士就是这样恬静高超起来，像传说中的翩翩白鹤优雅地飞到中国历史的上空的。

无论如何，林和靖的生命在中国人的价值坐标里是成功的，他以清寂绝尘的形象永远被历史收藏进美丽的西湖山水，他的隐应该说隐得圆满成功，使大家都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