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张宏杰)_第一编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第九章平民的盛世：宋代（2 / 2）_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除了从武勇变得文弱，宋以前的中国和宋以后的中国还有另一个不同，那就是从“贵族一士族”社会，变成了平民社会。

在宋代以前，贵贱之分严明，高门大户往往能传递几百年，底层百姓也永远安于被剥削的命运。而从宋代开始，这一定势被打破了。“贫富无定势，富儿更替做。”富家大族的传递变得极为困难，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富不过三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这种情况下，阶层之间不再有明显界限。郑樵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开始融合，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境界。

这一切发生的第一个原因，是从中唐到五代一百多年的战乱，使得整个社会天翻地覆，那些从汉代传到唐代的相沿几百年的世家大族在这个空前的乱世中，终于被毁灭了。特别是五代的极度混乱，如同一个炒锅一样，将社会各个阶层颠簸出原来的轨道，上下颠倒，贫富易位。无数个积累了几百年建起的藏书楼被一把火烧掉，相守了无数世代的大家族分崩离析，原来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或死或逃或成为乞丐奴仆，士族阶层连同他们创造的士族文化在整体上被毁灭了，社会成了一锅原子粥。

第二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科举制的成熟。

隋炀帝创建进士科，标志着门阀士族制度的瓦解。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虽然科举发明于隋，实行于唐，但科举在隋唐两代都没能成为入仕的最主要途径。隋唐为了保证当朝权贵和高官子弟的特权而创立了门荫制度，就是说高官和贵族及五品以上官员子孙，都可以根据他们父祖的身份，直接授以不同的品阶。况且隋唐两代教育并不普及，只有上层社会才能获得较好的教育环境，因此中举者基本上也都是士族。因此，唐代基本上还是一个半世袭的士族社会。

而到了宋代，科举制才真正成为入仕的最主要渠道。宋朝皇帝们的制度设计，是使全社会通过文字而不是刀枪进行竞争。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将其他功名利禄之途关闭，只留下科举这一扇门。赵匡胤和他的弟弟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他们不仅废除了唐代由当朝显贵公荐举人的惯例，而且打破了唐代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让所有人都能走进考场。在宋代，只要不是残疾之人，皆可应举，甚至以屠牛为业者，也能赴试。对于那些拿不起路费的穷人家孩子，国家还给他们应试补贴，“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公家”。（《燕翼贻谋录》卷一）因此宋代科举录取人数大大增长。唐代进士平均每年录取不过二三十人，宋代翻了十倍，平均每年二百多人。太宗在位二十一年，由科举为官者近万人。仁宗在位四十一年，仅进士出身的官员就有四千五百一十七人。可以说，宋代政府是一个权力开放型的政府，每个智力正常的男人都有可能通过笔头子为自己博取一个官位。

在唐代称一时名宰者二十三人中，绝大多数出身士族。而北宋的七十一名宰相中，除赵普等四人为开国功臣任宰相外，只有三人不由科举而任宰相，其他六十四名均为进士或制科出身。所以宋人不再喜欢象征贵族的牡丹，而是欣赏起代表平民的朴实的枣花。王溥的《咏牡丹》诗，辞句浅白而寓意鲜明：“枣花至小能成实，桑叶虽柔解吐丝。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

历史学家大多承认，从唐到宋，是中国历史的一次极为重要的转折，其重要程度，可以与从战国到秦朝的更迭相比。

钱穆先生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孙国栋在《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中说：唐代以名族贵胄为政治、社会之中坚；五代以由军校出身之寒人为中坚；北宋则以由科举上进之寒人为中坚。所以唐宋之际，实贵胄与寒人之一转换过程，亦阶级消融之一过程。深言之，实社会组织之一转换过程也。

平民社会在政治结构上的主要特点，是皇权独尊。到了宋代，政治权力全归天子所有，不再有可与政府相抗衡的庞大家族，君主独裁统治正式开始。因为不再有贵族和皇帝相抗衡，所以赵匡胤才可能随心所欲地对传统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以进一步强化皇权。北宋皇权之重导致了中唐之后难得的政治稳定，一百六十多年中不但不再有贵族与之相抗衡，也不再有权臣、外戚、宦官的威胁。即使在仁、哲、徽三帝前期母后掌权的情况下，外戚也未能把持朝政。

平民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更多的智力资源被激活，社会变得更平等、更合理也更有效率，因此迸发出来的活力是以前的时代不可比拟的。科举变成了选拔人才的独木桥，这一政策使宋朝人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读书。宋朝儿童启蒙读的《神童诗》，一开头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此，宋朝的识字率、教育普及率大为提高。

深厚的文化基础、安定的环境、优厚的待遇，使宋代成为一个文化异常发达的文质彬彬的朝代。明代著名文学家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太史苏平仲文集序》）“唐宋八大家”，宋居其六。《全宋诗》的作者近万人，是《全唐诗》的四倍。宋词更是宋代文学最辉煌的代表，苏轼、辛弃疾、姜夔等词人成为后世不可能超越的顶峰。宋代的哲学、绘画、雕塑、瓷器等，在文化上也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高峰。

宋代文化与以前历代最大的不同，是雅文化从俗文化中吸取了大量营养，中国文化头一次出现大众化和世俗化倾向。随着科举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上层文化扩展到全社会，宋代平民百姓比其他朝代的人更为彬彬有礼，连市井小贩说起话来，都带着几丝文绉绉。与此同时，随着底层成员通过科举不断涌入上层社会，富于生活气息的底层文化与高雅的上层文化也开始大面积交融。在宋代以前，中国文学一直用典雅的文言文进行创作，宋代则开了以口语化的民间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先河。小说、评书、戏剧等俗文化在有宋一代蓬勃发展。宋代雅文化从俗文化中获得大量灵感。比如苏东坡就非常善于运用街谈市语：“如街谈巷说，鄙俚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市民文化的活泼自然激活了一定程度上已经僵化的雅文化，使宋代的上层文化富于生活性、感染力。宋代书法从以前庄严刻板的碑书变为更自然洒脱的帖书，士大夫绘画首次出现了百姓的货摊、城中的店铺、市民的生活，比如李嵩的《货郎担图》、王居正的《纺车图》以及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宋词更是将士大夫语言和民间语言融合起来，柳永等人的词受到上下层社会的共同欢迎，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如果有人问我中国哪个朝代最适合穿越回去生活，我的答案是宋朝。因为大宋的市井文化悄然崛起，可以提供更适合普通人的文化娱乐。在瓦市勾栏中听评书，看杂技，在州桥夜市煎茶斗浆，在相国寺内品果博鱼……以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水平欣赏汉唐大赋之类的贵族文化无疑有些吃力，但如果穿越回宋代就可以找到种种平民化的文化享受。

许多学者都说，宋朝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比唐代还伟大。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金明馆丛稿二编》）李约瑟博士说，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科学技术史》）确实，从许多数字指标看，在唐代臂膀上建立起来的宋代，许多方面远远超越了唐代。唐朝中国人口最多时才五千多万，而宋朝人口超过一亿。“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活字印刷、指南针和火药出现在宋朝。有学者认为宋仁宗时期，宋王朝的GDP占当时全世界GDP的65%。综合各个角度，宋朝在历代王朝中确实是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繁荣鼎盛朝代。

当然，宋代之所以能取得以上成就，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因素是统治者的开明。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说，“君主在中世虽然居于代表贵族的位置，但到了近世，贵族没落，君主再不是贵族团体的私有物，他直接面对全体臣民，是他们的公有物”，在平民社会，君主的个人价值取向，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影响更为直接。

虽然为了一家一姓利益，把脑筋动到极致，但是赵匡胤在后人的印象中并不是一个自私、冷酷的人。事实上，“开明专制者”这个词用到他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的审时度势能力，他的自知之明，在历代皇帝当中除唐太宗外无人能及。

在抑武的同时，宋代大力崇文。既然不靠武将，那么就必须依靠文臣。虽然对文臣不忘防范，但是与对武将的恐惧和厌恶比起来，赵匡胤对文人们的提防心却小得多。在与宰相赵普的一次谈话中，赵匡胤曾这样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文臣的理性和谨慎显然更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文臣饱读诗书，熟悉历史上安危治乱之由，可以给统治者提出更为合理的建议。他们治理地方，比武将更有办法，更有条理。与此同时，文人胆子小，就是做得再出格，其破坏力也不过是武人的百分之一。所以，宋代统治者对文臣特别信任和优待。据说赵匡胤曾立下誓碑：“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有宋一代，确实基本没有杀戮过士大夫。宋人在怀念赵匡胤时，最常提到的是他对文臣特别优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宋太宗进一步提高了文臣的待遇，确保他们都能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并使“与士大夫共天下”成为北宋帝王与大臣的一条不成文约定。宋代文官即使受到处分，也不过是贬官而已。因此宋太宗自己曾经总结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六月戊申）宋代文人则说：“待士大夫有礼，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贵耳集》卷2）在经历了百年武人的摧残和压制后，到了宋代，士人们终于遇到了文化的春天。

宋代皇帝们在士大夫面前一直保持着谦逊的传统。有一次，名臣程颢与宋神宗一起讨论人才问题。宋神宗说，现在天下人才太少了，“朕未之见也”。程颢一听大不高兴，当场指责皇帝：“陛下奈何轻天下士？”您怎么敢这么轻视天下读书人？宋神宗马上“耸然”连声道：“朕不敢！朕不敢！”（《河南程氏外书》卷）南宋宋高宗在聊起学问时，则明确承认：“朕学问岂敢望士大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三月癸酉）这既说明皇帝有自知之明，又说明他在文臣面前刻意采取低姿态。

宋代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地位，通过这样几个故事就可以看出：

宋真宗有一次遣使持亲笔诏书来见宰相李沆，诏书的内容是封刘氏为贵妃。李沆认为这个命令于理有违，竟当着使者的面，把皇帝手诏烧掉了，并且让使者传话：“但道臣沆以为不可。”此事遂罢。（《宋史》卷282《李沆传》）

北宋名臣韩琦有一次在和神宗聊天时，曾经说：“先帝，臣所立；陛下，先帝儿子，做得好，臣便面阔；做得不好，臣亦负惭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己酉）俨然以皇帝的恩人长辈自居，但无论皇帝还是在场的大臣，居然都不认为这是跋扈之举。

在这种尊重文臣的氛围下，宋代形成了朝省集议制度，即集体决策制，就是遇到重大问题，一定要文臣百官一起开会，商量解决，皇帝虽然手握全权，并不干纲独断。所谓“国朝以来，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议之，不然犹使各条具利害，所以尽人谋而通下情也”。（《却扫编》卷中）有的决策，朝廷甚至会邀请平民参加，形式有如今天的政策听政会。比如陈恕为三司使时，“将立茶法，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宋史》卷267《陈恕传》）熙宁年间，“其议财也，则商估、市井、屠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

尊重文臣的效果非常明显。北宋士大夫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

在权力体系中占据如此巨大的优势，使得士大夫群体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王安石诗中豪迈地宣称：“男儿独患无名尔，将相谁云有种哉！”因此，士大夫也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联系在一起。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正是士大夫这种责任意识的真实写照。王禹偁诗云：“男儿得志升青云，须教利泽施于民。”

（《对酒吟》）在国步艰厄之时，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他们对国家和民族，也确实尽了自己的心力。

有了“不死”这一保障和“与皇帝共天下”的责任感，宋代大臣的胆子都相当大，在皇帝面前敢于直言。建隆元年的一天，宋太祖正在后苑弹雀，一位官员称有急事求见。赵匡胤急忙跑出来接见，却发现所奏不过是平常之事。太祖很不高兴，说，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急事，却害得我停止弹雀跑出来一趟。那位官员说：“臣以为尚亟于弹雀！”武人出身的赵匡胤勃然大怒，顺手抄起一家伙事儿砸在大臣嘴上，打落两颗牙齿。那位大臣拾起牙齿，装入怀中。赵匡胤骂道：“汝怀齿，欲讼我乎？”你还想告我吗？大臣不急不忙地说：“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赵匡胤一听马上冷静下来，立即换了副笑脸，给这位大臣赔了不是，并且赐金帛以表歉意。

宋太宗时期，进谏之风更炽，有一个小小的县尉竟然上疏，说皇帝的后妃太多了，应该减少点。皇帝听了，感觉自己很委屈，他对大臣说：“内庭给事二百人，各有执事，而洒扫亦在其中，若行减省，事或不济，盖疏远之人所未谙耳。”就是说，加上扫地的做饭的，我后宫一共才有二百人。要是再减少，人手就不够用了。地方小官，对宫内情况不了解啊！宰相想以“妄言”罪处理此官，太宗却说：“以言事罪人，后世其谓我何？小官敢论宫禁之事，亦可嘉也。”

宋真宗时，因为国家救灾不力，田锡曾这样批评皇帝：“陛下为民父母，使百姓饿死，乃是陛下孤负百姓也。”宋真宗并不以为冒犯，反而听取他的建议。漳州通判王迈更为离谱，居然敢对着宋理宗破口大骂他老爹宋宁宗：“天与宁考之怒久矣。曲蘖致疾，妖冶伐性，初秋逾旬，旷不视事，道路忧疑，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隐、刺覆绝，攸、熺尊宠，纲沦法斁，上行下效，京卒外兵，狂悖迭起，此天与宁考之所以怒也。”话说到这个上，即使在唐朝，可能也要掉脑袋，在宋朝却安然无恙。王伯大则干脆直接骂宋理宗是暴君昏君：“陛下亲政，五年于兹，盛德大业未能著见于天下，而招天下之谤议者何其籍籍而未已也？议逸欲之害德，则天下将以陛下为商纣、周幽之人主！”如此大逆不道之言论居然也没有受到严厉处理。宋高宗时，更有监察御史方庭实对皇帝宣传民主理念：“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皇帝也没能拿他怎么样。这种“容受谠言，养成臣下刚劲之气”的做法，成了宋代的一种政治传统。

宋代皇帝的理性，还表现在社会管理特别是舆论管制的宽松上。

宋代的读书人言论自由度很大，可以随便批评时政。比如郓州“郓俗士子喜聚肆以谤官政”。没事聚在一起批评官府、谈论政治是郓州读书人的最大爱好，有人甚至敢于当面给官员起外号，也从来没有人被跨省、被“诽谤罪”。

宋真宗时，有一年大旱，宰相王旦在下朝回家的路上，“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号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劳极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经掷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将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过，彼何罪哉？’乃命释之”。

也就是说，有一个叫王行的读书人，在路上指着宰相大骂：“老百姓都过不下去了，你还领这么高工资，你好意思吗？”拿着书本朝王旦砸去，正好打到脑袋上。宰相的左右人等上前抓住王行，想要送官，王旦却说，他说的有道理，把他放了。

宋仁宗时，四川有一个老秀才怎么也考不中进士，一着急居然献诗给成都知府，说：“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也就是鼓吹知府分裂割据，起兵造反。成都知府立刻将其逮捕上报，宋仁宗看来却只是哈哈大笑：“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既然你那么想当官，就给你个官当当吧。结果这位老秀才到任不足一年，“便惭恧而死”。

宋代社会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文艺界经常上演讽刺现实的剧目。比如“参军戏”就专门讽刺“龌龊无能”“昏不任驱策”的庸官，以及“诛求刻剥，猥迹万状”的贪官。朝廷对此没有限制，既然老百姓爱看，就可以随便演。甚至宫廷内专门给皇帝演出的戏班也编了不少讽刺现实、拿宰相开涮的小品。王安石变法之时，著名的小品演员丁仙编了小品，专门讽刺王安石的新法：“丁使遇介甫法制适一行，必因燕设，于戏场中乃便作为嘲诨，肆其诮难，辄有为人笑传。”刚强暴烈的王安石十分生气，“因遂发怒，必欲斩之”。结果宋神宗偷偷命人把丁仙送进自己弟弟的王府保护起来。宋高宗时，有人编了一个讽刺秦桧走后门让儿子成状元的节目，“四座不敢领略，一哄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谴罚”。秦桧也无可奈何。宋徽宗看戏时，戏子在戏中公然批评朝廷政策乖张，“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宋徽宗听了，“为恻然长思，弗以为罪”。

宋代人还享有空前的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宋代是印刷术迅速发展的时期，宋人出书，可不需要什么书号。明人胡应麟曾言：“雕本始唐中叶，至宋盛行，荐绅士民，有力之家，但笃好则无不可致。”只要有财力，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出版书籍。宋代还出现了报纸，专门报道朝中政治消息。最重要的是官办的报纸：“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此外还有许多民间的小报，称作《新闻》：“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南宋时，小报已经成了最迅速的消息来源：“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也。比年事有疑似，中外未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召，某人被召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都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也就是说，小报登的是谁谁被召入宫中，谁谁被罢了官。朝中公文还没下发，小报就已经先注销来了。当然，有一些消息缺乏准确性，“其说或然或不然”。由此可见宋代也没有新闻审查制度。小报因为需要量大，发展极快，甚至有了自己的传播系统和专业“报料人”“记者”：“近年有所谓小报者……访闻有一使臣及合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由于消息新奇快捷，发行面广，势头甚至压倒了政府发行的朝报，因而大赚其钱，成为我国最早的新闻产业。

另外宋人还享有广泛的结社自由。只要不拿武器，政府保证人民的结社集会自由，从不加以干涉。所以，宋代人享有的各项基本人权，是后世许多时期无法比拟的。《历史研究》的作者，著名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