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怎样，几个月就这么白白浪费了。”让-克洛德说，“至少在理查看来，时间的确浪费了——他们不停地往东边、西边勘探，该测量的都测量了，该拍照的也都拍照了。却仍然没有找到前往北坳的路。”
“我看过一些照片。”我说，一边瞥了一眼，确保理查仍然在山峰远端。他看起来像是一动没动。“照片挺漂亮的。”
“是的。”J.C.说，“最初那批照片，是马洛里登上一座较高的山峰，找了个绝佳的观测点拍摄的，但是他将照片底片放错了。结果什么都没拍出来。那些照片都是布洛克等人拍出来的。”
“可是这些跟马洛里和查理的争吵有什么关系。”我问，“他们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我想，彼此肯定也十分尊重……后来却形同水火。”
让-克洛德叹了口气。“大山附近的大本营最初设在一个小峡谷的进口处，那里有一条河穿过平原。他们肯定不下百次地从那条河边走过，但并没有实地勘探。理查就想探查一下这条河，看能不能找到前往北坳的路线，但马洛里每次都会反对他，坚持声称这条河流向东绒布冰川，在那里停了下来。他们看到一侧的山谷有个入口，上面铺着碎石，以及以前的冰川留下的像尖塔一样的积雪，走在上面很容易。理查告诉他们，这个山谷可能会再次蜿蜒横向西侧（事实上的确如此），这样他们就会顺一条安全容易的路线去到北坳了。马洛里表示反对……当时他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说什么这几个星期的勘探白白浪费了，无论是往东还是往西的路线都耽搁了。而且，马洛里和登山俱乐部还认为夏天的季风季节才是登珠峰的最佳时间。但是，到了六月，天还是没完没了地下雪，就连马洛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时间非常糟糕，就连勘测都不行，更别说爬山了——暴风雪太频繁，怎么说来着，越往上越猛烈。”
“1923年他们就为这事争吵吗？”我小声说。
让-克洛德近乎凄凉地笑了笑。“最后一块砖……不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最后压垮骆驼的是什么东西来着？”
“稻草。”
“最后一根稻草是理查不断催促，说什么应该爬上嘉措拉，去那里勘查。马洛里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无用，拒绝了理查的要求。”
“嘉措拉是哪里？”我问道。1924年6月我对珠峰的地理几乎完全不了解。我只知道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的边界，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只有通过西藏才能去那里，真要是登山的话，只能从北坡上去。说得具体些，上到北部山脊上面的东北部山脊和北坡，前提是探险队的照片都是真实的。
“嘉措拉是通往西侧，将康雄冰川和东绒布冰川分开的高隘口。”J.C.说，“他们遇上了名副其实的极地大暴风雪，雪都到了他们腰部……是这么说的吗，杰克？”
“齐腰高。”
“齐腰高的雪越积越深，即使到达平原地区后也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还以为到达山顶了。在暴风雪中就连搭建帐篷也成为奢望。马洛里对时间的浪费异常暴怒。但是，到了早上，天放晴了，从嘉措拉大雪覆盖的营地可以看到前往北坳的完美路线：可以直接从山谷上去，然后再经山谷的侧面（在他们勘查的过程中，这条路线理查据理力争过多次）穿过冰雪覆盖的地方，上到另一边的山侧凹地，然后，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上到北坳。从那里直接前往北山脊，再一路上到高高的东北山脊。但季风季节的雪会把他们活埋了，风势异常恐怖，即使他们勘查到了一条不错的路线，可以去到一个1000英尺高的冰墙，从那里上到北坳，但当时已经错过了登顶的时机。9月24日，他们不得不从山上撤下来，因此，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登上珠峰。”
理查刚才一直在抽烟斗，但现在他正将里面的烟灰敲出来，随时都会回到我们这边。
“想必这就是他们争吵的原因。”我小声说，“所以今年理查才没有跟马洛里一起去珠峰探险。”
“不是。”让-克洛德耳语道，急急的声音变得严厉起来，“是因为在第二次探险行将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意外——1923年那次探险过后，他们在英国没待几个星期就又回去登山了。理查也被邀请了，但对方并不情愿。1923年，不知何故，马洛里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被复制后在登山者之间传开了。里面的内容我大抵能记得——不过后来我还是查看了马洛里到底怎么写的。内容大抵如下：
尽管我跟他相识多年——我们在剑桥的时候就是很好的朋友，特别是在放学后我们去威尔士登山期间，但我不是特别喜欢他。他很喜欢摆架子，跟个土财主似的，就像一个被溺爱的诗人，不仅不时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偏见，而且有时候态度相当傲慢。有时候，如果有人跟他意见不合，他会真的充满恨意。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喜欢那个别人给他取的绰号，他第一次来到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时，总共也就五十个同学。我相信‘教会执事’这个绰号定能满足他膨胀的自我。露丝，总而言之，上次探险之后。我感觉再也不应迁就他，也不会再迁就他了。他知道的倒不少，但就是固执己见、冥顽不灵，要是别人知道了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一点儿都不高兴。要是他幸运地猜中了某件事情，比如他找到了嘉措拉隘口的路线，他会把自己的运气当成本事，好像他才是领导者，根本不把我当回事。
“你的记忆力真不错，朋友。”
让-克洛德一脸惊讶。“这不奇怪！你们美国的学生不也经常被要求背诵动辄上百页的诗歌、美文和其他材料？要是没背出来，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对吗？在法国，记忆能力跟学习能力是画上等号的。”
理查往这边看了过来，表情仍显茫然，显然是在努力思考什么。但我确定他马上就会回来。
“快。”我对让-克洛德说，“告诉我1922年那次探险，也就是那次所谓压垮他们之间友谊的最后一根稻草到底是什么。”
我承认这句话我说得有点语无伦次，但让-克洛德看着我，好像我突然开始说起了阿拉姆语。
“1922年，他们感觉有很大机会登顶。”让-克洛德说，这时，理查开始往我们这个方向走来，“他们爬上威严的冰墙，上到北坳，然后横跨那里到达北山脊，经北部山脊前往东北山脊，再从那里登顶。但是，恐怖的大风逼着他们从那边的山脊下到北坡。他们登山的进场非常缓慢，也充满凶险。于是，他们不得不撤回大本营。但在6月7日那天，尽管季风季节的大雪越积越深，马洛里仍然觉得这条路线可行，坚持要再上北坳，认为他们仍然可以登上顶峰。”
“理查反对再领着挑夫和登山队员上北坳。他认为已经变天了，今年登顶珠峰的机会已经没了。更重要的是，比起马洛里，理查对冰雪状况的了解比他多得多，而马洛里在冰川上和阿尔卑斯山探险的次数实在有限，理查说现在很可能会有雪崩。就在一天前，一些勘探北坳的登山者借助他们留在冰墙上的绳梯下山时发现过去两个小时里，那里有过宽约50米的雪崩，淹没了他们的足迹。理查因此才拒绝登山。”
这个理查现在离我们也就50英尺远，要不是大风呼啸，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肯定早就停止说话了。但是让-克洛德还是匆匆说完了最后几句。
“马洛里骂理查是懦夫。6月7日那天早上，马洛里领着一行十七个人前往北坳，所有的夏尔巴人都用绳子拴在一起。他们果然在北坳200米下面遭遇了雪崩，出事的地点正是理查警告他们的斜坡。九名挑夫被一起卷走了，马洛里离雪崩发生的地方也就几米，但即使是他也被卷入雪浪中。后来，两名挑夫被挖了出来，但另外七个人全都丧生，遗体被埋在冰隙中，就是那个雪崩差点儿把他们带过去的地方。不出理查所料，在这样的天气状况下，试图穿越松散板状雪坡的行为无异于疯狂之举。”
“天哪。”我小声说。
“情况就是这样。”让-克洛德同样震惊，“自从两年前的那个六月后，两个老朋友再也没说过话。理查也没被邀请参加今年的探险。”
我什么也没说。要不是他和马洛里吵架了，理查很可能被邀请参加这次重要的探险——也许是本世纪最重要的探险。想到这个，我感到真是造化弄人。而如今，倘若报纸写的东西可信，这起事故俨然成为了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世纪悲剧。我想到人只有在悲壮死去后才会留下不朽的名声，事实上的确如此，想起了《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是如何评价乔治・马洛里的。
过去的四天我们错过了这一切，我们只顾着爬山、下山、睡觉，再爬山。
“怎么会……”我欲言又止。理查看起来马上要过来了。风越刮越大，撕扯着他的羊毛夹克和领带。我已能听到他那平头钉靴发出的声音，那双鞋显然跟上个星期马洛里和欧文穿的极其相似，鞋子在雪地上“嘎吱”作响，我看到它们在马特洪峰的山脊薄薄的雪上留下浅浅的印迹。
他的手插在羊毛裤的袋子里，右上口袋里的烟斗已经冰冷，理查定定地看着让-克洛德，轻声说：“我的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去攀登珠峰，你愿意去吗？”
我以为让-克洛德会开个玩笑——尽管报纸的消息令人伤感，但他向来爱开玩笑，不过，他只是久久地抬头看着我们那个事实上的领导人，不发一言。理查那双清澈的灰色眸子闪着令人不安的光芒，他不再看着J.C.，而是抬起头，像是正入神地盯着远处的某个点，我回头望了望，还以为那只高飞的乌鸦回来了。
“我愿意去。”让-克洛德终于回答，“珠穆朗玛峰很大，离夏蒙尼山谷十分遥远，我作为这里的向导，需在这里履职，而且这里还有不少老主顾等着我，相对于那些尚未被世人所知的山，我觉得这座山更具英国特色。我认为它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会成为冷血的人类杀手，我的朋友理查・迪肯。但是，我愿意去，我的朋友，要是我有机会去征服那头野兽，我会去。是的，我一定会去。”
我等着理查问我同样的问题，不过，我并不知道如何回答，但他并没有问我。
理查只是在风中大声喊：“我们从山坡上下去，然后经瑞士山脊前往策马特。”
这让我有些小小的意外。我们更好的装备，比如帐篷和睡袋都放在意大利山脊，也就是布勒伊上面的高坡上，而且我们的很多物资也都在那边。好吧，这么做只意味着我们还要长途跋涉经过托尔杜雷山口往回走。作为三人中最年幼的那个，我只有听话的份儿。不过，我只是希望能够在策马特租到一头骡子。
于是，我们开始沿突然变得陡峭的山坡往几乎垂直的阴暗山脊走去，爱德华・温伯尔上山时候就曾将那里称作“危险地段”，后来他们下山时，那个“危险地段”还真是名副其实，给了他们致命的打击。所以，当理查说“我们将绳子连在一起攀爬这段如何？”时，我跟让-克洛德（克洛德有片刻的犹豫，几乎不易察觉，但我还是看出来了）同时吓了一跳。
我们在攀登峭壁和山脊时，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将绳子连在一起。要是谁掉下去就糟了——理查就曾掉下过。这里的大部分山脊和大块岩石都无需拴绳子，就比如我们现在倾斜往下的北坡山岩，因为太过凶险，所以不能将绳子拴到一块儿。那里几乎没有露头[13]或者突出物，最上面的登山者没法将安全圈扔过去，绕在上面——1924年，阿尔卑斯山的登山者都是这么做的。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
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14]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就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的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
我暂停现在的叙述，是想告诉读者，我知道现在突然讲述1865年7月的那次事故会有些奇怪，那起事故毕竟离1925年的这次探险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温伯尔登山队在攀登马特洪峰时发生悲剧事件看似与此毫不相干，但正是这起事故促使迪肯、克洛德和佩里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尽管这次探险任务极不正式，也几乎无人报道。
温伯尔探险队一行七人在爬山的时候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在下山的时候分成了两组。爱德华・温伯尔和他那个经验丰富的向导迈克尔・克罗泽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累迷糊了。他们的第一根绳子拴了五个人，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克罗泽紧跟在向导后面，后面则跟着完全没有经验的哈多，接下来是经验相对丰富的哈德森，最后面的是十八岁的登山好手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
几名同伴下山的时候，剩下的三个人仍然站在瑞士山脊的顶端。接着，他们也用绳子拴在了一起，第一个是“老彼得”，接下来是“小彼得”，最后就是爱德华・温伯尔。两个平庸的向导加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成功登顶后的下山者当中包括五名英国人，一个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是颇具有天赋的业余登山者，另外三个则完全是新手。两名来自瓦莱州的人（陶格瓦尔德父子）只能说差强人意，而最具天赋的当属来自萨瓦的迈克尔・克罗泽。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由经验极其丰富的克罗泽领导这支探险队，做决定和领头的都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是，尽管他带头领着登山队通过了峭壁上面的“危险地段”，指挥这支登山队的仍然是温伯尔。而克罗泽也从来都没闲着，尽管哈德森能帮上很大的忙，偶尔会帮忙扶着道格拉斯爵士，甚至手把手地将他的脚放在合适的壁架和支撑点上，而克罗泽在下落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帮助战战兢兢、身体条件一般的哈多。不仅如此，他还得寻找位置最佳、最安全的下山路线，然后下到更容易的山脊上。
于是，他们七个下到了山峰和弯曲的崖壁之间的“危险地段”，也就是刚才我和让-克洛德和迪肯刚下来的地方。
但是，就在“危险地段”的上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道格拉斯爵士大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所有人应当用绳子拴在一起下山，就跟他们之前成功登顶时所做的一样。我不知道温伯尔或者克罗泽为何不早做决定。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马特洪峰下面的这个“危险地段”就在山峰下面，底下还有个波浪形的悬壁，即使1924年，已经有了固定绳索，下山的路线也已确定，大部分松动的岩石都被登山者踢到山崖下了，在这里下山也极为不易。当年温伯尔下山的时候，这个“危险地段”比现在还要凶险，尤其是那种“客观存在的危险”，比如岩崩，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地段最大的危险就是这里的壁架、指攀支点、落脚点都特别小，且很难找到，根本没有用作安全点的突出大圆石和扁平石块。
所以，当七个登山者，特别是那几个业余爱好者见温伯尔跟陶格瓦尔德父子拴在一起后，他们顿时信心大增，其实老彼得和道格拉斯爵士之间的绳子根本不够结实，后来发现，这种安排真的不能额外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尽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在策马特接受了讯问，尽管后来温伯尔等人撰写文章、在报上讲述此事，甚至还出过一些书，尽管报纸上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不计其数，但没人确定他们掉落的先后顺序。
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最没有经验、年仅十九岁的道格拉斯・哈多不小心踩空了，跌落下去，尽管当时克罗泽还在手把手地帮他，但哈多还是重重地撞在了克罗泽的身体上，将这名向导从他站立的地方撞了下去。更有经验的查尔斯・哈德森牧师和登山技巧出众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站在狭小的岩壁上，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人带了下去。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七人登山队中的四人就这样滚落下去，当场殒命。
绳子上剩下的三人，老彼得仍然跟道格拉斯以及另外几个正往下掉落的人拴在一起，上面还有“小彼得”和爱德华・温伯尔，经验丰富的温伯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因为老彼得的绳子拴在一个牢固的安全点上，他是唯一有机会阻止他们往下跌落的人。而且他站在一个相对较宽的落脚点上。不仅如此，尽管整个登山队身处“危险地段”，但也只有他站在那个为数不多的几块凸出岩石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套在那块岩石上。他上面的小彼得和温伯尔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拼命抓住绳子，防止摔落。
绳子迅速绷紧了。四个人下落，以及另外三人加速下滑带来的身体冲击太大，其中老彼得面临的冲击力为甚。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过，在上面留了一道很深的伤痕，数周才消退。（后来，老彼得逢人便会愧疚、沮丧地给他们看他那只受伤的手。）
但是，尽管老彼得将绳索缠在了那块露头上，或者，正是因为绳索缠在了石头上，它才啪的一声在空中断了。事隔很久以后，爱德华・温伯尔告诉一名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25年绳子恐怖的断裂声，到死都不会忘记。
温伯尔在书中写道：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幸的同伴背朝下，摊开手，往下滑落的情形，他们也在拼命自救。他们尽管当时并没有受伤，但很快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眼前消失，从马特洪峰冰河下的一座座峭壁跌落下去，当时的高度差不多为4000英尺。
整个高度差不多有1英里，人掉下去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当的话），他们还没掉到底下就已经死了，或者早就粉身碎骨了。我不止一次地从一些登山者口中获悉，美国和欧洲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恐怖的事情：登山者漫长的跌落时间可能长达几小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提到下落过程并不连续，人会撞在岩石上、雪上和冰块上，一路会流下很多血，冰镐也会砸得粉碎，衣服和靴子都会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体会裂成碎片。
根据温伯尔（他还责怪当时已经吓得胡言乱语的陶格瓦尔德父子耽误了行程）的叙述，他的朋友掉下去一个半小时后，温伯尔和陶格瓦尔德父子才来到组成山脊的天然石板梯上。从那个角度，他们没办法看到朋友恐怖跌落后形成的血路，他们的尸体肯定不停撞击大石头，在峭壁上弹来弹去，最后从马特洪峰陡峭的北坡跌落，掉到坚硬的冰川上。
最后，温伯尔花了两天时间才软磨硬泡地说服策马特的向导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当地向导全部来自一家关系密切的向导工会，他们显然比这名虽有天赋，但仍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英国人更加清楚，人从这里跌落后，“尸体”还会剩下什么。而且，向导显然也更加清楚温伯尔所谓的“只要爬到山脚下就行”意味着什么。去马特洪峰北坡的山脚下非常危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登山还要危险，山脚下有隐藏的冰隙，随时都会坍塌的冰塔，还有由陈冰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尖顶和倾塔，以及冰石组成的迷宫，人在里面迷路几个小时，甚至达数天之久都是常事。
但温伯尔最终还是找到了志愿者，他们给“志愿者”钱，大部分向导都勉强同意星期一（星期日他们必须留在策马特做弥撒）前往那里。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尸体。
温伯尔后来承认，他满心期待，柔软的积雪和近一公里的垂直掉落地带能给他的同伴带来奇迹，也许还会有一两个生还。
别说生还了，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
找到的三具尸体散落在北坡下面的冰块和岩石上，“救援者”周围一直有岩石落下。不过，向导四散找地方躲避时，温伯尔和另外几名英国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实，英国人站在冰川上的行为只能用愚蠢和固执来形容，岩石和圆石像冰冷的流星一样纷纷在他们周围掉落。
起初，谁也没办法从一堆支离破碎的尸体里分清谁是谁，就连温伯尔也不行。但后来这个英国人通过迈克尔・克罗泽的一点点胡子，认出了他的朋友兼向导。克罗泽的胳膊和腿都断了，大部分头骨也都破碎了，但一部分下颚保存了下来，胡须的颜色跟克罗泽的吻合。岩崩有所减轻的时候，其中一名向导回来了，他是迈克尔・克罗泽的旧友，认出了一只撒落在好几码远外的前臂上的伤疤，还有一只手落在一块冰石上，上面伤疤更多，他的朋友记得很清楚，这些伤疤就是克罗泽手上的。
说来真是奇怪，克罗泽被肢解的躯干上那条裤子只是稍微破了一点，在整个下落的过程中，口袋里还保存着六枚金币。
有人还发现了克罗泽的十字架，如果没戴那玩意，他绝不会爬山，那个十字架就像颗十字形的子弹一样，深深地、牢固地嵌在他的下颚里。其中一个叫罗伯特森的人觉得克罗泽的家人可能需要，于是打开小折刀，把十字架挖了出来。
哈德森的尸体仅是通过他的钱包辨认出来的，里面还有一封他妻子寄给他的信，哈德森下落的过程中，这封信完好无损，而他的胳膊、腿和头都没了。温伯尔还找到了哈德森的手套，接下来，他走过满是鲜血的冰川深处，才找到一顶英式宽边遮阳帽，那是温伯尔不久以前才送给克罗泽的。
哈多的大部分尸体撒落在克罗泽和哈德森中间。
后来，再次发生了岩崩，向导们跑去躲避，温伯尔站在尸体旁边，这才发现绳索仍然拴在克罗泽和哈多剩余的躯干上，哈多和哈德森的尸体同样也被绳索连接着。
他们没有发现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有记录说，他们那天找到了道格拉斯爵士的一只靴子，但里面并没有脚，还有人说温伯尔发现了道格拉斯登山时系的一条皮带。还有传言说是一只手套。
直到那个时候温伯尔才发现，拴前面三个人的绳索更粗，更结实，而老彼得跟道格拉斯拴在一起的绳索要细得多，也轻得多，真正的登山者一般不会使用这种绳索。当时温伯尔坚信，老彼得故意使用一条不那么坚实的绳索，以防下面四人掉下去。几年后，这名英国著名的登山者曾直言不讳地发文谴责过这名老向导。
但是，事实上，所有绳索，包括拴七个人的细绳子，也就是老彼得系在肩膀上、跟道格拉斯相连的那根绳子，无论是当天还是平日里，他们根本不会多想，也没担心过。在悲剧发生以前，爱德华・温伯尔也没有担心过绳子的厚度、抗张强度，没有计算过不同直径绳子的断裂点和绳子的构成。
后来，无人找到过十八岁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的尸体，而这也让这起悲剧事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弗朗西斯・道格拉斯那个年迈的母亲昆斯伯里夫人因为儿子的遗体都没找到而悲痛欲绝。
事实上，情况甚至更糟。昆斯伯里夫人很快得了幻想症，认为她那个年轻的儿子仍然还在马特洪峰的某个地方活着，也许被困在冰洞里了，靠吃青苔和同样被困的野山羊，喝着冰洞里面掉下的雪水幸存了下来。也许——但最大的可能还是昆斯伯里夫人幻想的——她深爱的儿子弗朗西斯只是受伤了，没办法独自下山，也许是他甚至没办法给下面很远的人发出信号。她还跟一位到访的老友说，也许弗朗西斯掉到冰川上幸存了下来，他没有跟那些死得很惨的人拴在一起，甚至现在仍在哪个冰隙里，想方设法避免被冻死。
之前差点儿加入温伯尔，参加那次著名登山行动的廷德尔教授后来返回马特洪峰，参与了系统搜索道格拉斯爵士尸体的行动。他给昆斯伯里夫人写了封信，承诺“为了让您安心，无论有多困难、多危险，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您那个勇敢的儿子，将他带回祖国和家乡”。
但是，道格拉斯的母亲对谁想带回儿子弗朗西斯的尸体并不感兴趣，她知道他还活着，希望能找到儿子。
她到死都深信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仍然活着，只是被卡在了高高的马特洪峰北坡，或者在山脚冰川下面冰蓝色的洞穴里徘徊。
*
所以，我们下到“危险地段”，理查招呼我们停下休息会儿，我和让-克洛德都在离他下面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了，我们两个感觉越来越冷（这个时候，北坡已经完全笼罩在一片阴影中，风咆哮的声音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冷），我当时在想，理查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是因为年岁不饶人吧，虽然理查比二十二岁的我身体更坚实，但他毕竟马上就要三十七岁了（乔治・马洛里殒命珠峰时恰好也是这么大）。
“就是这个地方，”理查轻轻地说，“克罗泽、哈多、哈德森和道格拉斯正是从这个边缘掉下去的……”他指着下面40英尺或50英尺的地方，马特洪峰独特的拱形悬壁永久地变成了一处索命的地方。
“妈的，”让-克洛德说出了我们的心声，“我和杰克都知道，你也清楚我们的想法。别告诉我们，理查・迪肯，你以前不就是个老师吗，现在居然在没有固定绳索的情况下，把我带到这样一条凶险的路线上，离你右边30步远的地方，我们有得是路可以下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钉好登山钉，将一根新绳索穿在上面。别告诉我们，你带我们从这里下去，只是想告诉我们这段所有喜欢阿尔卑斯山和这座山的人从穿开裆裤的时候就都知道的历史。我们还是别说话了，赶紧从这个该死的山坡上下去。”
尽管知道下面就是万丈深渊，我们按照刚才的计划，轻松、自信地朝右边走去，来到相对安全的石块上，那里有个向上的梯子，也是温伯尔没有走意大利那侧（往下的石块）而转走瑞士山脊后说过的路线，尽管在那里会继续面临岩崩和冰块滑落的危险，但我们还是从那里下山。按照让-克洛德惯常的说法，是“小菜一碟”。
还好没发生什么意外，但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我们能到达3260米，也就是11,000英尺高的宏利小屋，小屋坐落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嵌入在山里面，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小屋。下降三分之二的距离后，我们来到了早已安排好物品的储藏处。（我们的储藏处主要包括一些额外的食物和水，还有可以在小屋休息的毯子，这里差不多也是当年温伯尔的登山队在上山时将背包留下的地方。也不知道幸存下来的三个人下山，拿起遇难的四个朋友的背包，背下山时心中是何种滋味。）
我发现自己感觉特别病态、特别沮丧——不仅仅是攀登马特洪峰后身体感到虚弱的缘故，而且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都在跟这两个人登山，但现在都结束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回到波士顿后试着找份工作吗？学文学的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找份教职，这样的工作会让那些一年级新生都感到无聊透顶，他们对所谓的文学压根儿就提不起任何兴趣，想到我将来也会在学校的十八层地狱中不得翻身，便更感郁闷了。让-克洛德看起来也相当痛苦，但他有份让人艳羡的工作，他可以回去继续做他的夏蒙尼向导。他跟理查是挚友，显然不用歇太久就会继续登山，至于我，跟他们的关系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
这时，理查像白痴一样咧嘴笑起来。我好像从来没见理查・迪肯咧开大嘴笑过，当然，我倒见过他面带讽刺的笑。但像正常人一样咧嘴大笑，更别说笑得像个白痴一样？我还真没碰到过。他的笑怎么看也不对劲儿。还有他的声音，虽然听起来明显让人察觉到他的兴奋，但说话的语速却很慢，颇有几分剑桥生抑扬顿挫的意味。说话的时候，理查故意认真地看着我们两个——他平日里也很少这样。
“让-克洛德・克莱罗克斯，”他轻轻地说，“雅各布・威廉・佩里，你们愿意在1925年春天和夏初的时候陪我去攀登珠峰吗？经费已经全额到位。就我们三个人，再加上一些必要的挑夫，其中包括一些经常攀登高峰的夏尔巴人，他们可以帮我们建立高地营地，不过他们只是挑夫。登山的只需三个人——就是我们三个。”
当时我和让-克洛德觉得这事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或者是根本就是胡说八道，我们本该大声喊：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是去骗那些雏鸟吧，英国佬。但这话刚才可是理查说的，所以，我和那名年轻的法国夏蒙尼向导面面相觑了好几秒钟，然后不约而同地转头看着理查，表情格外严肃。
“愿意。我们去。”
故事就这样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