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人由于他们不断探索内在的自我，不断注视自己的灵性，因此与其他较古老、井然有序，可以预测的人，亦即健全的人，完全不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什么罪都犯不了。他们只例外地犯了罪，因为他们考虑罪、梦见罪，而且只要确定想犯罪就犯罪的可能性，就心满意足。这里含有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秘密，让我们试着探索他们的方式。

人类创制的一切事物，不论是文化、文明或秩序，都根据何事可为、何事不可为的约定而成立。那些位居动物与未来人类之间的人物，为了以高贵人的身份，来获取社会性，必须不断在自我内部压抑、隐藏，并否定许多事物——无限多之事物。人都沉溺于动物中、原始世界中，充满着动物性的利己主义，庞大、难以制御的冲动。这些危险冲动早已存在，而且经常存在。但文化、协定与文明却将它们隐藏起来，以致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从孩提时代，人们就已习得隐藏并否定这些冲动的方法。但任何一种冲动，都会呈现在亮处，任何冲动都生生不息，难以磨灭。任何冲动也都不会永远持续、永远变动，或永远高尚，任何一种冲动，就其本身而言，不能说好，也不能说比其他冲动坏。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文化都有比其他冲动更可怕、更须严禁的冲动。这些冲动是无药可救，须加以尽力克制的自然力。这自然力一旦复苏，这些冲动一旦不甘雌伏，一旦以其本身自然的狂热再度萌芽、成长，卡拉马佐夫兄弟即告诞生，一种文化、一种道德，一旦倦怠而动摇，异常而歇斯底里的人数就会增加。他们引发了奇妙的欲望，类似思春期的青年或孕妇，在他们灵魂中也会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冲迫感，由古老文化与道德观点而论，这只能说是恶。因为可用极强的，本能而素朴的声调说话，一切善意都变成可疑，一切法则都摇摇欲坠。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一切法则都可视为因袭，一切正人君子都可视为俗物。他们容易高估自由与异常，他们对自己内心的呼声太过熟稔。

但，我们绝不能说，从这些混沌灵魂中，必然会产生犯罪与混乱，应该给予这突如其来的基本冲动一个新方向、新名称与新评价。这样，新文化、新秩序与新道德才有基础。任何一种文化都不例外，我们不能杀害我们内部的基本冲动，不能杀害动物，否则，我们也难免一死。但我们可以导引它，镇压它到某一程度，使之为善服务，一如系劣马于好车。可是，“善”的光辉一旦蒙尘、衰退，冲动就难以拘轭，于是，文化崩解——大抵是逐步渐进的，正像“古代”的死灭需要若干世纪一样。

在濒死的古老文化与道德尚未被新的文化、道德取代之际，在这焦虑、危险、痛苦的过渡阶段，人们必须重新凝视自己的灵魂，观察动物在自我中垂头丧气，并承认自己有超道德的根源力。卡拉马佐夫兄弟就是这样被选择、被判决，也因此而成熟，被预定。他们相当歇斯底里，也很危险；容易变成禁欲者，也容易成为罪犯。他们只相信一切信仰的可疑性。

所有的象征都有成百的解释，每种象征都有其正确性，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有成百的解释，我的解释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人们在这书中遇见一个大转换时期，就会制造一个象征，建立一个图像，就像人在梦中描绘冲动与力量的图像一样，这些冲动与力量经常在自己内部互相争斗，又互相和解。

一个人能写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样一部书，真是奇迹。但这奇迹早已出现，我们都有充分的欲求，想解释这奇迹，并且想尽量完整、全面性地，透过这显而易见的魔术来读它。我这篇文章只是试图解释书中的一种思想、贡献与意念。

我绝不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表白的思想与意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所意识、所抱持的前提。其实，任何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与诗人，都无法把自己的幻想解释得一清二楚。

我想先指出，这部神秘的小说，人类的梦境，不仅展示出欧洲人正在跨越的关口，空无与万有之间的焦虑瞬间，而且处处让人感觉到、预感到各式各样的新事物。

就这点而言，伊凡这人尤其值得赞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近代的，能适应环境的文明人。同时也是多么冷静、幻灭、怀疑、倦怠的人物。伊凡在书中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温暖、越来越有意思、越来越显出卡拉马佐夫的血统。他创造了“大宗教裁判官”，他认为哥哥是杀人者，冷静地拒绝了兄长，又从轻蔑中深刻地感觉到自己的罪，被迫去弹劾自己。伊凡明显地体验了与潜意识作战的灵性过程。（一切都环绕潜意识旋转！这才是没落与新生的意义。）这部小说最后一卷有极其奇妙的一章，伊凡从司米尔加可夫那里回来，看见魔鬼坐在自己房内，他们谈了一个钟头。这魔鬼其实只是伊凡的潜意识，当时，伊凡那久已隐没、忘怀的灵魂内涵，逐渐摇曳而出。他认识它，伊凡以惊人的确实性认识了它，并且明确地说出来。可是，伊凡仍和魔鬼交谈，仍旧相信魔鬼，因为内在的事物同时也是外在的。他对魔鬼说的话非常气愤，他攻击魔鬼，他知道魔鬼已藏在自己身上，但他却向魔鬼扔杯子。在所有文学作品中，人与其潜意识界的对话，也许很少以如此明确的形式表现。这段对话（虽然极其气愤）以及对魔鬼的深入探求，正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向我们显示的途径，也是我们应该完成的使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部巨著中，潜意识界已被表现为魔鬼。这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所内化、所习得的道德之眼，已将一切存于内部而遭放逐的事物都视为魔鬼。如果伊凡与阿莱莎结合为一，一定会形成即将来临的新事物的基础，会产生较高层次的创造性。果然如此，则潜意识界已非魔鬼，而是亦神亦魔的东西，是造物主，是经常存在的万有之源泉。永恒者与造物主不能重新确定善与恶，只有人与比人还小的神才能。

在这本书中，那若隐若现，却扮演着主要角色的第五个卡拉马佐夫，似应特立一章。这个卡拉马佐夫就是有卡拉马佐夫血统的私生子司米尔加可夫。他是杀死卡拉马佐夫的人，确信神普遍存在的杀人凶手。他甚至能将最神圣、可怕的事物教给知识渊博的伊凡。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司米尔加可夫是一个最无生活能力，又最有知识的人物。在这篇随笔中，我无法仔细讨论这个最可怕的人物。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汲取不尽的宝藏。即使朝向同一方向，我仍能在好几天中探求并发现新的特色。一种优美，甚至魅人的特色，至今仍然浮现脑际，这就是霍赫拉阔瓦母女的歇斯底里。在此，卡拉马佐夫要素、新事物与病态、罪恶的感染，以两种形态展现：其一是母亲霍赫拉阔瓦的病，她的本性植根于过去的本然事物中，就她而言，歇斯底里只是疾病、衰弱与愚蠢。反之，她可爱的女儿以歇斯底里形式展现的，不是疲劳，而是精力过剩与未来。当她面对童年与爱之成熟期的痛苦时，她已逐渐把思念与幻想伸展到罪恶中，而且比平凡的母亲深刻。就女儿这方面来说，不论是极度惊吓、罪恶或无耻，都具备了展示成果丰盈之未来的纯真与力量。母亲霍赫拉阔瓦只是够资格进入疗养院的歇斯底里女人，除此而外，她什么也没有。女儿虽然神经过敏，但她的病却是最高贵的力遭受阻碍的征候。

尽管如此，小说人物灵魂中所发生的事件，足以意味欧洲的没落吗？

的确如此。这就像我们以鲜活的眼光注视，可以看出春草之茎意谓生命与生命之永恒，而11月冷风吹拂的树叶意谓死之必然一样。“欧洲的没落”只能于某世代的灵魂中、旧象征的新解释中、灵性价值的重估中内在化地展现。在古代，欧洲文化首次辉耀的结晶，不是因尼罗而消灭，不是因奴隶的暴力解放者斯巴达克斯而消灭，也不是被日耳曼人消灭，而是被来自亚洲的思想——简朴的古老思想所消灭。这思想很久以前即已存在，当时则以耶稣教的形式出现。

当然，如果愿意的话，人们可以从文学观点，“以艺术作品”的价值来观察《卡拉马佐夫兄弟》。如果一个大陆与一个时代的潜意识力量已凝聚在一个预言、梦想家的梦魇中，发出恐怖的临终呼喊，我们就可以从歌唱教师的立场来倾听这喊声。显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位极有才华的诗人，从他的书中可以发现许多奇异的要素，是屠格涅夫等健全诗人所没有的。伊凡确是个有天分的诗人，但这究竟是否重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可看出技巧派作家所没有的、不平凡的无趣。只有立于艺术的彼岸，这类事物才会显现。这位俄国预言家已以艺术家身份、世界第一流艺术家的身份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完他所有作品之后，这位与欧洲毫无关系的艺术家，已被当作欧洲的大艺术家看待，真是奇妙得很。

我想指出，《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世界性作品，越是缺少艺术作品的味道，它的预言越具真实性。这部“小说”、寓言《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虚构”已说出许多话，许多意义深邃的话。但我不认为它颠三倒四，也不觉得它出自个人的虚构或诗人的作品。如果要长话短说，这部小说的主要重点可说是“卡拉马佐夫兄弟没有罪”。

卡拉马佐夫家，不论是父亲或儿子，四个人都是可疑、危险而难测的人。他们都持有一种奇妙发作的性格、有奇妙的良心与没良心。一个是酒鬼，一个是色鬼，一个是空想的隐士，一个是污蔑神的秘密文学作者。他们——这奇妙的兄弟，意谓着诸多危机，他们拉别人的胡子，耗他人的钱，也借伤害来威胁他人——但，他们没有罪，都没有真正犯过罪。这部长篇虽然尽是描写伤害、劫夺与犯罪，但小说中，只有检察官与陪审员才是杀人者，才是犯了杀人罪的人。他们代表古老、善良、可靠的秩序，是市民，是不能挑毛病的完人，他们判决无罪的特米脱里，并嘲弄他的无辜。他们是审判官，依据自己的法典批判神与世界，他们才真正犯了错，做出可怕的非法行为，他们因度量褊狭、焦虑遂成为杀人者。

这不是虚构，也毫无文学味道，这不是汲取侦探小说家（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侦探小说家）制造效果的虚构技巧，也不是聪明作家从隐遁处扮演社会批评家角色的讽刺性机智。如果是这些调调儿，我们早已看熟，早已不相信这套了。但它不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罪犯的无罪与审判者的有罪，并没有严密的结构，它太可怕了，而且完全是从极深基层萌生、成长的。所以，只有在我们看到小说最后一卷才会突如其来地面对此一事实，有如碰壁、触到世界的痛苦与荒谬，遭遇到人类所有的苦恼与误解一般。

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本质上不是诗人，只是业余诗人。我称他为预言者（先知）。但，预言者究竟意何所指？实在很难明说。预言者是病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歇斯底里患者、癫痫病患一般。预言者是这样的病人：他丧失了自我保存、优良健康的有用感，也失去了一切市民道德的精粹。这种人大多并不好，世界会四分五裂。这种病人不论称之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卡拉马佐夫，都具有异样的、隐微的、病态的、神明的能力。亚洲人认为狂人都会有这种能力，所以非常尊敬狂人。他们是占卜者，是智者。换句话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一个大陆已将他们制成为一种器官或一个触角。这是一种稀贵、敏感、高贵而且秉有异常苦恼能力的器官，是他人所没有的。对其他人来说，这样的器官无法在幸福中发育成长。但我们也不能把这触角，这占卜术的触觉愚蠢地解释为远隔精神感应。这种天赋常以极其可怕的形象出现，这类“病人”常将自己灵魂的动向置换为普遍性与人类性的事物。人，不论是谁，都有幻觉、空想与梦境。一个人的幻觉、梦境、思绪或思想，在由潜意识展化为意识的过程中，可做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都可能正确无误。预见者或预言者不会从个人观点来解释自己的幻觉。压迫他的梦魅不曾使他注意到个人的病与死，但会让他关怀到整体的死，因为他是以整体的器官与触角来生活的。所谓整体，既可是家庭、党派或民族，也可以是全人类。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中，我们通常称为歇斯底里的东西，或一种疾病与苦恼的能力，已为人类负起做器官、指针、气温计的责任。人类已意识到这一点，欧洲的一半，至少欧洲的东半部，已走上混沌之路，沉醉于神圣的狂想中，沿着深渊，一面前进、一面高歌。正如特米脱里、卡拉马佐夫，沉醉地以赞美歌的调子吟唱一样。听到这歌声，市民们恶心地大笑，圣者与先知却流着泪倾听。

（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