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日内瓦，他为此欣喜若狂。但他仍然在赌。每当赌输了，他就一直沉浸在后悔中，认为自己无药可救，竟然输光了妻子和孩子急需的钱。然而，只要身上还有几个法郎，他便忍不住回到赌场去。孩子在出生三个月后不幸夭折，这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痛不欲生。尽管安娜·格利高里耶芙娜再次有了身孕，他却觉得，对于另一个孩子，他再也拿不出给第一个孩子的那样深刻的挚爱了。

《罪与罚》大获成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着手创作另一部小说——《白痴》。出版商在一个月里寄给了他两百卢布，却依然无法使他摆脱困境。为此他不断要求预支稿费。《白痴》出版后，结果不尽如人意，他又着手写一部中篇小说——《永久的丈夫》。之后，他又开始一部新长篇的创作（便是在英国被称为《群魔》的长篇小说）。

据我所知，这时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已经花完了所有的贷款。他不得不带着妻子和孩子不停更换住所，他开始思念故乡。他从未停止对西欧的厌恶，巴黎的文化和荣耀、惬意舒适的生活、德国的音乐、巍峨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明媚深邃的瑞士湖、优雅的多斯加尼，还有佛罗伦萨辉煌的艺术珍品，一切都令他心生厌恶。他认为，西欧的资产阶级文明是腐败的、颓废的，并且在不知不觉间同化着他。“在这里，我变得越来越褊狭、迟钝，”他在米兰时写道，“我和俄国断了联系，我接触不到俄国的空气和俄国的人民。”他认为，倘若自己不回到俄国，将永远无法完成《群魔》的创作。安娜也想回国，只是苦于没有钱作旅费，他们已经从出版商那里预支了所有的稿酬。出于无奈，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再次求助于出版商。这时候，《群魔》的前两章已在杂志上发表，出版商出于对中断连载的担忧，只好为他们寄来了回国的旅费。就这样，他俩总算回到了圣彼得堡。

在去世前十年的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50岁。他成了热忱的斯拉夫派成员，寄希望于俄国能够拯救世界。《群魔》出版后，大获成功，斯拉夫派的朋友们为陀思妥耶夫斯在小说中对激进派的大肆攻击而喝彩。他们觉得可以利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斗争中反对当时激进派的改革主张，便提供给他优厚的报酬，委任他主编一份叫作《公民》的杂志。由于和上司在某个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在工作一年后，他便辞职了。虽然同样是反对改革，但他不能接受上司对某些问题的观点。这时，富有实干精神的安娜开始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出版事务，她自己通过筹资出版了丈夫的作品，竟然赚了不少钱。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晚年时经济上相对宽裕，最后几年的生活也过得比较简单。他写了一系列以《作家日记》为题的随笔，反响很好，他便扮演起了导师和先知的角色，尽管很少有作家愿意这样做。除此之外，他创作了长篇小说《少年》和他一生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在1881年去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声名鹊起，同时代的许多伟大作家都向他表示了深切的敬意，他的葬礼被认为是“一个让圣彼得堡永远悲痛的最不寻常的事件”。

我大致叙述了他一生中的主要事件，尽量不加评论。然而，他仍会给你留下这样的印象：一个性格异常古怪的人。无论是作家、画家、音乐家，还是演员，他们有艺术家的通病——自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负却是空前的。他好像从未向任何人谈论过他自己或者他的作品，这可能是出于自负，也可能是因为他缺乏自信，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自卑感。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他生前，他曾公开地藐视同时代的作家。一个自信的人是不会把自己的狱中经历转化为如此的忍耐与服从的，但是我们要是认为他既接受当局对他判处得合理，又忍不住竭力自我辩解，那也是合乎逻辑的。在前文中，我已经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试图赢得人们的关注和尊敬时，却又把自己贬低到了什么地步！他缺少起码的自控能力，也许是因为他一直忍受癫痫病的折磨，发病时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只要他一陷入激动的情绪，理智和礼仪就会被他抛弃得一干二净。因此，他会完全不顾重病的妻子，去巴黎和波琳娜·沙斯洛娃见面；而当这个轻浮的年轻女子抛弃他时，他仍执意想与她结婚。他的狂赌更是明显地出卖了他的性格弱点。狂赌让他越来越贫困。在日内瓦时，为了糊口，他甚至开口想向人借五个或十个法郎。

你大概还记得，为了履行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赶写了小说《赌徒》。这部小说不算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女主人公波琳娜·阿历克山德罗芙娜正是以波琳娜·沙斯洛娃为原型的。这部小说表现的是一种爱恨交织的典型人物形象，属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素描作品。在他后期创作的作品中，这一典型形象有着更为详尽的描写。书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作者用精准的笔法描述了一种他内心深处的激情，同时将一个赌徒在受这种激情驱使而遭遇到的不幸描写得淋漓尽致。读完这本书，你马上便了解了一个这样的人，在羞耻心的包围下，他还是做出了那些使他遭遇不幸的事：他追求他爱而不得的女人；他擅自挪用杂志的作者基金只为赌钱，而非为了写作；因为抵挡不住诱惑，他死乞白赖地向朋友要钱，尽管他们对此已经无比厌烦。他是一个爱出风头的人。实际上，书中无论大大小小的人物，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喜欢标新立异。他在书中生动地描写道，运气有时会眷顾那些心怀卑劣欲望的人。这个幸运的赌徒被人们当作伟大人物般围拢着，注视着。在人们的赞美与惊叹中，他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他终于胜利了，并陶醉在自己的成功里。他感到自己是命运的主人，在他看来，他的直觉是如此正确：他是自身运气的主宰。

“只要我一拿出自己的直觉，我便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自己的命运，”他发出赌徒式的狂呼，“直觉是最伟大的能力。只要记住七个月前我在轮盘赌桌上最后一次输钱的经历。啊，那是个多么非同寻常、多么有力的证明啊！在我输光一切，走出赌场后，发现外衣的口袋里竟然还剩下一个盾（荷兰货币）。‘我得吃点饭。’我当时想。但还没走到一百步，我就改变主意决定回去。最终，那个盾成了我最后的赌注……当时我的心中有种很奇异的感觉：我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远离祖国和朋友，在不知道接下来有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把身上仅剩的一个盾押上了，结果我赢了。二十分钟后我离开赌场，同时衣兜里揣着一百七十个盾。这就是事实。有时候，这就是最后一个盾能够起到的作用。倘若那时候我灰心丧气，会是怎样一种情况？倘若我没有做出孤注一掷的选择，又会如何？”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的老友斯特拉霍夫曾为他写过传记。那期间，他曾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感受。我将这封信做了一些删节，翻译如下：

我在写作的同时，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厌恶，甚至憎恶的情绪……陀思妥耶夫斯基怎么也不能被当成一个善良快乐的人。他行为放纵，嫉妒心极强，真的算不上好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如一头猛兽般横冲直撞，这让他显得既可笑又可悲。他很聪明，却又很邪恶。在瑞士，当着我的面，他对待仆人的态度是那么恶劣，直到仆人不堪忍受，对他大喊：“可我也是个人呀！”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在听到那句话后，心中是多么震惊！当时的自由瑞士，到处是人权思想。于是，我写信给一个宣扬人性论的朋友，向他讲述了这一情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他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最糟糕的是，对自己做出的卑劣行为，他从不忏悔，反而以此自得与吹嘘。维斯卡费托夫（一位教授）告诉过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吹嘘说他在澡堂里强奸过一个小女孩，她是由一个家庭女教师带到澡堂来的……然而，他说这些话时，又带有一种愚昧的感伤情调，似乎想强调他那种夸张与无益的人道主义梦想。这些人道主义梦想是他作品中的主要基调与倾向，也是他的作品被我们喜爱的原因。总之，他的所有小说都在竭力为自己开脱，它们表明，最可怖的邪恶与最高尚的感情有可能同时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感伤情调无疑是愚昧的，他的人道主义夸张而无益。他与“人民”保持着一定的交往，但“人民”始终与进步的知识阶层相对立。他寄希望于俄国的改革，对“人民”的苦难命运深表同情。尽管激进派一直试图改善和他的关系，但他仍然未停止对它的猛烈攻击。他认为，解救穷人悲惨现状的唯一的方法是“理想化他们的苦难，将其理解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显然，相对实际的改革，他的建议更是一种宗教般的象征性安慰。

崇拜者们一直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奸小女孩的事感到怀疑，也是为了避免尴尬，他们不得不这样做。显然，斯特拉霍夫在信中所言只是道听途说。为了证明那是谣传，崇拜者们说有一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一个老友谈到自己的悔悟之心，老友建议他向心中最憎恨的人自我忏悔，因此他给特杰涅夫讲了那件事。然而，他所说的一切很可能都是虚构的。他的确在自己创作的作品中写过许多关于罪恶的主题，以及《群魔》中那些隐约的描写，这都是很难处理的。但我们不能证明他讲述的这些丑恶行为都是生活中的事实。在我看来，这与他患癫痫病引起的幻觉可能有很大的关系，正是这种幻觉，强烈到让他的心中充满罪恶感。还有一种可能是，正如许多其他小说家一样，为了证明自己拥有可怕的欲念，故意杜撰一些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罪行。

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多疑、自负、急躁、轻率、自私、过分谦卑且不可信赖、心胸狭隘，还喜欢自我吹嘘。然而，这并没有将他全部的性格概括完。在狱中服刑期间，他会在必要的时刻承认自己犯有谋杀罪并且还有偷窃的企图。他也知道对待难友要有勇气、大度和慈悲的胸怀。他知道无法用单一的好坏来区分每个人，每个人都是平凡与高尚、邪恶与善良的混合体。他并不固执，且富有同情心。他从没拒绝过乞丐或者朋友们向他的伸手讨要，即便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为了接济他哥哥的遗孀和情人、他前妻带来的那个酗酒的儿子，以及他的弟弟安德鲁，他仍旧想方设法地攒钱，以使他们能在生活上有倚靠。在感情上，他依赖他们。他为自己一时无法满足他们的求助而感到抱歉，而不是抱怨。他始终倾慕、敬重和深爱着他的妻子安娜，认为她在各方面都强于他自己。在国外的四年间，他一直担心妻子会对他失去耐心而离开他。他有一颗爱人之心，他也渴望得到他人之爱。他简直无法相信，自己有如此明显的性格缺点，竟然还会有人忠贞不渝地爱他。在他一生中的最后几年，安娜给他带来欢乐、安宁的生活。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人，似乎与作家的崇高地位相矛盾，但我保证再也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伟大的作家了。这种矛盾也许表现在所有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身上，但总体来说，它在作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作家书写文字，在所说、所写和所作所为之间产生的矛盾往往更加可怕。我们看雪莱，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崇高的理想主义，充满了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对所有丑恶的憎恨，但在生活中，他完全是另外一种人，极度以自我为中心，对他人冷漠无情，这让他自己也感到痛苦。我相信，有许多画家和作曲家也像雪莱一样以自我为中心，一样冷漠无情，但每当我们被他们的作品所倾倒时，并不会因为美妙作品和卑劣行为之间的矛盾而不快。这种矛盾可以看作天才的独特之处。一般来说，每个人在幼儿时期都会以自我为中心，但到了青春期之后只有天才能够保持这种品性，也就是所谓的“病态”。这种“病态”让天才的精力比普通人更加旺盛，就像用不掺杂质的肥料种出的瓜一样，更加香甜，那些靠有毒成分合成的肥料只会让瓜空长出茂盛的茎叶。

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他的急躁、自负和浮夸的性格远远超过传记作者在书中对他的描述。就是这样一个人，塑造出阿历克赛这样一个人物形象，这也许是所有小说中最迷人、优雅、善良的角色。也就是这个人，创造了佐西玛神父这样一个具有神性的角色。阿历克赛被小说设定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人公，他平淡无奇地出现在小说的第一句话里：“阿历克赛·费道罗维奇·卡拉马佐夫是费道尔·巴夫罗维奇·卡拉马佐夫的第三个儿子。费道尔是当时我们这一带远近闻名的地主，由于他在十三年前死于非命，我们至今还记得他。关于这件事我将在适当地方再做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技巧是何等纯熟，在小说的一开头，他就有意无意地就对阿历克赛这个人物作了明确的交代。不过，当读者捧读这本小说时就会发现，相比于阿历克赛的弟弟德米特里和伊凡，他扮演的角色倒像是次要的，他在书中时而出现，时而消失，好像对其他人物没什么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和一群男学生在一起，除了衬托阿历克赛可爱、可敬的仁慈品性之外，这群男学生对小说主题的发展也并没起到任何作用。

《卡拉马佐夫兄弟》（据说加涅特的英译本有838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仅有的一部由一些断片组成的长篇小说。他原本计划在小说的后几卷重点描写阿历克赛这个人物，让他犯下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历经波折后获得拯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未能写完小说便去世了。即使是一些断片，《卡拉马佐夫兄弟》仍是一部前所未有的旷世之作，立于为数不多的杰出小说之巅，伟大如《白鲸》《呼啸山庄》这样的作品也无法与之媲美。书中的内容极其丰富，在这里，我粗略地谈论它其实并不公平。为了构思这本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花了很长的时间，饱受痛苦。《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他小说创作生涯中写得最痛苦的一部小说，这种痛苦远远超过贫困生活带来的痛苦。他把自己全部的疑惑和苦闷倾注在这部小说中，热切地寻找人类被上帝抛弃的原因，同时一心想求得生活的真谛。即便这样，我还是奉劝读者们，不要期待这本小说会给出你答案，一个作家没有这样的权利和义务。这也并不是一部写实的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才能并不出众，他也没有生动地再现事物的天赋。你不能拿日常生活中的一般尺度来衡量这部小说中的人物行为，他们的行为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他们的动机也根本不合逻辑。与简·奥斯汀以及福楼拜笔下的那些人物截然不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是激情、欲望、淫荡和邪恶的集中表现，他们既不是现实生活的写照，也不是作家精雕细琢地以求比实际的人物更有意义的典型，而是作家痛苦而扭曲的病态心理的自然流露。他们不够生动，不够真实，但每一个形象都带着生命的节奏在尽情地狂舞。

《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不足之处是篇幅过分冗长，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难以克服的缺点，也是他所有小说的通病。在翻译他的作品时，译者们往往对他那种毫无头绪的文体难以把握。他是个伟大的小说家，却是个糟糕的文体家。他也缺乏幽默感。书中关于制造滑稽场面的霍拉科夫夫人的描写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三个年轻女性，丽丝、卡德琳娜·伊万诺娃和格鲁申卡，个性都有些蹩脚，却同样歇斯底里与心怀叵测；她们一心想要支配和折磨自己所爱的男人，却又屈服于对方，甘愿在他们手下受罪，她们的行为实在令人费解。在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简要叙述中，未提到另外两个多少与他有点暧昧关系的女人，她们虽然在他的生活中无足轻重，却给他的小说提供了素材。他生性好色，性欲旺盛，这并不代表他很了解女人。他觉得女人好像只能简单分成两种：一种温顺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容易受到欺骗、恐吓与虐待；另一种骄傲、专横，往往心怀恶意，多情而残酷。波琳娜·沙斯洛娃在他的心目中，很可能属于后一种。她对他三番两次的轻视与折磨加深了他对她的爱恋，因为这样的刺激正是他的受虐心理所需要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中男性人物的刻画十分有力。作为一个头脑糊涂的小丑，老卡拉马佐夫的出场写得极为出色；他的私生子斯米尔加科夫是邪恶的化身，魔鬼的杰作；至于阿历克赛，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一些。老恶棍另外还有两个儿子。作者将德米特里描写得像他最恶毒的敌人一样，这是明智的做法，他确实属于那种人。他是一个粗俗、酗酒、热爱吹牛的恶棍，挥霍无度，不顾一切，全然不知自己的钱从何而来，只是愚蠢地乱花一气。他有着和穷学生一样无聊的那种暴饮暴食的思想，而他与格鲁申卡的寻欢作乐更是幼稚可笑。关于荣誉，他那些胡言乱语实在令人作呕。从某种意义上说，德米特里是小说的主人公，但我认为这个人物写得并不好，因为他太不值得关注。他被设定为对女人很有吸引力的男人，就像大多数小说里的男主人公一样，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描述出他到底有怎样的魅力。在他所有的行为中，只有一点让我感到有点意思，那就是他偷钱让格鲁申卡去和别的男人结婚，而格鲁申卡是他自己倾心爱慕的女人。这让我回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经历，为了让他深爱的玛丽亚·伊沙耶娃和她的情人——即那个“品德高尚且富有同情心”的牧师结婚，他也曾想过帮她借钱。德米特里被赋予了作者自己那种利己主义者的冷酷和色情受虐狂的狂热。难道色情受虐狂是他维护自身的一种最好的特殊方式？

可能我有点吹毛求疵，你也许会疑惑，为何我在提出这么多异议的同时却还要宣称《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首先，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非常引人入胜。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是个杰出的小说家，他同样有着独到的戏剧才能。这两种才能很少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而他恰恰是一个善于以戏剧的方式讲述小说故事的天才，这种才能在他想要触动读者内心深处的敏锐情感时显得尤为可贵。首先，他安排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聚在一起，讨论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然后他渐渐引导你理解这些问题，直到最后，他会用非同寻常的技巧向你揭示问题的神秘性。小说中，那些冗长的对话令人感到毛骨悚然。他擅长用自己的技巧来渲染一种恐怖感，例如让人物一边说话，一边发抖（其实话的内容并不需要他如此紧张，他却激动得浑身颤抖，脸色发青或发白），这就使得读者不自觉地集中注意力，进而注意到先前忽略的东西。很可能，这个人物在接下来的篇章里就会被某种越轨行为所激怒，他的神经质也将一触即发。此时一旦真的发生令他无法躲避的事，他便准备接受真正的打击。

不过，这些都只是作者的技巧罢了，这部小说更伟大的地方在于它所表现主题的重大。许多批评家认为其主题是寻求上帝，可在我看来，它的主题更是在讨论人的原罪。要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讲讲老卡拉马佐夫的第二个儿子伊凡。伊凡是小说中最令人感兴趣的角色，尽管他没有引起什么同情。我们可以认为，他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言人，他所表达的观点也就是作者本人的基本信念。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赞成和反对的论点”以及“俄国修道士”等章节里说到，这部小说以及它讨论的主题是登峰造极的。在“赞成和反对的论点”那一章节的两个段落里，这个观点表达得尤为明确，伊凡在那里提出了原罪问题。他认为，无论是对于人类的才智而言，还是对于上帝的仁慈而言，原罪都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比如年幼的孩子在无甚罪孽的情况下蒙受的苦难。成年人犯有罪孽，他们受苦受难是罪有应得，然而不论是从理智上还是从情感上来说，无辜的孩子都不应该遭受苦难。伊凡对上帝创造人类，还是人类创造上帝这样的问题并不感兴趣，他宁愿相信上帝的存在，却不愿相信他一手制造了世间的苦难。他一直觉得，为了有罪者的罪孽，要求无辜者一起蒙受苦难毫无道理，无辜者的蒙难若不能说明上帝的不公正，那只能说明上帝是不存在的。我在此不想多说这类问题了，读者可以自己去阅读“赞成和反对的论点”那一章。写完这一章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也觉得有点害怕，这种强有力的观点是他之前从未表述过的。他的论点难以辩驳，获得的结论却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他只好把世间的苦难和邪恶都看作是美和善，以此符合苦难由上帝制造的原罪说。“倘若你热爱世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那么这种爱将证明，受苦受难是每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应尽的道德义务。”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要人们相信的真谛。在完成“赞成和反对的论点”这一章节后，他随后又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但他极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次失败的反驳，文章写得冗长而乏味，论点也很难令人信服。总之，关于原罪的问题仍无法得到解答，伊凡·卡拉马佐夫的起诉也未得到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