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我看来，”她狠狠地看了他一眼，“耶稣不过是另外一种难民。”

他稍稍举起手，又放在膝盖上。“啊。”他嘀咕着，像是在思考这句话。

“我得让那个人走。”她说，“我对他没有义务。我对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有义务，而不是那些随便过来占便宜的人。”她说得飞快，想起了所有论据。牧师的注意力像是退回到一间私人祈祷室，直到她讲完。有一两次，他的视线徘徊在外面的草坪，仿佛在寻找逃离的方法，但是她没有停下。她告诉神父自己如何在这个地方坚持了三十年，总是在对付那些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也不知道要去哪里的人，那些人只想要一辆车罢了。她说她发现他们都是一路货色，不管是从波兰来的，还是从田纳西来的。她说，古扎克一家翅膀一硬，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她。她告诉神父那些看起来富有的人，其实是最穷的，因为他们有很多东西要维护。她问神父，他以为她是怎么支付饲料账单的。她告诉神父，她想要翻新房子，但是没钱。她甚至没钱修葺她丈夫的墓碑。她问神父知不知道她的保险金累积到今年有多少。最后她问神父，是否觉得她浑身都是钱，老头突然发出一声难听的大吼，仿佛这是一个滑稽的问题。

神父告辞以后，她没精打采，尽管她明显占了上风。她立刻决定月初便给难民三十天的期限，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肖特利先生。

肖特利先生沉默不语。他的妻子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她说波兰人是恶魔和神父派来的。肖特利先生很肯定神父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施加了特殊的控制，不久麦克英特尔太太就会去他那儿做弥撒。她仿佛被什么东西从身体里吞噬着。她更消瘦，更焦虑，不再敏锐。她现在看着牛奶罐，却看不出它有多脏，他还见过她明明没有说话，却动着嘴唇。波兰人从没做错任何事情，但一直在惹恼她。肖特利先生自己做事情随心所欲——并不按照她的来——可是她仿佛并不在意。尽管她注意到波兰人一家都变胖了，却还是向肖特利先生指出，他们的脸颊凹陷，肯定是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了。“是啊，夫人，有一天他会把你的地买了，再卖个精光。”肖特利先生大胆地说，他看得出来这番话吓到了她。

“我就等月初了。”她说。

肖特利先生也等着，然后月初来了又走，她没有解雇波兰人。他本可以告诉随便任何一个人。他不是一个粗暴的男人，但是他讨厌看到一个女人毁在外国人手上。他觉得男人不能袖手旁观。

麦克英特尔太太没有理由不立刻解雇古扎克先生，但是她拖了一天又一天。她担心账单和自己的健康。她晚上失眠，就算睡着也会梦见难民。她从没撵走过哪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离开她的。一天晚上，她梦见古扎克先生和他那一家子搬进了她的房子，而她搬去和肖特利先生住了。她吓坏了，醒来以后几个晚上都无法入眠；还有一天晚上她梦见神父来访，喋喋不休说个不停。“亲爱的太太，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不会把可怜的波兰人赶走的。想想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想想焚尸炉、运尸车、集中营，还有生病的孩子们，以及我主耶稣。”

“他是多余的人，他破坏了这里的平衡。”她说，“我是个有脑子的务实的女人，这里没有焚尸炉，没有集中营，没有我主耶稣，他走了以后会赚更多的钱。他能在工厂干活，买辆车，再也不用和我说话——他们就是想要辆车。”

“焚尸炉、运尸车和生病的孩子，”神父喋喋不休，“还有我们亲爱的主。”

“太多了。”她说。

第二天早晨，她一边吃早饭一边下定决心要立刻去通知他，她起身走出厨房，沿着路往下走，手里还拿着餐巾。古扎克先生正在冲洗谷仓，像往常一样佝偻着，手叉在胯上。他关上水管，不耐烦地看着她，仿佛她干扰他干活了。她没有想好怎么开口就过来了。她站在谷仓门口，严肃地打量着一尘不染的湿地板和滴水的柱子。“有事吗？”他问。

“古扎克先生，”她说，“我现在无法履行我的责任了。”接着她提高嗓门，又用更坚定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我得付账单。”

“我也是，”古扎克先生说，“账单很多，钱却很少。”他耸耸肩。

她看到一个高高的长着鹰钩鼻的身影像蛇一样从谷仓那一头滑过，太阳照在敞开的谷仓门上，身影停留在了那儿；她意识到一分钟前黑人还在她身后某处铲地，现在却寂静一片。“这是我的地盘，”她愤怒地说，“你们都是多余的人。个个都是。”

“是的。”古扎克先生说着再次打开了水龙头。

她用手里的餐巾擦擦嘴走开了，像是完成了任务。

肖特利先生的身影从门边缩了回去，他靠在谷仓旁边，从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点上。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听从上帝安排，但是他清楚一件事：他不会闭上嘴干等着。

从那天早晨起，他开始对遇见的每个人抱怨和申诉自己的遭遇，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他在杂货店里抱怨，在县政府抱怨，在街角抱怨，直接对麦克英特尔太太抱怨，因为他从不偷偷摸摸。如果波兰人能听明白，肖特利先生也会对他说。“人人生来自由平等。”他对麦克英特尔太太说，“我出生入死证明了这个。在那里打仗、流血、赴死，回来以后发现是谁抢了我的工作——正是我的敌人。有一颗手榴弹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看见是谁扔的——一个戴着和他一样眼镜的小个子。他们可能是在同一家商店里买的。世界真小。”他微微苦笑一下。既然没有肖特利太太来替他说话了，便干脆自己说，他发现自己挺有天赋的。他有办法让其他人觉得他有道理。他对黑人说了很多。

“你为什么不回非洲。”一天早晨他们清理青贮窖的时候他问萨尔克，“那是你的国家，不是吗？”

“我不去那儿，”男孩说，“他们会生吞了我。”

“唔，如果你守规矩，就没有理由不能待在这儿，”肖特利先生和蔼地说，“因为你不是从哪里逃出来的。你祖父是被买下来的。他自己完全不想来。我讨厌那些从自己国家逃出来的人。”

“我向来觉得旅行没有必要。”黑人说。

“哦，”肖特利先生说，“如果我再次旅行，我就去中国或者非洲。去其中随便哪一个地方，你都能立刻说出你和他们的区别。你去其他地方，唯一的区别就是语言。而且不一定能发现，因为有一半人都说英文。我们就是在这里犯了错误。”他说，“——让所有的人都学说英文。如果每个人都只会说自己的语言，那就少了很多麻烦。我老婆说通晓两门语言就好像是在后脑勺长了只眼睛。你什么都瞒不过她。”

“当然瞒不过她。”男孩低声说，接着补充，“她很好。她是个好人。我从没见过比她更好的白种女人。”

肖特利先生转过身去，沉默地干了会儿活。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用铲柄拍了拍黑人男孩的肩膀。他凝视了他一会儿，湿润的眼睛里仿佛有千言万语。然后他轻声说：“主说，申冤在我。”

麦克英特尔太太发现城里每个人都听肖特利先生说了她的事情，每个人都批评她的所作所为。她开始意识到她有道义要解雇波兰人，她在逃避，因为做起来太难。她再也忍受不了日积月累的愧疚感，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早晨，她吃完早饭就要去解雇他。她听到他正在发动拖拉机，便向机器棚屋走去。

地面上结了厚厚的霜，田野看起来像是绵羊后背上蓬乱的羊毛；太阳几乎是银色的，树木像干干的鬃毛一样直插向天际线。棚屋周围漾起一小圈噪声，乡野仿佛向四周退去。古扎克先生蹲在小拖拉机旁边的地上，正往里装一个零件。麦克英特尔太太希望他在剩下的三十天里还能为她把土地翻一翻。黑人男孩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工具，肖特利先生正在棚屋下面，打算爬上大拖拉机，把它倒出去。她打算等到他和黑人走开后再履行自己不愉快的义务。

她看着古扎克先生，上升的寒气麻痹了她的脚和腿，她不得不在坚实的地板上直跺脚。她穿着一件厚实的黑色大衣，系着红色头巾，上面压着一顶黑帽子替她遮挡阳光。黑色的帽檐儿下，她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嘴唇无声地动了一两次。古扎克先生盖过拖拉机的噪声嚷嚷着，让黑人递给他一把螺丝起子，他拿到以后就背贴在冰冷的地上，钻进机器底下。她看不到他的脸，只看见他的脚、腿以及身体从拖拉机的一边贸然伸出来。他脚上穿着一双溅满泥浆的破胶鞋。他抬起一只膝盖，又放下，稍稍转了点身。在所有憎恨他的事情里，她最憎恨的一点是，他没有自己主动离开。

肖特利先生爬上大拖拉机，从棚屋下面往外倒。他像是被它温暖了，它的热气和力量一波波地传送给他，他立刻驯服了。他朝小拖拉机的方向驶去，却停在小坡上刹了车，跳下拖拉机，转身往棚屋走去。麦克英特尔太太目不转睛地看着古扎克先生平伸在地上的腿。她听到大拖拉机的刹车滑脱了，抬头看见它自说自话地向前驶来。后来她记得她看到黑人无声地跳开，像被地上生出来的弹簧弹了一下，她看到肖特利先生以不可思议的慢动作转身，沉默地回头看，她记得自己朝难民喊，但是没有喊出声。她感觉到她的眼神、肖特利先生的眼神，还有黑人的眼神汇聚在一起，把他们永远定格成了同谋，她听见拖拉机碾过波兰人的脊椎骨时，他轻轻叫了一声。两个男人飞奔过去帮忙，她昏倒在地。

她记得她醒来以后跑去了什么地方，可能是跑进房子又跑出来，但是想不起来是为什么，也想不起来跑过去的时候有没有再次昏倒。等她最后跑回拖拉机旁边时，救护车已经到了。古扎克先生的身体上伏着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旁边站着一个黑衣人，低声说着她听不懂的话。起初她还以为那是医生，后来她恼怒地意识到那是坐救护车一起来的神父，他正往被轧死的男人嘴里放东西。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她先是看到他沾血的裤腿，然后看到他的脸，他直视着她，但是一如四周的乡野，既萧瑟又冷漠。她只是看着他，因为她受了极大的惊吓，无法自处。她的头脑还不能完全接受发生的一切。当救护车把死者带走时，她感觉自己身处国外，伏在尸体上的人都是当地人，而她则如同异乡客。

那天晚上，肖特利先生不辞而别，另谋出路，黑人萨尔克突然想要去闯荡世界，出发去了这个州的南部。老头阿斯特无法单独工作。麦克英特尔太太几乎没有注意到她已经没有帮工了，因为她患了神经疾病，不得不去医院。她回来后发现自己已经操持不了这个地方，就把奶牛都交给了职业拍卖商（损失了很多钱），靠手头的余款生活，还得维持每况愈下的健康。她的一条腿开始麻痹，双手和头部发颤，最后不得不终日卧床，只有一个黑人妇女照看她。她的视力不断下降，嗓子也说不出话来。没有多少人记得来乡下看她，除了老神父。他每周定期过来一次，带着一包面包屑，喂完孔雀后，便进屋坐在她的床边，为她讲解教会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