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索菲娅的姐姐物色了一个这样的年轻小伙子，她带她的一个朋友和他见了面。他们的理由多半是政治，而不是知识。天知道他们为什么把索菲娅带出来，她对政治没有热情，也不觉得自己打算投身于政治事业。不过，这个年轻小伙子观察了两个稍为年长的女孩—姐姐阿纽塔即使再庄重严肃也掩饰不了她的美貌—然后他说不行。不行，你们两位尊贵的小姐，和你们谁我都不想签合同。不过，要是跟你们的妹妹的话，我同意。
“或许他觉得年龄大的很麻烦，”这句话可能是伊莉斯说的，根据她在小说中得来的经验，“特别还是美女。他爱上了我们的小索菲娅。”
爱情不在讨论范围内。也许克拉拉提醒过她。
索菲娅接受了建议。弗拉迪米尔拜访了将军，向他的小女儿求婚。将军很有礼貌，他明白这个年轻人出生于一个良好的家庭，尽管到目前为止，他自己还没有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什么记号。不过，索菲娅太年轻了，他说。她甚至还不知道你要求婚吧。
知道。索菲娅说。他们正在相爱。
将军说，他们不能立刻就对他们之间的感情采取行动，必须要过一段时间，足够考虑清楚的时间，他们要在巴利比诺相处，互相了解。谈话的时候，他们在彼得堡。
事情陷入僵局。弗拉迪米尔从来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他从不努力掩饰自己的激进观点，衣着也不加修饰，好像是故意的似的。将军自信地以为，索菲娅见这位求婚者的次数越多，就越不想嫁给他。
不管怎么样，索菲娅有自己的计划。
那一天，她的父母要举办一个重要酒会。他们请了一位外交官，一些教授，还有将军本人在炮兵学校的战友。就在这样一片骚乱之中，索菲娅趁机逃跑了。
她自己走到了彼得堡的大街上。之前，要是没有仆人，或者姐姐的陪伴，她从来不会走在街上。她找到了弗拉迪米尔的住处，他就住在城里穷学生的居住区。门立刻在她面前打开，她进屋坐下，马上开始给她的父亲写信。
“我亲爱的爸爸，我在弗拉迪米尔这里，而且我打算继续待在这里。我求你，不要再反对我们的婚事。”
所有人都坐到餐桌前的时候，大家才发现索菲娅不在。一个仆人发现她的房间空空如也。问阿纽塔她妹妹去哪里了。她回答说不知道，脸刷地就红了。为了掩饰她的脸，她失手把餐巾掉在了地上。
有人递给将军一张字条。他告歉离开了房间。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很快就听到了他愤怒的脚步声到了门口。他要求祸害他的女儿以及女儿愿意为之丧失名誉的年轻男人立刻和他回去。他们坐车回家，三个人都一言不发。在餐桌上，将军说：“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未来的女婿，弗拉迪米尔·科瓦列夫斯基。”
事情就这样办妥了。索菲娅喜不自胜。不是因为嫁给弗拉迪米尔，而是因为俄罗斯妇女的解放运动给予父母的沉重打击让阿纽塔高兴坏了。在巴利比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传统婚礼，新郎新娘出发，开始在彼得堡的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道路一扫清，他们就到了国外，再也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了。索菲娅先去了海德堡，然后到柏林，弗拉迪米尔去了慕尼黑。他有时间就会去海德堡看看。不过，等阿纽塔和她的朋友詹娜抵达之后，再加上朱莉娅，理论上四个女人都置于他的保护之下。可是，房间里却再也没有给他的空间了。
魏尔斯特拉斯没有向女人们透露他和将军夫人的通信。索菲娅从瑞士（实际上是巴黎）回来的时候，看上去疲惫不堪，心力交瘁。他担心她的健康，于是就给将军夫人写了信。这位母亲回信告诉他，她女儿的状况应当归咎于巴黎，在那最危险的年代。但是，她的不安，似乎不是因为女儿经历了政治剧变，而是因为这样的发现：她的两个女儿，未婚的那个公开和男人同居，体面结婚的却从不和丈夫真正住在一起。然后，他颇为违心地，在成为她女儿的知己之前，成了这位母亲的知己。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索菲娅这件事儿，直到她的母亲去世。
不过，当他终于告诉她的时候，他也告诉了她，克拉拉和伊莉斯听说了立即问应该做些什么。
这似乎就是女人的方式，他说，总认为应该做什么。
他的回答相当简洁：“什么都不做。”
上午，索菲娅从她的行李里拿出来一件干净的外套，有些皱了。她从来都没能学会怎么有序地归置行李，怎么梳理她的鬈发，怎么把零碎的灰头发掖起来。这是个问题。她下楼去。起床的动静已经在屋里响了起来。唯一放在餐厅的只有她的座位了。伊莉斯端了咖啡和她的第一份德国早餐进来，她以前在这座屋子里就吃过的早餐。冷肉切片、奶酪，还有涂了厚厚的黄油的面包。伊莉斯说克拉拉在楼上帮她们的哥哥准备和索菲娅见面。
“以前我们有上门的理发师。”她说，“不过，后来克拉拉学会理发了，手艺也相当不错。她现在变成了一个护理技术人员。幸亏我们自己有一个会护理的人。”
在她这么说以前，索菲娅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缺钱了。锦缎帘子和纱帘看起来邋邋遢遢的，她手里正在用的银制刀叉最近没有抛过光。透过起居室敞开的门，她们如今的仆人，一个形容粗糙的年轻姑娘正在清理壁炉，扬起了弥漫的尘埃。伊莉斯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仿佛想要问她要不要关门，随后便站起来关上了门。她回来的时候脸红了，垂下了脑袋。索菲娅也许很不礼貌，她轻率地问，魏尔斯特拉斯得了什么病？
“先是心脏虚弱，后来秋天得了肺炎，一直没有恢复。另外，生殖器长了个瘤。”伊莉斯声音压低了，但还是很坦率，德国女人都是这样。
克拉拉出现在门口。
“他在等你了。”
索菲娅上楼的时候想，不是教授，而是这两个女人自己，她们把他变成了生活的重心。织围巾，修补种种亚麻制品，做果酱，做布丁，做这些永远不放心交给仆人的活儿。如同她们的哥哥一样，她们信仰罗马天主教。在索菲娅的眼里，这是一个冰冷无聊的宗教。而她们没有片刻的反抗，也没有短暂的不满。从来没有。据索菲娅所知，一丝一毫的不满都不曾有过。
她想，要是我，准疯掉了。
即使当教授，她想，我也会疯掉的。学生都资质平平，总体来说。他们只记得住最明显最常规的模式。
和马克西姆在一起之前，即使是对自己，她也不敢承认这个现实。
她进了卧室，为她的幸运，为她即将到来的自由，以及她即将拥有的丈夫，微笑。
“啊哈，你终于来了。” 魏尔斯特拉斯说，他说话有几分虚弱和费力，“调皮的孩子，我们以为你抛弃了我们。你这是去巴黎吧？去玩玩吗？”
“我从巴黎回来，”索菲娅回答，“回斯德哥尔摩去。巴黎一点都不好玩，要多闷有多闷。”她伸出去手让他吻，先是一只，然后另一只。
“你的阿纽塔生病了？”
“她去世了，我亲爱的教授。”
“她在牢里去世的？”
“不是。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时候她没在坐牢，她丈夫坐牢。肺炎去的，拖了很长时间，受了很多罪。”
“哦，肺炎。我也得了。不管怎么样，对你来说是很难过。”
“我心上的伤永远不能愈合了。不过，教授，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儿。春天我要结婚了。”
“你和地质学家离婚了？一点也不奇怪，我觉得你早就该离了。不过，当然，离婚从来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儿。”
“他也去世了。活着的时候是古生物学家。这是个有意思的新领域。他们从化石上了解生命。”
“哦，我想起来了。我听说过这门学问。那么，他算是英年早逝了。我不希望他妨碍了你。不过说真的，我没希望他死。他也生了很久的病吗？”
“可以说很久。你一定还记得我离开他，你推荐我去找米塔—列夫勒吧？”
“在斯德哥尔摩，对吧？你离开他。嗯。就该这样做。”
“是的。不过现在结束了。我要和另一个男人结婚了，他们同一个姓，不过关系并不近，是个完全不同的男人。”
“那么是俄罗斯人喽？也研究化石的？”
“完全不是。他是个法学教授。他精力充沛，有幽默感，当然，除了情绪不好的时候。我要带他来看你的，你以后会见到他的。”
“我们会很高兴接待他的。”魏尔斯特拉斯伤心地说，“结婚就是给你的事业划了句号。”
“完全不会，根本不会。他不希望这样。不过，我就不教书了。我自由了。我要住在气候宜人的法国南部，在那里过健康的生活，我能做更多的研究了。”
“我们走着看吧。”
“我亲爱的[8]，”她说，“我命令你，命令你，为了我快乐一点。”
“我看起来一定很老了，”他回答，“我一直过着安静的生活。我的天性不像你有那么多面。对我来说，你还写小说，就够出乎我意料的了。”
“你不喜欢我写小说。”
“你错了。我喜欢你的回忆。我读得很愉快。”
“其实不是小说。你不会喜欢我最近写的这本的。有时候我自己都不喜欢。我写一个女孩，她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过对爱情的兴趣。没关系，你不用非得看。俄罗斯的审查制度不会同意我出版的，其他国家又不会感兴趣。它实在是非常地俄罗斯。”
“我一般不喜欢看小说。”
“小说是给女人看的吗？”
“哦，真的，有时候我都忘记你是个女人了。我以为你是，是……”
“是什么？”
“一个礼物。给我一个人的礼物。”
索菲娅弯下腰，吻了吻他洁白的额头。她强忍住自己的眼泪，一直忍到她对姐妹两人说了再见，离开了这幢房子。
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了。她想。
她觉得，他的脸如同刚刚浆洗过的枕巾，白得那么刺眼。枕头一定是克拉拉早晨特意换了放在他头下的。也许，现在她已经拿走了，让他的头落在底下更柔软的破旧的枕头上。也许他立刻就睡着了，换枕头已经让他很累了。他一定也已经想到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他一定已经知道了，她的心里也清楚。但他不知道，她现在感觉是多么轻松，多么自由。尽管她流着眼泪，可是，每走一步，每离开这幢房子远一点，都是对她的解放。这是她所羞愧的，这是她的秘密。
她想，他的生活，比起他的妹妹的生活，就更应该，更值得满足吗？
他的名字还会存在一段时间，在教科书里，以及数学家之间。要是他更热衷于建立自己的名望，让他自己在自己选择的、努力为之奋斗的圈子里始终站在前沿的位置上，也许会更长久一些。他对工作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名望的关注，而他大部分的同僚对这二者的关注程度则是相当的。
她本不应该提起自己的写作。对他来说，这就是无聊。她写下了自己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回忆洋溢着她对失去的一切的热爱，不管是曾经绝望的，还是曾经珍爱的。她写的远远不是家，那个家和姐姐都已经不在了。另外一本《虚无主义的女孩》，则完全出于她为自己的祖国感受到的痛苦，是她爱国主义的大暴发。也许，这是一种因为她平日里忙于应付数学和自己生活的种种烦恼而没有太多注意的情感。
为祖国而痛苦。是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她写这个故事是为了阿纽塔。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姑娘，为了嫁给一个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政治犯，放弃了一切正常生活的可能。她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他的生活，保证对他的刑罚理当减轻—把西伯利亚北部改成了西伯利亚南部—这对当时有妻子陪伴的男犯来说，是普遍规律。这些被放逐的俄罗斯人，也许会想办法读到这本小说的手稿，他们会赞美这个故事。正如索菲娅所知，这本书俄罗斯会拒绝出版，以免在政治流放犯中唤起这样的赞美之声。《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她更喜欢自己的回忆录，尽管这本书通过了审查，尽管一些评论家把这本书斥为乡愁。
4
曾经有一次，她辜负了魏尔斯特拉斯。当她获得了最初的成功时，她辜负了他。这件事真实地发生过，虽然他绝口不提。她背弃了他，背弃了数学，她把他们一起抛弃了。她甚至不回他的信。1874年，她回到了巴利比诺的家中，把她得到的学位放在天鹅绒的盒子里，然后搁进了行李箱，一忘就是几个月—几年—每次都是。
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味，金黄色的炎热夏季，北俄罗斯漫长的、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业余排练的话剧，舞会，生日聚会，老朋友的热诚邀请，以及身边的阿纽塔，她一岁的儿子。弗拉迪米尔也在。在安逸的夏日气氛之中，借着温暖和美酒，借着漫长的欢乐晚餐，又唱歌又跳舞，她把自己交付给他也是自然而然的了。这么久之后，他不再仅仅是她的丈夫，也成了她的情人。
不是因为她和他相爱，她对他有感激之情。她说服自己。在真实生活中，并没有爱这种感情存在。她觉得，给了他想要的，会让他们两人都快乐。于是，后来，她这么做了。
秋天，他们去了彼得堡。重要的娱乐生活一如继往。晚餐，戏剧，酒会，他们看的报纸和杂志既有琐碎的，也有严肃的。魏尔斯特拉斯在信里请求索菲娅不要抛弃数学的世界。他从她发表在《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上的论文看出来了。她几乎没有仔细看他的信。他请她花一星期时间，只要一星期，修改她关于土星光环的文章，好好改改这篇文章也许能发表。不能打扰她，她实在太忙了，她永远要好好打扮，出席没完没了的各种庆典。命名日庆典，调情的虚荣，新上演的歌剧，还有芭蕾舞。其实，真的更像是生活本身的庆典。
她在学习，她学得已经够晚了。她身边的大部分人早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明白了，即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生活也完全让人心满意足。生活满到要溢出来，各种各样的事儿，却不至于把你累得皮包骨头。要学习精心安排过的舒适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知识，然后去参加社会和公众娱乐活动，你甚至都没有机会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结束，你会觉得，你做的一切确实是所有人都高兴做的事儿，完全没有苦恼的必要。
除了一件事儿，钱从哪里来。
弗拉迪米尔重新做起了他的出版生意。只要能借到钱的地方，他们都借了。索菲娅的父母很久以前就去世了，她的遗产投资给了一家温室，一家面包厂，以及一家和蒸汽洗衣房联合的公共浴室，他们有过宏大的计划。但是，恰巧彼得堡的气候变得比往年更冷，冷得蒸汽浴都没法诱惑大家出门了。建筑工人，还有其他人都在骗他们，市场不稳定，他们没能为自己的生活勉强打一个稳定的基础，相反却在债务里越陷越深。
行为已经和其他已婚夫妻一样了，当然会有如常的昂贵后果。索菲娅有了个女儿，她给孩子取了她妈妈的名字，不过他们自己叫她馥馥。馥馥有个保姆，有个乳母，还有自己的套房。家里还雇了一个厨师，一个女仆。弗拉迪米尔给索菲娅买时尚新装，给他的女儿买最好的礼物。他在耶拿获得学位，设法在彼得堡当上了副教授。但是，这不够。出版业务差不多崩溃了。
接着，沙皇被暗杀，政治气候混乱，弗拉迪米尔得了严重的忧郁症，那段时间，他没法工作，也没法思考。
魏尔斯特拉斯听说了索菲娅父母去世，为了能给她些许的安慰，他说，他给她送去了他自己的最新消息，精彩的积分体系的消息。但是，她并没有回到数学之中，反倒开始替报纸写戏剧评论和科普文章。这样利用才华便于销售，也不会影响别人，累坏自己。数学就做不到。
科瓦列夫斯基全家搬到了莫斯科，希望自己时来运转。
弗拉迪米尔痊愈了，但是他觉得自己不能再回去教书了。他找到了一个新的投机机会，一家从油井里提炼生产石脑油的公司给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拉戈金兄弟开了这家公司，他们在伏尔加河有一座现代古堡，一家石油精炼厂。这份工作需要弗拉迪米尔投一笔钱。他借到了钱。
不过，这一回，索菲娅感觉到了未来的麻烦。拉戈金兄弟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他们。弗拉迪米尔越来越被他们控制。他说，我们刚认识他们，别说什么他们的废话。他变得冷淡，态度粗暴还高人一等。他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让世界有所不同的？当然当然，除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以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们有点想法，但凡有一个体面点的目标她们愿意投入精力了，她们马上就得了癔病，用自己的自大把目标全给毁了。
这话是拉戈金说的吧。索菲娅回答。
这时候，她已经恢复和魏尔斯特拉斯的通信了。她把馥馥交给了老朋友朱莉娅，动身去了德国。她给弗拉迪米尔的哥哥亚历山大写信，她说弗拉迪米尔轻轻松松地咬住了拉戈金兄弟放的饵，就像他真的就是这种勾引人骗他的命，命运要再给他一次崩溃。然后，她写信给丈夫，提出要回家去。他的回答并不友好。
他们在巴黎又见过一回。她在那儿生活得不好，魏尔斯特拉斯正在帮她找工作。她再一次沉浸于数学之中，她周围的人也都是。弗拉迪米尔已经开始怀疑拉戈金兄弟了，但是他已经陷得太深，没法出来了。他说要去美国。他去了，不过又回来了。
1882年秋天，他写信给他哥哥，说他现在明白了，他是个彻底没用的人。十一月，他汇报了拉戈金兄弟的破产情况。他害怕他们把自己卷进什么犯罪程序里。圣诞节，他见到了馥馥，她住在敖德萨，在他哥哥家。他很高兴她还记得他，而且她既健康又聪明。之后，他写了告别信，给朱莉娅，给他的哥哥，还有一些朋友，但是没有写给索菲娅。还有一封给法庭的信，解释他在拉戈金案件中的一些行为。
他耽搁了一段时间。四月的时候，他用一个袋子套住自己的脑袋，吸入了氯仿。
在巴黎，索菲娅绝食，闭门不出。她全身全心集中在绝食之中，这样她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感受了。
最终，她还是被强迫进了食，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强烈的羞愧。她要了一张纸，一支笔，开始继续工作。
一点钱也没有留下来。魏尔斯特拉斯写信给她，叫她搬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当他的另一个妹妹。他还在幕后活动。终于，他成功了，和他曾经的学生，现在的朋友，身在瑞典的米塔—列夫勒一起。新成立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同意成为欧洲第一个接受女数学教授的大学。
索菲娅到敖德萨去接女儿，带她暂时去和朱莉娅生活。她疯狂地仇恨拉戈金兄弟。她写信给弗拉迪米尔的哥哥，说他们是“狡猾的，巨毒的恶棍”。她说服地方法官去旁听案件，让他宣告所有的证据证明了弗拉迪米尔因为轻信而受了骗，他是个诚实的人。
之后，她再一次坐上火车，从莫斯科到彼得堡，从彼得堡赴任瑞典。她的新工作被人们广为传颂。毫无疑问，也惹来了痛心疾首的指摘。从彼得堡坐船，船驶进了一片势不可挡的落日暮色之中。不要犯傻了。她想。我要让自己过真正的生活。
那时候，她还没有遇见马克西姆。也没有得勃丁奖。
5
她刚刚既难过又解脱地对魏尔斯特拉斯说了再见后不久，下午就离开了柏林。老火车，速度慢，但是很干净，暖气也不错。德国车都这样。
大约行了旅程的一半，坐在她对面的男人摊开他的报纸，给她挑她想看的栏目。
她说了谢谢，拒绝了。
他朝窗户点了点头，看着优美繁茂的雪花。
“嗯哼，”他说，“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确实。”索菲娅回答。
“你经过罗斯托克吗？”
也许他注意到了她的口音，知道她不是德国人。她不介意他的搭讪，也不在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比她年轻许多，穿着体面，态度稍带些恭敬。她有种感觉，她以前也许见过他。在旅行中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儿。
“到哥本哈根，”她回答说，“然后去斯德哥尔摩。对我来说，雪只会越下越大。”
“我到罗斯托克就要离开你了。”他回答，也许是让她相信，她不会掉进一场冗长的闲扯之中，“你喜欢斯德哥尔摩吗？”
“我讨厌这个季节的斯德哥尔摩。我恨它。”
她对自己的反应颇为惊讶。但他愉快地笑了，开始讲俄语。
“抱歉，”他说，“我猜对了。现在是我说话像个外国人了。我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在彼得堡学的。”
“你听出我的俄语口音来了？”
“不是很确定。不过你讲到斯德哥尔摩，我确定了。”
“难道所有的俄国人都恨斯德哥尔摩？”
“不。不。不过他们喜欢说他们恨。他们恨。他们爱。”
“我本不应该这么说的。瑞典人对我很好。他们教我不少东西……”
这时候他摇着头，笑。
“真的，”她继续说，“他们教我滑冰……”
“的确。你在俄罗斯没学过滑冰？”
“他们不会……像瑞典人这么坚持不懈地教人。”
“博恩荷姆人也不会。”他说，“我住在博恩荷姆。丹麦人没这么……坚持不懈，是这个词吧。不过，当然了，我们博恩荷姆人不是丹麦人。我们说我们不是。”
他是个医生，住在博恩荷姆岛。她想知道，要是她叫他帮忙看看喉咙，是不是太过分了。她的喉咙现在很疼。她最终觉得确实很过分。
他说，等他们过了丹麦的国境线之后，接下来还有一段漫长的，甚至艰难的轮渡在等着他。
博恩荷姆岛的居民不认为他们自己是丹麦人，他说，他们认为他们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十六世纪被汉萨同盟接管了。他们有一段悲惨的历史，他们被俘虏了。她有没有听说过邪恶的波斯维尔伯爵[9]？有人说他就死在博恩荷姆，不过西兰岛人说他死在西兰岛。
“他谋杀了苏格兰女王的丈夫，自己娶了她。不过他死在牢里，死的时候已经疯了。”
“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她说，“我听说过。”她的确听说过，因为苏格兰女王曾是阿纽塔早期的女主人公之一。
“哦，原谅我，我这么喋喋不休。”
“原谅你？”索菲娅说，“我原谅你什么？”
他脸红了，回答说：“我知道你是谁。”
他说，他一开始没有认出来。但是，她开口讲俄语以后，他就确定了。
“你是那个女教授。我在杂志上看到过。杂志上也有照片，但照片上的你显得比本人老多了。我很抱歉打扰了你，不过我真是忍不住。”
“照片看起来都严厉，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一笑，大家都不会信任我。”索菲娅回答，“医生是不是也会这样？”
“有可能。也没人给我拍照，我还没法习惯呢。”
这会儿，他们之间有一种轻轻的约束；需要她来让他放松下来。在他告诉她实话之前还好得多。她回到了博恩荷姆的话题上。那里的人草莽，粗糙，不像丹麦人那样文雅，光滑。大家去博恩荷姆，是为了那儿的风景和空气。要是她愿意去的话，带她到处转一转，是他的荣幸。
“那里有最罕见的蓝色岩石，”他说，“就是蓝色大理石。敲碎，磨光，用来做女士的项链。要是你想要的话……”
他的谈吐直冒傻气，因为他有话想说，却说不出来。她看出来了。
他们离罗斯托克越来越近，而他越来越焦虑不安。她害怕他拿出一张纸，或者一本书让她签名。难得有人会这么做，只是这样的事儿总是让她觉得悲哀。说不出来为什么。
“请听我说，”他说，“我有话必须要和你说。本来不应该提的。请你，去瑞典的路上，不要去哥本哈根。你不要害怕，我的神智非常健全。”
“我没有害怕。”她回答。其实她害怕了，有一点。
“你走别的路，从丹麦群岛过去。在车站换票。”
“我能问为什么吗？哥本哈根被下了咒？”
她突然相信，他要告诉她的是一个阴谋，一颗炸弹。
难道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哥本哈根有天花。这是一种传染性疫病。很多人都离开了哥本哈根，但是当局想保持沉默。他们害怕引发恐慌，害怕有人干脆烧了政府大楼。问题是芬兰人，听说是芬兰人带进来的病菌。政府不希望大家起来反对芬兰难民。也不愿意大家起来反对政府接受芬兰人。”
火车停下了。索菲娅站了起来，检查她的行李。
“答应我，别没有答应我就走。”
“好吧，我答应了。”索菲娅回答。
“你可以坐船到盖瑟。我陪你去换票，不过我得去吕根岛。”
“我答应了。”
他让她想到的是弗拉迪米尔吗？早期的弗拉迪米尔。不是他的长相让她想起了弗拉迪米尔，而是他恳求式的关照。他永远谦和的，顽固的，恳请一般的关心。
他伸出手来，她将自己的手递给他，握了握手。但这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在她的手心里放了一颗药，说：“要是你觉得累了，这药能让你休息一下。”
我得找个可靠的人聊聊这场天花。她决定。
但是，她没能聊。那个换票的人因为要办这么麻烦的事儿，有点恼火。要是她再改变主意，他甚至大概会发火。开始，他似乎除了其他旅客说的丹麦语以外，什么话都不回答。不过等处理完她的票以后，他用德语说：这条路远得多，你明白不明白？她这才意识到，他们仍然在德国，这个人可能对哥本哈根一无所知—她到底在想什么？
他阴沉地补充说，岛上在下雪。
到盖瑟的德国轮渡很暖和，不过座位都是木头板凳。这样的凳子，她想这也许就是他说的要是你觉得累了的意思。她打算吃掉这颗药。不过后来她决定省下来，也许会晕船呢。
她搭上的本地火车有规范的二等舱座位，不过都已经磨破了。车厢的尽头有一座冒烟的火炉，不过几乎没用，还是冷。
列车员比刚才那个票务员友好多了，也没那么心急火燎的。知道已经到了丹麦境内，她用瑞典语—她觉得瑞典语比德语更接近丹麦语—问哥本哈根的流行病是不是真的。他回答说不是，你坐的火车不是去哥本哈根的。
火车和哥本哈根，似乎他只听懂了这两个瑞典词。
这辆火车当然不会有包厢。只有两节二等车厢，还有车厢里的木头长椅。有些乘客随身自带软垫和毯子，还有带披风的，就裹在他们身上。他们没有看索菲娅，更没打算和她说话。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她也许根本就听不懂，没法回答他们的问候。
也没有茶饮车。打开油纸包，拿出冷三明治。厚厚的面包片，味道强烈的奶酪，一片片凉掉的熟熏肉。有人在哪里吃青鱼。一个女人从衣服夹层的口袋里拿出一把叉子，吃罐头里的腌白菜，这让索菲娅想起了家，俄罗斯。
但这些人并不是俄罗斯农民。他们没有人喝醉，没有人聒噪，也没有人大笑。他们生硬得如同木板。甚至，覆盖在他们某些人骨头上的脂肪也是生硬的，自尊的路德教会脂肪。她一点也不了解他们。
但是，想到这里，难道她了解俄罗斯农民，了解巴利比诺的农民吗？他们为了自己的好处，在她面前永远是演戏罢了。
也许除了那一回，那个礼拜天，所有的农奴，还有他们的主人必须要到教堂听通告。后来，索菲娅的妈妈完全崩溃了，她抱怨，她哭喊：“现在我们变成什么了？我们的孩子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儿？”将军把她带去书房，安慰她。阿纽塔坐下来看她的书，她们的小弟弟费奥多尔在玩积木。索菲娅四处溜达，进了厨房。厨房里，家里的奴隶，甚至还有许多田里的农奴，他们一起在厨房里吃煎饼，庆祝—不过方式还颇有尊严，仿佛在过圣徒节。一个老人，他唯一的工作是清扫院子，他笑着喊她小太太：“小太太来祝福我们了。”然后，一些人对她欢呼。他们是多好的人啊。她想。尽管她明白，欢呼只是种玩笑罢了。
很快，女家庭教师来了，脸色阴沉得像乌云，把她带走了。
此后，生活继续，几乎和往常一样。
雅克拉尔告诉阿纽塔说，她永远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她只会从她罪恶的父母那儿弄钱。而索菲娅和把他从警察手里夺过来的弗拉迪米尔，则是自负的寄生虫，泡在他们一钱不值的研究里。
腌甘蓝和青鱼的味道让她微微有点恶心。
又走了一段距离，列车停了，叫他们全都下车。至少，鉴于列车员的咆哮声，以及随之其他人纷纷不情愿地起身，她是这么猜的。他们发现自己站在膝盖深的雪地里，视力所及之处，没有车站，更没有站台，透过轻轻飘落的雪花，光滑的白色山脉赫然耸立，包围着他们。列车前方，一群男人在铲铁道交叉处的积雪。索菲娅来回地走动，以免脚冻僵在轻便靴子里。这种靴子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足够，但在这里是远远不够的。其他的乘客都安静地站着，对这种状态不置一词。
半小时后，或者大概只有十五分钟，铁路清理干净了，旅客们又爬上了车。对他们来说，这一定是不解之谜。为什么开始非要他们下车，不让他们在座位上等，不过当然了，并没有人抱怨。他们继续前进，前进，穿过黑暗。除了雪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强劲地打在窗户上。凶猛的噼啪声。冰雹。
然后是某处村庄微弱的灯火，一些乘客站了起来，有条不紊地把衣服一件件套在身上，收好行李，下了火车，消失了。旅程继续。然而，没过一会儿，又叫大家都下车。这回，不是因为积雪了，他们都被赶上了一艘船，一艘小渡轮，船带着他们驶在了黑漆漆的水面上。这时候，索菲娅的喉咙实在是非常地疼，她明白了，自己没法开口说话了。
她不知道这一回横渡了多远。上岸的时候，大家都进了一座只有三边包围的棚子，几乎没有遮挡，也没有长椅。不知道又等了多久，来了一辆火车。这辆火车来的时候，索菲娅简直感激无限，尽管它并不比前一辆火车暖和，和前一辆一样也是长凳。看来，人对少得可怜的安慰的感激程度，取决于在此之前经历的悲惨程度。但这是不是无聊的说教？她想找个人说说。
过了段时间，他们停在了一个大一点的镇上。这里有车站小卖部。她实在太累了。不管怎么样，下车，像别的乘客一样朝小卖部走去，带一杯冒热气的咖啡回来。那个吃腌甘蓝的女人买了两杯，结果其中一杯是送给索菲娅的。索菲娅笑了，尽力表达感激。女人点头的模样仿佛是表示这样的大惊小怪不但没有必要，而且不太体面。不过，她一直站在那儿，直到索菲娅掏出了票务员找给她的丹麦硬币，女人不满地哼哼两声，从潮湿的连指手套伸出她的手指，捏了两枚硬币。很可能就是咖啡的价格。想到给她带咖啡，并且帮她带过来，都是免费的。自然而然。女人一言不发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几个新旅客上车了。一个女人带了个四岁左右的孩子，孩子的半边脸上包了绷带，一只胳膊吊挂着。一场事故。去了一趟乡村医院。绷带上有个洞，露出了一只悲伤的黑色眼睛。孩子没有受伤的脸靠在母亲的膝盖上，母亲把披肩盖在孩子的身上。她的动作并非额外温柔，也不是非常地关心，而是有几分机械的下意识。出了事儿，她必须要更体贴一些，仅此而已。家里还有孩子在等着她。肚子里也许还有一个。
真是可怕。索菲娅想。这么多女人的处境如此地可怕。如果索菲娅告诉这个女人，告诉她新兴的斗争，女人要争取投票权，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女人会说什么？她也许会说，这可不是上帝的意思。要是索菲娅说，消灭这个上帝，让你自己的心变得更锋利。她会不会不再看她一眼—不再看索菲娅，带着某种难以消除的怜悯，以及筋疲力尽的神情，说：没有上帝，我们怎么度过这样的一生呢？
他们再次穿过了黑漆漆的水面，这回是从一座漫长的桥上经过的。火车在另一个村庄停下来，女人和孩子下车了。索菲娅没有了兴趣，没再看有没有人在等着接她们。火车照亮了站台，她在看站外的大钟。她以为已经半夜了，但实际上刚刚过了十点。
她在想马克西姆。马克西姆这辈子有没有坐过这种火车？她想象她舒服地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尽管实际上他不喜欢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干。他宽敞的、昂贵的外套，都是金钱与舒适的味道。他坚信自己有权利期望，也有责任维护美好的一切，纵然在自己的祖国，他被视为不受欢迎的自由主义者。这种他拥有的不可思议的确信态度，她的父亲也有。即使你只是个小小的女孩，依偎在他们的臂弯里，你也会感觉到这种自信是你一生都需要的。要是他们爱你，当然更高兴，但即使只是一种古老的贵族契约，只是他们签订的一份合同，哪怕不是热情洋溢的合同，为了保护你，仍然是必须的。
要是有人说他们驯良，他们肯定不高兴。即使从某种方面说，他们确实是驯良的。他们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他们接受遵从男子汉的行为方式伴随的所有风险、残酷复杂的负担和蓄意的欺诈。对女人而言，他们的规则，有些情况下她们也能从中得利，另一些情况下则不能。
现在，她心里的马克西姆的形象，他不再是试图保护她，而是在巴黎的车站上阔步前进，正如一个有私人生活的男性的行为。
他趾高气扬的帽子，他温文尔雅的自负。
事情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是马克西姆。肯定不是。
弗拉迪米尔不是个懦夫。看看他是怎么救雅克拉尔的就知道了。但是他没有这种男子气概的确信。这就是为什么他能给予她平等，其他男人却不能。这是为什么他永远没法用温暖和安全感包围她。后来，他在拉戈金兄弟的影响下，改变了风格。他孤注一掷，以为模仿别人就可以拯救自己。他改变自己，以一种不自信的，甚至是可笑的地主老爷似的态度对待她。后来，他又给了她一个借口，说是因为她鄙视他。但是，也许，自始至终她都是鄙视他的。不管他崇拜她还是侮辱她，总之她就是不可能爱上他。
如同阿纽塔爱雅克拉尔。雅克拉尔自私，残酷，不忠，但即使是阿纽塔恨他的时候，仍然是爱他的。
要是你不用盖子挡住，丑陋不堪、让人烦恼的想法就会浮出水面。
当她闭上眼睛，她觉得自己看见了他。弗拉迪米尔。他就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但那不是弗拉迪米尔，而是博恩荷姆的医生。只是她对博恩荷姆的医生的记忆。一再坚持，惊慌失措，在她的生命之中，他把自己推进了古怪的卑微处境之中。
终于到了。已经接近了半夜时分，大家都要永远离开这辆列车了。他们已经到达丹麦边境，赫尔辛格。至少是陆地的边境。她想，真正的边境应该是在卡特加特海峡的某个地方。
最后一班渡轮正在等着他们，看起来巨大，而且因为船上无数明亮的灯光，颇为惬意。来了一个行李搬运工，要帮她把行李送上船，他谢了她的丹麦硬币就快步走了。然后，她给船上的职员看她的船票，他对她说的是瑞典语。他向她保证，他们会和对岸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联系，她肯定用不着在候车室过夜。
“我感觉仿佛是回到了文明社会。”她对他说。他看她的眼神带有些许怀疑。尽管之前的咖啡肯定能润喉，她的嗓音还是嘶哑的。因为他是瑞典人，她觉得。瑞典人不需要互相微笑，也不需要互相评论。没有这一切就能保持端庄。
这次横渡的时候，波浪有点汹涌，不过她没有晕船。她还记得那颗药，不过已经用不着了。船上一定是保暖的，有人开始脱掉严冬的外套。可是她还在打战，也许会打冷战的。穿行丹麦的这段旅程，她的身体汇集了如此大量的寒冷。寒意在她体内储存。这会儿，可以释放出来了。
开往斯德哥尔摩的火车如约等候在繁忙的赫尔辛堡港，相比河对岸那个名字类似的火车站，这里大了很多，也活跃了许多。瑞典人也许不会对你微笑，但至少给你提供的信息是正确的。行李搬运工来取她的行李，她在找硬币的时候，他就提着包，站着。她取出一笔不少的硬币放在他手里。她以为他是丹麦人，她再也用不着丹麦硬币了。
丹麦钱。他把硬币全还给了她，用瑞典语说：“这东西没用。”
“我只有这东西。”她叫了起来。她同时发现了两件事。她的喉咙好多了。她真的没有瑞典钱。
他把她的包放下来，走了。
法国钱。德国钱。丹麦钱。她唯独忘了瑞典钱。
火车吐出了蒸汽。旅客都在上车。她还站在自己的困境里。她提不动行李。但要是她不提上行李，行李就只能丢在这里了。
她抓住行李上各种各样的带子开始跑。她东倒西歪，气喘吁吁，胸口一阵阵地疼痛。行李在她的胳膊下面敲打她的双腿。要爬台阶了，要是她打算停下来喘口气，就来不及了。她爬上台阶，自怜自艾的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急切地恳求火车不要开。
火车没有开。列车员探出身体，一只手紧抓住门，另一只抓住她的胳膊，以某种方式拽住了她的行李，把她外加行李一起拽上了火车。
一旦得到解脱，她便开始咳嗽了。她试图把胸口的什么东西咳出来。她胸口的疼痛，咳出来。把疼痛和紧张咳出喉咙来。不过，她得跟着列车员去找自己的包厢。在一阵阵咳嗽的间隙，她得意洋洋地笑。列车员往一个包厢里看了看，里面已经坐了人。然后把她带到了一个空包厢里。
“你太棒了。要不是你帮我，我就上不来了。我真是个讨厌的家伙。”她喜气洋洋地说，“我没钱。没有瑞典钱。其他钱都有，就是没有瑞典的。我只能跑，我都没想到我能……”
他叫她坐下来喘口气。他走了，随即又回来了，带了一杯水给她。她喝水的时候，想到了医生给她的药，拿出来用最后一口水送进去。咳嗽缓解了。
“以后不要再这样了。”他说，“你看你的胸口起伏的。”
瑞典人非常地坦率，与此同时，又非常地矜持、刻板。
“等等。”她说。
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先确定。这件事儿的重要程度相当于火车能不能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
“等等。你有没有听说过，你有没有听说哥本哈根在闹天花？”
“我没听说过。”他回答。他庄重地，尽管也是谦恭地点点了头，走了。
“谢谢你。谢谢。”她在他身后喊。
这辈子，索菲娅从来都没有喝醉过。她吃过的任何有可能损伤大脑的药物，在发生作用以前，就先把她送进了睡眠状态。所以她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可以拿来和这种不同寻常的感受比较。现在，她体验到的是知觉的改变，如同涟漪一般弥漫全身。开始是一种轻松的感觉，一种傻乎乎的庄严感，仿佛自己高人一等，因为她自己能提着行李爬上了台阶，赶上火车。接下来，她逃过了一阵强烈咳嗽，感觉到心脏的挤压，于是多多少少，没有再注意喉咙了。
但是，不止这些。仿佛她的心脏在继续扩张，设法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这种感觉持续到心脏越来越轻，越来越有力，甚至有些俏皮，把种种杂念都喷出了她的心头。甚至连哥本哈根的疫情，这会儿也变得如同情歌里的灾难，只不过是场古老的传说而已。她自己的人生，创伤和悲伤，都成了一场又一场的幻觉。事件，想法，得到了一阵阵的清晰领悟，如同透过一块变形玻璃看，一切都有了新的模样。
这让她想起了曾经的经验。那时候她十二岁，第一次涉猎三角学。巴利比诺的邻居，特尔托夫教授丢下一本他写的书。他觉得她的父亲是位有炮兵知识的老将军，也许会对这书感兴趣。她在书房里突然看见这本书，偶然翻开了光学那一章。她开始看这本书，学习里面的图表，没多久，她就相信自己看懂了。她从没有听说过正弦和余弦，用随意一段弧的弦代替正弦，幸运的是，在小角的情况下，二者几乎是吻合的。她得以因此闯进了这种崭新的、喜悦的语言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