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了，”南希说，声音轻得不能再轻，“那么就是一对儿了。你跟泰莎。”

“是经济大萧条使得一切都停了下来。”奥利说。

他接下去说，他这句话的意思是，绝大部分的资金，自然也包括那些专门的拨款，都萎缩掉了。专款指的是科研费用。而且在看法上也起了变化，那些科学团体必定是认为他们玩的是骗人的法术因而疏远了他们。有些实验倒还继续进行了一段时间，不过都是胡乱应付的，他说。即使是那些似乎最感兴趣的——最最投入的——跟他联系的人，奥利说。倒好像不是他主动去与他们联系的似的。那些人是最先联系不上的，干脆不回你的信或是不跟你见面，直到最后终于让他们的秘书给你发来一封短信，说整件事情已告结束。风头一变，他和泰莎就被这些人视作垃圾，看成是麻烦和骗子。

“那些大学者，”他说，“在我们吃了那么多苦，听由他们任意摆布之后，我算是看透他们了。”

“我还以为你们主要是跟医生们打交道呢。”

“有医生。有企业家。也有科学家。”

为了把他从积怨与气恼的岔道上引领出来，南希便问起做实验的事来。

大多数的实验都是通过纸牌来做的。不是普通的扑克牌，而是特殊的“超感知觉”牌，有它们自己的标志：一个十字架、一个圆圈、一颗星、几根波纹线条、一个方块。他们会把每种标志的一张牌面朝上地放在桌子上，其他的牌洗乱后面朝下地放着。泰莎得说出她面前哪张牌的标志与哪摞牌最上面一张的相一致。这是睁开眼的实验。蒙住眼的实验也是一样的，除了那五张牌也是面朝下放的。其他的实验难度就越来越大了。有时候要用骰子，或是硬币。有时候什么都不用，除了脑子里的一个形象。脑子里一系列的形象，连一个字都不写下来的。审查对象和审查者在同一个房间里，或是在不同的房间里，甚至是隔开四分之一英里。

然后再拿泰莎的成功率来与一般人碰巧会获得的概率作比较。一般来说，研究者相信普通人猜中的或然率是百分之二十。

房间里除了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盏灯，别的什么都没有。简直就是一间审讯室。泰莎每回出来都像是给挤干了似的。那些标志一连好几小时都纠缠着她，不管她朝什么方向看去。她开始有头疼的毛病了。

而且也并未能得出明确的结论。各种各样的反对意见都涌现出来了，倒不是针对泰莎的，而是质疑检测工作中存在着漏洞。据说人总是有偏向的。比如，他们在往上捻着掷一枚硬币时，多数的人都是猜“脑袋”而不会去猜“字儿”的。大家都是会这样的。诸如此类的看法。再加上他前面所说到的大气候问题——那种知识界的大气候，于是这样的检测就被归到儿戏一类的事情里去了。

天黑下来了。“休息”的牌子已经挂在餐馆的门上。账单上的字奥利半天也看不清楚。原来他上温哥华来检查身体是与眼睛有关的。南希笑出声来，一把将账单抢了过去，把钱付了。

“自然得由我来付——我难道不正是那种所谓的有钱寡妇吗？”

接着，由于他们的话还没有说完——离理出个头绪来还早着呢——他们走过去几条街来到一家叫“丹尼”的咖啡馆，进去喝咖啡。

“也许你想去一家更新潮些的地方？”奥利说，“你是不是有意想喝点儿酒？

南希赶紧说她在船上喝下的酒够她受用一段时间的了。

“我过去喝的够我受用我余生的了，”奥利说，“我戒这玩意儿已经戒了十五年了。十五年又九个月，说得更准确一些。但凡遇到以月为单位来计算的，你可以吃准他必定是个老酒鬼。”

在做实验的阶段里，有几个通灵学家和他与泰莎结交成了朋友。他们逐渐认识了一些靠自己的能耐混饭吃的人。不是靠所谓的科学基金，而是靠他们所称的算命，或者说看透别人的心思、心灵感应术，或是心理娱乐。有些人在一个人气旺的地段立住了脚，经营着一整幢房子或是一个店面，能够维持多年。那些人干的是给予私人指导、预测未来，或是占星算命的活儿，另外还兼带作些治疗。有些人则是从事于公开表演。那也许就意味着与肖托夸式⑩ 的演出挂钩了，那样的演出里无所不有，有做报告的，有朗诵或演出莎剧片断的，也有唱歌剧的，还放各地风光的幻灯片（教育性的而不是耸人听闻的那种），此外也举办档次较低的狂欢节，那里面大杂烩似的，既有滑稽戏、催眠术表演，也有用蟒蛇缠住身体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自然，奥利和泰莎愿意认为自己是属于前面那高档一类的，他们脑子里想到的确实是教育而不是什么感官刺激。可是在那里也仍然是时运不济。那种高级的演出几乎已经无人问津。只要打开收音机，你就能听到音乐并接受到相当程度的教育，而风光照片呢，你想看多少都能在教堂的门厅里见到多少的。

他们发现，唯一可以弄到些钱的办法就是参加到巡回演出的队伍里去，在市政厅礼堂或秋季集市上演出。他们与催眠术家、蟒蛇美人、耍嘴皮子的独白演员和用羽毛盖住私处的脱衣舞娘一起演出。那样的演出也渐呈衰颓之势，幸亏战争临近才使它们有点儿起色。它们的生命可以说是人为地被延长的，因为汽油配给，人们无法到大城市的夜总会里去玩，无法上第一流的电影院里去看电影。当时电视还未普及，人们无法躺在家里的沙发上享受让人看得目瞪口呆的魔术特技。等到了五十年代初期，出了艾德·沙利文⑪ ，等等等等——路就真的走到头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的时候观众还是不少的，甚至都会客满——奥利有时很感到得意，用一篇真诚却很激动人心的小演讲就能把观众煽动起来。很快，他就成为演出的有机部分了。他们得把表演搞得更有煽动性一些，要比泰莎独自一人演出更有戏剧性和刺激性一些。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必须考虑。她倒是顶得住的，就她的神经和身体耐力而言，可是她的各种力度——不管它们是些什么，却并不总是那么靠得住。她开始犹豫不决起来。她必须得集中精力才行，要在以前，这样的情形是从来也没有出现过的，而现在，即便是集中了精力，还常常不起作用。她的头疼毛病还一直纠缠着她。

大多数人的猜疑还是对的。这样的表演里充满了花招，充满了弄虚作假，充满了欺骗。有时候，从头到尾，整个儿都是假的。可是人们——大多数的人——还是希望有时候玩的是真把式。他们希望不全是蒙事儿。像泰莎这样的表演者，她们的确是真诚老实的人，知道观众这样希望而且也非常能理解——有谁比她们更能理解呢？——因此她们开始运用花招和一些常用的手法，以保证得出正确的结果。因为每天晚上，每天晚上，你都必须得保证能出这样的结果呀。

有时候，所用的手段很粗糙，明显得像被锯成两半的女子所躺的箱子里那片虚假的隔板一样。一个隐藏的话筒啦，更多的情况是用一套密码，在台上的表演者和地板底下那个合作者之间。这些密码可能是他们二人之间的一种默契。这绝对是一种高明的艺术，是从来都不形诸文字的。

南希问，他的密码，他跟泰莎之间的密码，本身也是一种艺术吗？

“有整整的一套呢，”他说，他的脸变得明朗起来了，“它们之间有很细微的差别。”

接着他说：“实际上我们也是可以装得很花哨的。我还有一件黑斗篷，我穿着——”

“奥利。真的呀。一件黑斗篷。”

“绝对是的。一件黑斗篷。而且在泰莎被蒙上眼睛之后——由观众中的一位来蒙，以显得这里面没有猫腻——我还会叫一个志愿者上来，把斗篷脱掉围在他的身上，接着我便对泰莎喊道，‘我把谁裹在斗篷里啦？’或者是，‘在斗篷里的人是谁呀？’我也许用‘大氅’这样的说法。或是‘黑布’。要不就是，‘我逮到谁啦？’或是‘你瞧见谁啦？’‘头发什么颜色？’‘高个儿还是小个儿？’我可以以不同的用语来示意，我也可以用我的声音的抑扬顿挫来表示。总之接下去玩的小花招多了去了。这只不过是我们开球的第一脚。”

“你应该把这些都写下来的。”

“我原来是打算这么做的，我想写一些抖爆内幕的材料。可是后来我又想，谁又会感兴趣呢？有人愿意受到愚弄，有人不愿受到愚弄，他们愿意怎么样都并不需要有证据。我想到另一件可以做的事情是写一本推理小说。我会有很自然的背景。我想那样我们会弄到很多钱，而我们也可以歇手不干了。另外我还想过可以写电影脚本。你看过费里尼的影片吗——”

南希说没有看过。

“胡扯八扯，反正是。我不是指费里尼的电影。我是说我脑子里的想法。当时的打算。”

“跟我说说泰莎的事吧。”

“我肯定是给你写过信的。莫非我没写？”

“没有。”

“那我一定是给威尔夫写了的。”

“我想他必定会告诉我的。”

“好吧。也许我没有写。也许我当时情绪实在太坏了。”

“是哪一年的事？”

奥利记不得了。朝鲜战争还在打。总统是哈里·杜鲁门。一开始泰莎似乎是得了感冒。可是她没有好起来，身体却越来越虚弱了，而且身上布满了神秘的淤血。她得了白血病。

他们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在一个小镇上耽搁了下来。他们原来希望冬天之前能到加利福尼亚去的。可现在，他们甚至都到不了他们计划之中的下一站。和他们一起同行的人自顾自继续前进了。奥利在镇上的广播站里找到了一个工作。他在跟泰莎一块儿表演的时候倒是把嗓子练出来了。他在电台里读新闻稿，也播发了不少广告。有的广告词还是他写的。他们那里正式的播音员因为酗酒，进了医院在接受一种什么黄金⑫ 疗法。

他和泰莎离开医院，搬进了一处带家具出租的公寓房。自然，这里没有空调，不过幸运的是，房间外边有个小阳台，正好还有一棵树可以遮荫。他把躺椅推到阳台上，让泰莎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不想再带泰莎上医院了——这里面自然有费用的问题，因为他们是什么保险都享受不了的——不过他也想到，她在这儿更加安静，可以欣赏树叶的抖动。可是到后来他只得让她进屋里去了，又过了几个星期，她便去世了。

“她就葬在那个地方吗？”南希说，“你就没有想过我们可以寄钱给你们？”

“没有。”他说，“这是对你两个问题共同的回答，我的意思是。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我将她火化了。我偷偷地把骨灰带出镇子，又好歹来到了海岸边。那实际上是她关照我做的最后一件事了，她要火葬并且要把骨灰撒到太平洋的波浪上去。”

那就是他所做的事情，他说。他记得那片俄勒冈的海边，在大海和公路之间有条狭狭的土地，清晨时有雾，天气阴冷，海水腥味很浓，已有波涛发出了阵阵凄凉的呜咽声。他脱下鞋袜，卷起裤管，

水进入海中，海鸥追逐在身后想知道他是不是给它们带来了什么。可是他所有的仅仅是泰莎。

“泰莎——”南希说。可是她说不下去了。

“这以后我成了一个酒鬼。日子也还算过得去吧，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如枯木。一直到我实在不得不从那里挣脱出来为止。”

他没有抬起头来看南希。出现了一个沉重的时刻，在此期间他一直摆弄着烟灰缸。

“我猜想你是发现了生活还在继续前进吧。”南希说。

他叹了口气，既有自责也有轻松之感。

“话说得够刻薄的，南希。”

他驱车把她送回她所住的旅馆。车子排挡那儿发出了各种各样的咣当声，整辆车子则不断地在抽搐和颤抖。

这家旅馆并不特别高贵豪华——门前没有门卫，朝里望进去也见不到什么小山般隆起的热带食虫花卉——可是当奥利说，“我敢说好久以来都没有一辆更破旧的老车开到这儿的门口了”，南希不由得扑哧一笑表示同意。

“你要搭的轮渡什么时间开？”

“错过时间了。早就开掉了。”

“那你打算上哪儿去过夜呢？”

“马掌湾那儿有些朋友。我也可以将就着在这车子里睡一夜的，如果我不想吵醒他们的话。以前在车子里过夜也不止一次了。”

她的房间里有两张床。两张单人床。如果拖他进去，说不定她会遭几下白眼的，不过她当然受得了。因为事实本身跟别人可能会设想的大相径庭。

她作准备似的吸了一口气。

“不了，南希。”

在整个过程中她一直在等待他说一句真话。这整个下午，或者说，其实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她都一直在等，现在他终于说了。

不了。

这也可能被看作是对她并未真心提出的一个邀请的拒绝。它可能会伤害她，因为是那么傲慢与令人无法忍受。不过事实上，她所听到的词儿，是个清晰、温柔，而且在此时此刻与对她说过的任何一个词似乎都同样充满着理解的词儿。不了。

她知道她可能说出的任何话语的危险性。她自己的欲念的危险性，因为她并不真的明白那是什么性质的欲念，是为了满足什么的欲念。多年前他们曾因为羞于这样做而无所作为，现在肯定是更加不会做的了，因为他们已经老了——当然也并未老得那么厉害，不过已经老得会显得不怎么雅观并且荒唐可笑了。况且又是在一起度过了一段共同说谎的时间之后。

因为她也是说了谎的，用她的沉默。而且就暂时而言，她这个谎还得继续说下去。

“不了，”他又说了一遍，有点谦卑却没有什么尴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自然是不会有的。理由之一便是她回到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写信给密歇根州的那个医院查清泰莎以前的遭遇，并且把她带回到她所归属的地方来。

路会很好走，如果你熟知如何轻装上阵的话。

这张亚当和夏娃卖给她的字条一直留在她夹克的口袋里。当她终于将它掏出来的时候——那已经是回到家以后的事了，在没有再穿这件夹克的将近一年之后——她对印在上面的这句话感到困惑和心烦。

路并不好走。那封寄到密歇根州去的信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显然是该家医院已经不再存在了。可是南希发现还是有些线索可以追踪的，她也着手去探查。还有些机构需要去函查询，还有些档案得去重新找出来，如果可能的话。她并没有放弃。她不愿承认线索已经断了。

在奥利的这一头，她也许准备承认情况确实就是到此为止了。她往德克萨达岛发过一封信——心想有这样粗略的地址也就足够了，那儿又能有多少人呢？稍加打听还有什么人会找不到的呢。可是信退回到她手中，信封上写有几个字。已搬离。

她都不忍心把信打开再读一遍自己说了的话。必定是说得太多，她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