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告诉我，他瞧不起蛮干的强盗，毫无技术含量，更看不起在滚水里捞肥皂和嘴巴吞刀片的同行。最厉害的贼不是动作有多快，而是跟上别人的节奏，会隐身。就这一样本事，他苦练了十年。

袁阿生跟着那人绕了几圈，等机会下手。忽然一阵汽车马达声，院门冲进一辆车，跳下四五个黑衣人，抡起机枪就扫射，一排子弹打在仓库墙上。

我和小宝赶紧从房顶下来，躲在黑处。院里传来交火的声音，一阵骂声，听上去是群日本人。

过了五六分钟，院里没了动静。我俩沿着院门溜过去看，那辆车停在院子中间，还没熄火，黑衣人全死在地上，像是遭了埋伏。之前院里交货的几个人和袁阿生都不见了。

又等了一会儿，仓库后头走出三个人，每人提着个大皮箱。领头的穿着风衣，头戴呢子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看不清脸。

三人经过汽车时，里头突然跳出个日本浪人[11]，一刀刺向三人。领头的那人拎起皮箱挡住东洋刀，抬腿把日本浪人踢翻，露出一条修长的腿，小腿紧绷，大腿浑圆——是个女人，风衣底下穿着条裙子。她抬手一枪，打死倒在地上的日本浪人，带着另外两人跑到岸边，跳上一艘小艇。刚刚站稳，不知从哪又冲出俩黑衣人，朝江面上一通乱射。三人蹲下躲避，一个人手中的箱子掉进了江里。小艇左右摇晃几下，往江心冲去。领头那女人，礼帽被风掀飞，飘起一头长长的卷发。

这时，一辆别克车沿着江岸冲来，小山从车窗探出身，抱着一把“手提花机关枪”扫射，两个黑衣人应声栽倒。剩下几个朝着别克车一阵猛扫，车窗被打得稀烂。我翻身冲出去，开枪放倒了几人，喊小山停车。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0/1-200410132234S7.jpg" /> <h6>手提花机关枪，即MP18，是“一战”时德国为突破沟壕而设计的冲锋枪，因为其枪管外套筒上的散热孔，在中国俗称为“手提花机关枪”</h6>

这孩子从车座上站起，扬起枪，喊了声“金爷有两下子”。跳下车，看见院里一地死人，她开口就骂：“册那，我以为你们死了——你们干的？”

我说完刚才的情况，小山把机枪递给小宝，一个猛子扎进江里。半根烟的功夫，她在百米开外的江面上冒出头来，高高举着那人掉下的皮箱。

她爬上岸，把箱子递给小宝：“看看什么东西。”

小宝看了她一眼，脸憋得通红，脱下西装褂子递给她。小山哈哈一笑，扯了扯贴在身上的衣服，接过褂子披上。箱子里是四把手枪，还有五颗法式手榴弹。那三人带走的两箱，八成也是军火。

小山蹲下，拿起一把枪，退下弹匣：“真家伙，都是德国货。”

江面上哗啦一声水响，又钻出个人，是袁阿生。他手里也举着个箱子。这是他要偷的小皮箱，里头满当当全是金条，正是福源钱庄丢的那批。

袁阿生说，他本想偷那人，没想到外头开了枪，“吓得我赶紧跑，那小子却给人一枪打死了。”他拿了箱子就跳进江里，贴着条木船藏在水下，直到岸上没了动静才敢露头，“我看这帮人像北方来的——太野了，偷金条不算啥，估计还想干票大的。”

小山把武器和金条装进别克车，我和小宝检查了死去的黑衣人，一共九个，人人腰里都别着武士短刀。这群日本人不像卖枪的，也不像买枪的，更像是来打镲的。

我跟小山要了车钥匙，让她坐在副驾上，准备趁天没亮回城。一转眼，却不见了袁阿生。这小子悄无声息地溜了。

把小山送回老钟家，我和小宝去了大世界。舞场领班说，岫云小姐请了假，半个月后才来。要是没猜错，董家渡遇上的女人，就是这位大世界的跳舞皇后。

我问领班，岫云小姐全名叫什么？什么时候来的？

“姓郑，全名就叫郑岫云，来了有两年。”领班想了想，又说，“北京来的，但上海话说得很好。”

郑岫云住在法租界亭云里18号，房间里非常简洁，除了床铺，只有书桌和衣柜，一点不像个舞女的住所，连梳妆台都没有。墙上贴着张月份牌，从年初到前几天的日期都画上了叉。3月28日的数字上，画了一个圆圈，似乎是很重要的日期。

小宝在床头发现了一摞报纸，全是一个名叫《外滩新新报》[12]的小报。“这女人干嘛买这么多一样的报纸？”小宝边说边把报纸递给我。

这是份专门介绍外滩的旅游小报，上面画着外滩详图和景点介绍。一般只在外滩卖给游客，其他地方很少见。

我搁下报纸，拉开书桌的抽屉：“她又不是来旅游，买这报纸肯定是想把外滩研究透了。”

抽屉里放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摞《民国日报》，我拿起报纸和本子，里头掉出几发手枪子弹。我打开笔记本翻看，里头密密麻麻写的全是朝鲜文，除了日期，什么也看不懂。

郑岫云是个朝鲜人？我把东西带给老钟，让他找懂朝鲜文的人看看笔记本。

更准确地说，郑岫云是个韩国人，而且是个危险的韩国人——义烈团的成员。那本笔记，是她记录的工作汇报。

老钟说这事恐怕很严重，建议我不要插手，“自从上海建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13]，韩国人越来越多，日本黑帮和浪人到处抓闹独立的韩国人。”

郑岫云抢金条买军火，恐怕是要闹事。前天在董家渡遇上的日本人，应该是要提前下手。

翻了翻郑岫云的笔记，里面也提到了3月28日，是一星期后。我跟老钟说，还是找人细查一下，要真在上海闹事，恐怕会伤及无辜。老钟犹豫了一会儿，点头说是。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0/1-200410132234392.jpg" /> <h6>义烈团是以韩国独立运动家金元凤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武装组织，1919年11月10日在中国吉林成立。义烈团纲领规定：“彻底推翻韩国民族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完全实现韩国民族的自由独立。”内部纪律严格，规定“不管何时何地，每月均向团报告活动情况。绝对服从团的召唤”</h6>

晚上，他安排人去虹口打听，3月28日外滩可能有什么事。结果比想象的严重——3月28日下午3点10分，一艘由菲律宾开往上海的“亚历山大号”客船，将在外滩停靠。一名日本大将要在外滩登陆，日本人很可能举办欢迎仪式。

义烈团要是搞暗杀，外滩不知道得死多少人。

3月28日下午3点，外滩新关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亚历山大号的人，中国人、日本人、法国人、英国人，挤成一团。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

亚历山大号客轮缓缓靠岸，日本领事馆的人早在岸上列队等候，几个穿和服的女人，手捧着鲜花，打起条幅，上面用日文写着：欢迎田中义一[14]大将。

我和小宝、小山带了十几个青帮弟兄，分散在码头各处，寻找郑岫云。我站在招商局大楼台阶上，观察涌动的人群。根本不见郑岫云的影子，只有等她行动，或者最好不要出现。

小宝从人群中挤过来，出了一头汗。他指着日本领事馆人群外的一个平头男人：“那人有问题。”这人穿着黑色大衣，敞着怀，两手插在衣袋里。“我盯了一会儿，他不往前走，也不往回走，但也不跟人说话，不像那些嚷嚷的日本人。”

我说你上去打个招呼，看他说不说中国话。

“不用，你看他那眼睛小的，八成是高丽人（韩国人，当时民间习惯用旧称）。”说完，小宝挤进人群，往那平头挤过去。

一行人簇拥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儿走下船，这老头儿穿着燕尾服，拄着手杖，站在舷梯上张望。船下日本人一片欢呼，这老头儿就是田中义一。他挥了几下手，下船往领事馆的汽车走去。汽车那边传来一阵枪响，一个穿黄色大衣的男人朝田中连开五枪。

那黑风衣平头男人从怀里掏出一把冲锋枪，朝天上扫射。码头上一片骚乱，小宝被四散的人群挡在外面。

田中没中枪，被保镖摁进车里。黑风衣边开枪边冲向汽车，被侧面冲出的保镖击中肩膀，摁在地上。黄风衣换了把枪，又是一通乱射，人群里尖叫不断。我有点慌，一边用中文和日文大喊“趴下”，一边掏出枪瞄准黄风衣。一个站在原地尖叫的白人女子被流弹打中，倒在我旁边，血从脖子的伤口里涌出，喷在我脚上（根据史料记载，被击中的女子是美国人施耐特夫人）。

黄风衣见田中已坐进汽车，对着车扫射一阵，扔掉冲锋枪，掏出一颗手榴弹，拉开保险环，还没扔出，就被乱枪击倒，手榴弹掉在地上，滚进一旁逃跑的人群里。这群人全是船上下来的乘客。手榴弹哧哧冒出白烟，一个穿和服的小姑娘呆呆地站在旁边，盯着手榴弹看。我一咬牙，猛扑过去，抓起手榴弹，用尽全身力气丢进了江里。手榴弹刚刚碰着江面，就轰的一声炸开，掀起一股水柱，旁边一艘废弃的小舢板被炸得粉碎。

<img src="/uploads/allimg/200410/1-200410132235306.jpg" /> <h6>1922年3月28日下午3点多，义烈团成员在上海外滩码头暗杀日本大将田中义一。图为当时韩文媒体绘制的现场复原图，两个男子是被捕的义烈团成员金益湘和吴成伦</h6>

田中的汽车沿着江边大道逃跑，路旁一个电话房玻璃突然碎裂，伸出一把手枪。汽车猛地转向，子弹打在田中肩膀上。电话房门打开，一个黑色的影子闪出，追着汽车打完了枪里的子弹，丢开空枪，跑进四散的人群。这人身形挺拔，穿着黑色的长裙，头上戴着一顶圆边软帽，帽子底下是卷曲的长发。

码头上警笛响起，法租界的巡捕冲进来。我装起枪，钻进人群，跟上了郑岫云。各个关口都设了卡，所有人一一问话放行，巡捕抓了四五个韩国人。郑岫云北京话上海话都能说，走得顺利。一路跟到了豫园南边的城隍庙，我在一条偏僻的巷弄里截住了她。

郑岫云摘下了帽子，额头散乱着几根头发，鼻尖上冒着汗珠。看见我，她先是一惊，马上抿嘴一笑：“金爷？真巧呢。”

我点上一根烟，说：“你的同志肯定要判死刑，你就这么走了？”

她愣了一下，又一笑，反倒放松下来：“你都知道了？”说完，伸手跟我要烟。

我递给她一根，划了根火柴。她把烟噙在嘴里，低头凑近火柴，却不看火，一直盯着我。她点着烟，挺直了脖子使劲吸几口，还是盯着我看：“这回放我走，以后见面，好好感谢金爷——还陪您跳舞。”

我笑了一声，说：“日本人肯定饶不了你们，要不，跟我去老钟那儿避避？”

她丢下烟，突然爆发了：“我们国家都给日本人偷了，我还怕什么？看看上海有多少日本人？你们也不远了！”

我一时呆住，不知道怎么接话。半晌，我说：“也许你有道理，但炸弹不长眼，随便杀人也算正义吗？”

郑岫云沉默了。

我又递烟给她，她却突然掀起长裙，露出两条长腿。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从大腿上绑的皮带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我急忙侧身躲开，子弹打在墙上，砖屑一片乱飞。我转进墙角躲了一会儿，直到巷子里没了动静。我掏出怀表，往巷子里照了照，表壳上映出一个黑色的影子，一闪就消失了。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郑岫云。

4月4日，韩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晨报》发了声明，说自己和外滩暗杀事件无关：

“驻沪高丽临时政府，因上海新关码头所发生韩人暗杀田中大将未遂，误毙美妇案。各国舆情，对于韩人行动颇有怨言，特发出声明书一通，宣言该案与高丽无关……本埠高丽人民，非但认该事件为不幸，且以为系属暴行。”

老钟的人查清了郑岫云的真实身份。这女人真名叫郑仁美，父亲本是朝鲜官员，后随袁世凯去了北京。朝鲜被吞并之后，父亲回国，死在了朝鲜。郑仁美流落到上海，加入了义烈团，凭着自己的身份，被推举为行动的组长。为了买军火暗杀田中义一，她抢了福源钱庄。事后知道金条是朱葆三的，郑仁美担心被盯上，就找了个东北小偷去码头栽赃。

青帮的兄弟查到，郑仁美已经换了个身份，坐火车去了东北。老钟却说，不想再追她了。“仔细想想，倒有点可惜他们没打死田中那老头儿[15]。”

我沉默了一会儿，给老钟点着烟斗，说：“或许你是对的，谁知道呢？”

在太爷爷金木的笔记里，这件事算得上惊天动地——说他不小心改变了历史，也不过分。但这就是历史，亲历者不可能以因果眼光去看待事件中的自己。你不能随便说他是英雄，或者罪人。

这世上有种族，有国家，有边界，有派别，有信仰，有主张，但一切的前提是，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其他。

为了某种“道义”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确实勇敢，但更多的却是一种狭隘。人一狭隘，就容易愤怒。一群人都狭隘，就容易闹出恐怖的事儿来。

现在，你可能会理解，我为什么讲了这个故事会想起9·11的事儿——因为害怕。

金木在后来的笔记中，提到过那个叫袁阿生的贼。他后来被人知道中了彩票，不少亲戚朋友上门来打秋风。他爱面子，来者不拒，不管真穷假穷，都帮上点。后来剩下1000块，碰见邻居家小孩生病，大手一挥全掏出来，给孩子请了个西医。讽刺的是，那邻居还是个巡警。

他毫不在意，落得轻松自在，又跑去当蟊贼了。

比起各路大盗贼，这小蟊贼，更叫人喜欢。

[1]商务印书馆于1915年开设了函授学社，首先开设英文课。金木于1907年曾留学日本几年，精通日文，但英文较差，因此学过函授课程。

[2]即M1906袖珍型自动手枪。

[3]洋泾浜本为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清末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5年，洋泾浜被填平，并入了两岸原有的小马路松江路和孔子路，成为全上海最宽阔的马路，定名为爱多亚路(Avenue Edward Ⅶ)，名称源自英皇爱德华七世。

[4]福源钱庄，本名协源钱庄。经宁波慈城人秦润卿经营后，成为上海钱业中资本最雄厚的一家。

[5]朱葆三（1848——1926），浙江定海人，上海总商会会长。创办多种实业，亦投资保险业，是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掀起反日浪潮，晚年朱葆三因亲日立场，被人指责卖国，不得不辞去上海总商会会长之职务。

[6]瓢把子，江湖黑话，指人的脑袋，也指帮派小头目或某区域小偷的头目。大一点的区域，还会有大瓢把子。按照规矩，在瓢把子管辖的范围内，小偷偷了东西，不能马上就卖就花，要先在瓢把子这儿保管三天。三天之内，要是失主有势力，找得急，还能物归原主；要是过三天没动静，那就能放心地花了。

[7]上海租界的华人便衣侦探，相比洋人侦探高鼻深目，华人便衣更容易隐蔽身份。

[8]《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令禁止彩票，但军阀割据，民国政府控制不了，各地军阀以“善后”“济实”“慈善”为名发行彩票，于是又流行开来。比较特殊的有救济水灾的“黄河彩票”、发展空军救国的“航空彩票”等，其中航空彩票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军民的爱国激情，鲁迅也曾撰文称赞。

[9]小黄鱼，当时民间对金条的称呼。一两、二两的金条称小黄鱼，更大的金条叫大黄鱼。

[10]当时上海滩的权贵、富豪，主要开别克、福特、凯迪拉克等车型。1924年，逊帝溥仪从北京亨茂洋行购买了一批轿车，其中就有一辆别克四门六缸豪华轿车，此车售价3400大洋。

[11]清末民初的上海，并无合法的日租界，日本人一直要求签约，并往公共租界移居侨民。除了老实勤恳的普通日本人，就是有军方背景的日本浪人，名义上是“维护”侨民的利益，暗中寻找侵华的借口。

[12]《外滩新新报》为上海报人钱芥尘创办，1920年创刊，1926年停刊。主要登载外滩的新闻轶事、轮渡航班时刻表、传奇故事等。

[13]1919年3月，玄楯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宝昌路（今淮海中路）设立临时事务所，组筹临时政府，4月正式成立，并将1919年定为大韩民国元年。

[14]田中义一（1864－1929），日本大正、昭和期间的政治家及军人，第26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

[15]上海袭击事件发生五年后，也就是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公然将中国领土分为“中国本土和满蒙”。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提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的根本政策》（也就是所谓田中奏折），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对于此奏折的真伪，学界一直有争议，尚无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