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遥想起了伦敦城内所有那些灰蒙蒙的纪念碑，它们纪念的人物有驰骋马背的将军，有旧殖民地战争的英雄，还有身穿礼服大衣、被人们遗忘得更加彻底的政客。想起它们时，我找不出任何理由嘲笑位于国际公路的遥远彼端，为纪念琼斯而树立的那块朴实无华的石碑。琼斯没能越过那条公路，他留在了远离故土的异国他乡——尽管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完全确定，从地理意义上讲，他的故土究竟位于何处。至少，为了那块石碑，他付出了——无论他多么不情愿——生命的代价，而那些将军，如果可以的话，通常都会用部下的鲜血换得自己安然返乡。至于那些政客——谁会在乎那些已经离世的政客，记住他们的功劳事迹？一场阿散蒂战争1比自由贸易更有意思，虽然伦敦的鸽子对两者是一视同仁的。“我立了一座纪念碑”。2每当我为了自己那份颇为古怪的工作而北上蒙特克里斯蒂3，中途经过那块石碑时，我都会感到某种骄傲之情油然而生，因为我曾用实际行动促成了它的建立。

在大多数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个节点，事情一旦发生便无可挽回，而在彼刻，它却不为人所知。当这个节点出现时，无论是我还是琼斯，我们对此都没有察觉，虽然我俩所从事职业的性质应该把我们训练得眼力过人，就像喷气机出现以前那些老式班机的飞行员那样。当时，我肯定是完全没留意到它的来临，那是八月里一个阴郁的上午，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货轮“美狄亚”号正行驶在大西洋上，要从美国的费城和纽约市开往海地的太子港，而那个节点就紧跟在“美狄亚”号船尾泛起的波浪之中。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里，我对自己的前途仍抱着慎重其事的态度——我甚至很在乎自己那家空荡荡的酒店的未来，以及我那段几乎同样空荡荡的恋情。就我所知，当时我还没有和琼斯或史密斯产生任何联系，他们是与我同船的旅客，仅此而已，而对于他们日后在费尔南德斯的店铺里为我准备的殡葬差事4，当时我也一无所知。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这些事情，我肯定会捧腹大笑，就像我现在回顾起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也会大笑一样。

随着船身的摇摆，我酒杯中的红杜松子酒也在不停晃动，表面的水平线变化不已，仿佛这只酒杯是用来记录海浪冲击的仪器，这时，史密斯先生态度坚定地回应琼斯说：“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晕船是酸性物质带来的反应。吃肉会导致酸性，喝酒也会。”史密斯先生来自美国的威斯康星州，但从一开始我就把他当作总统候选人看待，这是因为，在我得知他的姓氏前，他的夫人就是用这个称谓提到他的。当时货轮刚出海一个小时，我们正倚靠在栏杆上。开口时，史密斯太太猛地支了支她那线条硬朗的下巴，仿佛是在提示我，如果这条船上还有另外一名总统候选人的话，那可不是她要讲到的人。她说：“我是说我的丈夫，就在那儿，史密斯先生——他是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当然，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根本没机会取胜。”之前我们一直在聊些什么，把她引到了这番话上？当时，我们正闲散地望着平坦灰暗的海面，它横躺在三海里领海界限内，好似一头慵懒冷漠却暗藏凶险的笼中困兽，只等着冲破牢笼，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威力。或许我先前向她提起了一个会弹钢琴的熟人，这可能让她的思绪跳到了杜鲁门的女儿5身上，又因此令她联想起了政治——她的政治意识比她丈夫的要强烈得多。我觉得，就做总统候选人而言，她相信自己比她丈夫更有胜算，而当我顺着她突出的下巴望去时，我心想这是挺有可能的。史密斯先生正在我们身后的甲板上踱步，他身穿一件破旧的雨衣，衣领竖起，保护着他那对毛茸茸的、看起来显得蠢笨的大耳朵，一缕白发像电视机天线那样竖立在风中，他的胳膊上还挂着一条旅行毛毯。我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诗人，或者也可能是一所不知名的学院里的系主任，但我绝对不会把他想象成一名政客。我试图回想起杜鲁门在那一个选举年的竞争对手是谁——毫无疑问是杜威6，不是史密斯。然而，大西洋上的海风刮走了她的下一句话。我觉得她的话好像和蔬菜有关，但在彼时彼刻，“蔬菜”这个字眼在我看来似乎并不太可能出现。

琼斯是我稍后在令人尴尬的场合中遇见的，当时他正想贿赂舱室服务员，把我们的客舱调换过来。他站在我的客舱门口，一只手里提着一个手提箱，另一只手里攥着两张五美元的钞票。他正在说话：“他现在人还没下来嘛。他不会找麻烦的。他不是那样的家伙。就算他发现房间不一样了，那也不会怎么样。”听他的口气，好像他以前就认识我似的。

“可是，琼斯先生……”服务员开始和他争辩。

琼斯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穿戴得十分整齐，外面是一套浅灰色西服，里面搭配一件带双排纽扣的背心。不知为什么，离开了电梯、办公室人群和打字机发出的咔嗒声，他的这身打扮显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美狄亚”号正在阴暗凝滞的海面上游荡，在我们这艘破旧的货轮上，只有他穿着这么一身衣服。后来我注意到，他从来就没换过这套穿戴，甚至在船上举办音乐会的那天夜里也没有换，于是我开始怀疑，他的手提箱里是不是根本就没装其他的衣服。他给我的感觉是，之前他收拾行李时很仓促，结果带错了制服，因为他肯定不是有意想要引人注目的。他那两撇黑色的小胡须和那双哈巴狗似的黑眼珠，会让我误以为他是法国人——也许在巴黎证券交易所工作——所以当我得知他叫琼斯时，我倒很是吃了一惊。

“是琼斯少校。”他对服务员回道，口气中带着一丝责备。

我几乎就像他一样尴尬。一艘蒸汽货轮上本来就没有多少乘客，要是再和旅伴结下私怨，那会让人感觉很不自在。服务员扣紧双手，义正辞严地对琼斯说：“先生，我真的没有办法。这间舱房是给这位绅士预订的。就是这位布朗先生。”史密斯、琼斯和布朗——三个再普通不过的姓氏聚到了一起，这种情况也太巧了，几乎不可能发生啊。我之所以取“布朗”这个单调乏味的名字，自有我的道理，可是他也有吗？我对他所处的窘境微微一笑，但琼斯身上的幽默感，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属于更简单的那种类型。他表情严肃、全神贯注地看着我说：“先生，这个房间真是你的吗？”

“据我所知，是的。”

“先前有人告诉我这里没人住。”他稍微挪动了一下，以便将后背对着我那只分明已经摆在房间里的大皮箱。那两张钞票消失不见了，也许是被他藏进了袖子里，因为我没看到他做出任何向口袋伸手的动作。

“他们给你的房间不好吗？”我问。

“哦，我只是更喜欢住在靠右舷的位置。”

“是啊，我也是，尤其是这趟航行。住在这里可以把舷窗打开。”此时，“美狄亚”号正朝公海深处行驶，船身开始缓缓摇荡，仿佛是在强调我说的话真实无误。

“是时候来一杯红杜松子酒了。”琼斯飞快地说。我们一起上楼，找到了那座小交谊厅，里面的黑人服务员趁着给我酒里兑水的工夫，抓住机会贴着我的耳朵小声说：“我也是英国公民，先生。”我留意到，他没向琼斯做出这样的声明。

交谊厅的房门旋转打开，总统候选人露面了，虽然他长了一对蠢笨的大耳朵，但他的身形还是令人印象深刻：他得先低下头，然后才能走进门。随后，他环顾了大厅一圈，这才站到一旁，好让他的太太能在他用手臂弯成的拱门下进屋，仿佛她是一位走在军刀下的新娘。7看那情景，他是先想让自己满意，确认这里没有不合适的同伴在场。他的双眼清澈如洗，呈现出纯净的蔚蓝色彩，几撮丑陋的灰色毛发从他的鼻孔和耳朵里探出。如果这个世上真有一位货真价实的高贵人物，那就非史密斯先生莫属，他和琼斯先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如果当时我费心去琢磨他们的话，我会认为他们就像油和水一样无法相融。

“请进来吧，”琼斯先生说（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没法把他想成是琼斯少校），“进来咪上一口吧。”我后来发现，琼斯使用的俚语总是有点过时，就好像他是从通俗用语词典中学到它们的，但词典本身却不是最新的版本。

“请您务必包涵，”史密斯先生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我这人是不沾酒的。”

“我自己也不沾酒啊，”琼斯说，“我会喝掉它。”接着他便用行动证实了自己的话。“我是琼斯，”他补充道，“是琼斯少校。”

“很高兴认识您，少校。我叫史密斯。威廉·亚伯·史密斯。这是我夫人，这位是琼斯少校。”他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这轮相互介绍中不知为何慢了半拍。

“布朗。”我迟疑地说。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讲一个拙劣的笑话，而他们二人都没有领会笑点所在。

“再摇下铃吧，”琼斯说，“我的好伙计。”我已经升到他的老朋友的地位上了，于是，尽管史密斯先生离服务铃更近，我还是穿过大厅，亲自去摇那个铃；毕竟，史密斯先生这会儿正忙着将旅行毛毯裹在他妻子的膝盖上，虽然大厅里已经足够暖和（也许这是在婚姻中养成的一种习惯吧）。琼斯断言道，一杯红杜松子酒是祛除晕船症状的绝佳药方，再也没有比它更有效的方法了。就在这时，为了回应琼斯的话，史密斯先生做出了他对自己信念的声明：“我从来没有晕过船，没有过，先生……我这辈子都是素食主义者。”然后他妻子又补了一句：“我们为这件事曾参加过竞选。”

“竞选？”琼斯突然开口问道，仿佛这个词将他体内的少校唤醒了。

“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

“你当过总统候选人？”

“恐怕，”史密斯先生露出淡淡一笑，“我本来就没多少获胜的机会。两大党派……”

“那是一种姿态，”史密斯太太尖锐地插嘴道，“我们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琼斯陷入了沉默。也许他是被这件事给镇住了，或者可能就像我刚才那样，他正在努力回忆那一年参选总统的主要竞争者是谁。然后他在舌尖品味着这个称呼，仿佛他很喜欢它的味道：“1948年美国总统候选人。”他又补了一句：“我非常荣幸能与您见面。”

“我们当时也没有竞选团队，”史密斯太太说，“费用承担不起。尽管如此，我们最后还是拿到了一万多张选票。”

“我从未想到自己能获得那么多人的支持。”总统候选人说。

“我们拿的票数在计票结果中不是垫底的。还有一名候选人——好像跟农业有点关系，对吧，亲爱的？”

“没错，我也记不清他的政党具体叫什么名字了。我想，他是亨利·乔治8的信徒。”

“我必须承认，”我说，“我以为只有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员才能当上总统候选人——哦，另外还有一个社会党，对吗？”

“全国党代会9为总统选举做足了宣传，”史密斯太太说，“但它们就像牛仔竞技比赛一样粗俗。你能想象史密斯先生跟一大群鼓乐队的女队长走在一起吗？”

“任何人都可以竞选总统，”这位候选人带着温和而谦逊的态度解释道，“这就是我们民主政治令人骄傲的地方。我可以告诉你，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一场了不起的体验啊。我永远也忘不了它。”

二

我们乘坐的是一艘很小的船。我相信船上就算住满也只能装下十四名乘客，而“美狄亚”号现在压根儿就没有满员。当前并不是旅游旺季，而且无论如何，我们即将前往的那座岛屿对游客们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船上的乘客中有一名非常整洁干净的黑人，他衣服上的白色衣领竖得很高，袖口浆洗得十分硬挺，脸上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其旅途的目的地是圣多明各。他这人很自闭，在餐桌前，他总是彬彬有礼又模棱两可地用几个单音节字眼回复别人。比如，有一次我曾经问他，船长可能会往船上装运什么样的主要货物，等我们到了特鲁希略城10以后——我随即更正道：“抱歉。我是指圣多明各。”他严肃地点点头，说了一声“是”。他十分谨小慎微，从来不问任何问题，仿佛是在对我们自己身上那份闲散无聊的好奇心加以责难。船上还有一名来自某家制药公司的旅客——他告诉过我自己不愿坐飞机的理由，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感觉是，那肯定不是他选择坐船的真正原因，而且他还受着心脏病的折磨，却不肯告诉别人。他的脸上总挂着一副紧绷绷的表情，干巴巴的，单薄如纸。和他的脑袋相比，他的身躯显得过于臃肿庞大。每天他都会在自己的铺位上躺很长时间。

我自己之所以选择坐船——有时候我怀疑琼斯可能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是出于谨慎行事的考虑。在机场里，你很快便会走下飞机，踩在沥青跑道上，跟机组人员分道扬镳；而在码头里，你会拥有一份安全感，因为你脚下踩着一块外国的领土——我总觉得，只要我还待在“美狄亚”号上，我就算是一名荷兰公民。预订船票时，我把旅程的终点定为圣多明各，而且不管多么令人难以信服，我还是告诉自己，我一点儿也没有想要下船的意思，除非我从英国代办——或者从玛莎——那儿得到某些保证。至于我那座在山顶上俯瞰着首都的酒店，我已经有三个月没去料理它了，现在它肯定无人入住。和一间空荡荡的酒吧、走廊上一排空荡荡的客房以及一个毫无希望的空荡荡的未来相比，我更重视我当下的生活。而那对史密斯夫妇，我当真以为他们是因为热爱大海才乘船旅行的，不过，还要过好一阵子我才会明白，他们为何要选择海地共和国作为其旅行拜访的目的地。

船长是一个身材清瘦、冷漠不易亲近的荷兰人，在餐桌前只露过一次面，他平时总梳洗打扮得干干净净，就像自己船上的黄铜扶手一样光亮整洁。与船长相反，事务长是个邋遢鬼，带着一股兴高采烈的快活劲儿，对波尔斯11杜松子酒和海地朗姆酒青睐有加。出海的第二天，事务长便邀请我们去他的舱房里和他共饮。除了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说他向来必须在九点前上床睡觉而没有参加，我们其他人全都挤了进去。甚至连来自圣多明各的那位绅士也加入了我们，而当事务长问他觉得天气如何时，他回了一声“不”。

事务长有一个叫人开心的习惯，他总是喜欢眉飞色舞地对每一件事情都夸大其词，而当史密斯夫妇向他要柠檬汽水，在得知没有后继而要求喝可口可乐的时候，他那股发自内心的快活劲儿也只是稍稍受了点打击而已。“你们这是在自折阳寿。”他对他们说，然后便开始阐述自己的那套理论，解释可口可乐的秘密原料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史密斯夫妇却不为所动，带着一副明显的愉悦表情继续喝他们的可乐。“在你们要去的地方，你们会需要比它更烈的玩意儿。”事务长说。

“我和我先生从来没喝过比这个更烈的东西。”史密斯太太回答。

“那儿的水质叫人信不过，而且现在美国人已经走了，你们买不到可乐喝。到了夜里，当你听见从街上传来枪声时，你就会觉得也许来上一杯烈性朗姆酒……”

“不要朗姆酒。”史密斯太太说。

“枪声？”史密斯先生问道，“那里会有人开枪吗？”他面带一丝焦虑，朝他妻子看了一眼，只见史密斯太太坐在那里，蜷缩在那条旅行毛毯下面（甚至在这间闷热的舱房里，她还是觉得不够暖和）。“为什么要开枪？”

“去问布朗先生吧。他生活在那里。”

我开口说：“我听到枪声的次数并不多。通常他们会更隐蔽一些，不声不响地动手。”

“‘他们’是谁？”史密斯先生问。

“通顿·马库特12，”事务长带着一副不怀好意的欢悦表情插嘴道，“总统的魔鬼手下。他们都戴墨镜，在天黑后上门拜访他们的牺牲品。”

史密斯先生将一只手搁在他妻子的膝头。“这位先生是想吓唬我们，亲爱的，”他说，“在旅游局他们根本没告诉我们还有这种事。”

“他哪里晓得，”史密斯太太说，“我们可没那么容易害怕。”不知为什么，我相信她说的是真话。

“您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吗，费尔南德斯先生？”事务长抬高嗓门朝舱房另一头喊道，就像有些人在和外国人说话时会提高音量那样。

费尔南德斯先生脸上挂着一副人快要睡着时露出的呆滞表情。“是。”他说，但我觉得他向来只会回答“是”或“不”，所以两者出现的机会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琼斯刚才一直坐在事务长铺位的床沿上，小心地端着一杯朗姆酒，这时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给我五十个突击队员，我就能像一剂泻盐13那样顺畅地穿过那个国家。”

“你以前参加过突击队？”我有些惊讶地问他。

他模棱两可地说：“是同一种部队下面的另一个分支。”

总统候选人开口道：“我们有一封给社会福利部长的私人介绍信。”

“什么部长来着？”事务长说，“福利？你们什么福利都找不着呀。你应该去看看那些老鼠，长得有小猎犬那么大……”

“旅游局的人告诉我，那里有几家非常好的酒店。”

“在下就开了一家。”我接口道。我掏出袖珍笔记本，向史密斯先生亮出三张明信片。尽管印出来的色彩显得艳丽俗气，但它们还是带着历史的庄严感，因为它们是一个永久逝去的时代留下的遗物。第一张明信片上有一座贴着蓝色瓷砖的游泳池，里面挤满了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年轻姑娘；第二张上有一名在加勒比地区闻名遐迩的鼓手，他正在克里奥尔式酒吧的茅草屋檐下演奏鼓乐；而第三张——整座酒店的全貌——有许多山墙、阳台和塔楼，是那些奇妙非凡的19世纪太子港老建筑。至少它们还没有变样。

“我们原本考虑住在更安静一点儿的地方。”史密斯先生说。

“我们那里现在够安静了。”

“和朋友住在一起，肯定会让人很愉快，不是吗，亲爱的？要是你那儿还有一个带浴缸或淋浴的空房间就好了。”

“每个房间都有浴缸。不用怕有人吵闹。那名鼓手已经逃到纽约去了，所有那些比基尼姑娘现在都待在迈阿密。你们很可能会是我仅有的客人。”

我心想，和他们付的房钱相比，这两位顾客本人也许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好处。一位总统候选人肯定有地位，他会受到美国大使馆全体或留守人员的保护。（在我之前离开太子港的时候，美国大使馆里只剩下了一位代办、一个秘书和两名海军陆战队卫兵。）琼斯或许也有相同的想法。“我可能也会加入你们，”他说，“要是他们没有替我做其他安排的话。我们如果住在一起，不就有点儿像是还留在船上一样吗？”

“人多保险嘛。”事务长也同意道。

“有三位房客入住，我肯定是太子港最遭人嫉妒的酒店老板14了。”

“遭人嫉妒可就不太保险咯。”事务长说，“你们仨，如果到时还跟我们在一起，肯定会好得多。我自己是不会跑出码头太远的，顶多五十码。圣多明各有家不错的酒店。是一家豪华酒店。我可以拿风景明信片给你们看，跟他的一样好。”他打开抽屉，我瞥见了十来只方形小袋——都是些保险套，当船员们要上岸去逛“凯瑟琳妈咪之家”或更便宜的妓院时，他就会卖掉它们赚上一笔。（我敢肯定，他的推销词里会包含某些危言耸听的统计数字。）“我把它们放哪儿去了？”他徒劳地问了费尔南德斯先生一声，后者却微笑着回答：“是。”他开始在桌面上寻找，桌上散乱地摆放着许多什物，有打印好的表格、回形针，装红色、绿色和蓝色墨水的瓶子，一些老式木制笔筒和钢笔尖。他找到了几张质地松软的明信片，上面印着的游泳池和我的简直是一模一样，另外也有一座克里奥尔式风格的酒吧，除了奏乐的鼓手不同以外，其他地方和我的也分不出什么区别来。

“我先生可不是过来度假的。”史密斯太太轻蔑地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留一张在身上。”琼斯说，他选了带游泳池和比基尼姑娘的那一张，“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现在想想，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人生意义最深刻的探究。

三

第二天，在带有遮阳棚的右舷甲板上，我坐在一张折叠躺椅中，任自己随着淡紫绿色海水的波动，慵懒地在阳光和阴影之间晃来晃去。我试着去读一本小说，但书中人物在索然无趣的“权力走廊”中那段枯燥乏味、足可预见的进展，让我感到昏昏欲睡，因此当书本掉落在甲板上，我也懒得去捡起它。只有在制药公司的那名旅客从我身边经过时，我才睁开眼睛。只见他用双手紧紧抓住护栏，似乎想爬上去，就好像那是一架竖梯。他剧烈地喘着粗气，脸上露出一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拼命表情，仿佛他心里明白，这番奋力攀爬会带来什么结果，而那结果值得他付出这般气力；不过，他也清楚，自己永远不可能有力量爬到梯顶。我再度昏沉睡去，梦中发现自己独自待在一个灯火全灭的黑房间里，这时有人用一只冰冷的手碰了我一下。我惊醒了，原来是费尔南德斯先生，我猜他刚才是被船身的一阵猛烈摇晃吓了一跳，赶紧用手抓紧我好稳住自己。时有时无的阳光在他的墨镜上忽隐忽现地闪烁着，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场黄金阵雨正从暗空中倾泻而下。“是，是。”他说，一边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一边露出表示歉意的微笑。

在这出海后的第二天，好像货船上除我以外的所有人都突然爱上了运动，因为下一个过来的便是琼斯先生——我还是没法让自己管他叫“少校”——他沿着甲板中间稳稳地走来，一边顺应船体的摆动而调整着脚步。“狂飙肆虐哈。”走过身旁时，他冲我喊了一句，我再次产生了这种印象：他的英语是从书本上学来的——也许这一次是出自狄更斯的作品。接着，出人意料的是，费尔南德斯先生又折回来了，动作剧烈，左右打滑，而在他身后，那名药商还在继续艰苦攀爬，显得痛苦而费力。他已经落在了后面，但他还是顽强地坚持继续这场竞走比赛。我开始好奇总统候选人会在何时露面，他肯定是碰上了什么大麻烦，可就在这时候，史密斯先生从我身旁的交谊厅里冒了出来。他孤身一人，很不自然地落了单，就像晴雨盒15中的一只男玩偶，失去了另一只女玩偶的陪伴。“风挺大嘛。”他说，仿佛是在纠正琼斯先生的英语文风，然后便坐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我希望史密斯太太一切安好。”

“她挺好的，”他说，“挺好的。她正在下边儿的船舱里练习法语语法呢。她说有我在她没法集中精神。”

“法语语法？”

“他们告诉我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讲法语的。史密斯太太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家。给她几个小时练习语法，她就能把某种语言的方方面面弄得一清二楚，除了发音以外。”

“她以前从没碰过法语？”

“对史密斯太太来说这根本不是问题。有一次，我们家里住了一个德国姑娘——不到半天工夫，史密斯太太就用那姑娘的母语告诉她，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打扫干净。另外还有一次住的是个芬兰人。史密斯太太花了将近一个星期才找到一本芬兰语的语法书，可随后就没有什么能难倒她了。”他顿了一下，继而露出一丝微笑，给他身上的荒谬气息带上了一种奇特的庄重感，“我和她结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但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崇拜那个女人。”

“你们是不是，”我有点虚伪地问，“是不是经常在这块地方度假？”

“我们设法将假期，”他说，“和我们的使命结合在一起。史密斯太太和我都不是那种可以撇开一切全心享受的人。”

“我明白了，那么你们这次的使命要把你们带到……？”

“有一次，”他说，“我们去田纳西州度假。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你要知道，我们是作为自由行示威者16过去的。途中在纳什维尔17出过一次状况，当时我为史密斯太太担了不少的心呢。”

“这样度假实在是勇气可嘉。”

他说：“我们对黑人抱着极大的爱。”他好像觉得这是唯一需要的解释。

“在你们要去的地方，恐怕到头来那些人会让你们失望。”

“大多数事情都会让人失望，除非你能看得更加深入。”

“黑人可以变得像纳什维尔的白人一样暴力。”

“在美国，我们有自己的麻烦。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可能——事务长是在开玩笑耍弄我。”

“他是有那个意思。但那个玩笑砸了他自己的脚。现实情况比他在码头上能见到的任何坏事都要恶劣得多。我很怀疑他有没有到城里去过。”

“你也会像他那样劝我们——继续前进，到圣多明各再下船吗？”

“是的。”

他悲哀地眺望着船外那连绵不绝的枯燥海景。我觉得我的话已经对他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说：“让我举个例子告诉你那边的生活怎么样吧。”

我告诉史密斯先生，有一次，总统先生的子女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差点遭到绑架，当局怀疑某个男人也参与了这桩未遂的阴谋。我认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拿来指控他，但他曾代表共和国在巴拿马举办的某届国际射击比赛中摘得奖牌，而当局或许觉得绑架的策划者需要一名神枪手助阵才能干掉总统卫队。于是，通顿·马库特分子便将他的住处团团围住——幸好他不在家——浇上汽油付之一炬，然后架起机关枪扫射，把每一个试图从火海中逃出的人统统击毙。当救火车匆匆赶来时，他们高抬贵手，允许消防队阻止了火势的蔓延，所以如今你能看见，大街上的那处缺口就像拔牙后留下的一个空洞。

史密斯先生专注地听着。他开口说：“希特勒做得更绝，不是吗？而且他还是个白人。你不能总归咎于他们的肤色。”

“我没有。受害者也是黑人。”

“当你全面看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在各方各面都有非常糟糕的地方。史密斯太太不会愿意让我们掉头回去，如果只是因为……”

“我不是在劝你回头。是你刚才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如果你能原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的话——为什么你还要回去呢？”

“因为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在那里。我的酒店。”

“我猜我们——史密斯太太和我——唯一拥有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使命。”他端坐着凝望大海，就在此时，琼斯从我们身边经过。他回过头朝我们喊道：“第四圈了。”然后又继续前行。

“他也不害怕嘛。”史密斯先生说，仿佛他必须为自己表现出勇气而道歉，就如同某个男人戴了太太送的一条相当花哨招摇的领带，便要指出其他男人也戴着同样的领带，以便让自己释怀似的。

“我倒怀疑他是不是出于勇敢。也许他就像我一样，没别的地方可去。”

“他对我们俩一直很友好。”史密斯先生坚定地说。很明显，他想换个话题。

待我更了解史密斯先生之后，我即刻便能听出他那特殊的音调。当我说起别人的坏话时，他会深感不安，即使我针对的是陌生人或敌人时也一样。他会退出谈话，如同马儿不肯下水直往后退那样。有时，我会在谈话中捉弄他，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他引诱至水沟边缘，随后皮鞭马刺骤然齐下，驱赶他继续前进。但我一直没能教会他跃过水沟。我想，他很快便开始察觉到我的意图，可他从未将自己心中的不快大声吐露出来。那就相当于是在批评一位朋友啊。他宁愿去小心地退让迁就。至少在这一点上，他和他太太的性格有些差异。我后来才领教到她的性格火爆粗率到什么地步——她可是不管什么人都敢攻击得罪的，当然，除了她的总统候选人以外。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和她争吵过许多次，她怀疑我有点取笑她先生的意思，但她从来不知道我心里有多羡慕他们。在欧洲，我从未见过有哪对夫妇能像他们那样对彼此忠贞不渝。

我说：“刚才你在聊你们的使命。”

“是吗？那请你务必要原谅我，居然会那样子说自己。‘使命’这个词分量太重了。”

“我倒有兴趣听听。”

“不如叫它‘希望’吧。但我猜做你这份职业的人是不太会支持它的。”

“你的意思是它跟素食主义有关？”

“没错。”

“我不会不支持。我的工作就是让我的顾客开心。如果我的顾客是素食主义者……”

“素食主义并不只是跟食物有关，布朗先生。它涉及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如果我们真能将酸性物质从人体内排除，我们就能消灭人的激情。”

“那么世界就会停顿不前。”

他温和地责备我：“我没说要把爱也消灭掉。”这句话让我感到一阵莫名的羞愧。愤世嫉俗是廉价品——你在任何一家“不二价”商店18里都能买到它——所有质量低劣的商品中都有它的成分。

“无论如何，你正在前往一个素食的国度。”我说。

“这是什么意思，布朗先生？”

“那里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吃不起肉、鱼和鸡蛋。”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吗，布朗先生，在世界上制造麻烦的并不是穷人？发动战争的人都是那些政客、资本家、知识分子、官僚老爷或者华尔街的老板——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由穷人挑起的。”

“我猜，那些有钱有势的人都不是素食主义者？”

“不是的，先生。通常都不是。”再一次，我为自己的冷嘲热讽感到羞愧。当我注视着他那双浅蓝色的眼睛，感受到其中那坚定不移、充满信任的目光时，有那么一阵子，我居然真的相信，他说的或许有点道理。一名服务员站在我的肘边。我说：“我不想喝汤。”

“喝汤时间还没到，先生。是船长请您过去和他说句话，先生。”

船长正待在他自己的舱房里——这个房间打扫得就像他自己一样干干净净，朴实无华。除了一张相框大小的照片，屋里没有摆放任何私人物品。照片上是一名中年女子，看着像是刚从美容院里出来，不仅是她的头发，连其性格也在烘发罩下定了型。“请坐，布朗先生。来支雪茄吗？”

“不，不用，谢谢。”

船长说：“我希望能尽快说到重点。我不得不请求与你合作。有件事情非常令人尴尬。”

“怎么回事？”

他用沉重沮丧的口气说：“如果在航行中有什么事情是我不愿意看到的，那就是意外。”

“我以为在海上……总会遇到……风暴……”

“我说的当然不是海。大海从来不给我添麻烦。”他挪了挪烟灰缸，又动了动雪茄烟盒，然后将照片朝自己移近了一厘米，照片上的女人面无表情，头发上似乎包着一层灰色水泥。或许她能给他带来信心：换作是我，她会让我意志瘫痪。他说：“你已经和那个叫琼斯少校的乘客见过面了。他总是管自己叫琼斯少校。”

“我和他聊过几句。”

“你对他印象如何？”

“说不上来……我还没有想过……”

“我刚刚收到一封电报，是从我在费城的办公室发来的。他们想让我回电报，汇报他在何时何地上岸。”

“从他的船票上自然就能知道……”

“他们想确认他没有改变行程计划。我们的目的地是圣多明各……你自己也跟我解释过，你预订了去圣多明各的船票，以防在太子港……他可能也有同样的打算。”

“是警方在盘问吗？”

“有可能——这只是我的猜测——警方对他有兴趣。你要明白，我对琼斯少校没抱任何成见。这回很可能只是一次例行调查，因为某个档案管理员的……但我觉得……你和他一样是英国人，又住在太子港，我这边送你一句警告，那你这边呢……”

他这份绝对的谨慎、无比的得体和十足的正派令我颇为恼火。难道在他年少轻狂或酩酊大醉的时候，当他那位精心打理发型的太太不在身边的时候，这位船长就连一次差错都从没犯过吗？我开口道：“你把他说得像是个耍老千的赌牌骗子。我向你保证，他从来没有提出要跟我们玩牌。”

“我从来没说过……”

“你想叫我睁大眼睛监视，竖起耳朵探听，对不对？”

“没错。就这么多。要是有任何严重的事情发生，他们肯定早就让我拘留他了。也许他是在逃亡躲避债主。谁知道呢？或者是牵扯到女人的事。”他厌恶地加了一句，眼神和那个发型呆板的严厉女人凝视的目光撞在了一起。

“船长，请恕我直言，我可不是经过培训的密探。”

“我不是在请求你做那种事情，布朗先生。我总不能去请求像史密斯先生那样上了年纪的人去……就琼斯少校的事情……”我再次注意到了这三个姓名，它们就像闹剧中用的滑稽面具，互相可以换来换去。我说：“好吧，如果我发现有什么事情值得汇报的话——请记住，我不会主动搜索。”船长自怜自艾地轻叹一声：“好像我跑这趟船责任还不够重似的……”

他开始向我讲述两年前的一段漫长轶事，就发生在我们即将前往的那座港口中。有一天，深夜一点，从远处传来纷乱的枪声，半小时后，一名警官和两个警察出现在跳板前：他们要搜他的船。他自然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是荷兰皇家邮轮公司的主权领土。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坚持完全信任在自己船上守夜的值班员——结果却证明他信错了人，因为那个人在站岗时睡着了。后来，在找值班主任谈话的路上，船长发现了一串斑驳的血迹。这道血迹引着他来到一艘救生艇前，在那里，他发现了那名逃犯。

“你是怎么处理的？”我问。

“他被送往船医那里接受治疗，然后，当然了，我把他交还给了有关当局。”

“也许他是想寻求政治庇护。”

“我不知道他要寻求什么。我怎么知道？他字都不认得几个，而且不管怎样，他都没钱买船票嘛。”

四

结束与船长的面谈后，当我重新见到琼斯时，我感觉心里有些向着他。如果他当时邀我打扑克，我一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很乐意输给他，因为像这样表示一下我对他的信任，也许可以祛除我嘴巴里残留的怪味儿。我沿着左舷绕道甲板而行，以避开史密斯先生，结果身上溅到了浪花。就在我准备下船舱时，我和琼斯先生打了照面。他停住脚步，邀请我去喝一杯，我不由自觉愧疚，仿佛我已经出卖了他的秘密。

“现在还有点早吧。”我说。

“在伦敦，酒吧都开门营业了。”我看看手表——时间指向差五分十一点——心里觉得自己这是在检验琼斯说话的可信度。交谊厅里，他走开去找服务员，我则拾起了他落在身后的书。那是一本美国出版的平装书，封面图片上是一个浑身赤裸的姑娘，脸朝下地趴在一张豪华大床上，书名叫《良辰莫失》。在书封内侧，他用铅笔将自己的名字潦草地写在了上面——H. J. 琼斯。他这是在树立自己的声望，还是单单要把这本书预存到他的私人藏书库里？我随手翻开一页。“‘信任？’杰夫的话像皮鞭一样抽在她身上……”正在这时，琼斯端着两杯贮藏啤酒19回来了，我赶紧放下书，带着大可不必的窘迫说道：“维吉尔卦20。”

“什么卦？”琼斯举起酒杯，把脑中那本旧词典翻了一阵，也许觉得“喝得你满眼泥”21这句祝酒词过于陈旧，便改用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说法：“干杯。”吞下一大口酒后，他补了一句：“刚才我看见你在和船长讲话。”

“怎么了？”

“难接近的老杂种。他只跟上流社会的阔佬说话。”“阔佬”这个字眼带着一丝旧古董味道：这回他那本旧词典肯定让他失望了。

“我不会自称阔佬。”

“你可别怪我那么说。阔佬对我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把世上的人分成两类——阔佬和穷鬼。阔佬没有穷鬼也能过活，但穷鬼没有阔佬可就不行了。我就是个穷鬼。”

“你说的穷鬼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好像也有点特别吧。”

“阔佬有稳定的工作或不错的收入。他们在某些地方有本钱，就像你在酒店里投了本钱。穷鬼么——好吧，我们四处奔波讨生活——在雅座酒吧。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着警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你们在靠小聪明过日子，是这样吗？”

“或者说，我们往往会因小聪明而死去。”

“那阔佬呢——他们就没有一丁点儿小聪明吗？”

“他们不需要啊。他们拥有理性、智慧和情操。我们这些穷鬼嘛——为了自己的好处，有时候我们走得太急了些。”

“那其他乘客呢——他们是阔佬还是穷鬼？”

“我摸不透费尔南德斯先生。他可能两者皆是。还有那个药商伙计，他没给我们留任何机会去做判断。但史密斯先生——如果世上真有阔佬的话，他可是货真价实的一位。”

“听起来你挺崇拜阔佬的，是不是？”

“我们所有人都想当阔佬，但有些时候——承认吧，老兄——你不也会羡慕那些穷鬼吗？有些时候，你就是不想和你的会计坐在一起，为特别遥远的未来伤脑筋，对吧？”

“是啊，我想有些时候的确如此。”

“你自己心里会想：‘我们挑着所有的担子，他们却享受着所有的乐子，逍遥自在。’”

“希望你在要去的地方能找着乐子。那是个穷鬼当道的国家——自总统以下全是。”

“对我来说那样就更危险了。穷鬼一眼就能看出其他穷鬼的底细。或许我得装一装阔佬，让他们放松警惕。我应该学学史密斯先生。”

“你以前经常得去装阔佬吗？”

“那倒不是，感谢上帝。对我来说最难的事就是装阔佬了。我发现自己老是在不该笑的时候笑出来。什么，琼斯，你也配在那帮人中间说出那种话？有时候我也会害怕。我迷失了方向。在异国他乡迷路是挺叫人心里发毛的，对吧？可要是你在自己心里迷失的话……再来一杯淡啤。”

“这一杯算我的。”

“我有没有看准你这个人还不好说。刚才见到你在那儿……和船长一起……我路过时从窗户里瞄进去的……你瞅着不是很自在……你该不会是穷鬼假扮成阔佬吧？”

“谁又能把自己永远摸得一清二楚呢？”这时，服务员走了进来，开始布置烟灰缸。“再来两杯淡啤。”我告诉他。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琼斯说，“这回我想喝点儿波尔斯酒。灌了太多淡啤下去，我的肚子已经有点胀气了。”

“来两杯波尔斯。”我改口说。

“你玩过牌没有？”琼斯问。我心想，这下可总算等到我赎罪的机会了，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谨慎地回答：“扑克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