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前，我收到了另一封信。这封信是学校转给我的。退休以前，我一直在大学教书。我从巴塔哥尼亚旅游回来，发现这封信在等着我。那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吃苦耐劳的旅游爱好者。信已经来了有一个月之久。

信是打印的—对此，写信的人立刻表示了歉意。

“我的字写得很难看。”他写道，接下来，他介绍自己是“你的童年伙伴沙琳”的丈夫。他说他非常抱歉，非常非常地抱歉，给我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沙琳住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癌症已经从她的肺部扩散到了肝脏。可叹她终生都在吸烟。她活的日子不长了。她并没有经常和他提起我，不过这些年以来，只要她提起来，都是为我杰出的成就而高兴。他知道她的内心是多么地珍视我。现在，当她的人生走到尽头之时，她热切地想见我。她拜托他来找我。他说，也许童年的记忆是最珍贵的。童年的感情。无可比拟的深厚友情。

哦，她现在可能已经死了。我觉得。

不过，要是她已经—这就是我想问题的方式—要是她已经走了，我到医院打听打听，也没什么风险。接着，我的意识，或者不叫意识，随便叫它什么好了，变得清晰了。我可以给他写一张便条，说可惜我出门去了，不过我会尽快赶去。

哦别，最好别写便条。他也许借此便出现在我生活里，为了向我表示感谢。“伙伴”这个词，让我很不舒服。“杰出成就”也是，另外一种不舒服罢了。

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和我的公寓只隔几条街。某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步行走了过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先打个电话问问。也许我想让自己觉得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总台，我发现，沙琳还活着。对方问我想不想见她，我根本没法说不想。

我在电梯间时依然在想，我现在还来得及转身走，现在还没到她楼层的护士站。也许我可以走出电梯，搭下楼的电梯。总台的接待员不会注意我的。事实上，我一转身，她就在接待下一个人了，那时候就已经没有注意我了。再说，就算她看见我走了，又有什么关系？

我估计，我会感到羞耻。多半不是因为自己缺乏感情而羞耻，而是因为自己缺乏意志而羞耻。

我在护士站停下了脚步，护士给了我她的房间号。

那是一间私人病房。非常小的房间，并没有明显的医疗设备、鲜花或者气球。事实上，起先我连沙琳的人都没看到。一个护士面对床，弯着腰，床上似乎是一堆被子，没有人在。这堆东西仿佛放大了的肝脏，我觉得。我希望自己赶紧跑掉。

护士站直了身体，转过身朝我微笑。她身材丰满，是棕色人种，声音轻柔，有一种哄孩子的语气。也许她来自西印度群岛。

“你是马琳。”她说。

这句话似乎让她颇为愉快。

“她一直盼着你来。你走近一点吧。”

我走近了。我看见一个肿胀的身躯，一张严重毁坏的面孔，小鸡似的脖子。对这个身躯来说，医院的睡袍实在是太肥了。拳曲的头发还是褐色的，从头皮上也就长出四分之一英寸的长度。哪里也不像沙琳。

我以前也见过临终的面容—我自己的父母，还有我害怕自己会爱上的男人。我不会为此感到震惊的。

“这会儿她睡了。”护士说，“她很希望你来。”

“她现在意识还算清醒？”

“清醒的。她只是睡着了。”

嗯。现在，我看出来了，是沙琳的模样。哪里？也许是一丝抽动的表情，自信顽皮地将一边的嘴角隐藏起来的样子。

护士用她快活而又轻柔的腔调对我说：“我不知道她还能不能认出你来。不过她希望你来看她，还给你准备了东西。”

“她会醒来吗？”

耸耸肩。“我们经常给她注射止痛剂。”

她拉开了床头柜。

“东西在这儿。她说要是你来晚了，就由我把东西给你。她不想让她丈夫给你。你现在就来了，她会很高兴的。”

一只封好的信封，上面写了我的名字。字母是大写的，字迹摇摇晃晃的。

“不是她丈夫。”护士眨了眨眼睛，咧嘴笑了。难道她觉得有什么古怪的？一个女人的秘密，一个旧爱？

“你明天再来吧。”她说，“谁知道呢？要是她醒了，我告诉她。”

一到楼下的大厅，我就打开了信封。沙琳的字写得很规矩，不像信封上的字那样张牙舞爪、潦草狂野。当然，她有可能先写了便条，放进信封里，然后粘好放起来，以为有一天可以亲自交给我。后来，她才觉得有必要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

马琳。我之所以写这张条子，是怕有一天我没法亲口和你说。请你答应我的请求。请去圭尔夫，去大教堂找霍夫斯德神父。永援圣母教堂。教堂很大，用不着名字也能找到。霍夫斯德神父。他知道该怎么办。这件事儿，我不能让C帮我，也永远不想让他知道。霍神父知道，我告诉过他，他答应会帮助我。马琳，求你帮帮我，谢谢你。和你没有关系。

C，指的必然是她丈夫。他不知道，当然了，他肯定不知道。

霍夫斯德神父。

和我没有关系。

我本可以一走到街上，就把纸团起来，扔掉。我确实这么做了。我把信封扔掉了，风把它吹进了大学林荫道边的排水沟。然后，我才发现，便条并没有在信封里，还在口袋里。

我再也不会去医院了。我也不会去圭尔夫的。

她丈夫名叫基特。现在我想起来了。他们一起出海。克里斯托弗。基特。克里斯托弗。C。

回到公寓楼，我发现自己搭电梯下了楼，到了车库，而没有上楼回家。我上了车，套上外衣，出门上了大街，朝加德纳高速公路开过去。

加德纳高速公路，427号公路，401号公路。这会儿，正是交通高峰时间，不是出城的好时机。我讨厌这种时候开车，我很少在这种时间出门，没有信心在这种情况下开车。还剩下半箱油，另外，我还得上个厕所。也许在米尔顿，我想。我可以停在公路边，加满油，上个厕所，再考虑考虑。这会儿，我除了继续开车，没别的办法。朝北，然后再朝西。

我没有下车。先经过了米西索加出口，接着是米尔顿出口。我看见公路的指示牌告诉我还有多少公里到达圭尔夫。我像往常一样，脑子里大致换算了一下有多少英里，估计汽油够用。我不给自己停车的理由是，太阳就要落下来了，越来越麻烦了。现如今，即使在最好的天气，城市的上空也会笼罩一层雾霾。

我在圭尔夫转弯以后才下了车，迈着僵硬、颤抖的双腿去了卫生间。随后，我加满了油，付账的时候顺便打听了大教堂的位置。方向不清楚，但是对方告诉我在一座山上，到了镇中心，随处都能看见。

显然并非如此，尽管确实在哪里似乎都能看见它。一个个精致的尖顶从四座塔楼里伸展出来，我以为它只是大，结果还挺漂亮。当然确实很大，对于这么一座相对较小的城市来说，这肯定是最权威的主教座堂了。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实际上，它并不是主教座堂。

这就是沙琳结婚的地方吗？

不是，明显不是。她当年参加的是联合教会的夏令营，那个夏令营没有天主教徒，倒是有不少新教徒。那么，和C有关吧。不知道。

她也许悄悄地改了信仰。从那以后。

我及时地找到了到教堂停车场的路。我坐在那里想我该怎么办。我穿着休闲裤、夹克衫。我觉得，到天主教堂—不是，是主教座堂—的要求是非常古典的，我不知道自己这一身是不是合适。我试图回忆去欧洲大教堂参观的时候，是不是不许露胳膊？头巾？裙装？

上了山，是一片辉煌的、尊贵的寂静。四月，树叶还没有开始发芽，不过，挂在上空的太阳毕竟已经很明亮了。地上有一条低矮的雪堤，呈现出教堂前空地路面的灰色。

我身上的夹克衫，晚上穿太单薄了。或许是这里的夜晚太凉了，风比多伦多大。

这个时候，教堂也许已经锁门了。锁上了，空荡荡的。

高大的前门看起来确实如此。我没有爬上台阶去试，我决定跟着两个老太太，她们和我一样老。她们是沿着长长的阶梯从大路上过来的，看起来完全没打算走这些台阶，而是直接朝教堂一侧的便门走去。

里面的人更多，大概有二三十个，不过感觉他们不像来参加什么活动。他们分布在教堂前排的座位上，有的跪着，有的在聊天。走在我前头的两个老太太顺手在一只大理石圣水盆里沾了沾手，甚至没有抬起眼睛看看自己在干什么。她们冲一个正在布置桌子上的篮子的男人打了个招呼，声音也不算低。

“这天气，看起来挺暖和，其实真够呛。”一个老太太说。男人说风快把鼻子刮下来了。

我看见了告解室。如同一座座独立的避暑屋，像哥特式的玩具房，大量阴沉沉的木雕，深棕色的布帘。而其他的地方都闪闪发亮，光彩夺目。最高的弧形天花板是最神圣的蓝色，底下的弧线和直立墙连接，用绘制着圣像的漆金徽章来装饰。彩色玻璃窗在这会儿的阳光照耀下，变成了一块块的珠宝。我沿着侧廊小心地往前走，想看一眼圣坛，可是，教堂的高坛在西面的墙上，那儿的光线太亮，照得我睁不开眼睛。纵然如此，我还是看见，窗户的上方画的是天使。一群天使，鲜艳、透明，纯净得如同光线。

这是最需要谨慎的地方。不过，这里似乎没有人小心翼翼。聊天的女人们确实是轻声聊天，但并没有轻到窃窃私语的地步。其他人事务性地点点头、画画十字，就跪下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我也该忙自己的事儿了。我四处张望，想找一个神父，不过视线范围内没有。神父肯定也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了一天；他们现在肯定已经开车回家，进了起居室或办公室、书房，打开电视，松开衣领，拿了一杯喝的，心里想的是晚上不知道有没有好吃的。他们来教堂的时候，是来供职的。他们穿上法衣，准备主持仪式。或者弥撒？

或者是来听告解的。问题是，没有人知道他们在不在。他们的格子隔间，不是有他们自己进出的门吗？

我得找个人来问问。那个在桌子上分篮子的男人，看起来不是光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出现在这里的。他也显然不像引座员。大家在这里都是自己决定坐在哪里、跪在哪里的，有时可能会因为宝石一样刺眼的光线干扰，站起来再换个地方。我和他说话时压低了声音，以往我在教堂就是这个习惯。他没听清，只好叫我再说一遍。或许是因为困惑或尴尬，他犹疑不决地朝某间告解室的方向点了点头。我应该非常明确，他才可能明白。

“哦，不，不，我是想找一个神父。有人叫我来找他。霍夫斯德神父。”

整理篮子的男人消失在侧廊稍远的一端，过了一会儿，他和一个神父一起回来了。这个年轻的神父矮胖结实，脚步轻快，穿了一件普通的黑色袍子。

他叫我到一个房间去。之前我没注意到这个房间。实际上，也不是房间。我们走过了一段拱道—不是门廊，到了教堂后面。

“这里方便谈话。”他说着，给我拉过来一把椅子。

“霍夫斯德神父……”

“哦，不是我。我得告诉你。我不是霍夫斯德神父，他不在这里，他在休假。”

有好一会儿，我都不知道怎么继续说下去。

“我会尽力帮助你的。”

“有一个女人，”我说，“她在多伦多的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快死了。”

“是啊，我明白，玛格丽特公主医院。”

“她请我来，我这里有一张她写的条子。她要我来找霍夫斯德神父。”

“她是这个教区的成员？”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她原来住在这里，她是圭尔夫人。她是我多年未见的老朋友。”

“她什么时候和你说的？”

我只好解释，她没有和我说过，她睡着了，不过她留了张条子给我。

“那你不知道她是不是天主教徒？”

他的嘴角有一块开裂的溃疡，他讲话的时候一定很疼。

“我觉得她是，不过她丈夫不是。他也不知道她是吧。她不想让他知道。”

我这么说，想让事情更清楚一些。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有种感觉，神父可能很快就要烦了。“霍夫斯德神父肯定都知道。”我说。

“你没和她谈谈？”

我说她正在接受药物治疗。不过，她不会一直在接受治疗，她一定有清醒的时候。我也强调了这一点，我觉得有必要强调一下。

“要是她希望做告解，你知道，玛格丽特公主医院就有神父。”

我想不出来还该说什么了。我拿出字条，抹平了递给他。我发现她的字迹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正常。只是因为有信封上的字做对比，才可能觉得这些笔迹容易认出来。

他露出了困惑的表情。

“谁是C？”

“她丈夫吧。”我担心神父问我他的名字，然后再和他联系。不过，他只问了沙琳的名字。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他问。

“沙琳·沙利文。”真是奇迹，我记得她姓什么。我又想了一下，确信我没有记错。因为这个姓太像天主教徒的姓了。这不是说明这位丈夫可能也是个天主教徒嘛。不过，神父也许会推断这位丈夫堕落了，这样的话，沙琳的秘密就容易理解了，她的便条也会因此变得急迫了。

“她为什么只要霍夫斯德神父？”

“我想大概是有特别的事儿吧。”

“所有的告解都是特别的。”

他站了起来。我还是坐着不动。他又坐了下来。

“霍夫斯德神父正在休假。不过，他没出门。我可以给他打电话问问，要是你非这么坚持的话。”

“好的，谢谢你。”

“我不想打扰他。他最近情况并不好。”

我回答说，如果他的情况确实不太好，没法开车到多伦多，我可以开车送他去。

“要是有必要的话，他的交通问题，我们会解决的。”

他朝四周看看，没找到什么能帮他的，便取下别在口袋上的钢笔，打算在便条的空白处做点补充。

“我确定一下这个人的名字。夏洛特？”

“沙琳。”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没有想过吗？一次也没有？你可能觉得，当我瞥见广博的怜悯（即便有些小小的狡猾），我可能便崩溃了，崩溃是明智的。但是我没有。不适合我。做过的事情都做过了。天使云集，却血泪斑斑。

我坐在车里，没想到要开发动机，尽管车里冻得我直发抖。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知道我可以怎么做：找到公路入口，加入奔向多伦多的永恒、灿烂的车流；或者，要是没力气开车的话，就找个地方过夜。大多数地方都提供牙刷，至少也会有台机器卖牙刷。我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但是我累了，太累了，没有力气做什么。

湖面上的摩托艇本来离岸边应该有些距离，特别是离我们夏令营的营区，以免摩托艇造成的水波妨碍我们游泳。但是，最后一个早晨，那个礼拜天的早晨，有两艘摩托艇开始比赛，它们转着转着，就近了。当然没有木排那么近，不过已经足以掀起波浪。木排来回颠簸，保利娜提高了嗓门，她的叫声中满是斥责和惊恐。摩托艇的噪声太大了，开摩托艇的人根本不可能听见她的声音。他们掀起了一个巨大的浪头，浪花冲向岸边，我们这些在浅水里的人也站不稳了，有的随波浪起伏，有的失足跌进水里。

我和沙琳都没站住。我们背对木排，因为当时我们在看维尔娜。我们站的地方，水大概没到我们的腋窝。我们被水抬起来，同时又被扔了出去，这时候听到了保利娜的尖叫。我们可能也像其他人一样尖叫了，开始是害怕，后来是被浪头淹没再站稳的兴奋。随后的浪头再也没这么大了，我们能控制好站着。

我们摔倒的时候，波浪把维尔娜卷了起来，朝我们的方向抛过来。当我们重新浮上水面，脸上挂着水珠、胳膊胡乱扒拉时，她就在水面下，四肢张开。四面八方都是尖叫、呼喊，浪头变小了，尖叫反而变多了。错过了第一次袭来的浪头的，装作被第二个浪头打翻了。维尔娜的脑袋没有钻出水面，她现在不再迟钝了，而是从容不迫，在水中轻盈得如同水母。我和沙琳的手碰到了她。碰到了她的橡胶泳帽。

要是我们在力图保持平衡的时候，抓住手边一块不小的橡胶物件，根本没发现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干了些什么，这可能就是一场事故。我想清楚了。我觉得没人会指责我们。小孩子们都吓坏了。

是的，是的，不会知道我们干了什么。

这是真的吗？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起初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决定。我们没有互相看，然后决定做这件明明是有意识做的事儿。说有意识，是因为当维尔娜的脑袋想伸出水面的时候，我们的目光确实相遇了。她想把头伸上来，如同锅里煮沸的团子。她的身体在水下徒劳无益地虚弱挣扎，这种时候只有脑袋知道应该怎么办。

我们可能没抓住橡胶脑袋，橡胶帽子没有防滑设计，没有凸起的花纹。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它的颜色，苍白乏味的蓝色，不过我没法描绘它的花纹—一条鱼，一个美人鱼，一朵花儿—花纹的脉络压进了我的手掌里。

沙琳和我的目光落在了对方的身上，我们都没有看我们的手在干什么。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充满了喜悦的神采。我猜想我的眼神也是如此。我想我们并没有罪恶感，也没有为我们的邪恶得意洋洋。感受得更多的是，我们仿佛正在做神奇地召唤我们去做的事儿，仿佛这是我们这辈子当中，让我们之所以成为自己的一个最高点，一个巅峰。

你可能会说，我们走得太远了，没法回来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但我发誓，从来没有过选择，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过。

整个事情可能没有超过两分钟。或者三分钟？一分钟三 十秒？

要是说那时候，阴沉的云彩渐渐散了，可能太过分了。但是，就在某个时刻—或许是摩托艇侵入的时候，或许是保利娜尖叫的时候，或许是第一个浪头打过来的时候，或许是我们手掌下面那块橡胶不再挣扎的时候—太阳突然出来了，海滩上来了更多的家长，辅导员叫我们别玩了，赶紧上岸。游泳课结束了。对那些住在远离湖边的地方，家乡也没有游泳池的孩子来说，夏天结束了。私家游泳池只存在于电影杂志之中。

我已经说过了，和沙琳分手、钻进父母车里时的情景，我记不清楚了。因为无关紧要。在那个年纪，事情早已经结束了。你会盼望事情结束了。

我确信，我们没有说陈词滥调，没有污辱，也没说过没必要的话。比如，不要告诉别人。

我可以想象，骚乱就此开始。不过，要是没有急剧的变化，不会迅速蔓延。有一个孩子的凉鞋丢了。最小的孩子里有一个因为浪里的沙子卷进了眼睛尖叫不已。一个孩子在吐，不知道是因为在水里兴奋过度了，还是因为家人来了太高兴，或者是偷吃糖的动作太快了。

很快，但不会是即刻，焦虑就开始弥漫。有人失踪了。

“谁？”

“一个特殊营营员。”

“该死。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负责特殊营的女人跑来跑去，穿着她那件花游泳衣，肥胖的胳膊和大腿上，奶油冻般的肥肉直晃荡，声音发了狂，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有人去树林里找，沿着林间小径往上走，叫着她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

“维尔娜。”

“等等。”

“什么？”

“水上面有什么东西？”

不过，我相信，那时候我们早已经走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