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张宏杰)_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2 / 2）_千年悖论：人性的历史实验记录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康熙皇帝评价说：“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他对道学家尤其厌恶，在私下里和大臣们说：“那些讲道学之人，在家中危坐，但可闲谈作文，一有职任，即有所不能。”雍正皇帝也说，有些举人进士出身的汉官只能“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讲假道学，不能务实政。

乾隆皇帝是满清开国以来汉化程度最深的帝王。他一方面沉浸在汉文化中，尽情地享受汉文化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对汉人的“务虚”“无用”却深为鄙视。他说满族人一旦脱剑学书以为风雅，则会像汉人一样“相率入于无用”，所以他“常恐（满人）学习汉文，不免流于汉人浮靡之习”。他勉励满族人保持“不务虚名”的传统，“勿忘根本，习彼伪习”：“满洲本性淳朴，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亦不过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每思以文墨见长，并有与汉人较论行辈同年往来者，殊属恶习。”

这些盛气凌人的满族统治者当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原王朝千余年人才观念和人才选拔机制积累的弊端。

满汉差别的第三点，他们认为是满族人凝聚力强，汉族人凝聚力差。由于淳朴的民风以及奴隶制的遗存，“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笃于事上，一意竭诚孝于父母”，所以纪律严明，政令畅通。满族人对上级命令不懂得打折扣，上阵但知向前冲杀。他们也会有内争，不过打过就算，不记旧账，不像汉人那样，表面言欢，脚下使绊。因此，满洲人的团结协作能力远远胜于汉人。

汉人的朋党之风是最令进关后的满族皇帝吃惊的政治风景。

朋党政治起源于中原政治的山头主义传统。加入某个山头，紧跟某个人，是在官场上混的必由之路。人们因为不同的利益和见解而分成不同的团体，是社会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朋党之争与西方的政党政治有着相同的起源。二者致命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的政党是在台面上进行，双方按明确的规则光明正大地争辩较量。中国的朋党之争则是在台面下进行，双方表面上握手言欢，桌子底下却使绊子下死手。朋党政治囊括了中国人在恶性竞争中养成的全部恶习：没有规则，没有底线，没有道德心的约束。

朋党之政的特点用康熙的话来说，就是凡事“从师生、同年的利益出发，对敌则怀私报复，对友则互相标榜，全无为公之念。虽冤抑非理之事，每因师生、同年情面，遂至掣肘，未有从直秉公立论行事者。以至明季诸事，皆致废弛。此风殊为可恶，今亦不得谓之绝无也”。朋党之风亡了大明，可是在异族的统治下，汉人还是“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时简直就是“为斗而斗”，一日不听点小道消息，不说几句别人的坏话，则茶饭不香。

满族皇帝们对汉人热衷于党争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康熙皇帝曾感叹汉人党争时表现出来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说：“汉人好寻仇雠，或本人不得报复，其门生故旧展转相报，历数十年而不已。昔年山东、直隶、江南人俱以报复为事，朕犹记忆。”1691年11月，康熙皇帝绘声绘色地论及汉人相互倾轧的情态时说：“近见内外各官，间有彼此倾轧者，党同伐异，牵连报复。或者自己的仇人，而反嘱他人代为参奏，自己在背后做主使。或者意所欲言，却不直指其事（而是以他事），巧陷术中。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止，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言语之中，深恶痛绝之意毕现。

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把朋党政治列为前朝留下的头号政治恶疾，生怕这种政治癌症涣散了清王朝的统治能力。

作为鲜卑、女真和蒙古的继承人，满族皇帝们决心要比前辈做得更好。在清晰观察了满汉两种文化的优缺点的基础上，他们确立了自己对汉文化的方针，那就是：既入得进去，又能跳得出来。他们要把满族文化和汉族文化中最精华的一面融合起来，如同锻钢一样，要保证碳和铁的比例，把自己铸造成硬度和弹性俱佳的极品好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合满汉如臂指”。

这就决定了满族人面对汉文化的态度：既吸取，又拒绝。他们要吸收汉文化中炉火纯青的专制统治经验和灿烂的文采风流，同时又要拒绝那些富于侵蚀性的缺点，比如务实能力差、窝里斗以及懦弱。对他们来说，拒绝在一定程度上比吸取还要重要。

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进关之后，他们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从龙入关的满族人被分派到全国二十余处战略要地，或者在旧城内划地居住，以界堆为标志，与汉人中间留出隔离带；或者在当地修建“满城”，与汉人完全隔绝。为避免他们“沾染汉人习气”，满城城门由驻防将军直接掌管，鸡鸣而启，鸡眠而闭，汉人无故不得入内。满人没有特殊任务，则不得离城超过二十里，否则以逃亡论处。不仅满汉不许通婚，满族军人死后，不论驻地满城在何处，都必须回北京旗茔安葬，其寡妇也必须回京居住。甚至如广州那样数千里之遥也不能例外。

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长年跋涉在外，不断地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

不要认为皇帝们都是旅游爱好者。在那个朝代，即使贵为皇帝，外出旅行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传教士南怀仁曾荣幸地随皇帝东巡，从他的详细记载中，我们了解到皇帝的旅途远远谈不上舒适。在有些地方，由于没有道路，“皇帝、小皇子以及全体贵戚，不得不经常在泥水中徒步前进”。在这样艰苦的行程中，皇帝还要自找苦吃，“在近三个月的行程中”，皇帝“一日也不停留地追逐着野兽”。南怀仁有一天受邀参加了一次皇帝的猎虎行动，“同皇帝一道登高山，涉深谷”。他说，“在这样的激烈的活动之后，尽管过一段时间是有些适应，每当傍晚回到帐篷，我从马上下来，都是几乎站不住，疲惫不堪”。

担心丧失“国语”“骑射”的民族传统，是历代满族皇帝一个持续的焦虑。每一个皇帝都不断命令、号召、强调满族人一定要勤习国语骑射。从康熙的“一入汉习，即大背祖父明训，朕誓不为此”，到嘉庆的“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其次则诵读经书，以明理治事为用”，这种强调几乎达到了“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程度。为了保持满族的军事优势，康熙帝频频举行秋弥大典。在行围过程中，对那些懦弱不前、武功不佳者严加惩罚，虽亲贵不免。雍正皇帝虽然本人武功不佳，但是对于保持满族人的武勇本色屡下严谕。为了保持祖先遗风，乾隆皇帝做了一系列严格的规定，最苛刻的一条是规定满族的高级大臣上朝时不许坐轿，只能骑马，以提高他们的骑乘本领。考察历史，我们发现，清代皇帝维护民族传统种种措施的坚定性、连贯性和有效性，都远远超出他们的先辈民族。

如果仅仅满足于保持了“清语骑射”之类外在形式，那么满族人比他们先辈民族不过是取得了量上的进步。事实上，满文化对汉文化的拒绝，更引人注目之处，是对汉文化核心精神的拒绝。

汉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守旧”。汉人头脑里的世界是一个已经被圣人之言烛照得一清二楚不再有任何悬念的世界。圣人浩如烟海的教诲如同一条条绳索，束缚了汉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到古人那里去找依据。如果在现实和“圣人之言”之间出现矛盾，那么错误的永远只能是现实。

满文化的核心精神是“现实”。早在关外，皇太极即说：“凡事莫贵于务实。”他说，读书必须“明析是非，通权达变”，不能“拘守篇章”。满民族之所以以一个边鄙之地的落后小族，成功征服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因为他们头脑不受束缚，一切判断从现实出发，因势利导，灵活实用。

因为这种与汉人迥然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落后的满族人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精明、理智，远远超过了文化水平远高于他们的汉族。在后金与明朝争霸的大棋局上，这些“野蛮人”次序准确，招数老到，处处棋高一招。他们头脑中没有汉人那样强烈的忠臣贰臣的概念，在征服汉人的过程中，对那些真心效命者，他们不计前嫌，异常慷慨地给出高官厚禄，并且真的放手使用。此举十分明智地弥补了满族人才及兵力的不足，并且使他们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汉人官员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号召力。在天下初定之后，他们也很明智地对那些在汉人社会中有影响力的前对手实行宽容政策。对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反清领袖，只要没有发现他们的现行活动，对以前的反清行为一律不予追究。清王朝允许他们在政治上转弯子，下台阶，听任其保持其遗民气节。这种太极政策使这些遗民从激烈对抗渐渐转为平和容忍，最后转向为新王朝文化建设出力，真正从精神上瓦解了反清势力的基础。这种高明的政治手腕，寻常政治家很难参到。

反观大明，从崇祯朝到南明历朝，没有出现过几个真正有眼光、有见识的政治家。那些由饱读诗书的皇帝和进士们组成的汉人决策集团，决策精神里贯穿着偏执、主观。他们的头脑被“名分大义”及书本经验所缠绕，已经丧失了现实感。弘光朝廷建立于危急之际，然而朝廷上下却置军国重事于脑后，反而急着为二百多年前被太祖朱元璋处死的大臣傅友德等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南明后期，大西军余部、拥有雄厚兵力的孙可望一心想投奔南明，如果吸纳此人，则必将大大增强南明力量，然而仅仅因为他是起义军出身，南明朝廷死活不肯给一个他所期望的王爵，最终导致孙可望投奔清朝。政治家们一再下出的诸如此类的大恶手，终于导致汉人政权全盘皆输。

进关之后，满族统治者不断参悟列祖列宗取得丰功伟绩的原因，总结得最深刻到位的，应该是那位骑射功夫十分平常的雍正皇帝。他说：“本朝龙兴关外，统一天下，所依靠的，惟有‘实行’与‘武略’耳。我族并不崇尚虚文粉饰，而采取的举措，都符合古来圣帝明王之经验，并无稍有不及之处。由此可知，实行胜于虚文也。我满洲人等，纯一笃实忠孝廉洁之行，岂不胜于汉人之文艺，蒙古之经典欤？”

入关之后，清初诸帝在用人行政上，表现出了汉人王朝罕见的一以贯之的现实感。汉人王朝往往是开国之主能够创立制度，因革损益。后代君主所做的，往往只能是把一时一事的做法演化成万世不可改易的陈规教条，最终导致名实分离，制度失效，国家灭亡。康、雍、乾三朝，我们所见到的，却是连续百余年间多次不拘定势的政治创新，生机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政治态势，不断生长、修正、完善的制度演变。

康熙皇帝本人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他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对西方医学持肯定态度的皇帝，他命人把欧洲的《人体解剖学》翻译成满文、汉文，还命人将一只冬眠的熊进行解剖，并亲自参加。他鼓励研制西药，他以自己子女及宫中女子为示范，在中国首次推广种痘，以防天花。

在处理国事上，康熙帝也表现出了历代帝王少见的科学精神。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花费了巨大人力物力苦心经营治理黄河，可是从来没有一个皇帝像康熙一样，想到派侍卫探查黄河之源，一直上溯到星宿海，往返万余里，并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经过实际踏查而成的黄河图，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治黄之策。

雍正皇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皇帝”。这个峻急严厉的皇帝没有遵循汉人“三年无改父之道”的古训，即位之初，就迫不及待地对康熙皇帝因为过于宽仁而遗留的问题痛下杀手，革除积弊。他在短短的十三年间，依据时世变化，大幅度地调整了康熙晚年的政策，相继推出创建军机处、确立秘折制度、推行改土归流、实行养廉银改革、废除贱民制度等林林总总的重大改革措施。

雍正的继承人乾隆一样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统治者。他审时度势，一改父亲纠枉过正的严苛之风。即位一个多月，即连发谕旨，对雍正时期的一系列大案进行了更冷静的、合乎人情的处理，为死者恢复皇室地位，对生者大度开释。同时，停止了父亲毫无希望的井田实验以及种种苛政，实行与民休息。这些举动修正了前帝的偏差，使大清的政治航船驶上了更为平稳的水道。在父祖两代开创的太平基业上，他毫不懈怠，采用铁腕手段，打击党争，严惩腐败，消灭权臣，根除外患，消灭了威胁中国传统政治的种种弱点：“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最终把大清王朝推向了繁盛的顶点。

对汉人政治家来说，经典里的每一句话，都是终极真理。满族帝王们却缺乏那样的虔诚与敬畏。进关之后，满族皇帝们在“务实”精神指导下，对汉人奉为“一字不可改易”的神圣政治教条，大胆取舍、主动扬弃，在政治实践中轻易颠覆了已奉行了千百年的种种金科玉律，给中原政治吹来了一股可贵的清新之风。

传统观点认为，皇帝最主要的职责是给天下人做道德表率，而不是政治事务的具体执行者。一个好皇帝应该端居深拱，清心寡欲，静默无为。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荀子则干脆说：“君者，论一相。”选好了丞相，就能达到“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的最高政治境界。

这条政治教条也许适合那些长于深宫、精神孱弱、常识荒疏的皇帝的需要，然而精力充沛、拥有超强的事业心和进取欲的满族皇帝对此却不以为然。康熙皇帝说：“书中之言，多不可凭！”满族皇帝们认为，中原王朝愈演愈烈的朋党政治就是因为皇帝不能自操权柄所致，“与其权移于下，而作福作威，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因此康熙公然与“无为而治”的教条唱反调：“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千百年之患……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几，岂皆大纲乎？”

少数民族的强健体魄和充沛精力使他们有能力事必躬亲。对前朝那些缺乏进取心的皇帝来说，繁重的政务是一个难以承受的重压，而对这些满族皇帝来说，工作就是享受。他们就像功率强大的马达，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清中前期的帝王每一个都日理万机，雍正皇帝更是创造了在位十三年处理公文十九万余件的纪录。皇帝们的乾纲独断一方面强化了专制集权，另一方面也有效地防止了朋党政治，清代成为中国自唐代以来大王朝中朋党政治为害最轻的一朝。

汉人政治的另一个教条，是把道德品质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司马光在《才德论》中说，选人之时，如果遇不到圣人、君子，那么在小人与愚人之间，应该宁可选择无能力的愚人，也不选择有才华的小人，因为愚人清静无为，小人多欲好动。

这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疑的用人观是和汉人崇尚稳定的世界观相吻合的。对于大部分中原王朝来说，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不兴革，忌扰民，是大部分汉人政治家的用人标准。基于这种思路，喜生事的“小人”当然就成为“不稳定因素”：他们的欲望将成为危险的火种，烧毁秩序的栅栏。

满族皇帝对这个汉人们遵循了数千年的原则却缺乏必要的尊重。雍正皇帝明确宣布，在才与德的选择中，他完全与司马光的原则相反。雍正的一句名言是：“宁用操守平常之能吏，不用因循误事之清官。”

雍正皇帝极为讨厌那些只会循规蹈矩、毫无进取心的“循吏”。他说：“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我却恐他们误事。要用有才情的人，当然要费心力才可。”他最信任的满族大臣鄂尔泰发挥他的思想说：“朝廷设立官职，原是为了做事的，不是为养闲人。如果能做事业，虽然是小人，也应该爱惜教导。如果没有能力，虽然是善人，也应该调离他处。”

之所以见解与司马光截然相反，玄机藏在主张“唯才是举”的曹操的一句名言当中：“治平者尚德行，有事者赏功能。”不求进取者崇尚德行，希望有为者任用贤能。

前期满族帝王们没有一个是安于现状之人。他们都渴望在父祖的基业上创造更宏伟、更辉煌的治绩。所以他们自然要任用那些能为他们冲锋陷阵、披荆斩棘的才能之士。雍正在位十三年，所用之人，多是李卫、鄂尔泰这样，有个性、有才华，做事大刀阔斧，不避辞让之人。这些人都不免有各种各样的缺点，有时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陷，比如有“贪名”，“生活作风”不好以及粗暴任性，皇帝们却能做到不避嫌疑，用其所长。他们需要这些人为他们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的政治问题，而不是负责宣讲那些陈陈相因的道德教条。由于这种用人思路，清初政治人才辈出。从明珠、费扬古到鄂尔泰、福康安，都才具开张，精明老辣。康乾盛世的出现与这些非凡之才的不断涌现是分不开的。

满族皇帝们颠覆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信条是“嫡长继承制”。

大多数中原王朝都将“嫡长继承制”奉为“万世上法”。这种以出生顺序而不是个人能力为标准的选择方式无异于把天下人的幸与不幸寄托于撞大运，如果这个嫡长子无才或者缺德，则天下很容易陷入混乱纷争，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历史上幼童、白痴、昏庸之徒不断登位的事实，一再证明这种听天由命的做法非常幼稚。然而，这种幼稚的方法其源有自，盖因专制社会之中，保持政治稳定的关键在于抑制竞争。嫡长制即为抑制皇族内部的活力而设。在稳定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这是最好的选择。

满族皇帝们却拒绝了这个汉人社会相沿千年的“万世上法”，坚决实行自己从关外带来的“立贤制”，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秘密建储制”，最有效地解决了缠绕中国政治数千年的难题。皇帝们十分清楚这一制度是决定王朝兴衰的关键，乾隆皇帝担心后代“泥古制而慕虚名”，“用俗儒嫡长迂谈”，特意预先留下旨意，说：“立储一事，如井田封建之必不可行，尚有过之。将来书生拘泥之见，必有心生窃议……即亿万年后，朕之子孙有泥古制而慕虚名，复为建立之事者……彼时始信朕言之不爽。”

事实证明，立贤不立长是这个少数民族政权能一直保持活力的秘密所在。清代皇帝们意志力、活力接力所持续的时间之长，在中国王朝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在清代皇帝所有的大纲大法中，最能体现这些皇帝们异族特质的，是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思路和措施。

一般情况下，汉族与周围民族的战争，都是少数民族主动挑起的。汉人对待少数民族，通常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羁縻”。也就是说，被动应付，委曲求全，用金钱和布匹收买。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缺乏好奇心，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这些野蛮人在何种情况下会内犯，何种情况下才归顺，他们部落之间及部落内部是什么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是这种“和平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其遗训中再三强调指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满族皇帝对边疆却一直充满欲望和好奇。清代是一个充满扩张冲动的王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满族皇帝们眼光远大，不避艰险，总是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办法，把威胁解决在萌芽状态，而不是等它们成长壮大起来，再去被动应付。从康熙对付噶尔丹，到乾隆开疆拓土，都是如此。按汉人的传统政治观点，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大兴兵马，耗费如此巨大的财力人力，来处理并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然而，历史证明满族皇帝们是有远见的。连续三位皇帝用兵于边疆，所取得的成就甚至惠及今日。

事实上，清代帝王的领土观和汉人帝王是不同的。汉地只占他们帝国版图的一半，汉地对清代皇帝来说，远不是他们统治的全部重心。他们花费了巨大精力，来研究和琢磨地广人稀的另一半的政治布局。正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少数民族，所以他们对这些边疆民族的心理深有研究，也始终以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理智、精明、有效的方式统治着这些地区。好几位帝王都精通蒙、藏、维等少数民族语言，他们对这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传统、社会现状了如指掌，治理起来能抓住要害，条分缕析。在西藏问题上，他们高屋建瓴，进一步树立达赖喇嘛的权威，以此作为控制藏人和蒙古人的精神武器。不过西藏活佛们获得恩惠，也并非毫无代价，清统治者由此拥有了确认转世活佛和任命高级教长的权力，从而牢牢地把西藏社会控制在自己手中。在蒙古问题上，他们把蒙古分为林立的旗地，让他们互不统属，成功地破坏了那些自治权力和威望萌生的源泉，并确立自己为世俗的权威，成为“众汗之汗”。对穆斯林，他们十分高明地将东干穆斯林从中国西北部迁入新疆，利用他们对抗突厥语族的穆斯林，从而成功地获得了新疆的稳定。即使以现代政治家的标准衡量，他们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开阔眼光和大智慧，今天依然很少有人能比。

打算步入婚姻的恋人，永远面临风险。未来夫妻之间有可能琴瑟和鸣，也有可能是一个相互消耗的黑洞。

同样，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入接触，前景也总是蕴含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结果有可能是培养出综合了双方优点的漂亮的混血儿，也有可能是生出结合了双方缺点的低能儿。

自从有民族以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文化，就是考验每一个民族智慧、决定每一个民族命运的首要问题。1920年，英国学者罗素在《中国问题》中说：

假如中国人能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相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

中国台湾学者龙应台对这句话进行解释说：“罗素最幽微深刻的话，其实是这一句：在‘自身传统’中寻得一种‘有机发展’。任何的‘急遽变化’必须在‘自身传统’的生态环境中进行，而不是把‘自身传统’摧毁，空中起新楼。”

可惜，直到今天罗素的期待也没有得到实现。在评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时，甚至有学者激愤地说，中国总是把自身传统中最恶劣的部分，比如专制主义根性，与西方文化中最糟粕的部分，比如拜金主义、物质主义结合起来。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民族“自知”“自胜”的艰难。

从1616年到18世纪中叶，也就是从满族崛起到乾隆中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不自觉地实践了罗素的话。那个时期满汉文化的结合，创造了文化融合史上一个非常成功的先例。他们“自由地吸收了汉文化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他们坚定地维护了民族精神的内核，并且“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了一种有机发展”。这种结合了满民族“务实”“进取”精神和汉民族数千年积累的统治经验的新型满族文化，具有巨大的杂交优势。恰到好处的汉化取得了“辉煌成就”：康乾盛世。这一盛世，用史学家高翔的话来说，“如果把康乾朝代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康乾盛世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学术文化上，都显示出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鼎盛状态。”

谁能想到，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大总结式的极峰，居然是由一个原本文化极为落后的边鄙异族创造？

当然，作为以天下为私产的专制者，康雍乾三代帝王努力的终极指向，不是天下万民的幸福康乐，而是一己王朝的万世太平。因此，他们一方面有效解决了民生问题，另一方面也高效推进了严密、严酷的专制制度。由于他们的精力充沛和才华横溢，由于他们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完美主义追求，他们把牢笼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修补、加固、完善得更加牢不可破。在满民族统治阶级的意志获得最大张扬的同时，天下万民的最后一点自由呼吸的空间也被剥夺了。因此，康乾盛世是不可持续的盛世。

在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禁锢人民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们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这中西历史进退一升一降的关键点，恰是发生在中国政治机器最有效率的时期，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四　不可避免的沦陷

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死气沉沉的中原王朝输入活力。可惜，由于湖泊的巨大以及湖盆的封闭，活水的冲击力毕竟是有限的。涟漪消失后，一切很快又会恢复如初。

适度汉化很快会被证明是未充分汉化和过度汉化之间的一种短暂的不稳定状态。只不过满族皇帝通过卓绝的意志接力延长了这个瞬间，然而满族人的精彩表现不过如孙悟空令人眼花缭乱的筋斗云一样，最终只是证明了如来佛的法力无边。只要保证足够长的时间，在这片封闭的东亚大陆，任何文化都逃不脱过度汉化的命运。

相比骑射，“国语”更难保持，因为它超出了意志力所能控制的范围。

虽然满族在大分散中采取了小聚居的方式来保持民族特性，但这种方式毕竟不能隔绝满汉的接触。文化落差过于巨大，人口对比也过于悬殊，注定了处于原始阶段的满语在积累发育了数千年的汉语面前缺乏起码的抵抗能力。

最早忘掉满语的是北京的满族人。刚刚进关的时候，“舌人”是各个机关中最为举足轻重的角色。离了这些职位卑微的人，满洲贵族们都成了睁眼瞎，然而，入关不过二十几年，这些原来的“稀缺人才”却纷纷失业了。原来，几乎所有的满族官员都已经能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康熙十年（1671年），朝廷降下谕旨，取消了政府中的翻译编制：“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

和官员们相比，普通满族人掌握汉语的速度要慢一些，但这也仅仅是相对而言。康熙后期，北京胡同里那些满洲人已经开始操“京片子”，“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从此清人后生小儿多不能清语”。

在帝国各地耗费巨资建起的“满城”，也丝毫无助于防止汉语的入侵。虽然百般防范，然而满洲军人毕竟不能不与周围的汉人打交道。一旦接触，汉语的魅力就不可阻挡。从听评书、听地方戏开始，到请老师教孩子学“四书五经”，满语在“满城”里越来越式微。雍正十一年（1733年）广州将军柏之蕃向皇帝汇报驻守广州的满洲人的满语退化情况就颇具典型性：“驻防官兵于康熙二十二年分驻广州，其子弟多在广东生长，非但不曾会说（满语），亦且听闻稀少，耳音生疏，口语更不便捷。即有聪颖善学习者，又因不得能教之人为之教习。即令现在学习兵丁，除本身履历之外，不过单词片语尚能应对，如问相连之语，即不能答对。”

最让皇帝们无法接受的，是被皇帝用柳条边围起的“龙兴之地”东北也渐渐被汉语所侵蚀。“满洲根本之地”原本“人人俱能清语”，然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东巡沈阳的乾隆皇帝在召见当地满族官员时，发现这些地地道道的满洲人居然“清语俱属平常”。显而易见，他们已经开始使用汉语。情况每况愈下，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皇帝在接见盛京笔帖式永泰和五达二人时，发现他们“清语生疏”竟然已经到了“不能奏对”的水平。

满语的失利不能归因于执政者。皇帝们其实已经竭尽全力了。他们大脑中“国语”这根弦始终从来就没有放松过。雍正六年（1728年），当偶然听见身边的护军用汉语相互开玩笑，“以汉语互相戏谑”时，皇帝表现得十分震惊。他当即召集众侍卫，予以严厉批评，教训他们“嗣后各宜勉力，屏弃习气，以清语、拉弓及相搏等技，专心学习”，而且小题大做，把这件事写进谕旨郑重诏告所有满族人，以示防微杜渐的决心。

满语的急剧衰落发生在乾隆中期。这个心高气盛的大皇帝当然不能容忍祖先的语言在自己任期内衰亡。在清代各位皇帝当中，乾隆是对使用满语要求得最严格的一个，为了维持满语的地位，他采取了几乎所有能够采取的措施。即位初期，他听到“宗室、章京、侍卫等……在公所俱说汉话”，即下决心进行整顿，谆谆告诫满洲人等“只要是在办公处或者满族人碰面聚集的时候，不可说汉话，应说清语，在办公处清语尤属要紧”。他命令这些侍卫抓紧学习满语，并且亲自进行考试，“其优等者，格外施恩。倘不学习，以致射箭平常，不谙清语者，定从重治罪”。他命令王公们给自己的孩子聘请满语文教师。不能请老师的，必须把孩子送到宗室学校学习。在每年举行的两次考试中，“如有不能清语者，在学则将管理宗人府王公教习治罪，在家则将其父兄治罪”。

乾隆皇帝是第一个把满语水平和仕途升迁挂钩的皇帝，“在例行考核官员的年份，必须清语熟习，办事妥协者，方准保列为一等。其不能清语者，办事虽好，亦不准保列”。在阅读满族官员的奏折时，乾隆皇帝非常注意其满文水平，一有瑕疵，即大加挑剔，有的官员甚至因此被罢官夺职。

整个乾隆一朝，类似举措何止千百。然而，这些举措对满语式微的大趋势几乎没有起到任何挽回作用。当然，皇帝的努力也并非没有丝毫影响，在汉语的强大冲击力和皇帝们一道道严厉谕旨的挤压下，满族沦落到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位置：作为学习和社交工具，满语已经失掉了实际功用。几乎所有的满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再使用满语。可是，对于那些在官场上行走的满族人来说，满语又是一块必不可少的敲门砖。为了谋个一官半职，许多满族人如同现代人学外语一样，拼命学习满语，然而，“旗人在京与汉人杂居年久，从幼即先习汉语。长成以后，始入清学读书，学清语，所以清语难熟言矣”。大部分人只能死记硬背一些满族词汇，以便必要时能拼凑出一篇还看得过去的“清语履历”，用来应付上司考核之用。

因此，从乾隆中期开始，虽然大部分满族人都能说上几句满语，然而这种满语和那种生长在白山黑水间的地道满语已经是两个味儿了。地道满语“语质而练”，而这种没有语言环境，完全为了功利目的而学的满语“语文而散”，已经失去了满语的真精神。满语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空壳，一种死语言或者说是语言植物人。

语言对一个民族来说，就如同角之于鹿，牙之于虎，翎毛之于孔雀，奠定和标志着这个民族的独特性。对一个民族来说，失掉语言，几乎意味着失掉一切。

语言的重要性在于它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甚至因此决定了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观。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都有其深厚的民族精神的积淀，用乌申斯基的话说，“在民族语言明丽而透彻的深处，不但反映着祖国的自然，而且反映着民族精神生活的全部历史”。

如果老虎长出了羊的宽大臼齿，那么它就只能以草为食，并且用羊的方式思考。如果一个民族改用了另一个民族的语言，那么他的心理特质、气质和性格，都会随之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于漪先生断然说“舍弃母语就等于亡国”。

因此，清朝的衰落恰恰萌芽于在满语被彻底弃用的乾隆中期，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乾隆的继承人嘉庆皇帝是汉语环境里长大的第一位满族帝王。他出生的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正是满语从满族人日常生活领域全面退出的时期。在他的周围，不但太监乳母都说一口京片子，连那些教他武功骑射的谙达们也说不了几句完整的满语。虽然在皇帝的严格要求下，他也会说“文而散”的满语，但已经不能用满语进行思维。因此，汉语自然而然就成了入关后第五位皇帝的母语。

在乾隆诸子中，嘉庆皇帝以酷爱读书而著名。从六岁开蒙到三十五岁即位，他在书斋中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光阴，日日沉醉书海，经常深更半夜，还手不释卷，要太监再三劝阻，才熄灯就寝。他所读的，当然全都是《礼》《易》《春秋》及宋儒性理诸书，至于闲词小说，从不寓目。当时来京朝贡的朝鲜使臣向他们的国王汇报说：“十五王（即嘉庆）饬躬读书，刚明有戒，长于禁中，声誉颇多。”这个左挑右选了数十年才最终确定的继承人看来没有辜负老皇帝的期望，亲政之后，他的勤政丝毫不亚于父祖，节俭和自律甚至超越了列祖列宗。从各个方面来说，这位身材健壮、仪表端正、学识丰富的壮年皇帝都完全符合一个传统优秀皇帝的标准。

不过，这个模范皇帝的二十五年统治，却是清朝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灰暗时期。乾隆后期，大清王朝已经积累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嘉庆年间，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更加发展、恶化，积重难返。这位勤奋的皇帝眼看着曾经无比辉煌的王朝在下坡路上无望地下滑，眼看着那些必将导致王朝灭亡的危机萌芽不断成长壮大，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解决措施。在他统治的二十五年里，清朝渐渐被腐败和低效掏空了身子，只等后来东南沿海的一声炮响便轰然倒下。

问题就出在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上。

满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认知习惯和精神气质曾通过语言这个渠道，不间断地在帝室中传承。一直到乾隆以前，龙椅上坐着的都是勇于开拓、喜欢挑战的人。皇太极以一隅之地，不自量力逐鹿天下；康熙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主动挑起与三藩的生死决斗；雍正皇帝放着太平皇帝不当，进行艰巨的政治改革，发誓要“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濯”。甚至在汉化进入最剧烈之时，乾隆皇帝身上的这种进取之气也毫不弱于他的祖先。乾隆二十年（1755年）在天下承平之际，他冒着几乎全体朝臣的反对，毅然决定出兵西北，以举国之力，经过五年苦战，消灭准噶尔部，为中国新增了一个新疆省。“中国的武功，从成吉思汗以来，还没有谁能如此一举荡平两万余里，深入中亚腹地，军威远被不毛。”

可是到了嘉庆皇帝时，这种进取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母语的转变使嘉庆之后诸帝与祖先们之间画出了一道跨不过去的鸿沟。满族的民族精神的传承因为思维方式的变化，出现了无可挽回的断裂。汉文化封闭、完足、先验的世界观通过多年一板一眼的正规教育轻而易举地征服了以后那些在锦衣玉食中长大的年轻皇子。

世界在以汉语为母语的皇帝眼里不再是一个未知，而是已知。不再是变化的，而是固定的。他们以“法先王”“遵古训”为最佳执政方针。他们认为，伟大的祖先们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给一切都留下了解释，为一切制定了定式。到他们这个时代，做皇帝是件很简单的事，那就是按照祖先定下的规矩，一丝不苟地去执行罢了。

嘉庆十六年（1811年），皇帝作了一篇《守成论》，系统总结了他的为政思想。他开宗明义即说：

列祖列宗所制定的成规，后世子孙必须固守而不易。盖因创业之君，殚心竭虑，陈纪立纲，法良意美，已经尽善尽美。后世子孙应当谨守先人法则，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每件事都遵循祖宗成例，守之不变，则天朝基业必可传于万世而不坠也。

接下来，他谈到自己读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历观汉唐宋明诸朝的历史，每见王朝中期，皇帝们不思开创艰难，自作聪明，妄更成法。皇帝一旦存心要改革，即有贪功之小人上前怂恿，纷纭更易，多设科条，必至旧章全失，新法无成，家国板荡，可不戒哉？”

因此，他强调：“不守祖宗成宪，先不以祖宗为是，其心尚可问乎？若存此念，天必降殃。”

嘉庆二十五年的统治，确乎也一丝不苟地遵循着“守成”的原则。本来，嘉庆皇帝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前代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同。一方面，由于人口增长到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巨大数目，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承受异常迅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传统的解决民生问题的方式已经失效，必须对经济制度和人口政策进行重大改革，国家才有出路。另一方面，乾隆以前传下来的规章制度大部分已经失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日益普遍，极大地削弱了国家机器的统治能力，因而迫切需要深入的政治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加强政策传达力，以修复国家的统治能力。

嘉庆皇帝那双用经史教育训练出来的眼睛却看不到形势的巨变。在他的视野里，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质的变化。一切大纲大法都将永远有效，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古老药方上通过加减药量来得到解决。因此，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他都拒不改变祖先留下的成规。漕运之争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

漕运就是把中国南部的粮食通过运河运到北京用以供北方消费。到了嘉庆时代，这一制度已经高度腐败，在长长的运河线上，地方官员们设立了无数检查站。漕米每一次通过检查站都要交付陋规，漕运费用越来越高，终于达到了朝廷所不能承受的地步。另外，由于连续不断的黄河水患，漕运的船只经常被截在运河不能北上，以致北方物价高涨，社会动荡。因此，越来越多的官员建议通过海运的方式来解决粮食运输问题。因为海运已被证明安全可行，并且由于没法设立检查站，可以大大减轻腐败。

皇帝对大臣们的建议一时有点挠头。他挑不出这个建议的不妥之处，不过他心里打消不了对陌生海洋的疑虑。最终，他还是以“不应该改变祖宗的成法”为理由，发布了措辞强硬的上谕，否决了这一无论从哪方面看都非常合理的建议。为了补偿他的否决，皇帝不惜拨出巨额财政资金，用来补贴粮价，同时维修黄河河道。整个嘉庆朝，朝廷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以相当于海运成本数倍的金钱，艰难地维持着祖宗定下的河运制度。

这个守成皇帝，每日晨起，洗漱完毕，必先恭读先朝《实录》一卷，正襟端坐，全神贯注。一旦读到自己的行政措施有什么与祖先不一样的地方，就毫不犹豫地立刻改正。嘉庆二十年（1815年），有人告发礼亲王在府内拷打民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皇帝大怒，命革去王爵，圈禁三年。命令发布一年后，他早起读康熙《实录》，内有一郡王打死平民被革去王爵并免其监禁的记录。皇帝发现他的处罚比康熙为重，当天即决定“敬承家法”，将礼亲王释放。皇帝的“守成”，严谨如此。

“守成”思想使皇帝失去了面对现实的能力。他拒不根据物价上涨水平提高官员的工资，以致贪污问题越来越严重。他以反对言利和防止聚众滋事为由，严禁各地开矿，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从表面上看，皇帝正一板一眼地步前辈的后尘，而实际上，却恰恰与祖先的施政精神背道而驰。

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已经遗落了民族精神，嘉庆皇帝强调“国语骑射”的声调之高却一点也不亚于祖先。皇帝曾传谕全体官员：“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以清语骑射为重。圣谟深远，我子孙所当万世遵守。”只不过，这个完全汉化了的皇帝已不能理解祖先们强调“国语骑射”的深远用意，他仅仅把这一要求当成了一个僵硬的教条。

虽然整个满族已经放弃使用满语，嘉庆依然遵循祖制，坚持要求满族大臣们奏事之时，用汉语和满语各写一份奏折。虽然他也知道满语的那一份通常都是对汉语的生硬、错误百出的翻译，因此也从来不读，但是这个规矩还是一直严格地坚持着。

骑射传统也认真地坚持着。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传统，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对于这条沿袭已久的祖制家法，嘉庆帝当然要亦步亦趋，他说：“顺时行围，典不可废。”虽然对打猎没有什么兴趣，嘉庆皇帝却还是严格遵循先祖留下的成式，每年都进围场。不过在祖先们是享受的行猎，在他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这个守成皇帝打猎的路线及时间经严格规定，每年都绝不变化，也从不会因某处景致诱人而多停留一会儿。

失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之后，无论是苦学“国语”还是勤习“骑射”，都不能给他的躯体里贯注祖先们的生机勃勃的野性。在满族皇帝中，嘉庆皇帝第一个出现了精神颓唐、意志衰退的现象。祖先们的政治文告中充满了自信、果断、坚强，而在嘉庆二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大臣们却经常听到他的叹息，甚至还有哭声。

嘉庆一朝，不但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而且政治纪律极度松懈，出现了许多离奇事件。嘉庆十八年（1813年），数百名本属乌合之众的天理教徒，在太监接应下，居然手持木棍大刀顺利杀进皇宫大内，“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这一打击让这个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勤政了十八年的模范皇帝备感震惊、委屈和困惑。皇帝写了“罪己诏”，回想自己十八年的辛苦，不禁“随笔泪洒”，痛哭失声：“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弊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竭力尽心，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随笔泪洒通谕知之。”

这样软弱无力的指责在皇帝的诏书中不止一次出现。在诸臣的奏折上，皇帝的批评经常如同怨妇一样，委委屈屈、啰啰嗦嗦，然而，皇帝很少有气魄振作起来，对那些问题痛下杀手，彻底整顿。终嘉庆一朝，许多政治举措都是有始无终，不了了之。因此，嘉庆朝的政治怪象也就继续层出不穷。到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兵部失印案。堂堂大清兵部，官印竟然在匣内不翼而飞，负责官员发现了之后也不上报，而是将几个铜钱装在印匣内蒙混，直到半年后才被发现。

政风甚至衰颓到让皇帝想“守成”都守不成的地步。比如延续了一百多年的秋狩制度，最终就是在嘉庆朝终止。原来，由于管理围场的官员不断盗卖围场中的木材，再加上由于缉查松弛，偷偷进入围场私伐林木、捕猎野兽、割取鹿茸的老百姓越来越多，致使林木日益稀少，牲兽锐减。嘉庆第一次打猎时，数千人忙了一整天，只打到两只狍子。到了嘉庆后期，曾经野兽成群的偌大围场已经野物无踪。皇帝打了一整天经常是白忙活。没有办法，这个祖宗成例只好寿终正寝了。

皇帝二十几年如一日，效仿祖先，每天四点就起床，从来不敢歇息一日，可是天下却在他手里变得如此千疮百孔，他这个皇帝当得如此丢人，也难怪他心灰意冷，意倦神疲。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

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

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二十几年帝王生涯，对这个懦弱的人来说，简直如同受了二十几年的罪。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皇帝带领诸子孙在威逊格尔行围。十岁的小孙子绵宁在老皇帝面前引弓搭箭，居然一举中鹿。老皇帝喜不自胜，赋诗一首，中有“所喜争先早二龄”一句，意思是他本人十二岁初次随康熙行围，射中了一只熊，而小孙子初次中鹿的年龄比他还小两岁，看来大清朝一代更比一代强，诚可谓后继有人啊！

老皇帝的鼓励大大激发了小皇孙学习武功的积极性，嘉庆帝的这个长子看来确实继承了爱新觉罗氏的武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徒攻入宫中时，绵宁正在上书房读书，闻变携鸟枪出视，立于养心殿阶下，连发两枪，击中两名已经爬上房顶的教徒，致使教徒们军心大乱，终于失败。嘉庆帝在回京途中得此报告，欣慰不已，立命封绵宁为智亲王，增俸一万二千两，连他所用的那只枪也赐名曰“威烈”。从那个时候，天下万民就已经知道谁是下一代储君了。

这个后来的道光帝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相当专业的武术家，他创制过一套新刀法，名曰“二百连环刀”。对于火器，他也十分精通，曾经在奏折上与臣下讨论鸟枪的用法：“鸟枪非炮可比，不必论以轻重。朕自幼练习，深其此法。五斤至七八斤均可，全看人技艺如何。……打枪之法，全在随机智巧，非靠膂力也。”词句之间可见他的内行。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喜欢与人们开玩笑。大清朝就是在这个颇为精通武功的道光皇帝手里，遭遇到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在鸦片战争中，道光皇帝的军事知识没能给他一点帮助。他的指挥如同盲人摸象，破绽百出。

当然，鸦片战争的失利不应完全归到道光皇帝身上。鸦片战争前清朝闭关锁国政策导致的对西方世界茫然无知，不应由道光负责。战争中由于对洋人缺乏了解，他只能以传统的武器和战术抵御新敌，也势在必然。因此，他败得情有可原。

我们真正无法原谅的是这个武术家在战败之后的表现。他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争强好胜、知耻后勇的祖先精神，没有表现出一点早期爱新觉罗氏应对变局时的灵活、机敏和睿智。这个乾隆皇帝寄予厚望的孙子的表现，只能用“麻木”二字来形容。

皇宫内院整洁漂亮的操练场上一板一眼培养出来的武术家和原始丛莽中生长出来的武士，虽然都手持刀枪，但思维方式和精神气质是不一样的。道光帝“守成”思想之坚定，甚至超过了他的父亲。一即位之时，他即宣布：“祖先定下的规模制度，都清清楚楚地载在典册当中，我何敢有一点点更改？一心一意遵守祖宗成法，还怕遵守不好，怎么敢在施政中掺进自己的好恶？”虽然到他手里，大清朝已经破烂不堪，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除了“守成”之外，还有另辟新局的可能。《宣宗实录》总结他的一生说：“皇帝一生经常诵读祖宗实录，一举一动遵循前规，极少进行更改。”

本来，鸦片战争的结局，对道光皇帝来说，对整个中国来说，该是创深痛剧的。大清开国以来，列祖列宗从未遭此耻辱。父亲嘉庆朝出现的种种败政，与他的失败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在这种情况下，他理应睁开眼睛，仔细打量打量这个陌生的敌人，幡然变计，有所作为。可是，从战争结束到道光逝世的整整八年，我们却没有看到他对西方入侵这“千古未有之变局”采取过任何有针对性的措施。不错，他也一再下诏练兵设防，修葺炮台，整顿吏治，图谋挽救。可惜这些措施没有一项超出战前所有诏令，从中看不到一条是由战败得到的启示。不仅林则徐那些探询西事、翻译西书没有引起道光的注意，连影响日著的《海国图志》也被无视，他不仅未能循战争的败征追踪事变的由来，连五口开放的动向也未触动他的心思。儒学的静止世界观牢牢控制了他的大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硬信条让他彻底丧失了现实感，丧失了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满族人的后代，至此已经变得比明代后期的那些脑满肠肥的皇帝们还颟顸无用，因为他们的“四书五经”背得比明代皇帝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