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从少年时代起便不再相信上帝。由于缺乏信仰，他常常感到空虚与烦闷，他需要一种观念帮助他解开生命的谜题。他为此自我追问：“我为什么活着？我应该怎样活着？”却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他再次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他通过一种推理找回这种信仰，对于他这种性格亢奋的人来说，显得有些奇怪。“既然我存在，”他写道，“那就一定有其原因。人们叫作上帝的那个东西，便是所有这一切的最终原因。”这是有关上帝的最为原始的一种论断。在那个时候，他仍然不相信一个具有人格的上帝，也不相信死亡降临后生命还会继续存在。然而到了后来，当他开始认为自我意识也属于上帝的一部分时，他才觉得生命随着肉体的死亡而停止这个观念便变得有点不可理解了。托尔斯泰有一阵子曾坚信俄国东正教会，但不久后他发现那些神职人员的生活和他们所宣扬的教义并不相符时，他对教会开始产生反感。他觉得没必要相信神职人员灌输的那些东西，他只愿意接受能够用简单实际的道理证实的东西。他开始接近那些贫苦、卑微和没有文化的信徒，随着对他们的生活的深入观察，他越来越相信，尽管他们的信仰带有迷信色彩，却是一种纯粹的信仰。对他们而言，产生这样的信仰是必然的，因为它赋予他们的生活唯一的意义，他们只有依靠这种信仰才能生活下去。
在经过几年的痛苦、反省与沉思后，托尔斯泰终于确立了自己的观念。我在这里勉强尝试简明扼要地概括一下他的观念，当然这并非易事。他否定教会的那一套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在基督的教诲中找不到根据，施行仪式只不过是给真理抹黑。他还否定教会解释基督原则所形成的教义，认为它们是荒谬的，是对人类理性的侮辱。他只愿相信那些只能在耶稣的言论中找到的真理。他认为耶稣教诲的精髓就包含在“勿抗恶”的箴言中，具体体现为这一命令：“不要发誓”——他坚信，不仅适用于一般的赌咒，“不要发誓”适用于任何形式的誓言，包括证人席上的宣誓和士兵们入伍时的宣誓。另外它还体现在这一训诫中：“爱你的敌人，祝福那些诅咒你的人吧。”根据这种说法，人们不可以向自己的敌人宣战，即使遭受攻击也不能以武力反击。在他看来，坚信一种主张就意味着采取行动，他既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基督教的宗旨是爱、谦卑、自我否定和以善报恶，那他就得义不容辞地放弃生命的享乐，投身劳作，经受贫苦，贬低自己，宽恕他人。
然而，索尼娅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她坚持顺从上帝的旨意，给孩子们进行宗教教育，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到尽职尽责。她并不是一个很有灵性的女人，实际上，她也没那么多精力去培养自己的灵性，她除了要生养那么多孩子，哺育他们，让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还得管理这么大一个庄园的事务。她对丈夫改变信仰后的观念既不理解也不赞同，可她还是以足够的忍耐包容了它。不过，对于丈夫将信仰付诸行动这点，她无法容忍，也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托尔斯泰觉得自己不该依靠别人的劳动生活，便自己生炉火，自己打水、料理衣物。他甚至请来一个鞋匠学习制作靴子，只为自食其力。他在庄园里和农奴们一起干活儿：耕地、运干草、伐木。对此，索尼娅很不高兴，在她看来，一天到晚干苦力对托尔斯泰毫无益处，即使在农奴中间，这些活儿也是由年轻人来干的。
“你一定会这么说，”她在给托尔斯泰的一张纸条中写道，“这种生活和你的观念很合拍，你喜欢这样，但这并非一回事。我只想说：愿你过得快乐！可我还是很生气，因为你把精力全浪费在伐木、烧茶炊和做靴子当中。这些事作为休息或者调节一下头脑毫无问题，但你不能把它们当作正事啊。”她说得没错。托尔斯泰那种认为体力劳动在任何方面都要比脑力劳动高尚的想法很愚蠢。即使他认为自己不该写小说给那些闲人阅读，他也完全可以找到比做靴子更有意义的事。况且他做的靴子质量非常差，根本无法穿。他变得像农民一样穿着打扮，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据说有一次装完粪便后他竟然直接进门吃晚饭，身上散发的臭气熏得人不得不打开窗子。他彻底丢弃了过去打猎的爱好，成为素食主义者。他认为人们不该为了吃就杀害动物摆上餐桌。多年来，他一直节制着自己的酒量，直到彻底戒酒。在经过一场痛苦的自我斗争后，他又成功戒了烟。
孩子们渐已长大，大女儿达尼亚即将到参加社交活动的年龄了。为了孩子们的教育，索尼娅坚持全家搬去莫斯科过冬。尽管托尔斯泰不喜欢城市生活，但还是遵从了妻子的决定。在莫斯科，托尔斯泰见识到了惊人的贫富差距。“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觉得，”他曾这样写道，“要是我有多余的食物而别人没有，我有多余的衣服而别人没有，我便产生一种不断重复的罪恶感。”若要说服他，世上本来就有贫富之分，而且它们也将永不消失，是无济于事的，他不会认可。托尔斯泰曾访问过一个供赤贫者夜间留宿的地方，亲眼看见了那里的可怕情形后，想到自己回家后将享用有五道大菜的晚餐，身边有两名身穿礼服、戴着白领结和白手套的男仆伺候，他便感到无比羞愧。他把钱分给那些向他求助的穷人，却起到了坏的作用，他们拿着他施舍的钱喝酒、赌博。“金钱即罪恶，”他气愤地说，“施舍别人钱财，也同于作恶。”按照这个想法再往下发展一点，就会产生这样的观念：财产本不道德，拥有财产就是犯罪。
对托尔斯泰而言，下一步的选择变得明朗了：他决定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在这个问题上，他和妻子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索尼娅不想让自己沦为乞丐，更不想让孩子们一贫如洗。她威胁托尔斯泰，要到法院去起诉他，要求法院宣布他已丧失管理财产的能力。不知他们经历了多么激烈的争吵，托尔斯泰提出把自己的财产划归给她，却被她拒绝了。最终，她还是同意和孩子们一起分割他的财产。那几年他们持续不断地争吵，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离家出走，但每当念及对妻子的伤害，他又会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他仍旧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尽管家里的生活已相当节制，他仍为这种奢侈而感到羞愧。家庭关系还是处于失和的状态。他不赞成索尼娅安排孩子们去接受所谓的正规教育，索尼娅阻挠他按自己的想法处理财产，对此，他不能原谅她。
在改变信仰之后，托尔斯泰又生活了三十年，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细述这三十年间的情形，我不得不将许多重要的事情隐去。总之，托尔斯泰成为一个引发公众崇拜的偶像，不仅被视作俄国最伟大的作家，而且还集小说家、民众导师和道德家等身份于一身，在世界各地都赢得了巨大声誉。有些人出于信奉他的学说想按照他的原则来生活，甚至建立了自己的聚居地。然而，当他们真正实践起托尔斯泰的不抗恶原则时，却遇到很多困难。关于他们有许多滑稽可笑的传言，却也引人深思。所幸托尔斯泰生性多疑，又极为好辩，他坚持认定，这是一些居心不良的人造的谣，为此还得罪了不少朋友。无论如何，托尔斯泰的名声越来越大，大批的学生、朝圣的香客、旅游者、崇拜者，以及信徒、富人和穷人、贵族和平民都涌向雅斯纳雅·波良纳。
我前面讲过，索尼娅是一个有着极强妒忌心和占有欲的女人。由于一直想独占她的丈夫，她对陌生人前来骚扰她的家庭生活感到非常厌烦。她甚至不惜贬低她的丈夫，来表达自己的抱怨和痛苦。“他在向人们讲述他那些美妙的想法时，”她写道，“每逢谈到自己就多愁善感，事实上，他却依然过着和之前一样的生活，既好吃，又热衷于骑自行车、骑马，还有淫欲。”另外一篇日记里，她这样写道：“我没法不抱怨，他为了所谓的人民幸福，把自己的家庭生活搞得乌烟瘴气，对我来说，活得越来越辛苦。为了他的素食主义，我得花费更多的金钱和精力来准备双份晚餐。家里人没兴趣听他喋喋不休的关于爱和善的说教，他就把形形色色的下等人搅到我们的生活中来。”
年轻的切尔特科夫属于第一批接受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很富有，是个近卫军上尉，在信仰不抗恶原则之后便辞去了军队里的职务。他是个诚实的理想主义者，心肠热，却生性专横，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爱尔蒙·莫德[13] 曾说过，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要么成为他手中的工具，要么就和他起过冲突，要么被迫逃之夭夭。一直到托尔斯泰去世，他们之间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索尼娅为他有着能够影响托尔斯泰的本领而大为恼火。
托尔斯泰的思想被他身边很多朋友视为偏激之论，只有切尔特科夫一直鼓励他走向更远处，让他更加坚定、执着地实践自己的理想。由于过度思考道德的自我完善，托尔斯泰已无心管理庄园。原本每年能从庄园收入三万美元，现在却不到二千五百美元。这些钱显然无法维持家用，也不够支付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因此，索尼娅说服丈夫，拿到了他1881年以前所创作的全部作品的版权，想借钱开一家出版社，将作品出版发行。这件事完成得很出色，索尼娅如愿赚够了支付家中各种开销的钱。然而，将作品的版权据为己有显然违背了托尔斯泰的理念，在他看来，任何个人财产都是不道德的。与此同时，切尔特科夫一直劝说托尔斯泰放弃他在1881年以后创作作品的版权，并对外宣布它们是公共财产，可供任何人出版。这本就够索尼娅恼火的了，谁知托尔斯泰的要求更甚，他想从她那里重新要回早期作品的版权，连同后期作品的版权一并放弃，这其中包括他很有名的一些小说。索尼娅拒绝了他，因为出版作品所得的收入是自己家庭生活开支的主要来源。就这样，无休止的争吵又在家中开始了。托尔斯泰夹在索尼娅和切尔特科夫之间，不得安宁。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理念，无论哪一方说出的理由，托尔斯泰都难以否定。
1896年，托尔斯泰68岁。他已结婚三十四年，孩子们大多长大，二女儿也快要出嫁了。偏偏这时，家里发生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52岁的索尼娅爱上了一个名叫塔纳耶夫的年轻作曲家。这让托尔斯泰感到无比震惊、羞愧和愤怒，他曾在写给索尼娅的一封信中说：“你和塔纳耶夫之间过分亲密的关系让我感到恶心，我不能无动于衷地容忍它。如果我继续和你在一起生活，我将不久于人世，我的名誉也势必受到玷污。你知道，我已经为此苦恼了整整一年。我曾强忍着愤怒告诉过你这些，请求你不要继续下去。那之后，我尝试保持平静，只是在做了很多的努力后仍然失败了。你们仍然在继续发展那种关系，而且我能想象，它将一直这样发展到头，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很明显，你不肯放弃这种关系，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分离。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只是我必须找到一种最合适的方法。我认为，最合适的方法就是出国，我们总会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能再让现在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分开，只是继续让生活变得更加难以忍受。索尼娅仍旧难以脱离情网，狂热不休地纠缠那个作曲家，他刚开始可能也感到兴奋，但很快便厌倦了这种他无以为报、让他显得可笑的热情。索尼娅终于意识到他在故意躲避她，最后，他更是当众羞辱了她。这深深地伤害了她，没过多久，她终于认清他只是一个“厚颜无耻、精神和肉体上都粗鄙不堪”的人。这场不太体面的风流事终于到此结束。
到了这时，托尔斯泰夫妇之间的不和已是人尽皆知。索尼娅为此深感痛苦，因为托尔斯泰的信徒们——他们也是他现在仅有的朋友——都站在他这一边，他们公开表示对索尼娅的敌意，认为她阻碍了托尔斯泰践行他与信徒们共同的理想。然而，托尔斯泰并没有因为信仰的转变而感到任何幸福。他失去了以往的朋友，家庭中又有如此巨大的矛盾，与妻子整天陷入争吵。他的追随者们责备他仍旧过着优越、舒适的生活，他也因此感到羞愧。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人生的第七十个年头，我全部的希望便是得到平静和安宁，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但比起生活在实际需求和道德良心的明显矛盾之中，这要好得多。”
他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得糟糕。之后的十年中，他生了很多次病，有一次严重到差点死去。在这一时期认识他的高尔基曾这样描绘过他：“他身材瘦小，头发灰白，眼睛却比以前更加有神，看人的目光也更加锐利，他的皱纹很深，蓄着一把又大又长的白胡子。”他已经是个80岁的老人了。一年过去，又是一年，他82岁。他衰老得很快，看起来将不久于人世，但夫妇俩仍然为那些无聊的争吵所苦。显然，切尔特科夫并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视财产为罪恶，他在雅斯纳雅·波良纳附近买了一座庄园，这更加方便了他和托尔斯泰之间的往来。他开始催促托尔斯泰实施那个在死后向社会公开所有著作权的计划。这一行为激怒了托尔斯泰的夫人，因为这样一来托尔斯泰在二十五年前划归给她的那些小说版权无疑会被剥夺。长久以来，她和切尔特科夫之间积累起来的敌意终于爆发成一场公开的争辩。除了深受切尔特科夫的影响的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孩子们都站在母亲一边。虽然托尔斯泰早已把庄园分给他们，但他们仍然不想过他所希望的那种生活，更弄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放弃版权，白白丢掉一大笔收入。面对家里人的施压，托尔斯泰仍旧执意立了一份遗嘱，宣布在他去世后，所有作品的版权都将赠送给公众，存留的手稿也交由切尔特科夫保管，以便他向所有愿意出版他作品的人们提供方便。在这份遗嘱尚不具备法律效力的情况下，切尔特科夫劝托尔斯泰另立了一份遗嘱。他们偷偷将公证人带进家中，为不惊扰托尔斯泰夫人，他们将书房的门紧紧锁好，就在书房里，托尔斯泰亲手把遗嘱抄了一遍。这份遗嘱中，托尔斯泰按照切尔特科夫的提议将所有作品的版权划归给了小女儿亚历山德拉。切尔特科夫后来说起这么做的理由：“我认为，托尔斯泰的夫人和子女一定不愿让一个非家庭成员继承和管理他的版权。”他说的有道理，这份遗嘱会使其他人失去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这仍然没有让切尔特科夫感到十分满意，他自己又起草了一份遗嘱，在他庄园附近树林中的一个树桩上，托尔斯泰又将遗嘱抄了一遍。在这份遗嘱中，切尔特科夫得到了手稿的绝对控制权。
留存的手稿里，最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晚年的日记。他早期的日记一直由索尼娅保管，但最近十年的日记都交给了切尔特科夫。索尼娅一直想把这十年的日记要回来，一方面因为这些日记的发表可带来丰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索尼娅不愿让这些真实记录着夫妻间不和的日记公之于众。她派人到切尔特科夫那里要回日记，被切尔特科夫拒绝了。她甚至以服毒和自缢来威胁，要切尔特科夫归还日记。托尔斯泰无法忍受索尼娅的狂怒，便从切尔特科夫那里把日记取回来，却并没有交给她，而是存入银行的保险箱。为此，切尔特科夫写了一封信给他，关于这封信，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我收到来自切尔特科夫的一封充满埋怨和责备的信。他们让我心碎，有时候我真想离开所有这些人，一个人走得远远的。”
很年轻的时候，托尔斯泰便一直想要远离混乱和困苦的尘世，去某个地方隐居，在孤独中进行自我完善。像其他许多作家一样，托尔斯泰把这种愿望的实现交由两个小说中的人物，《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这两个人物形象就是他自己性格的真实写照。如今，他的生活状况使得他更想及早地实现这一愿望。妻子和儿女们使他烦恼不已。朋友们认为他应该完全践行自己的理想，他们的责备也是他苦恼的来源。甚至有许多人因为他的言行不一而备感痛苦，他们几乎每天给他写信，在信中责备他虚伪，这让他万分伤心。有个虔诚的信徒来信请求他放弃自己的庄园，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亲戚和穷人，不能留下一个戈比，然后再像乞丐一样去流浪。托尔斯泰写信回复他：“我被你的来信深深打动，我的梦想和你建议的完全一样，但目前我还做不到这点，这其中有太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我必须不能影响到其他人。”其实，人们采取某种行动的根源往往深埋在他们的下意识里，我认为托尔斯泰之所以没有去践行他的朋友的建议和自己的良心要求，是因为他下意识里并不真的想那样做。作家的心理通常有一个特点，虽然对于每个研究作家生平的人来说，这个特点显而易见，但我还从未听人正式谈起过，那便是：对于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作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作品便是他们内心因为某种原因而遭受压制的本能、欲望、白日梦（随便你叫什么）的升华，这些东西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后，作家便摆脱内心的压力，不再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了。然而，这种发泄方式并不会使他们完全满意，仍然会有某种缺憾留在他们心中。这正是为什么作家大多会赞美体力劳动者，因为动笔的人会怀着一种不自觉的妒意羡慕行动的人。托尔斯泰热衷于体力劳动，很可能就是为了摆脱自己内心某种欲望的压力。也就是说，托尔斯泰通过写作没能发泄掉自己全部的欲望，他想寻求其他的方式去宣泄，而这种无意识的宣泄行为，却被他真诚地认为是做着一件正确的事情。
当然，托尔斯泰是一个天生的作家，他以最动人、最富有戏剧性和趣味性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作家本能。我想，他是为了让自己的观点显得更加鲜明，才在他那些带有说教性质的论著中失去了控制，如果他好好想一想，这些观点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也许他就不会把它们发挥到如此绝对的地步。他的确承认过，妥协在理论上虽不被允许，但在实践中不可避免。但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整个立场，因为既然妥协在实践中不可避免，那么要想彻底践行他的理论就是不可能的事，他的理论就一定有问题。然而，即便托尔斯泰自己想做出某种妥协，那些一批又一批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满怀崇拜心情的信徒也不会同意，这便是托尔斯泰的不幸。信徒们逼迫这位老人做出某种戏剧性的行动来满足他们的愿望，这确实有些残忍。托尔斯泰的学说牢牢地禁锢住他自己。他的著作引起的强烈反响（当然并不全是灾难性的）以及人们对他的尊敬、崇拜和爱戴，这一切都把他推向了一条他并不想走的绝路。
这是因为，尽管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并在旅途中去世，使他决定出走的并不是良心的感召或信徒们的催逼，而是为了暂时逃离他的妻子。事出偶然，那晚他上床睡觉，不一会儿听到妻子在书房里的纸堆中翻找什么。由于自己不久前瞒着妻子立下了一份遗嘱，这个秘密一直盘踞在他心中，他随即想到，一定是索尼娅听说了这件事，所以她想找到那份遗嘱。于是他在她离开书房后起床，拿了几份手稿，打包了一些衣服，叫醒一位正住在他庄园里的私人医生，说自己打算离家出走。这时，亚历山德拉也醒来了。他们把车夫从床上叫起来，套好马车，在私人医生的陪伴下，托尔斯泰上了马车，驶向火车站。早上五点，火车站很拥挤，天下着雨，寒风凄凄，他们不得不冒着风雨站在车厢末端的露天小平台上。托尔斯泰有个妹妹在沙玛丁的修道院里当修女，他们在沙玛丁下了车，并且和随后赶到的亚历山德拉集合。亚历山德拉带来消息，母亲已发现他们的出走，并且想要自杀。这件事索尼娅以前可不止做过一次，只是每次她都下不了决心，不过是在家里引发一阵忙乱和纷扰而已。亚历山德拉建议托尔斯泰继续赶路，一旦母亲知道他在哪里，肯定会匆匆赶来。因此，一行人登上了去罗斯托夫的火车。由于之前就感冒未愈，经过火车夜行的折腾，托尔斯泰病得更加严重了。同行的私人医生只好让托尔斯泰在中途一个名叫阿斯塔波夫小车站下车。站长在听说病人是托尔斯泰后，马上把自己的房间让了出来。
第二天，托尔斯泰发电报给切尔特科夫。亚历山德拉则偷偷写信给她的哥哥，要他从莫斯科带一个医生过来。由于名气太大，托尔斯泰的一举一动实在很难保密，不到二十四小时，索尼娅就从新闻记者那儿得知了他所在的地方，带着孩子们赶到阿斯塔波夫，这时，托尔斯泰已病得十分严重，为避免打扰到他，医生没有让她走进房间。很快，托尔斯泰生病的消息便传到了世界各地。短短一个星期之内，阿斯塔波夫的车站上挤满了政府代表、警察、官员、新闻记者、摄影师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临时居住在侧线上停靠的火车车厢里，当地的电报局一时也忙得不可开交。陆陆续续来了更多的医生，托尔斯泰的床边最后有五个医生同时照看。他经常处于昏迷中，清醒的时候则在担忧妻子，他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索尼娅就在房间外面，他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一生都惧怕死亡，可现在他不再害怕。在清醒的时候，他不断地叫喊：“逃吧！逃吧！”索尼娅被允许进房间探望他的时候，他已失去知觉。她跪在地上吻他的手，他叹了一口气，但是没有迹象表明他意识到了妻子在自己身边。1910年11月7日，一个星期天，早上六点过几分，托尔斯泰离开了人世。
为写这篇文章，我反复读了几遍爱尔默·莫德创作的《托尔斯泰传》，还有他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忏悔录》。莫德和托尔斯泰及其他的家人都熟识，这是他的有利条件，关于托尔斯泰的生平，他的叙述也十分有趣。但遗憾的是，大多数人想知道他的看法，他却很少谈到。此外，我还阅读了西蒙教授写的托尔斯泰传记，这本传记内容翔实，详尽而可信地提供了许多有关托尔斯泰的事实。也许出于谨慎，这些事在爱尔默·莫德的《托尔斯泰传》里没有提及。在我看来，西蒙教授的托尔斯泰传记是英语传记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必将长久地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