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安德烈亚斯吗？他挺好的。他经常出差。在家的时候就总有人过来。很重要的人——部长啊，将军啊什么的。他们在壁炉边上喝酒，一谈就是一个晚上，谈的主要是生意和政治。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都能听到。安德烈亚斯有客人的时候，我是应该待在楼上的。我不该下去。可他给我买东西。他花钱请了家庭教师，到家里上课。他和我说起话来也蛮和善的。”
她把一片四四方方、已经涂成黑色的纸板盖到针孔上，拿胶带粘好。
楼下没什么动静了。我在心里编排起了剧情。玛达丽娜无声地哭着，心不在焉地把玩着手绢，好像那是一块培乐多彩泥，妈妈没怎么管她，干看着，脸上带着一丝苦笑，好像舌头底下有什么酸酸的东西正在化开。妈妈受不了别人在她面前哭哭啼啼。她看不得人家的肿眼泡，也看不得那不加掩饰、恳求的脸。她把哭看成软弱的标志，一种对他人关切的炫目恳求，而她是不会让你得到满足的。她不可能去安慰你。渐渐长大之后，我才领悟到这并不是她最主要的目的。她认为悲哀应该是私密的，不该拿出来炫耀。我小的时候，有一次问她，我父亲坠崖身亡时，她有没有哭过。
在葬礼上。我是说下葬的时候。
没有。我没有。
因为你不伤心？
因为我伤不伤心不关别人的事。
要是我死了，你会哭吗，妈妈？
但愿我们永远也不必知道答案。她说。
萨丽娅拿起那包相纸，对我说：“带上手电筒。”
我们钻进了妈妈的壁橱，轻手轻脚地把门关好，门下面用毛巾塞住，挡住所有的光。等到周围一片漆黑，萨丽娅便叫我打开手电筒，我们事先已经用好几层红色的玻璃纸把它包好了。微光之下，我看不见萨丽娅，只能看到她用细长的手指剪下一张相纸，把它铺到鞋盒里面，正对着针孔的方向。相纸是前一天我们从鲁索斯先生的店里买的。我们走到柜台边上，鲁索斯先生从眼镜上方打量了一番萨丽娅，然后问：这是要打劫吗？萨丽娅用食指对着他，然后竖起大拇指，好像在扳动手枪的击锤。
萨丽娅把鞋盒的盖子盖好，用快门挡住针孔。她在黑暗中说道：“明天，你来拍你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张照片。”我真听不出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我们决定去海滩。我们把鞋盒子放到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拿绳子捆牢，因为萨丽娅说，只要一打开快门，我们就一动也不能动了。她凑到我身边，从盒子上方朝远处看了看，好像那儿真有个取景器似的。
“完美的画面。”她说。
“没那么完美。没对象。”
她看了看我，明白了我的意思，然后说：“不。我不行。”
我们来来回回地争论了一番，最后她同意了，但是有一个条件，她不露脸。她脱掉鞋子，双臂张开，好像走钢丝一样，走到离相机几米远的一排礁石上。她在石头上坐下，面朝西，望着锡罗斯岛和基斯诺斯岛的方向，扯一扯头发，盖住脑后固定面罩的系带。她回过头，看着我。
“记住，”她大声说，“数到一百二。”
她转过身，面向大海。
我弯下腰，伏在鞋盒上方，看着萨丽娅的背影，她身边的礁石宛如星群，石与石之间，海草纠缠，摇曳，仿佛死蛇，一条小小的拖船在远处摆荡，潮水高涨，将嶙峋的岸蹂躏一番，便返身退落。我抬起针孔上的快门，开始数数。
一……二……三……四……五……
我们躺在床上。电视屏幕上，一对手风琴手正在斗技，可是声音已经让詹娜关掉了。正午的阳光剪穿了百叶窗，投下道道光影，落在吃剩下的玛格丽塔比萨上，那是我们通过送餐服务订的午饭。送饭的是个又高又瘦的男人，梳着油光水滑的大背头，白上衣，黑领带。他把送餐车推进房间，小桌上放着个长颈花瓶，一枝红玫瑰插在里面。他提起半球形的盘子盖，露出比萨，手上做了个挥舞的动作，极尽炫耀之能事，好像一个魔术师面对着观众，而兔子刚刚从大礼帽中现了形。
在我们周围，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散乱地摆放着我给詹娜看过的图片，这是过去一年半我在旅行途中拍下的照片。贝尔法斯特，蒙得维的亚，丹吉尔，马赛，利马，德黑兰。我给她看公社的照片，我在哥本哈根曾经短暂地加入过这个公社，和一群丹麦垮掉的一代分子共同生活，他们穿破背心，戴无檐小便帽，在一个从前的军事基地内建起了一个自治社区。
你在哪儿？詹娜问，这些照片上都没你。
我喜欢待在镜头后面。我说。这是实话。我已经拍了几百张照片，哪一张里你都找不到我。取出胶卷时，我总是洗印两套照片，我留一套，另一套给萨丽娅寄回家。
詹娜问我旅行的钱从哪儿来的，我说我用了遗产的钱。这不全是事实，因为遗产是萨丽娅的，不是我的。与玛达丽娜不一样，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安德烈亚斯的遗嘱里根本没有提到她，只有萨丽娅。她把一半钱给了我。我本该用这钱把大学念完。
八……九……十……
詹娜用胳膊肘撑起身体，越过我，横到床的另一头，小Rx房擦着我的皮肤。她拿了烟盒，点了支香烟。我是前一天在西班牙广场遇见她的。当时我坐在通往广场的石头台阶上，再往上便是山上的教堂⑥。她走上来，用意大利语对我说了句什么。我见过太多像她这样的漂亮姑娘，在罗马的教堂和广场附近，似乎漫无目的地游荡。她们抽烟，大声说话，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我摇了摇头，说：什么？她笑了笑，蹦出个噢，接着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打火机？烟。我摇摇头，也用口音很重的英语告诉她，我不吸烟。她咧嘴一笑。她眼睛亮亮的，眼神飘忽不定。午前的阳光照着她钻石形的脸，映出了一圈神像般的光环。
我打了个盹儿，后来她戳我肋骨，把我弄醒了。
Latuaragazza？她问。她发现了那张萨丽娅在海滩上的照片，多年前我用自制的针孔相机拍的那一张。你女朋友？
不是。我说。
你妹妹？
不是。
Latuacugina？你表妹，si？⑦
我摇了摇头。
她又端详了一会儿照片，紧嘬了几口，把烟抽完。不是。她说得咬牙切齿，而且让我惊讶的是，甚至怒气横生。Questaèlatuaragazza！⑧你女朋友。我认为是，你是大骗子！接着，我简直不能相信，她按下打火机，点着了照片。
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我们一路跋涉，返回公共汽车站，走到大约一半，我才意识到照片丢了。我告诉他们我得回去。没有选择，我非回去不可。阿方索疑惑地看了看加里。阿方索是个瘦削、结实、寡言少语的瓦索⑨，跟着我们，做我们非正式的智利向导。加里是个美国人，我们仨当中的头狼，一头黄毛，看上去脏兮兮，满脸的粉刺坑。这张脸似乎在诉说着习以为常的艰辛生活。加里心情很坏，现在坏上加坏，因为他饿着肚子，没有酒喝，右小腿又起了讨厌的皮疹，此前一天，他碰到了一丛利特雷⑩灌木，感染了。我是在圣地亚哥一家拥挤的酒吧遇到他们俩的，在那儿，喝过五六轮皮斯科拉?后，阿方索建议来一次远足，去阿波金多瀑布，小时候他父亲常带他去那儿。第二天我们便徒步出发，夜里在瀑布边露营。我们吸了大麻，耳中水声轰鸣，头顶上是繁星拥塞的辽阔夜空。此时我们正艰难回返，去阿波金多圣卡洛斯搭公共汽车。
加里戴着一顶科尔多万帽，他把大帽檐向上一推，拿手绢擦了擦脑门。回去得走三小时，马科斯。他说。
三小时，懂不？阿方索附和道。
我知道。
可你还是要去？
对。
就为一张相片？阿方索问。
我点点头。我不想多说，因为他们不理解。我自己理解吗？我不清楚。
你知道你会迷路的。加里说。
很有可能。
那就祝你好运了，朋友。加里说着，伸出了手。
疯狂的希腊人。阿方索说。
我哈哈大笑。这不是我第一次被人叫作疯狂的希腊人了。我们握了手。加里调整好背包的肩带，他俩便转身上了山间小道，走到转弯处，加里挥了挥手，但没回头。我沿着我们刚刚来的路往回走。实际上我花了四个小时，因为正像加里预测的那样，我迷了路。到露营地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我到处找，在灌木丛里蹚，往石头缝里瞧，一无所获，越来越慌。后来，就在一筹莫展，准备放弃之际，我瞥见矮坡上的灌木丛中白花花地一闪。我找到了照片，它卡在一堆乱蓬蓬的刺藤中间。我摘出它，弹落尘土，眼中满溢着如释重负的泪水。
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
在加拉加斯，我睡在桥下。在布鲁塞尔睡青年旅社。有时我挥霍一番，找家好酒店，要个房间，洗个热水澡，刮刮胡子，穿着浴衣吃饭。我看彩色电视。那些城市，道路，乡村，我遇见的人们，统统变得模糊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在寻找某种东西。可是一种越来越来强烈的感觉告诉我，我在流浪，在等待着临于我身的大事件，它将改变一切，它在让我用过往的全部人生，为它的到来做着铺垫。
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
在印度的第四天。我跟着闲荡的牛群，踉踉跄跄走上了一条土路，世界在我脚下歪斜着。一整天我都在不停地呕吐。我的皮肤黄得好像纱丽，感觉有无形的手，在活活剥着我的皮。我再也走不动了，我躺倒在路边。路对面有个老头，正在一口大铁锅里搅着东西。他旁边是个鸟笼，鸟笼里是一只蓝绿相杂的鹦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贩推着满满一车空酒瓶，从我身边经过。这就是我记住的最后一件事。
四十一……四十二……
我在一间大屋子里醒来。空气中热浪迫人，弥漫着类似哈密瓜腐烂后的味道。我躺在一张钢架单人床上，为了不硌人，床上铺了床垫，没弹簧，不及一本平装书的厚度。房间里塞满了同样的床。我看见一条条枯瘦的胳膊垂在床边，一条条火柴棍一样的黑腿，支棱在污迹斑斑的床单之外，一张张牙齿残缺的嘴张开着。天花板上毫无用处的吊扇。墙上大块的霉斑。窗户挨着我，灌入灼热而黏稠的空气和刺目的阳光。护士是个膀大腰圆、面带怒容的穆斯林汉子，名叫古尔?，他告诉我，我将死于肝炎。
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
我要我的背包。什么背包？古尔冷冰冰地问。我所有的东西都没了——我的衣服，钞票，书，照相机。小偷只给你留了这个。古尔用叽里嘟噜的英语说着，朝我旁边的窗台一指。是那张照片。我拿起它。萨丽娅，她风中飞舞的长发，她周围翻卷的白浪，她礁石上的赤足，爱琴海在她前方骤然升腾。我喉头哽咽。我不想死在这儿，死在这些陌生人中间，死得离她如此遥远。我把照片插到了玻璃和窗框之间。
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
邻床的男孩长了张老头子的脸，憔悴，凹陷，形销骨立。他小肚子鼓起着，里面长了个保龄球大小的瘤。只要护士一碰到那儿，他就死死地闭起眼睛，嘴巴猛地张开，发出无声而痛苦的哀号。这天早晨，有个护士，不是古尔，想喂他吃药，可这孩子把脑袋扭过来，扭过去，嗓子里发出刨木头的声音。最后，那护士硬生生掰开他的嘴，把药塞了进去。等他一走，男孩朝我慢慢扭过头。我们隔着床空儿，四目相交。一颗小小的泪珠滑出，滚落到他脸上。
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
苦难，绝望，在这个地方，就像海浪。它从每一张床上翻卷而出，撞击着发霉的墙，再朝你扑回来。你会淹死在里面。我睡得很多。不睡的时候，我也想睡。我吃他们给我的药，药让我再次睡着。要不然，我就看着病房外面熙熙攘攘的街道，看阳光滑过帐篷巴扎和陋巷里的茶馆。我望着小孩们在那儿打弹子，他们脚下的人行道已经烂成了臭泥沟，老婆婆们坐在门口，缠腰布的街头小贩蹲在席子上，或掏椰子，或叫卖金盏花的花环。房间另一头，有人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我打起了瞌睡。
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
我得知那男孩名叫马纳尔，意思是“指明灯”。他母亲是妓女，父亲是小偷。他和姑姑、叔叔住在一起，他们揍他。没人知道他到底会怎么死，只知道他横竖都是死。没人来看他，等他死了——从现在算，再过一个礼拜，或一个月，最多两个月——也肯定不会有人来认尸。不会有人伤心，不会有人记起。他将死在他生活过的地方，死在犄角旮旯里。他睡觉时，我发现我在看他，看他下凹的太阳穴，看他的大脑袋，大得与肩膀不成比例，看他下嘴唇上那块颜色明显的疤，古尔跟我说过，给他母亲拉皮条的家伙有个习惯，总在这孩子嘴上捻烟头。我试探着跟他讲英语，又用我知道的几句乌尔都语搭话，可他只是疲倦地眨眨眼。有时我把两手搭在一起，在墙上做几个动物模样的影子，只想博他一笑。
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
有一天，马纳尔指了指窗外。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抬起头，却只看到云后的一小块蓝天，往下看，街边水桩喷涌，孩子们以水嬉戏，一辆公共汽车喷吐着废气。然后我意识到，他指的是萨丽娅的照片。我把它从窗子上取下，递给马纳尔。他拿着照片，贴近自己的脸，对着那烧过的一角，凝视了很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不是海洋吸引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尝过海水的咸，是否曾经注视着海潮从脚下退去，并为此感到头晕目眩。也许，虽然他看不到萨丽娅的脸，却能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亲缘，因为她知道痛是什么感觉。他把照片递还给我，可我摇了摇头。你留着吧。我说。他脸上闪过少许怀疑。我笑了笑。然后，尽管不能确定，可我感觉，他还了我一个微笑。
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
我战胜了肝炎。我证明了古尔是错的，奇怪的是，我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失望。可我知道我让他吃了一惊，因为我问他，我能不能留下来做义工。他昂起头，皱着眉。到头来我不得不去找护士长。
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浴室里满是尿味和硫磺味。每天上午我都把马纳尔抱进浴室，用两条胳膊托着他赤裸的身子，留心着不要颠到他。我以前见过一个义工把他扛在肩膀上，好像他是一口袋大米。我轻轻把他放到条凳上，等他喘口气，再用温水冲洗他瘦小、脆弱的身体。马纳尔总是安静、顽强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头，耷拉着脑袋。他就像一个受了惊吓、骨瘦如柴的老头子。我拿打过肥皂的海绵，擦过他的两肋，脊椎的节突，两片鲨鱼鳍一样的肩胛骨。我把他抱回床上，喂他服药。按摩脚和小腿可以起到安慰的作用，所以我给他按了，按得不紧不慢。他睡着的时候，萨丽娅的照片总是半塞在他枕头下。
一百零一……一百零二……
我出了门，久久地、漫无目的地走在城中，一心要逃离这医院，逃离病患和将死之人的集体喘息。我在多尘的晚霞中走过街道，路边是涂鸦污损的墙，卖货的铁皮棚子一个挨一个，紧紧挤在一起。我穿过小路，路边有些小女孩，头上顶着满筐的生粪，一些浑身炭灰的女人，在巨大的铝桶里煮着破衣烂衫。我在翻猪槽?一样的小巷里左拐右转，老是想到马纳尔，在病房里等死的马纳尔，那屋里塞满了像他一样不成人形的人。我也老想到萨丽娅，坐在礁石上远眺大海的萨丽娅。我感觉到，在我心底深处有某种东西牵扯着我，像海里的回头浪一样拉拽着我。我想屈服，就让它把我掳去好了。我想放弃自己的安身立命之道，从现在的这个我脱身而出，抛开一切，就像蛇丢弃旧皮。
我并不是说马纳尔改变了一切。他没有。我继续迷乱地游走于世界，又过了一年，最后终于进了雅典的一家图书馆，坐在角落里的桌前，低头看着一份医学院的入学申请。在马纳尔和这份申请之间，有我在大马士革度过的两个星期，在那儿，除了两个女人的笑脸，我几乎再无其他的记忆，她们画着浓浓的眼线，每人镶了一颗金牙。也有在开罗地下室里度过的三个月，那是一幢摇摇欲坠的分租式公寓，房东抽哈希什抽上了瘾。我花萨丽娅的钱在冰岛搭公共汽车，跟随着慕尼黑的一支朋克乐队。1977年，我在毕尔巴鄂的反核示威中，断了一只手肘。
然而，在安静的时候，在那些漫长的旅程中，当我坐在公共汽车的后部，或是卡车的车斗里，我的思绪总会兜回到马纳尔身上。想着他，想着他临死前极度的痛苦，以及我面对痛苦时的束手无策，这让我做过的一切，我想做的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牢靠了，就像临睡前的小小保证，醒来时便已忘得一干二净。
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
我放下了快门。
那年夏末的一个夜晚，我得知玛达丽娜要去雅典了，留下萨丽娅和我们待在一起，起码要待一小段时间。
“就几个星期。”她说。
我们在吃晚餐，我们四个，有一道白豆汤是妈妈和玛达丽娜一起做的。我瞥了一眼桌子对面的萨丽娅，想看看是不是只有我才对玛达丽娜的消息感到突然。显然是的。萨丽娅平静地向自己嘴里喂送着食物，每当勺子送到，她便将面罩轻轻撩起，就那么一点儿。此时她讲起话来，吃起东西来，已经不再让我心烦，起码不像看到一个老年人，戴着不合嘴的假牙吃东西那样心烦，妈妈多年以后就是那个样子。
玛达丽娜说她拍完电影之后，就来接萨丽娅，她说电影应该圣诞节前就能完成。
“说实话，我要把你们全接到雅典。”她说，脸上洋溢着惯常的愉悦。“咱们一起参加首映礼！那该多棒啊，对不对，马科斯？咱们四个，盛装打扮起来，漂漂亮亮，仪态万方地走进戏院。”
我说对，不过我不太敢想像妈妈穿起花哨行头，仪态万方地走进任何东西的模样。
玛达丽娜唠叨了一通这样的安排如何如何好，又说过两个星期，等学校开学，萨丽娅就能够跟着妈妈恢复学习——当然是在家里。她说她会给我们寄明信片，给我们写信，寄电影剧照。她还说了好多别的，可我听不进那么多。此时我的感觉就是心里的巨石落了地，从头到脚一阵晕眩。我对夏季行将结束的恐惧，如同我肚子里的一个绳结，每过去一天，便缠得紧一些，而我要备好一副铁石心肠，去迎接日益迫近的告别。如今我每天早晨醒来，都渴望着在早餐桌上见到萨丽娅，聆听她声音里那些怪异的动静。我们勉强吃点儿东西，便出门爬树，在大麦地里互相追逐，分开庄稼，发起冲锋，呼喊着战斗的口号，蜥蜴在我们脚下四散奔逃。我们在山洞里藏起了假想的财宝，还在岛上找到了几处地点，可以传出最棒、最响的回声。我们用自己的针孔相机，拍下磨坊和鸽舍的照片，拿给鲁索斯先生，让他帮我们洗印。他还让我们进他的暗房，教我们摆弄不同的显影剂、定影剂和停显液。
玛达丽娜宣布要走的那个夜晚，她和妈妈在厨房一起喝了瓶葡萄酒。玛达丽娜喝掉了大部分。此时萨丽娅和我待在楼上，正在玩塔弗利棋?。萨丽娅占据了玛纳位?，而且已经将她的一半棋子移到了自己的主盘。
“她有情人了。”萨丽娅摇着骰子说。
我吓了一跳。“谁？”
“‘他问是谁’。你认为是谁？”
这个夏天，我已经学会了从萨丽娅的眼神中读出她的表情，她这会儿看着我，一如我站在海滩上，问水在哪儿。我想赶快补救一下。“我知道是谁。”我红着脸说，“我的意思是，谁是那个……你知道……”我只是个十二岁的男童。我的词汇表里还没有“情人”这样的词。
“你猜不到吗？导演。”
“我正想说来着。”
“埃利亚斯。他是个人物。他把头发往下梳，就像二十年代那样。他还留了点儿小胡子。我猜他认为这样很潇洒。他很可笑。他认为他是大艺术家，毫无疑问。我妈也这样认为。你真该看看她跟他在一起是什么德行，她很腼腆，很听话，好像因为他是个天才，她就得低眉顺眼，事事都由着他。我真不明白她怎么就看不出来。”
“玛达丽娜阿姨会嫁给他吗？”
萨丽娅耸了耸肩。“她对男人的品位是最差劲的。最最差劲的。”她摇了摇手里的骰子，似乎在重新斟酌。“安德烈亚斯除外吧，我认为。他挺好的。相当好了。不过呢，板上钉钉，她要离开他了。她总是上那些王八蛋的当。”
“你是说你父亲也是？”
她眉头稍微一皱。“我父亲是个陌生人，她去阿姆斯特丹的路上遇到的。下着大暴雨，在一个火车站。他们一起过了一个下午。我不知道他是谁。她也不知道。”
“哦。我记得她说起过她第一个丈夫。她说他喝酒。我还以为……”
“呃，是多利安吧。”萨丽娅说。“他也是个人物。”她又把一枚棋子走到了自己的主盘上。“他老揍她。本来和和气气，笑眯眯的，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能变得暴跳如雷。跟天气一样，怎么能变得这么快？他就是那个样子。他一天到晚，大部分时间都在喝酒，基本上啥也不干，就是在家里躺着。喝起酒来他真没记性。比方说，他就让水龙头那么开着，把家给淹了。我还记得他忘了关炉子，差一点儿烧光了所有东西。”
她拿棋子摞出一座小塔，又默默地花了点时间，把它弄结实。
“多利安真正爱的只有阿波罗一个。所有邻居小孩都怕他怕得要死——我是说阿波罗。几乎没人见过他，只是听到他在叫。这就够让人害怕的了。多利安把他拴在院子后头，用大块的羊肉喂他。”
萨丽娅说不下去了，可我不用费劲也能想得出来。多利安喝高了，狗没人管，没人拴，在院子里溜达。纱门是开着的。
“你那会儿多大？”我低声问她。
“五岁。”
然后我问了那个从暑假开始、一直挂念至今的问题。“难道就没有什么东西……我是说……他们就不能……”
萨丽娅移开了目光。“请别问了。”她一字一顿地说，我感觉在这几个字后面，一定是深深的痛。“我累得要死。”
“对不起。”我说。
“改天我一定告诉你。”
她后来确实告诉了我。糟糕的手术，灾难性的术后伤口感染导致了败血症，引起了肾功能和肝功能衰竭，也吞噬了新移植的皮瓣，迫使医生不仅将皮瓣割除，还从她残留的左脸上切去了更多的组织，同时锯掉了部分下颌骨。由于并发症，她在医院住了将近三个月。她差一点就死了，应该死了。从那以后，她就不许医生再碰她。
“萨丽娅，”我说，“我还要再说对不起，为我们刚见面那天发生的事。”
她翻起眼睛看着我。早先那种顽皮的光又回来了。“你早该说对不起。可是没等你吐得满地都是，我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
“知道你是个蠢货。”
玛达丽娜走的时候，还有两天就要开学。她穿着紧身的奶油色无袖长裙，绷出苗条的身段，戴一副牛角框太阳镜，头发用白丝巾紧紧扎住。她这身打扮，就好像担心自己身上哪个地方会垮掉，好像她就是要让自己这样紧绷着。在蒂诺斯城的渡口，她拥抱了我们大家。她抱萨丽娅抱得最紧，时间也最长，嘴唇抵住萨丽娅的头顶，给了她一个久久的、死死的吻。她始终没摘下自己的墨镜。
“你也抱抱我。”我听见她小声说道。
萨丽娅回抱了她，动作僵硬。
渡轮呻吟着，晃晃悠悠地驶离，身后留下一条翻卷的水浪，我以为玛达丽娜会站到船尾，挥手作别，抛来飞吻，她却快步走到船头坐下，看也没看我们。
回到家，妈妈吩咐我们坐下。她站在我们面前说：“萨丽娅，我想让你知道，在这个家里，你不必再戴那个东西了。不是为我，也不是为他，只要你自己觉得合适，你就摘了它。这事儿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就在此时，我一下子恍然大悟，明白了妈妈早已看出的事。那面罩是为玛达丽娜戴的，为了不让她难堪，不让她丢脸。
好半天，萨丽娅一动也不动，一个字也不说。然后，慢慢地，她抬起了手，解开了脑后的系带。她摘下了面罩。我直视着她的脸。我感到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想要退缩，就像你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可我没有。我一直盯着她，逼着自己不眨眼。
妈妈说，她要让我在家学习，直到玛达丽娜回来，这样萨丽娅就不必一个人呆在家。晚上吃完晚饭，她给我们上课，早晨她去学校之前，给我们留好作业。这样安排听上去不错，至少理论上如此。
可是实际上，在家学习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妈妈走了以后。萨丽娅毁容的消息已经传遍了全岛，不停地有人来敲门，带着满心的好奇。你想想，岛上突然耗尽了面粉、大蒜，甚至盐，只有在我们家才能找到这些东西。这些人无心掩饰自己的目的。在门口，他们的目光总是飞向我身后。他们伸长脖子，踮起脚尖。大部分人连邻居都不是。他们走上好几里地，就是为了饱饱眼福。当然了，我从来没让他们进过家门。当着他们的面把门一关，让我很有几分满足。可我也感到郁闷和沮丧，心里明白，如果我留下来，我的生活将受到这些人过深的影响，最后我势必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小孩们更讨厌，简直无法无天。我每天都能抓住一个在外面晃晃悠悠、逮着机会就爬我们家墙的孩子。正学习的时候，萨丽娅会拿铅笔轻轻敲一下我的肩膀，歪一歪自己的下巴，我一扭头，准能看见一张紧贴在窗户上的脸，有时候还不止一张呢。情况太糟了，我们不得不上楼，把窗帘全拉上。有一天我打开门，发现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个男孩，名叫彼得罗斯的，和他三个朋友站在外面。他拿出一把硬币，要求瞧一眼。我说不，他把我家当什么地方了，马戏团吗？
最后，我不得不告诉了妈妈。她听了以后，脸都气紫了，死死地咬着牙。
第二天一早，她收拾了我们的课本，还有两份三明治，摆在桌子上。我还没反应过来，萨丽娅已经明白了，于是她就像一片树叶那样蜷缩起来了。到了出门的时间，她开始说不。
“奥蒂阿姨，不要。”
“把手给我。”
“不要。求你了。”
“快。把手给我。”
“我不想去。”
“我们要迟到了。”
“别逼我，奥蒂阿姨。”
妈妈伸出两只手，把萨丽娅从椅子上拉起来，弯下腰，死死地盯着她，那眼神我再熟悉不过了。此时此刻，这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能让她罢休。“萨丽娅，”她尽量用一种既温和又坚定的口气说道，“我不因为你而觉得羞耻。”
我们出发了，我们仨。妈妈的嘴唇紧紧抿在一起，奋力向前，好像在迎着狂风艰难跋涉，步子很小，两只脚紧着倒腾。我可以想像，多年以前，妈妈就是迈着同样的脚步，手拿大枪，一往无前地走向玛达丽娜父亲的房子。
人们张口结舌，呆呆地望着，我们沿着曲曲弯弯的小路，从他们身边呼啸而过。他们停下来死盯着，有些人指指戳戳。我尽量不去看。视线的余光所及，他们只是一团团模糊的暗影，苍白的面孔，张开的嘴巴。
进了校园，孩子们向两边分开，给我们让道。我听到有些女生发出尖叫。妈妈横冲直撞，穿过人群，就像一个保龄球，从一堆木瓶中间滚滚而过，只是她身后还拖着个萨丽娅。她连推带搡地挤到校园一角，那儿有一条长凳，她爬到凳子上，把萨丽娅也拽上去，然后连吹了三声口哨。校园很快肃静下来了。
“她叫萨丽娅·贾纳科斯。”妈妈高叫着，“从今天开始……”她停了一下，“不管是谁在叫唤，把嘴给我闭上，我让你叫你才能叫。现在，从今天开始，萨丽娅就是本校的学生了。我希望你们大家用斯文和礼貌来对待她。如果我听说有人讲了不三不四的话，那我一定把你找出来，我一定要让你后悔。你们知道我一定会这么干。这件事我不会再说第二遍。”
她爬下长凳，拉起萨丽娅的手，径直往教室里去了。
从那一天起，萨丽娅再也没有戴过面罩，无论是在外面，还是在家。
那一年，离圣诞节还有两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来信。拍摄工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延误。首先，摄影指导——玛达丽娜写的是“摄指”，萨丽娅不得不给我和妈妈做了个讲解——从片场的高台摔下来，一条胳膊断成了三截。其次，天气问题也让整个外景拍摄遇到了麻烦。
所以就像大伙常说的，我们现在有点“停摆”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我们有了时间，可以把剧本里一些疙疙瘩瘩的地方解决掉，问题是我们可能无法像原来希望的那样团聚了。我心情很不好，我亲爱的你们，我想你们想得要死，特别是你，萨丽娅，我的爱。我只能数着日子，等到明年春末拍摄结束的时候，我们再聚首吧。我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把你们三个放在心里。
“她不会回来了。”萨丽娅语气平淡地说着，把信还给了妈妈。
“她肯定会的！”我说。我傻了眼，扭头看着妈妈，等着她说点什么，最起码一句打气的话。可是妈妈把信叠好，放到桌上，然后便默默地去煮咖啡了。记得我当时在想，就算她同样认为玛达丽娜不会回来，也应该安慰一下萨丽娅，可她没有，真是不近人情。然而我不知道——那时还不知道——她们两个已经心有灵犀，也许强过我对她们任何一个人的了解。妈妈太尊重萨丽娅了，所以不可能哄她。她不会用虚假的保证来冒犯她。
春天来了，披着万千绿色的荣光，然后又去了。我们收到了玛达丽娜的一张明信片，感觉它像一封匆忙写就的信，她告诉我们，片场麻烦不断，这一次跟投资方有关，由于一再拖延，他们威胁要撤资。和上一封信不同，这次她没说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
初夏一个暖洋洋的下午——那是1968年了吧——萨丽娅和我，还有一个名叫多丽的女孩，一起去了海滩。当时，萨丽娅已经在蒂诺斯跟我们住了一年，人们已经不再对她毁损的脸窃窃私语，死盯着不放了。虽然她仍然，而且始终都被好奇所包围，但这种好奇也在慢慢减退。现在她有了自己的朋友，多丽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看到她的时候，不再像见鬼一样受到惊吓，她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说闲话，放学后一起玩，做功课。尽管感觉不太可能，可她已经变得和正常人差不多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岛上的人们产生了一定程度的钦敬，他们接受了她，把她当成了自己人。
那天下午，我们仨本来打算去游泳，可是水仍然很凉，所以我们最后躺在石头上睡着了。萨丽娅和我回到家，发现妈妈在厨房里削着胡萝卜皮，一封没拆开的信放在桌上。
“你继父来的。”妈妈说。
萨丽娅拿起信，上了楼，过了很久才下来。她把信纸放到桌上，坐下来，拿起了刀和一根胡萝卜。
“他想让我回家。”
“我知道了。”妈妈说。我觉得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了最微弱的一丝慌乱。
“准确地说，不是回家。他说他联系了英国一个私立学校。今年秋天我就可以入学。他来出钱，他说的。”
“那玛达丽娜阿姨呢？”
“她跑了，跟埃利亚斯。他们私奔了。”
“那电影怎么办？”
妈妈和萨丽娅交换了一下眼神，又同时朝我翻了下眼睛，于是我明白了，她俩一直都心知肚明。
2002年一个早晨，也就是三十多年之后，我正准备从雅典前往喀布尔的时候，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玛达丽娜的讣闻。她现在挂着“库里斯”的姓，可我从那老妇人脸上认出的，不仅是她青春美貌的余烬，还有那熟悉的、明眸皓齿的笑容。下面有一小段文字，说她年轻时曾经短暂地做过演员，后来在八十年代初创办了自己的剧团，排演过几部深受评论界赞扬的作品，特别是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该剧在九十年代中期连演不衰，还有契诃夫的《海鸥》和迪米特里奥斯·姆波格里斯?的《婚约》。讣闻说，因为她的慈善工作，她的多智，她对时尚的敏锐认知，她举办的奢华派对，以及她对众多无名剧作家欣然给予的机会，使她成了雅典文艺圈里众所周知的人物。文章说她死前与肺气肿进行了漫长的苦斗，但没有提及她身后是否还有配偶或子女。我更为震惊的是，她在雅典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离我在科洛纳基的住处只隔了六个路口。
我放下了报纸。出乎我的意料，三十多年没见过她了，如今我却感觉这死去的女人有几分不堪。这篇关于她结局的报道一下子让我产生了抵触。我过去一直在想像，她过的是一种动荡而无常的生活，岁月维艰，厄运连连，动不动就崩溃，感到懊悔，还有一连串昏头昏脑、不顾一切的桃色事件。我一直以为她会自毁，很可能因为酗酒而过早死去，人们总是把这样的死称作悲剧。我心里有一部分甚至曾经相信，很有可能她是知道的，知道她把萨丽娅领到蒂诺斯，是为了让她免受伤害，是要救她脱离苦海，因为玛达丽娜知道自己对女儿受的罪已经无能为力。可是现在，我开始用妈妈的眼光来看玛达丽娜了，妈妈肯定是这样看的，一直都这样看：玛达丽娜是个绘图员，坐在那儿，心平气和地画着她未来的地图，干净利落地把重如大山的女儿排除在边境线之外。她的成功堪称辉煌，起码按照讣闻所说，正是如此，文中简略地记录了一个精心打理过的人生，一个富含着成就、优雅，受人敬重的人生。
我发现我无法接受这种成功，这种未受惩罚的逍遥。这是反常的。为什么不必付出代价？苛求众生的因果报应又去了哪里？
可是，当我合上报纸，一种让人不得安生的疑惑又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暗示提醒着我，我对玛达丽娜做出了过于苛刻的判断，她和我其实没有什么不同。难道我们不是都曾经渴望着逃离，改头换面，重塑新生吗？到了最后，难道我们不是都砍断了拴住我们的锚链，让自己得到解脱吗？可我又嘲笑着这样的疑惑，告诉自己我们毫无相似之处，而我之所以对她感到恼怒，也许只是把它当成一件面罩，用来掩饰我的嫉妒，因为她在这件事上比我成功得多。
我扔掉了这份报纸。如果萨丽娅必将知晓，那也不可能从我这儿知道。
妈妈拿着刀，把胡萝卜皮拨到碗里。她憎恶别人浪费食物。她要用这些皮腌一罐子果酱。
“哦，你有个重大决定要做了，萨丽娅。”她说。
让我意外的是，萨丽娅扭过头来问我：“你会怎么做，马科斯？”
“哦，我知道他会怎么做。”妈妈张嘴就说。
“我要去。”我说，一边回答着萨丽娅，一边看着妈妈，满心得意，因为我没像她想的那样说，而是扮演了起义者的角色。当然我的回答也是认真的。我相信萨丽娅甚至都不该犹豫。我会马上把这个机会抓在手里。那可是私校啊，而且在伦敦。
“你应该考虑一下。”妈妈说。
“我考虑过了。”萨丽娅迟疑了一下，说道。接着，她用更加迟疑的动作，抬起了眼睛，望着妈妈。“但是我不想接受。”
妈妈放下了刀。我隐约听见她舒了口气。这口气她是一直憋着的吗？就算是，她那张喜怒不形于色的脸也没有流露出任何宽慰的迹象。“回答正确。当然是正确的。”
萨丽娅把手伸过桌子，摸了摸妈妈的手腕。“谢谢你，奥蒂阿姨。”
“我只讲这一次。”我说。“我认为这是错的。你们俩都在犯错误。”
她们扭过头看着我。
“你是想让我去吗，马科斯？”萨丽娅问。
“是。”我说，“我会想你的，非常想，你知道的。但你不能拒绝私校的教育。你以后还要念大学。你可以搞研究，当科学家、教授、发明家。你不想吗？你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你可以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我一下子说不下去了。
“不，马科斯。”萨丽娅一字一顿地说道，“不，我不可以。”
她最后这句话砰然落了地，就此封死了一切辩驳的可能。
许多年以后，当我开始接受整形外科的培训时，我理解了某种东西，而那天在厨房，在我力主萨丽娅应该离开蒂诺斯，去上寄宿学校的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后来我懂了，这个世界看不见你的内在，它一点儿也不关心你的希望、梦想，以及忧伤，它们都被皮肤和骨骼遮蔽着。这是如此简单，如此荒谬，又如此残忍。我的病人们知道这些。他们看到了，关于他们是怎样的人，将要，或者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骨架的对称程度，两眼之间的距离，下巴的长短，鼻尖投射角的大小，以及是否拥有一个理想的鼻额骨。
美貌是个巨大而不当的礼物，来得既任意，又愚蠢。
所以我选择这个专业，就是想把优势平均分给萨丽娅这样的人，用我的手术刀，一刀一刀地去纠正这任意造就的不公，对一种我发现可耻的世界秩序做出微小的反抗，活在这样的秩序下，一次狗咬，便可夺走一个小女孩的未来，让她遭到遗弃，成为歧视的对象。
至少我是这样告诉自己的。我想，还有别的理由让我选择了整形外科。比如说钱，声望，社会地位。若说我仅仅因为萨丽娅才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就过于简单——这想法也许可爱——也有点儿过于按部就班和四平八稳了。如果说我在喀布尔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人类的行为是混乱的，不可预测的，与方便的对称性毫不相关。可是，我也在选择怎样的生活模式、我的人生故事如何成形的信念中发现了安慰，就像暗房中的一张照片，故事将慢慢显现，来确证我一直想在自己身上看到的善。这个故事支撑着我。
我有一半时间在雅典行医，去皱纹，提眉毛，拉下巴，重做蹩脚的鼻子。另一半时间我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飞到世界各地，去中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远东，为孩子们工作，修复唇腭裂，去除面部肿瘤，修补面部损伤。在雅典的工作远远谈不上满足，但报酬高，可以让我在做志愿工作的时候，负担得起几个星期、几个月的花销。
后来，2002年初，我在办公室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个我认识的女人打来的。她叫阿姆·阿德莫维奇，是个波斯尼亚护士。几年前，我和她在伦敦开会时相识，共度了一个周末，有了乐事，我们都认为此事不足挂齿，但仍然保持着联系，偶尔也在社交场合见面。她说她现在为喀布尔的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他们正在寻找一位整形医师，为儿童做手术，处理唇裂、弹片和子弹造成的面部损伤，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当场就答应了。我打算待上三个月。我是2002年春末去的。我再也没回来。
萨丽娅在渡口接我。她扎了绿色的羊毛围巾，穿着暗玫瑰色的厚外套，里面是开襟羊毛衫和牛仔裤。这段日子她把头发留长了，从中间分开，披落到肩膀上。她头发全白了，正是这一特征——而不是那残缺的下半张脸——触动了我，让我见到她的时候吓了一跳。我并非对此感到惊诧；萨丽娅三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开始长白头发，只过了十年，便已满头棉花般的白发了。我知道我也变了，顽强隆起的大肚皮，毅然后退的发际线，但是一个人自己的身体衰退是逐渐进行的，阴险而难以察觉。看到萨丽娅满头白发，就像见了惊心动魄的证据，知道她怎样不可逆转、无法规避地迈向老年，而联想起来，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你会冻着的。”她说着，紧了紧脖子上的围巾。这是一月，临近晌午，阴着天，灰蒙蒙的。一阵冷风吹过，枯叶在树上哗哗作响。
“想挨冻，得去喀布尔。”我说，提起了行李箱。
“随便你，大夫。公共汽车还是步行？你来选。”
“咱们散散步吧。”我说。
我们向北走，穿过蒂诺斯城。内港里停泊着帆船和游艇。小亭子里卖着明信片和圆领衫。咖啡馆外，人们坐在小圆桌边，喝咖啡，读报纸，下象棋。服务员们摆放着午饭用的银色餐具。再过一两个钟头，烧鱼的味道就该从厨房里飘荡而出了。
萨丽娅兴致勃勃地讲起了故事，开发商要在蒂诺斯城南部新建一片白色的别墅，可以远眺米科诺斯岛和爱琴海。这些房子主要是给旅游者和有钱的暑期房客住的，他们从九十年代便开始络绎不绝。她说这片别墅会带一个室外游泳池，还有一个健身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