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洛姬妮寄来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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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威利：

爸爸去世了，昨天火化的。我没想用这件事打扰你，因为我认为你不喜欢被打扰。不管怎么说，我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我决定接管爸爸的静修处。这件事我已经思考了很久，我想你是知道的。我没有什么宗教智慧，不能像爸爸那样给别人提供什么帮助。我想我所能做的就是把静修处变成一个静心冥想佛理的地方，我从沃尔夫那儿学到过一点点佛理。你说怪不怪，我这一生都很少接触这种地方，现在却要做这么一件事。但是生活有时就是这样捉弄人的。让我过来看你吧。我想和你面对面地详细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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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看守要了一张格子纸，在地毯上躺下，身子微微向隔壁铺位倾斜，这样他就能伏在囚室低矮的窗台上写信了。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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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萨洛姬妮：

你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静修所信奉的是一种死亡存在于生命中的理念，这和你所信奉的一切背道而驰。我们在柏林谈到的那些仍然是对的。我很感激你帮助我面对自己，面对我的出身。我把这当作生活的赐予。我目前身处的这种困境，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但这肯定不是静修能解决的，也不是我参加的那场愚蠢的战争能解决的。那场战争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更与我们声称为之战斗的村民无关。我们老是在说他们饱受压迫，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剥削他们。我们把自己的思想和言谈看得比他们的生命和理想还重要。这对我来说很可怕，而这一切甚至在这里继续，空谈者得到了优待，穷人的待遇一如既往那么可怜。这里大都是乡下人，又矮又瘦。他们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矮小。你很难把他们和那些重罪及冲动犯罪——绑架啊，拐骗啊——联系起来。我想如果你是村民，你会认为他们是罪犯，他们很危险，但是如果你隔着一点儿距离看他们，就像我现在这样——尽管我现在日日夜夜和他们在一起——你就会被他们身上的人性所感动，在这些弱小的身体里人性是那么健全。他们那粗野饥饿的眼神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觉得他们承载着这个国家最深重的不幸。我认为没有哪一种简单的作为可以消除他们的不幸。你不可能拿一支枪就把这不幸消灭了。你所做的只是杀人。

</blockquote>

萨洛姬妮来看他了。她一袭洁白的纱丽——白色表示悲哀——当然，她不用和其他来探监的人一道在囚室外等候。她的举止、谈吐以及衣着，很快就为她赢得了特别关照。她不必像其他探监者那样，在全副武装的看守的严密监视下，服服帖帖地两人一排蹲在日头地里。她坐在监狱前面的一间屋子里，威利被唤出来与她会面。他喜欢她那身纱丽，以及她的风度，就像当初喜欢她在柏林时穿的牛仔裤和厚套头衫。

那些乡下人在烈日下排队等候探视亲人的情形把她激怒了。

他说：“他们毫无怨言。他们很高兴能排上队。有些人走了很远的路来到这里，等了整整一夜，却在第二天一早被拒之门外。因为他们没钱给看守塞小费，或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给看守塞小费。在监狱里只要有钱一切都好办。看守也得养家糊口，你知道的。”

“你这是在吓唬我。不过我想到这一点了。这说明你精神还不错。”

“我们的确可以想办法把我送到医院去。那儿大约有十六到二十个床位。病房宽敞通风，光秃秃的，不过也没人指望监狱里会有什么内部装修。如果我们每天都偷偷塞给看守三四十卢比，那我在监狱里就可以享清福了。我会有一张带床垫的铁床，比睡在地毯上强多了，而且一日三餐会直接从厨房送过来。早中晚饭都在床上吃，就像在宾馆里一样。”

“那真生病的人怎么办？”

“他们待在属于他们的地方，就在囚室里。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她十分严肃地说：“如果我给看守钱，你会去医院吗？”

“我会。我厌倦了待在囚室里。我还想找些书读。那些人可以没完没了地讨论列宁和毛泽东。但是在公共囚室里他们只给你读宗教书籍。”

“等到释放的时候，你脑子都退化了。”

“我想你说得没错。我脑子里储备的东西就要耗尽了。有一次在非洲，我约了一个人在海滨小城见面，大概是在咖啡馆里。由于种种原因，我迟到了很久，有一个多小时吧。但我赶到的时候，那人还在那儿，平静地等着。他是个葡萄牙人。我觉得很抱歉。他说：‘没关系。我的头脑储备丰富。’我觉得这话说得真好。或许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但我把这当作我的理想。自那之后，每次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或在医院的门诊部，我从不去翻那些破烂肮脏的杂志消磨时间，而是仔细检点我那储备丰富的头脑。我在囚室里也经常这样做。但现在我的头脑要让我失望了。储备快要耗尽了。我回忆了我们的双亲和我的童年。真的有许多回忆。我回忆了伦敦，回忆了非洲，回忆了柏林。非常重要。我回忆了参加革命的那些年。假如我有宗教信仰，我就会说我是在修复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一一回想了曾经睡过的床。”

萨洛姬妮探监之后的两个星期，他被转到医院病房。他收到她送来的书籍，重新开始读书。每本书都令他赞叹。每本书都让他觉得不可思议。每一位作家似乎都是天才。很久以前他也有过类似的感觉，那时他过着一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生活，努力地写小说，有时会笔尖滞涩，思路壅塞。那个时候，他经常深陷在故事中不能自拔。他惊讶于居然有人有勇气写下句子。他甚至会凝视着阿司匹林或者止咳糖浆的瓶子，惊叹居然有人如此自信，写下了那些药品说明和注意事项。就这样，现在，任何人只要能把文字组织起来，他就会对他心生敬意，读到的任何文字都能让他心潮澎湃。这种体验真是令人激动，他甚至认为，单为了这个，为了这种高度的智性愉悦、这种生活中某种原先知之甚少的东西豁然开朗的感受，蹲监狱也值了。

他搬到医院病房五个多月后，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那是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监狱长正在做例行巡视。威利觉得监狱长扫了他一眼，下意识地想到自己住医院病房的日子怕是快到头了。果不其然，那天晚些时候，监狱长的一条命令经过层层转述，传到了他耳中。

第二天，威利来到监狱长那间墙上镶着暗褐色木板、通气口铁栅栏上饰有钻石图案的办公室里。

监狱长说道：“我看你是腿脚有伤。”

威利做了个手势，请求原谅。

“我来告诉你我为什么叫你过来。我向你解释过，你在监狱里可以享受特殊待遇，任何时候你都可以使用这一特权。我们遵循英国时期的政策。你在投降的时候，曾经保证你没有犯下任何第三〇二条规定的十恶不赦的罪行。这是投降条件的一部分。你们所有人都做过保证。于是我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我们有几百甚至几千人被你们的组织杀了，但我们却找不到一个做过这种事的人。你们所有人的供词都说动手的、扣扳机的另有其人。假如现在监狱里有人希望翻供，愿意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哪些人确定杀过人。”

威利问：“有这样的人吗？”

监狱长说：“也许吧。监狱里每个人都在战斗。我告诉过你的。”

他在监狱长办公室的时候，还十分清醒。但后来，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脑海中起了阴霾，他的意识陷入了黑暗。仿佛有冰冷的液体在他体内流淌，仿佛真有什么疾病，令他一阵阵发冷。然而头脑中尚有冷静沉着的部分，使他可以继续思考，好像他正在将一些东西清理归档，以备将来之用：“干得漂亮。假如你不得不出卖或者毁掉某人，这倒不失为一个办法。没有人会想得到，不会留下证据。”

一个头戴无边白帽的犯人从监狱厨房为他送来晚饭。一如既往，一个塑料碗里盛着小扁豆汤，稠稠的，大概是加了面粉——要喝了才知道。还有六片薄面包，很快就冷了、干了。

当他半夜醒来，孤独地躺在医院病房里，他想：“昨天我还很快乐。”

他告诫自己要远离政治犯干活的菜地和果园。但第二天早上，当他走过去看他们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他害怕见到的人：爱因斯坦。他立刻就想到他是叛徒，而且他是第一次在监狱里看到他，这似乎是一种肯定。威利看到爱因斯坦第一眼就本能地不喜欢他（威利始终记着这最初的不喜欢），本能地不信任，但随后他们成了患难与共的同伴，而如今他又怀疑他了。威利知道，爱因斯坦对他的感觉也是一样。他渐渐发现，尤其是在树林的最后几年里，人与人的关系中有一种纯粹的互惠。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你就总能和他融洽相处；如果你觉得他难以相处，他对你多半抱有同感。在狱中，爱因斯坦和其他许多人也许已经恢复了昔日的仇恨，每个人都重新捡起自己早先的仇恨，就像是进入了某个秘密宝藏，在如今这前路未卜的时候，凝视着这宝藏有助于他们恢复活力。（威利还记得他们在树林里见过的那个夸夸其谈的无知的革命者，从老早之前被镇压的叛乱中幸存下来，三十年来一直怀揣着他那幼稚的杀人哲学在各个村子间流浪，如今不能理解任何高明点儿的思想，一有动静就畏缩不前。）不必费多少心思，就可以看出狱中的爱因斯坦是如何日日端详他心底的仇恨宝藏，无须理由，也许也不计报酬，出卖威利令他感到莫大的满足。

见到爱因斯坦后，威利回到医院病床上。他向看守要了一张信纸，给萨洛姬妮写了封信。

两个星期后，她来看他。他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她说：“事情很严重。”

他一眼就看出，虽然过起了静修生活，虽然身穿素白的棉纱丽，但她作为调停者的头脑仍在运转。为全世界的政治犯奔走早已是她政治事业的一部分。他看得出，在这间狱中小屋里，她的头脑正在飞速思索着各种可能的办法。

她问：“你那本书，那本故事书，是由谁在伦敦出版的？”

他告诉了她。现在看来，那像是另一个世界。

“那是一家有名的左翼出版公司。是在一九五八年吧？”

“伦敦发生诺丁山种族暴乱的那一年。”

“显然那些暴乱对你产生了影响，是吗？”她的口气像一名律师。

“我不知道。”

“不管你知不知道，这也许是条路。你当时和什么重要人物有过联系吗？比如说，某个到大学里做演讲的人？”

“有一个牙买加人。他去过南美洲，和切·格瓦拉共过事，但他们后来不要他了。之后他回到牙买加开了一家夜总会。我猜这在你看来没有多大用处。另外还有一个律师，曾上过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我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他为我那本书出过不少力。”

“过了三十年，他也许已经变得很有名了。”

他告诉了她那个律师的名字，而她则让他生出了一种不真实的感受，仿佛一半回到了过去，在那黑暗的年代写下的那些荒诞的故事如今只剩下些模糊的记忆，令他局促不安，另一半仍在医院病房里，因为自己的困境一阵阵发冷。

威利告诉萨洛姬妮，律师名叫罗杰。威利的书出版几个星期后，罗杰曾写信给他谈及这本书。威利将这封信当作护身符，保存了很多年。他把它带到了非洲，在最初那几年还经常找出来看看。罗杰以他那老式知识分子的口吻写道：“诚如那位拉丁诗人所言，书自有其命运，而这本书留存世间的方式或许将会令你惊讶。”当时威利把这些话视作一个善意的预言。但并没有什么奇迹降临到他身上，后来他也就把这预言置于脑后了。离开非洲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把这封信带上；而且那时他多半已经找不到它了：又一件在非洲那场动乱中遗失的东西。但如今他在狱中又想起了罗杰信中的话，依旧把它视作一个善意的预言。

这预言似乎开始发动了，因为几个星期后，监狱长又把他叫去了。

“腿受伤了，行走还是有困难啊，”监狱长抬出那个旧玩笑。接着他换了一种口气说道：“我们从没听你说过以前是作家。”

威利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确实，”监狱长说着从桌上拈起一张纸，“据说你曾是现代印度小说的开拓者。”

威利知道，正如他父亲在三十年前给远在英国的大人物写信，最终将他送往伦敦，现在萨洛姬妮正在运用她丰富的政治经验，为他奔走活动。

六个月之后，威利被特赦，他再次前往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