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躺在沙发上，盖了一块他们在卧室找到的针织围巾。我不想抬起头来，屋里充满了咖啡的味道。乔伊斯进来了，看起来脸色苍白。她说贝里曼家的孩子醒了，她给了他们一块小甜饼，叫他们回床上去，所以没事。她没让他们出房间，她觉得他们什么也不会记得的。她说她和凯已经清理了卫生间和走廊，不过她担心地毯上还是有一块污迹。咖啡已经煮好了。我的意识还不是很清醒，男孩子打开了收音机，把贝里曼家的唱片全翻了一遍。他们把唱片都放在地板上。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头，但是，我想不起来是什么。

凯给我用早餐杯倒满了咖啡。

“我不知道能不能喝下去。”我说，“谢谢你。”

“坐起来。”她轻快地说，仿佛她每天都要对付喝醉的人，我用不着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似的。（几年之后，在产科病房，我又听到并认出了这种腔调。）“现在，喝吧。”她说。我喝了，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只穿了一件衬裙。乔易丝和凯把我的上衣和外裙都脱了。她们把裙子刷了刷。因为上衣是尼龙面料的，就把上衣洗了挂在卫生间里。我把围巾拽上来，盖在胳膊上。凯笑了。她给大家都倒了咖啡。乔伊斯把咖啡壶拿进来，在凯的指示下，只要我喝了一点，她就帮我把杯子倒满。有人颇有兴致地问我：“你一定是很想喝醉吧？”

“没有。”我生气地回答，继续顺从地喝咖啡，“我只喝了两杯。”

凯笑起来：“好吧，我只好说你上头了。你知道他们几点回来吗？”

“一会儿，我想应该是一点以后。”

“那时候你就没事儿了。多喝点咖啡。”

凯和其中一个男孩开始跟着收音机的音乐跳舞。凯的舞姿非常性感，不过和把我拉起来叫我喝咖啡时的冷漠表情比较，跳舞的她，脸上有些许高傲的，放纵的神情。男孩凑到她耳边窃窃私语，她笑了，摇了摇头。乔伊斯说她饿了，她去厨房看看有什么吃的。土豆片或者饼干，或者随便什么吃了也不容易被发现的东西。比尔·科林过来了，坐在沙发上，就在我旁边。他的手钻进围巾抚摸我的腿。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摸我的腿，用一种我觉得特别愚蠢，相当恶心，让人害怕的荒唐表情看着我。我感觉十分不舒服。我奇怪为什么比尔·科林有这么一副表情，大家还都说他长得英俊。我紧张地挪开腿，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但没有住手。然后，我爬下沙发，用围巾裹住自己，想去卫生间看看我的上衣有没有干。我刚走路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吧，微微有些蹒跚。也许是为了让比尔·科林明白他没有吓倒我，我立刻夸大了这个事实，大声嚷嚷说：“看我还能走直线！”我突然歪了一下，朝门廊方向摔了一跤，随之而来的，是大家的哄笑声。当前门的把手转动，发出轻轻的滴答一声时，我站在走廊和起居室之间的拱道上，身后的一切动静都消失了，当然，除了收音机。围巾也出于某种妙不可言的恶毒，滑到了我的脚下。哦，编排杰出的滑稽剧，精彩时刻！门口站的是贝里曼先生和太太，他们脸上的表情，完全符合所有传统滑稽剧导演对这类场景的设想。当然，他们早已经准备好了这样的表情，他们也不可能在震惊之初就炮制出这样的表情。我们在屋里的动静，他们毫无疑问一下车就听到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早就回家了，是因为头疼，还是吵架了？以我的立场，不适合打听。

贝里曼先生送我回了家。我不记得我是怎么上的车，怎么找到我的衣服，然后穿上，怎么和贝里曼先生说晚安，也不知道有没有说晚安。我也不知道我的朋友们是怎么办的，不过我估计，他们拿起外套，拔脚逃窜，发出勉强的咆哮来表示自己的蔑视，以掩饰逃跑的羞辱。我记得乔伊斯手里还捧了一盒饼干，嘴里还在解释说我是因为吃多了，所以病得厉害。我记得她说的是，晚上吃了德国泡菜。还说我给他们打电话求助。（后来我问她怎么解释的，她说解释有什么用，你浑身酒气。）我记得她还说过，啊，贝里曼先生，我求求你，不要，我妈妈是个很神经的人，我不要让她崩溃。要是你愿意，我可以跪下来求你，你千万不要给我妈妈打电话。我没有印象她真的跪下来了，这只是一个威胁，并没有真的这么做，否则她应该立刻就这么干了。

贝里曼先生对我说：“好吧，你自己也知道，你今天晚上的行为是件很严重的事。”他说得好像要控告我刑事过失之类，甚至更可怕的。“要是我视而不见，那就是我大错特错了。”他说。我猜，除了生我的气，讨厌我以外，他还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把我送回家，我古板的父母肯定不断地唠叨我是在他家喝醉了酒。大多数禁酒会的人认为这就足以认定他的过失，把他抓起来。而且这个小镇上全都是禁酒会的人。从工作角度出发，对他来说，和小镇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这不是头一回吧。”他说，“要是头一回的话，一个小姑娘，会聪明到往酒瓶里再加水？不可能。她很聪明，却没料到我会提前回来。你怎么说？”我张开嘴想回答，尽管我觉得自己十分镇定，但是唯一发出来的声音却是洪亮的，绝望的傻笑。到了我家门口，他停下了脚步。“灯是开着的。”他说，“现在，进门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全部真相。记住，要是你不说，我会说的。”他没有再提付我今天晚上看孩子的钱，我也完全没想起来。

我进了屋，打算直接上楼，但是妈妈叫住了我。她到了前厅，我就在这里，还没来得及开灯，她肯定已经闻到了我的味道，因为她立刻惊讶地尖叫着跑过来，仿佛看见有人摔倒了似的。当我真的冲着栏杆倒下去时，她抓住了我的肩膀。怪诞的霉气打倒了我，我从头到尾都告诉了她，甚至没漏掉马丁·柯林伍德，以及那瓶并没有认真考虑的阿司匹林，承认了错误。

星期一早晨，我妈妈坐大巴去了贝尔维利，找到了那家卖酒的商店，买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她等车回来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认识的人。她没能藏好包里的那瓶酒，她为自己没带个合适的包出来十分生气。她一回来，连午饭也没吃就去了贝里曼先生家。贝里曼先生还没有去厂里。妈妈到了以后，和他们夫妻两人都聊了，给他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后贝里曼先生开车送她回家。她和他们说话很坦率，这是她特有的理性，这种印象总是会给以为自己即将应付的是一个当妈的人一个愉快的惊喜。她告诉他们，虽然我在学校的表现不错，实际上却已经大大退步了，或者说是心智失常。我想，关于我的行为分析，对贝里曼太太非常有效，她是儿童指导书的热心读者。当我妈妈举出一个我目前困境的具体事例，讨好地献上马丁·柯林伍德的故事时，她们之间的关系便亲热起来。

几天之内，整个镇子，还有学校，都知道我为了马丁·柯林伍德打算自杀。但是在此之前，全校和全镇就已经知道当贝里曼夫妇星期六晚上回家时，发现我喝醉了，摇摇晃晃，除了衬裙什么也没穿，和三个男孩子待在一个房间里，其中一个是比尔·科林。我妈妈说她带给贝里曼先生的那瓶酒，费用要从我看孩子的收入里扣。但是，我的客户如同上一场四月的雪一样，消散得无影无踪。要不是七月份的时候，镇上的新邻居们初来乍到，还没来得及和左邻右舍八卦一番就要找人看孩子，这钱就付不上了。

我妈妈还说，让我和男孩子出去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所以直到十六岁生日以前，不许我再和男孩子们出去玩。事实证明，这不算苛刻，因为在那之前，根本没人约我出去。要是你以为，在贝里曼家的经历让我变成小镇举行的各类娱乐、狂欢活动上大受欢迎的人物，你就大错特错了。它成了我第一段非凡的堕落历史，给我打上了一种特殊的倒霉烙印，仿佛一个姑娘非婚生子，结果生了三胞胎，谁都不想和她有任何关系了。无论如何，那段时间，在整个中学，我的电话大约是最安静的，声名绝对是最为罪孽深重的。这种情形我一直忍受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十年级的一位胖胖的金发姑娘跟一个已婚男人跑了，两个月之后，在苏圣玛丽城被人发现，过着堕落的生活，但已经不是和与她私奔的那个男人了—这下，大家把我忘光了。

不过这件事的结果之中，有一个是积极的，完全出乎意料的好结果：我彻底克服了马丁·柯林伍德这个挫折。不仅仅是因为马丁立刻当众说，他一直觉得我是个疯子，我还对他失去了骄傲感。早在一个月，一个星期之前，我脆弱的爱慕就该从他那里绕开了。到底是什么把我又重新带回了世界？是我的灾难本身，是可怕的现实，魅惑的现实，是事情发生的方式。我并不喜欢这样，我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姑娘，这种暴露让我感觉非常痛苦。但是，那个周六的事件却迷住了我。感觉仿佛是，我匆匆的一瞥，看见了无耻的，不可思议的，一片片剥落的荒谬。这不是虚构，这是生活的设计偶然完成的作品。我没法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当然，那年六月，马丁·柯林伍德考上了大学。他去了城里的一所学校，去上殡仪专业的课程，我想课程大致是这么一个名字。他回来以后，和他叔叔一起做起了丧葬生意。我们住在一个小镇上，彼此的大部分事情都会听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面对面碰到过，几年来也没有见过面，只是偶尔远远地瞥到一眼。我参加了他要娶的那个女孩的送礼会，不过，几乎每个人都要参加任何人的送礼会。我想，我是没有真的再见过他，直到我结婚几年后回家参加一个亲戚的葬礼。那一次，我看见了他，不太像达西先生，不过在一身黑衣服的衬托之下，还是挺好看。在这种场合，我发现他注视我的表情，几乎是缅怀往事的微笑。我知道他不是想起了我对他的仰慕，就是想起了我那段尘封已久的小小灾难，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回以温和的不解表情。如今我已经成年了，让他挖他自己的灾难去吧。

[1] 原文为法语，尤指中世纪绘画中出现的象征死亡的骷髅带领人们走向坟墓的舞蹈。—译者注