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个好女人给吓坏了（原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她一恐惧，那个好男孩觉得受到了侮辱（其原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件事从表面看，他们似乎是可以澄清误会，消除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心理毕竟是没有根据的嘛：这个士兵不是来抓她的），并轻而易举地取消这种侮辱的（她并不是有意要侮辱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女人在这个强奸犯心里——在强奸之前——激起的既不是性欲，也不是暴力的冲动。那女人的恐惧也丝毫不是害怕强奸，只是害怕被捕：强奸并不是“一触即发”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本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她害怕他，正因为她怕他，他才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在强奸前的几分钟，整个事情不外乎此。

那么，“捕猎”和“家猫”是从哪里出来的呢？

唉，一旦那个无助的人任由你摆布，这个人就变成了一只胆战心惊的家猫。您虽然说没有注意到，什么都没有做，也无意吓着她，但是你突然之间就把她吓坏了；你是强者，你掌控着局面；你是捕猎者。

这同样的“信号”，内容是“我完完全全在你的股掌之中，我无助，全由你摆布”，这样的信号在其接受者心中引起的不是仁慈，就是残暴，不是同情，就是统治，不是温柔，就是施虐。

仁慈的小溪和罪恶的浊流都从同一个源头流出：而这似乎是一种神学的关照，以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方式，闪烁于整个强奸的场面。这种关照已经远离了小说开头部分所呈现的社会政治信条。

就此一事，她甚至都没有试图躲开。她唯一的动作是藏到她的一个购物袋中……她手里拿着的学校的抄写本……她自己看到了，她现在已经被剥掉了每一件伪装，直到她自己那颗私密的、有着一半犹太血统的心，暴露在他面前。

那个抄写本就是犯罪的证据，因为按照种族法规，作为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人，她是被禁止当教师的。她那惊恐万状的“赤裸状态”中似乎没有性的方面：这是一只在猎人手里扑棱着翅膀的小鸟的那种赤裸。然而，恰恰是这种赤裸，这种无助，这种鸟一样的颤动，在这个男孩子心里引发了一种“男子气概”的冲动。下面一段描写的精妙之处在于以外科手术般的精确无误描绘出了那个分水岭，那个绅士派的骑士守则和猎手加强奸犯模式之间那细微的转折点。

凭着一股逞勇的匪徒般的冲动，他毅然决然地从她手里接过那一包包、一袋袋的东西；像空中飞人那样一跃，他立马跳到她前面的楼梯上。在每一个楼梯的平台，他都停下来等她，恰似一个儿子在和慢慢吞吞的母亲一起回家时，担当起了童子军的角色。她跟在他身后，每走一步都跌跌撞撞的，就像一个小偷，在那个扛着他的十字架的人后面艰难地移动脚步……上到第六个楼梯平台，他们到家了。她浑身直冒冷汗，连锁也打不开了，那个德国人就把袋子放到地上，立即帮她打开，就像一个人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样。

这“逞勇的匪徒般的冲动”是在那家餐馆里炫耀他“男子气概”的重现，当时贡特尔（虽然更喜欢喝啤酒）要了一杯葡萄酒，“像个撒丁岛上的匪徒一样，大口大口地”把酒一饮而尽。在那里，在那家餐馆里，餐馆里的人接待他时没有给予他所需要的爱，他就立即变成了一个“匪徒”，一肚子的火气，只想把柜台和桌子掀个底朝天，那行为就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杀人犯”。这样，在这里就凿开了那条从爱、温柔和仁慈通向逞勇，通向男子气概，最后通向野蛮的隧道：这个孩子要求别人爱他，但遭到了拒绝，所以就把钱摔到柜台上，引起一片恐慌，而他却得意洋洋。靠别人的软弱和恐慌，这孩子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武士，扮出一副副毫不新奇的孔武有力的形象，“逞勇的匪徒”，接下来的事你就知道了，他变成了“一个侵略者，一个杀人犯”。

至于伊达呢，她在走向灾难——不是作为一个剪羊毛的人手里的一只无辜的羔羊，而是觉得她就是个有罪之人，应该受到惩罚的，“就像一个小偷，在那个扛着他的十字架的人后面艰难地移动脚步”。这是一个很清晰的基督教意味的形象，这形象使得伊达并不像是基督，而是和钉在他左右两边十字架上的那两个窃贼毫无二致，或者说，更像是这两个窃贼当中的一个，那个“好窃贼”，耶稣从十字架上向这个好窃贼许诺说：“今天，你将和我一起升天堂。”（《路加福音》23：43）

她不仅是看到了这身纳粹军服才感到像个“小偷”似的，而是一直有这种感觉：从童年时代起，她就一直觉得是有罪之人，在每一个人面前都有这种感觉。在她之前，她母亲一辈子也是“像小偷一样”，在屈辱和顺从中度过了一生，由于那随时都有可能被揭露的见不得人的秘密（犹太人身份、无政府主义、癫痫病）。

因为有羞耻感和恐惧感，伊达的双眼给蒙蔽了，她本该从一开始就能看得出来的东西，她看不出来了，假如她能够回头朝那身军服后面的男孩瞥上一眼的话：这个纳粹分子不是以法律和当局的名义，而是作为一个孤苦无依的乞丐，站在她面前。他是要伸出手来求她施舍给他一点点母爱。（伊达要不是恐慌，双眼被蒙蔽了，那么在正常情况下，她几乎可以肯定会给贡特尔一些温情、一点点母爱的。）

而另一方面，贡特尔的眼睛也看不出来，对他的“侮辱”并不是由于拒绝他的请求，而是他那身军装所造成的恐惧感；他没有看出来，他本人呢，这个孔武有力、让人望而生畏的“逞勇的匪徒”，更需要的是关注、温柔和舒心的爱抚，而不是渴望一次匆匆的交欢。伊达这个“小偷”由于受蒙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牲口，“浑身直冒冷汗”，“现在已经被剥掉了每一件伪装”。这头任人宰割的牲口呢，起先是“没有善待”他，而现在又吓得要死，“全被剥光了”，这样像连锁反应一样，在贡特尔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儿子……和他的……母亲……一起回家”的感觉，继而，这种感觉变成了一个“逞勇的匪徒”的感觉，接着，这种感觉又极度膨胀，变成了“男子气概”和“野蛮”的感觉，最后，则是他眼见那被施了催眠术的猎物在手中束手就擒的那一份猎人的刺激感。

房子里统共有两个房间，外加厕所和厨房；除了不整洁外，还显示出贫穷和中下等阶层的凄凉。但是因为这座房子和他巴伐利亚老家的房子有些相似，这个地方对这个年轻士兵产生的影响是，他立即产生了揪心的思乡之情和伤感。玩乐的欲望宛若信号弹的烟火一样倏然消逝；未消的酒意使他浑身充满狂热的痛苦。他突然完全沉默下来，开始在凌乱不堪的屋子里走动起来，眼睛里流露出一副离群的饿狼的粗暴神情，在一个陌生的狼窝里寻找能解饥的东西。

在伊达的眼里，这种神情和他的警职正相吻合。她在准备好大搜查的时候，想起了在其他重要的文件当中……有一份尼诺家的家谱；她不知道那些谜一样的符号对他会不会成为明显的线索。

就这样，这种错误的悲剧在演化。那只温顺的羔羊把伊达吓坏了：在她看来，他不是一只羔羊，而是一只披着警服的狼，而且她一直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揭发她那可怕的秘密。她的噩梦已经成为现实；当局终于找上门来，搜查那要命的证据了。看到伊达那毫不掩饰的恐惧，这只羔羊内心充满了狼一样的威势，从他对家的深深的渴望里，某种“野蛮的”、“狂热的”、“粗鲁的”、“饥饿的”东西开始迅速滋生、膨胀。这里面有些形容词和它们的反义词并用：“野蛮的思乡之情”、“狂热的痛苦”——这些组合既有矛盾修辞的因素，也有综合的因素。后来，描写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修辞，它们源自这一自相矛盾的场面那内在的逻辑。

贡特尔走进屋子时，他辨认出有好几样东西都证明这里住着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子，其中包括尼诺的一张照片。因为他的问题得不到回答（他只学会了四个意大利语单词，而这个寡妇连一个德语单词都听不懂），他就猜想，这个女人有一个儿子。所以，他对这个男孩子一下子嫉妒得要命：他还不到征兵年龄，还能“该死的”和他妈妈在家里享清福！想到这里气就不打一处来。“操他妈的，操他妈的一切——所有的一切！”这还是一个远离母亲的男孩子对一个赖在母亲怀抱里撒娇的男孩子的嫉妒，但这种嫉妒里面就有着原始的性嫉妒的火花，猛烈的性挫折的火花，带有强烈的恋母冲动。紧挨着尼诺那皱巴巴的床，贡特尔那双搜寻的眼突然看到了奸淫的画面：“一本惊悚小说的封面上画着一个半裸的女人，女人遭到一只跟猿手似的大手的威胁，在尖叫着”。贡特尔还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注定要发生了。至于伊达呢：

在伊达眼里，这个士兵怪诞的行为被转换成了一架致命机器的精确无误的动作，正在把尼诺的名字印到犹太人及其混血儿黑名单上她自己的名字旁边。过了几分钟，她自己的错误想法对她形成了巨大的困扰力量，她只剩下了原生的、无遮无拦的恐惧，回到了智力发展前的年龄。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外套还穿在身上，她那顶服丧的帽子还戴在头上，但是她已经不再是圣洛伦佐区的一位女士，而是一只绝望的亚洲候鸟了，棕色的羽毛，黑色的羽冠，被一阵可怕的西方国家的暴雨困在临时栖身的灌木丛中。

这样，贡特尔在伊达的眼里就远不是一个孤苦无助渴望帮助的孩子了，她把他当成了一架揭发犹太人的致命机器。同时，在贡特尔的眼里，伊达既是一个他所渴望的母亲的替身，也是一只困在他掌心的小鸟。他转向这位替身母亲，像个有着良好教养的孩子那样，彬彬有礼地作自我介绍：“Mein Name ist Gunther。[6]”他等待着，但“并不满意”，因为他原先料想，他一说出名字，就会被认为是一种安慰的表示，就会得到回应，至少会有一些小小的喜爱的表示。当时如果伊达能够看出这堆脆弱、幼稚的情愫：安慰、敏感和恋母的颤抖，如果她作出反应，哪怕只说一句表示喜爱和好意的话语，就不可能发生强奸这样的事情。可是伊达太害怕了，根本注意不到这些。“这个女人的双眼，带着敌意和茫然，只是快速地、猜疑地眨着，惊愕于那些德语的发音。对她来说，那些声音的意义只是神谕般的威胁”。这个不到五分钟之后将变成一个残暴的强奸犯的人对这种敌视而惊恐的眼神作出的反应又是什么呢？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他一家人的照片，这是一张合影照，他母亲在中间，他仿佛在向伊达表示，这就是他现在急需的东西。伊达眼神“僵硬”地瞥了一眼照片，那个非常难堪的男孩子似乎要亮出最后一张王牌，接着说出了他家乡的名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家乡的名字是达豪[7]，不过那一年只是一九四一年，这样，对伊达·拉蒙多来说——对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一样——这个名字还没有任何意义）。

他说出那个地名时，那语调就和一只三个月大的小猫咪在要它的摇篮一样。其实这个地名对伊达来说毫无意义……然而，听到那个无害的、无关紧要的名字，她的心变成了那只暂驻的野候鸟，在她体内跳动着。这只鸟在这间小屋扭曲的空间里可怕地扑棱棱乱飞，它狂躁地吱吱叫着，在那堵没有出口的墙上砰砰直撞。

伊达的身体和她的意识一样迟钝，除了肌肉的跳动和极度厌恶、毫不设防的盯视以外，没有任何行动，仿佛她面对的是一头恶魔。而与此同时，那个士兵的双眼……充满了纯真，那种纯真中的超越了时间的远古气息几乎令人恐惧……在他那双眼看来，她的凝视是确定无疑的侮辱。霎时间，恼怒的暴风雨笼罩着那双眼睛。然而透过那层乌云，还渗漏出一丝孩子气的疑问，这种疑问不再期望甜蜜的回应了，但还是想要一个回应。

就在这时，伊达连想都没想，就开始大叫起来：“不！不！不！”那歇斯底里的声音像是一个还未成熟的女孩子。

即使她尖叫也不是因为害怕强奸（在发生强奸前那一刻，她还没有这种想法），而是害怕即将到来的癫痫病发作。小说对犯罪前的最后一刻的细腻表现，把那个强奸犯比作“一只三个月大的小猫咪”，很是动人；把他的受害者比作一只惊慌失措的鸟儿；贡特尔的眼睛还反射出“一丝孩子气的疑问”（有人爱我吗？哪怕是只爱一点点），而伊达尖叫“不！不！不！”，表现出“一个不成熟的女孩子”一样的歇斯底里（因此，他们两个都是“婴儿”，正如该书题记中引用《路加福音》里的话：“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示出来……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震惊的士兵还是处在自我矛盾的状态，这一点在他那“几乎令人恐惧的纯真”的眼神里表露无遗。

从这同样的纯真之中，邪念产生了：就像是伊达的癫痫病突然发作了一样（贡特尔甚至都猜不出这是什么东西），所以，贡特尔身上自相矛盾地产生一阵邪念，这种邪念是用“苦涩的温柔”表达出来的。

出乎意料，自那天早上就用其酷刑羞辱他的苦涩的温柔在他身上释放了出来，以激烈的坚定不移释放了出来！“……fare amore！……FARE AMORE！……[8]”他大声叫着，不断用孩子气的口气使劲重复着另外两个意大利语单词，他很有远见之明，在前线曾让他们教会他四个意大利语单词。他根本不管她年老色衰，连军服都没有脱掉，就把身子蜷曲到她身上，把她扔到那张凌乱不堪的坐卧两用沙发上，怒气冲冲地把她强奸了，好像要把她杀了似的。

他感觉到她在恐怖地扭动着，但是没有意识到她犯病了，他觉得她是在反抗他，因此就像所有醉醺醺的士兵一样，变得更加顽固。……他感到固执而压抑的紧张感，所以，到达高潮那一刻，他在她身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刻，他终于偷偷地看她，看到她的脸充满了惊异，放松地微笑着，笑容中有着不可言喻的谦逊和甜蜜。

“Carina carina[9]”他开始对她说（这是他学会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意大利语单词）。与此同时他开始亲吻她那张迷茫的脸庞，那轻轻的亲吻充满甜蜜，而那张脸似乎在看着他，继续冲着他微笑，那是一种感激的微笑。与此同时，她渐渐地恢复了知觉，在他身下变得放纵了。在常存于中魔和清醒之间的那种放松和平静的状态中，她感觉到他又一次进入了她，不过这一次是缓缓地，那动作令人心碎，带着占有欲，仿佛他们早已经是老夫老妻，互相之间已经适应了。她又一次找到了少女时代犯病之后才有的那种满足和平静……只不过今天，在半睡半醒之中，那感觉比儿时的经历更加强烈，成为一种回归她自己的完整身体的极乐。而另一个身体呢，贪婪、粗暴而温暖，在她那母性的甜蜜中探索着她的身体，登时化作千百种狂热、冷静和青春期的饥渴，一股脑从那片嫉妒的土地流淌出来，溢满了她那少女般的河流……然后，它坍软下来，再次成为一具乞求的肉体，融解在她的子宫里，带着一种甜蜜、温暖而坦率的屈服，使她微笑，感动，仿佛一个穷人或是一个孩子仅有的一件礼物。

对她来说，这不是真正的性快感，连后面一次也不是。那是一次没有性高潮的极度的快乐，就像是她在青春期到来之前，有时候在梦中发生的那样。

这一次，这个士兵一边轻轻地亲吻，一边心满意足地发出一两声低吟，让他的整个身体压在她身上，很快就睡着了……这男孩子睡得很安详，打着鼾……而他的五官，即使在睡梦中，也呈现出占有和嫉妒的表情，像个真正的恋人一样。

第一次强奸是暴烈的，充满了仇恨，“像所有醉醺醺的士兵那样……怒气冲冲地把她强奸了，好像要把她杀了似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个士兵在强奸之前，双眼流露出“一种孩子气的询问”，当时他是“把身体蜷曲到”强奸对象的身上，然后感到心满意足了，却不是那四处流溢的性冲动的满足，而很明显是谋杀般复仇的满足，为他所受到的侮辱而复仇的满足感（他来要求母爱，却被拒绝）。他的暴力也是对强奸对象那悲惨的软弱和顺从的反应（她像一只在猎人手中扑棱的小鸟），也是对违犯那古老的恋母情结禁忌作出的反应（贡特尔在他“母亲”那个十几岁的儿子的床上霸占了他的“母亲”）。

在第一次高潮之后，在这个谋杀者和他的谋杀对象之间有那么一刻的基督式的恩典——这一种感情并不是宽恕的结果，而是像强奸本身的发展进程一样，完全是对对方认识不清的结果，这是自相矛盾的：从童年时代起，伊达犯过一阵癫痫病恢复之后，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伴随着不自觉的微笑，很像是温顺而甜蜜的微笑，但实际上那根本就不是微笑。那是犯病时下巴的肌肉收缩，犯病过后自动松弛下来而已。（此前曾提到过，五岁时的伊达癫痫病发作过后“微笑起来”：“……那种微笑实际上不过是身体的假象罢了，是她的肌肉在严重紧张之后的自然舒张造成的。”）

这一幻影般的微笑，这种没有微笑的微笑，足以把精疲力竭的贡特尔从残暴转向那熟悉的男性的高傲。这种高傲在他心里引起一种幻想，即他的第一个愿望已经得到了满足，早在犯强奸罪之前，在他“捕猎”之前，在那天早上在那家餐馆以及在伊达的家里受到侮辱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满足：“喂，看看妈妈是多么爱你呀，谁能够不爱像你这样一个可爱的甜心呢？”

这一刻，这个残暴的强奸犯转变成了一个温柔的强奸犯，一个充满爱怜的强奸犯，一个婴儿般的强奸犯。不过，正像他的释放更多是犯罪冲动的释放，而不是性冲动的释放一样，同样，伊达现在所经历的身体上的平静也不是性高潮过后的平静（她根本就没有性高潮），而是那一阵癫痫病发作过后那种深沉的放松的感觉。现在，在第二次微妙的强奸之后，她注意到，这个睡眼惺忪的男孩子“在那乱蓬蓬的头发下面，双眉紧蹙，那眉毛比他的眼睫毛还要黝黑、光滑，透出一种冷峻、湿润的柔和，恰如一只刚刚被妈妈洗过的棕色的小猫咪的皮毛”。这样，在残酷和暴力爆发过后，以母爱的、基督式的、宽恕的恩典这种颇具象征意味的姿态而结束。这个野蛮的强奸犯，这个士兵三天以后就阵亡了，但此刻他消除了痛苦，清洗掉了身上的罪恶，在她施予（事后来看）他“一个穷人或是一个孩子仅有的一件礼物”之后，蜷曲在这个“处女[10]”的怀抱里安然睡去。

这个孩子气十足的残酷的德国士兵曾让人教会他如何说四个意大利语单词：“Signorina”，“fare amore”，“carina carina”，也不是白学的，而是颇有些神秘的先见之明的。

所有这一切离那血淋淋的诡计多端的画面是如此遥远。那样的画面在小说《历史》开头的第一份合同里就摆放在了读者的面前。然而，后文的这一切却和第一份合同前面的那份闪现在两则题记里的合同不无关联：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一个幸存者的话和圣·路加讲的有关孩子的那句话。诚然，作者提出那个概念，为的是把她的基督教情感和她的左派信仰联系在一起，但到了强奸那个场面，这个概念似乎断裂了：是的，如果不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以及其他所有的黑暗势力和反动势力，那个天真无邪的贡特尔就不会遇到纯洁的伊达（结果，乌塞佩，那个基督的形象，也就不会出生）。但是，从可爱的贡特尔内心深处释放出恶魔的，并不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这个恶魔毕竟不是一个政治的、历史的，或者意识形态的恶魔。

爱、仁慈、温柔以及天真无邪的孩子气的罪从那同一个隐蔽之所流淌而出，那里也潜伏着罪恶、仇恨、恋母情结的暴力以及强奸加谋杀的恶魔，在伺机而动。这个恶魔正像恩典和仁慈一样，遵守着圣·路加在那则献辞中未予言说的真理。

最后，这才是埃尔莎·莫兰黛的情欲加神秘的长篇小说和乐意选择它的读者之间订立的一份内在的、具有神学意义的、藏而不露的合同。

【注释】

[1] 埃尔莎·莫兰黛（1912——1985），意大利女作家。曾为意大利文豪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妻子。长篇小说《历史》是她的代表作。

[2] 原文注：“历史是一连串的光天化日之下的抢掠/犯罪，报应，再犯罪/只有愚蠢和背叛之别。”（纳·阿尔特曼，《瘟疫诗歌》）

[3] 这里原文是“catacumbal”，疑为“catacombal”（地下墓穴般的）之误。

[4] 德文：我的母亲。

[5] 意大利语：小姐，小姐。

[6] 德文：我名叫贡特尔。

[7] 达豪：德国南部城镇，曾建有纳粹集中营，1945年被盟军攻克。

[8] 意大利语：……做爱！……做爱！……

[9] 意大利语：可爱，可爱。

[10] 这里暗指圣母玛丽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