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和达特利一样。”

“太对了，警督先生，谢谢。达特利给我带来的噩梦又重现了。走廊里没点灯，只有从这房间里透出来的光，所以我把他拖了进来。我估计他刚从出租车上下来，因为他的雨衣和鞋子上几乎没有水渍，血迹也很少。然而大事不妙，我还没来得及采取措施，他就气绝身亡了。”

马斯特斯上前拉开通向走廊的门。走廊里铺着黄褐色的地毯，靠墙的柜子里摆放了不少蓝色花瓶；走廊径直伸向侧门，没有其他门了。

“假设这是真的—请注意，我可没说一定是真的！”马斯特斯仍不甘心，“—你认为凶手出了什么状况？”

“你太抬举我了，”索亚冷冷答道，“我没什么想法。后来我推测，凶手必定是尾随这可怜虫来到侧门，从背后捅了他一刀，然后又从侧门逃走了。”

“当时侧门上锁了吗？”

“不，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后来我亲手锁上了。这就是巴特利特进屋的经过。他自然没有钥匙。”

马斯特斯吩咐他的手下：“那么听听看守们的说法。你们对他这套证词怎么看？是否可能有人跟踪巴特利特进了侧门，捅他一刀，然后逃之夭夭？你们都盯着呢。”接下来他满意地听着警员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表示，除了死者没人接近过侧门，没人进来也没人出去。“都听明白了吧，呃，索亚先生？就这么简单。因此，如果我们相信你的故事，凶手肯定穿过那条走廊和这个房间，溜进房子里来了？也就是说，无论他是怎样干掉巴特利特的，既然他没从侧门出去，那么他都得丢下尸体，经由这个房间逃回来？”

“噢，上帝，想必如此。”

“那么你一定会看到他。可你说并没发现其他人。”

索亚睁开一只眼：“要这么说的话，警督先生，你这手忙脚乱的大队人马把整座房子都搜了一遍，也没找到他呀。但他们又发誓说他还在房子里。我确实做了些异常愚蠢的事情，这我承认，但你无权因此而采取双重标准。如果你可以相信他们，也就应该相信我。”

“老天，相信你？我会考虑的。索亚先生，我逮捕—”

“第二次了，”H.M.说，“去***，马斯特斯，你就不能安静哪怕一秒钟吗？所以巴特利特是在你面前死去的，对不对，孩子？然后出了什么事？”

“然后有人在前门敲门。”索亚答道。

他停顿了一下。

“你可以设身处地站在我的角度想想，”索亚说，“我当时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人故意将我推进一个圈套之中，等待着我的将是一条结结实实的绞索、十英尺高的行刑台。证据摆在眼前，地上躺着个死人，身体下还摊着一张报纸，防止血迹溅落，简直像个刚刚打开的包裹，而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来者是德温特，我认出了他的褶子披风。当时我确信他就是那个恶魔。我也明白拒绝应门绝非上策，因为我知道那样只会让他去把警察请来……

“哎，你也知道我的应对之策了：取法自《失窃的信》的经典思路：把尸体放在众目睽睽之下，但谁也注意不到，因为必要时我会把它当成椅子坐在身下。用细绳和从书架上拆下的木板，不到两分钟就大功告成。搬家的好处之一，就是绳子和书架唾手可得。不过，我不得不把刀从他身上拔出来，否则无法让他恰到好处地坐进藤椅中。接着我用白色椅罩把它们全部遮蔽起来，长长的边沿拖在地上，这样一来你们就发现不了他的双脚。我把刀包在一张报纸里，又把他的礼帽挂在大厅里，然后才去开门。可是，我却忘了处理掉干这些事时为避免手上沾血而戴上的晚礼服手套。所以我和你见面时只能将双手插在衣袋里。反正我也没心情握手。”

“你以为，”德温特严厉地问道，“是我—”他指着尸体。

索亚彬彬有礼地回答：“请你告诉我，我会怎么想呢？”他反唇相讥，“你刚进屋，前门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捶门声？我只得反身上楼，朝外张望，甚至不惜冒险将你独自留在这里。”

马斯特斯点点头：“很好！所以当时站在窗口、戴着手套、手里还握着枪的人是你？”

“与其说打算喂你一颗子弹，”索亚厚实的胸膛气鼓鼓的，“倒不如说我差点儿想一枪崩了自己。又何必道貌岸然呢？告诉你们，我站在楼上的黑暗中，一瞬间思虑万千。但你闪开了—或是我以为你闪开了。我便脱掉手套，换上便袍，下楼，发现你们已经进来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有穿帮。然后德温特就当着我的面把家父的罪行公之于众。我仿佛酩酊大醉，眼前浮现出一条绞索和一排刽子手。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还是没人察觉尸体的所在，于是我开始揣测也许你们永远不会发现了；所以我反将你们一军，把问题抛到你们手上。我满以为只要自己安坐如山，不在死人腿上扭来扭去，你们就会悻悻离开的。就这么回事。上帝呀，我得来杯白兰地！”索亚喊道，“但恐怕这里没有。”

马斯特斯转向H.M.：“你相信他吗，爵士？”

H.M.点点头，笨拙地起身站到已坐回原处的珍妮特·德温特面前。

“我想问问你相不相信，”H.M.说，“但你没料到那个，对吗？”他猛然一指巴特利特，“德温特太太，我不能再胡闹了，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是准备自己把知道的情况全都交代出来呢，还是想逼我翻脸不认人？说真的，我对你印象不坏，但如果你的道德水准再低一点的话，也许反而能拯救一场大祸。现在我警告你：星期二晚上，在杀人游戏过程中，我们的朋友索亚目睹了你颈上缠绕绳索的那一幕。如果你依然像现在这样不予合作，恐怕那一幕将不仅仅只是预言而已了。”

“你在开玩笑吧，别吓唬我。你—你甚至还不知道巴特利特被杀的原因……”

“噢，不，我知道，”H.M.和颜悦色地答道，“他被杀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他知道万斯·基廷为什么戴着一顶帽子。”

也许你会说，这一回答即便算不上毫无意义，起码也是平淡无奇，但珍妮特·德温特居然霎时失去了理智。她那突如其来的狂乱堪比失控的化学反应，那如同白色大理石般冷酷的美丽姿容顿时土崩瓦解、奄奄一息。当她回望H.M.时，H.M.的表情显得更为可怕。

“很遗憾，看来你也是知情人。”H.M.沉声道，“我还有几分希望你蒙在鼓里呢。你大可坚持自己那一套，坚称既然我不知道那隐形凶手如何施展消失诡计，也就自然无法逮捕你了。”

“你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你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第一声枪响比第二声枪响沉闷得多，”H.M.说，“这对你来说可有什么意义？”

她两手紧按太阳穴：“不是我干的！我没有杀他！我什么也不知道。我—”

“但你是个聪明的女人，德温特太太，”H.M.说，“你已经意识到自己气数已尽。有一次，大约两年前（我记得是在白修道院一案中），我曾做过概括。我说过，凶手制造密室状态，只有三种动机：第一，伪造自杀的假象；第二，伪造闹鬼的假象；第三，一系列凶手无法控制的意外情况所致。哎，我错了。当我逐渐参透本案中高超诡计的妙处时，我发现了第四种动机，最简洁也最聪明的动机。这位狡诈至极的凶手最终领悟了‘不可能犯罪’的法律价值；换句话说，他领悟到如果他果真能制造出不可能犯罪的状态，那么即便其他证据百分之百无可辩驳，他也照样能逍遥法外。他虽惧怕法律的惩罚，却不把警方的侦查放在眼里。因为他明白，除去‘不可能犯罪’之外，所有掩盖痕迹的方法，都是粗陋而难以逆料的。

“注意！普通的凶手犯下谋杀案之后，总要掩盖他的痕迹—如何掩盖？通常是构建不在场证明。他在时钟上做手脚；来回换乘自行车或火车；他利用时刻表大做文章，玩着高空作业的惊险把戏；他竭尽全力伪装自己，冒着大过一切的危险，只因每个环节都必须把赌注压在别人身上，每个环节都会带来新的复杂变数，每个环节都令他身陷谎言曝光的险境。

“但是，另一方面，假设他能采取一种警方无法判断具体实施方式的手法杀害目标呢？—一间密室，雪地里一具孤零零的尸体，诸如此类？也许警方很有把握是他干的，也许他被人发现两手沾满鲜血、口袋里还放着染血的钞票。倘若他们敢将他送上法庭，或许法官和陪审团也相信他是凶手。然而，如果控方无法展现他的犯罪手法，他就必将无罪开释。审判庭追求的是法律至上，讲究的不是‘可能性’而是‘确定性’。他的全部信心都付之于刑法的关键一环—排除合理怀疑。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此人还算不上穷凶极恶。我甚至怀疑他的意图能否称之为犯罪。谋杀万斯·基廷的凶手只是个聪明过人、想象力丰富的家伙，他领悟到了一种能够规避法律制裁同时需要冒相当风险的全新妙法。

可是万一哪个傻里傻气的调查人员恍然参透了他的诡计，凶手就大势已去了。当然，如果他们查出了他伪造不在场证明或藏匿武器的手法，无论他使用何种诡计都无关大局；但只有证明那所谓的‘不可能犯罪’远非‘不可能’，才能真正令他束手就擒、无处可逃。德温特太太，我再给你最后一次供出同伙的机会。是谁杀了基廷和巴特利特？你来告诉我，还是让我来告诉你？”

“我—”

“好吧，”H.M.话锋一转，“既然你不肯说，那就不必说了。那么，马斯特斯，我就把一切事实摊在你面前，然后由你决定—”

“不好意思，”那女人镇定冰冷的声音忽然插了进来，“我可不像你形容的那么傻。你无法胁迫或诱骗我说出我不想说的话，你也无法逼得我歇斯底里。但我很清楚我的义务，任何错误的可能令我庇护凶手的无私动机，现在都不复存在了。想必你也知道，杀死基廷的就是—”

通往大厅的门打开了，一个身穿长雨衣的身影疾步走进屋里，如此安逸，如此气定神闲，直到他来到房间正中，众人才惊觉他的到来。波拉德望见水滴从他那湿透了的帽子和一件黑雨衣上连珠坠落。这位新来者走到桌旁，伸手去拿那柄双刃匕首时，周身卷起一阵水雾，如同一只狗正抖搂浑身水珠。

谁也不知道他拿匕首是想对付那女人，还是要自我了断。可能他自己也不得而知。当他的手伸向桌面时，波拉德举起铁质七巧壶，径直砸向他的右腕。旋即，马斯特斯和波拉德从两个方向将此人制住，但已没有必要用强了。

谋杀万斯·基廷的凶手喘着粗气，露出了狂热、迷惘、绝望的双眼；然后他望着那个女人，而她漠然凝视着他，苦涩地点了点头。

“好吧，你们赢了。”罗纳德·加德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