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学年初的一天晚上，我和同学参加完酒会想去一家鸡肉料理店吃点东西。我们这一大帮人吃完后留下一片狼藉：脏盘子一堆，鸡骨头乱丢，沙拉酱和汽水溅得桌上到处都是。我不忍把这一团乌糟扔给某个可怜的服务生去清理，于是留下来收拾。十几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帮我一起收拾，就是我的好兄弟贾米尔（Jamil），他也来自穷人家庭。后来，我告诉贾米尔，我们也许是学校里唯一不得不给别人擦屁股的人。他只是点了点头，默认了。

当时，尽管我的经历很独特，我也从没觉得自己在米德尔敦是外人。大多数人的父母从没上过大学。我最好的朋友们都经历过家庭矛盾——离婚、再婚、分居、父亲坐牢等。少数父母是律师、工程师或教师，他们是阿嬷所谓的“有钱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富到我会觉得他们和我们有根本上的不同。他们仍然是我的邻里，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和我同一所高中，做的事情基本上是我们其他人也会做的。我从未觉得自己没有归属感，即使在我的一些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朋友家中也没觉得融不进去。

但在耶鲁法学院，我感觉像是乘坐飞船坠落在奥茲国[2]（Oz）。通常人们认为一个由外科医生母亲和工程师父亲组成的家庭就是中产阶级，这样的家庭年收入是16万美元。在米德尔敦，这简直多得算不清楚了，但在耶鲁法学院，学生期望毕业第一年就拿到这么多薪水，而且很多人还担心不够花的。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没钱，更重要的是别人对我的看法。耶鲁让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别人对我的生活非常好奇。教授和同学似乎对我所认为的无聊往事饶有兴趣，什么我去了一所平庸的公立高中，我父母没上过大学，我在俄亥俄州长大之类的。这些事儿也都发生在我过去认识的每一个人身上。但在耶鲁，没人经历过这些。甚至在俄亥俄见怪不怪的海军陆战队服役经历对很多耶鲁的朋友来说也非常新鲜，他们从没和参加过美国最近的几场战争的老兵相处过。所以说，我在耶鲁很特殊。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儿。第一年大部分时间，我都陶醉在自己是这所精英法学院唯一一个操着南方口音的海军陆战队大兵这个事实里。但随着那些点头之交成了好朋友，我就为没跟他们如实谈自己的过去而有点不好意思。“我母亲是个护士。”我告诉他们。当然这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的法定父亲——他的名字印在我的出生证明上——到底是干什么工作的，他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除了我米德尔敦的最好的朋友，那些我让他们帮忙看看法学院入学申请短文的好朋友，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成长经历塑造了我的生活。在耶鲁，我决定改变这一点。

我不确定是什么驱使我做出改变。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不再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了：我父母的过失不是我的错，所以我没必要遮遮掩掩的。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说，我担心没有人会了解我外祖父母在我人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最好的朋友中也没几个知道，如果没有阿嬷和阿公，我的生活该有多么绝望。所以也许我只是想颂扬那些值得颂扬的人。

还有别的原因。当我意识到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多么不一样，我渐渐理解了我和我老家的人有多么相似。最重要的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近来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矛盾。开学后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个离莉姨家不远处的加油站加油。离我最近的加油泵那的一位女士和我聊了起来，我注意到她穿了一件耶鲁的T恤。“你上过耶鲁大学？”我问。“没有，”她回答道，“我侄子在那读书。你也是吗？”

我不知道说什么。这简直是在显摆，她侄子去上耶鲁，命真好，而我却仍然无法适应说自己已经是个名牌大学学生了。听了她的话，我必须做出回应，是说自己是耶鲁法学院的学生呢，还是个外祖父母是乡巴佬的米德尔敦穷孩子。如果说了前者，那我就可以跟她互相客套一番，谈谈纽黑文的美景；如果说了后者，那么我们之间就相当于隔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她是无法理解我们这些人的。在她的鸡尾酒派对和那些阔气的晚宴上，她和她侄子很可能在嘲笑俄亥俄人的粗糙，嘲笑他们死守着自己的枪和宗教。我跟她没什么好说的。我勉强回了一句：“不，我没上耶鲁，但我女朋友上了。”然后我就开车走了。

这不是我引以为豪的时刻，但是这一刻突显了快速向上流动所引发的社会内部矛盾：我向一个陌生人撒了谎，以免感觉自己像个背叛者。从这件事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我已经提到过的：文化隔阂的一个后果是，认为成功的常规衡量标准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所不应达到的。阿嬷总是劝我摒弃这种想法，她在很大程度上也做到了这一点。

另一个教训是，不仅是我们自己这个群体在强化这种局外人的态度，而且我们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遇到的人、去的地方也在强化这种态度，比如那个说耶鲁法学院不应录取非名牌大学学生的教授。无法量化这些态度如何影响着工人阶级，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的工人阶级不仅仅更难爬上经济阶梯，还更容易在爬到顶后再掉下来，我觉得他们在抛却原有身份时感到的不安也至少稍微有些影响。而上层阶级要促进社会向上流动，除了推行明智的公共政策之外，还要打开上层人士的心胸，让他们接受不太有归属感的新来人。

虽然我们赞颂着社会流动，但它也有弊端。这个术语显然暗示了一种动态过程——去往理论上更好的生活，的确是这样，但同时也让人离开了一些东西。而且你不能一直控制你已经离开了的那个原先的生活。在过去几年，我在巴拿马和英格兰度过假。我在昂贵的有机食品超市买过东西。我听过管弦乐音乐会。我试过摆脱对“精制加工糖”（refined processed sugars，这个术语里至少有一个词是多余的）的瘾。我也担心过自己家人和朋友的种族偏见。

这些事情本身都不坏。事实上，大都是好事——去英格兰是我儿时的梦想；少吃点糖对身体好。同时，这些事件告诉我，社会流动不只是财富多寡等经济学问题，还关乎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穷人相比，有钱有权的人除了钱和权，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当你从工人阶级流动到专业人士阶层，那么几乎你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往好里说是不时尚，往坏里说就是不健康。对于这一点我感触最深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耶鲁的一个朋友去老乡村店（Cracker Barrel）吃饭。小时候，去这家店吃饭是最高的用餐享受，因为这是阿嬷和我最喜欢的餐厅。而和耶鲁的朋友在一起，它就成了一家脏兮兮、油腻腻的破店。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马上选择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即使有点不适应也没关系。但当我意识到在这个新世界里自己是个文化异客，我开始认真思索那些少年时候就困扰我的问题：为什么除了我以外其他高中同学一个也没考上常春藤名牌学校？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精英群体中少得可怜？为什么家庭矛盾在像我那样的家庭里如此普遍？为什么我会觉得耶鲁、哈佛这样的地方遥不可及？为什么同样是成功人士，感受会如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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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一本儿童读物。所有奇怪的、不被接受的玩具都会被流放到这座岛，但岛上的玩具都自认非常特别。

[2] 小说《绿野仙踪》中一个虚构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